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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历史，漫长悠久，积淀深厚，有丰富的遗迹、文物，文献见证。而地图则是一类最形象、最直观记录北京城市发展的独特史料，尤其值得关注，
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地图的作用，自古就有“左图右书”之说，认为“图乃书之祖也……是知图者形也，书者文也。形立而后文附之，此图书先后之次第也”(《雍正完县志•图考》)。
地图是富含信息的文献类型，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用简洁的符号和文字，将复杂的自然和人文要素映像到时空的大背景下，任由读者从不同角度、通过不同渠道研读，获取各自所需的养分和乐趣。
小编今天就从百余幅老地图中选出69幅比较有代表性的介绍给大家，今后还将陆续更新。
《燕京图》（1325年）
《燕京图》选自《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据元泰定二年（1325年）刻本翻刻本。该书由宋末年间陈元靓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生括类书，原本已失传，元以后多种刻本传世，但都已经过增补和删改，内容多有出入。该版收录的金代的《燕京图》是见存最早的一幅北京城图。
1325年，元泰定二年绘制的《燕京图》
《燕京图》描绘了丰宜门、宣阳门至宫城一线的地物。金中都城是仿照北宋都城东京的规制，就辽南京城改建而成的。中都城分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大城丰宜门，皇城宣阳门，宫城正南门应天门构成中轴线，东为文楼，西为武楼，中为宽阔的御道，两旁有沟，沟边植柳。金中都的中轴线，正是以后明清北京城外城西墙所在的位置，现在西二环的南段。应天门往北，经过大安门，便是皇宫中的大安殿，大安殿是金帝举行大典的地方；大安殿后为仁政殿，是金帝听政之所，也是皇宫中的主要建筑；皇宫中的正北门为拱辰门。从图中可以看出金中都宫城的殿堂馆阁、亭楼宫观，高敞宏丽，气宇万千。图中还有“燕山府”的注记，这是因为宋王朝曾从辽国手中夺回燕京，施行了短暂的统治，并将燕京更名为燕山府。仅过两年，燕山府又被金人所占，成了金国的都城“中都”。但习惯上，仍有宋人称金中都城为燕山府。
《北京城宫殿之图》（1531-1561年）
《北京城宫殿之图》成图于嘉靖十年至四十年，万历年间刻本，墨印。原图藏日本宫城县东北大学图书馆。
1531-1561年，明嘉靖年间绘制的《北京城宫殿之图》
《北京城宫殿之图》主要表现北京内城面貌。除街道、河道用线条表示外，其他如宫殿、衙署、坛庙、城垣都用形象绘图形式表现。图南端起自正阳门，向北有大明门、承天门（今天安门）、端门、午门、奉天门（今太和门）、奉天殿（今太和殿）、华盖殿（今中和殿）、谨身殿（今保和殿），一直到内城北墙，绘出了东安门和德胜门。
1531-1561年，明嘉靖年间绘制的《北京城宫殿之图》局部
《北京城宫殿之图》详细描绘制图的中心区域——皇宫，对宫城以外内城内容一带而过。地图上端有文字30行，以歌谣形式把明朝自洪武至万历各代皇帝的年号和在位时间扼要表示出来。是现存最早的描绘明清北京城的古地图珍品，对研究明代北京的宫殿、城市布局等有一定参考价值。
《京师五城图》（1560年）
《京师五城图》选自《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民国九年（1920年）刻本，明张爵撰，成书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原书为宫廷旧藏，已失传，张爵官至锦衣卫指挥使。书中记述了明代北京五城三十三坊的名称、方位及各坊内的胡同，同时还附载了京师八景、古迹、山川、公署、学校等名称，是北京的一部专志，类似现在的地名志。
1560年，明嘉靖三十九年绘制的《京师五城图》
《京师五城图》绘出了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各个城门、京城三十三坊、积水潭、太液池等内容；城外的重要地物，如居庸关、大教场、黄金台、郑村坝、东岳庙、南海子、卢沟桥等也都有表示。
《北京皇城图》（1573-1620年）
1573-1620年，明万历年间日本绘制的《北京皇城图》
《京师全图》（1736-1795年）
《京师全图》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大致为清乾隆时期淡彩印本，未注绘者，详细描绘了北京的街巷胡同。该图还属于古地图范畴，没有发展到现代测绘学意义上的地图绘制。
1736-1795年，清乾隆年间绘制的《京师全图》
《精绘北京图》（1747-1776年）
《精绘北京图》藏于大英图书馆，图题“精绘北京图”贴于图背；全图不附比例、方位，采用北上、南下的布局。图例仅标示“满洲圆圈（厢黄旗黄色红边、正黄旗黄色、正白旗白色）、蒙古方圈（厢白旗白色红边、正红旗红色、厢红旗红色白边）、汉军尖圈（正蓝旗蓝色、厢蓝旗蓝色红边）”，说明了图中八旗所代表的颜色。
1747-1776年，清乾隆年间绘制的《精绘北京图》
《精绘北京图》采用传统形象描绘北京皇城内各官署衙门、王府、胡同、寺庙、牌楼及城墙城门；但紫禁城中的宫殿则约略表示，主要标记几座重要建筑。该图在坊巷胡同口绘有栅栏门，这说明清朝中前期内城胡同口安有栅栏门。
《乾隆京城全图》（1750年）
《乾隆京城全图》由清海望、郎世宁、沈源等绘制。是清代乾隆时期大规模地图测绘工作的产物，完成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原图存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1935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发现。原图由51幅拼合而成，每幅长84厘米，宽26厘米，图幅总长1402厘米，宽1326厘米，比例尺约为1：650。该图幅面之大、内容之详，在中国现存古代城市地图中首屈一指，堪称空前绝后。
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局部
1940年7月，日本兴华院亚北联络部政务局调查所将该图缩印出版，比例改为1：2600，以《乾隆京城全图》为名，装订成17册，附解说及索引。同年，故宫博物院亦以《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为名，比例尺为1：2400，影印为散页函套装帧，共208张，附“排列图”。
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局部
《乾隆京城全图》以北京城区为范围，图中主要表现官署衙门、王宫府第、街衢道路、寺观庙宇、水道湖池、桥梁、民居房舍等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采用平面与立面相结合的方法，表现建筑物的分布位置与结构形态。
《北京内外城图》（1752年）
《北京内外城图》的绘制缘于证明紫禁城的午门并不在经线上。1751年R. P. Gaubil自中国寄来一张北京内城图，由M. Hellot交给法兰西科学院。Philippe Buache依照此图画成初图。M. Délisle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并依照法国-葡萄牙耶稣会用天文仪器测定的北京经纬标示，在初图上增加了外城和子午线。是现存最早带经纬线的北京地图。
1752年，清乾隆十七年法国绘制的《北京内外城图》
《北京内城图》（1760-1774年）
《北京内城图》藏于大英图书馆，图题系以其内容拟订；全图不附图例、比例及方位，采用北上、南下的布局。图中以紫禁城为中心，向外扩及到整座北京城；全图以传统俯瞰的视角，形象描绘整座北京及紫禁城各项建筑。同时，内城按黄、红、蓝、白围绕皇城驻防，皇城按红、黄、蓝、白围绕紫禁城驻防，图中按颜色标明。比例接近实际，但仍属示意性质，胡同长短与实测仍有距离。
1760-1774年，清乾隆年间绘制的《北京内城图》
《北京内城图》图面内容相当丰富，各项建筑、巷衖胡同、官署、寺观、牌楼、城门及紫禁城内宫殿，均标示文字并编上号码；图后贴有一张活页纸，以英文注记地名，可互相比对。城墙四处角楼、九座城门亦清楚标示；城门及角楼之间分别有文字说明距离。图中出现硬笔书写英文与俄文的说明，显然为在华的外国人使用过。
《北京内城地图》（1765年）
《北京内城地图》原图由法国拉特雷于1765年雕刻，1965年美国纽约州伊卡萨市历史城市地图复制公司依据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所藏刻本复制。该图绘制时适逢中国清乾隆中期，是清代最繁荣的时期。与此同时，法国取代荷兰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制图中心。这二“最”对改图产生一定影响。
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法国绘制的《北京内城地图》
《北京内城地图》标有经纬度和比例尺。已初具现代地图的特征，不过局部仍采用形象绘法。图中重要建筑标有数字或字母编号，但没有相应的文字说明。
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法国绘制的《北京内城地图》局部
《北京内城地图》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细节刻绘，城墙、街巷牌楼、寺庙高塔、河上桥梁等均以立体或平面形象显示；二是水域水道绘制详细，整个水系包括中南北三海、什刹三海和东南角泡子河水域以及故宫、紫禁城东侧东河沿和西侧北沟沿水道，其中大面积水域采用等深线绘法；三是形象绘山，北京内城绘出了景山和北海琼岛上的山丘。
《京城全图》（1796-1820年）
《京城全图》为手绘地图，作者和年代不详，但是根据其中的地名“林清宫”大致推断为清嘉庆时期。
1796-1820年，清嘉庆年间绘制的《京城全图》
《首善全图》（1796-1820年）
《首善全图》是北京内外城图，并未涉及郊区。各座城门涂红，城内各胡同、坛庙、宫殿、王府、园林、河道、井桥等标注清晰，采用了形象绘法，立体感强。
1796-1820年，清嘉庆年间绘制的《首善全图》
《首善全图》虽然详细反映了北京城的情况，但是比例并不准确，如紫禁城绘成方形；内外城图基本上是一长方形，并非“凸”字形。相对而言，外城标识更加详细，而内城个别地方有图无说。从绘图情况推断，该图应为清嘉庆时期民间绘制的一幅京城地图。
《北京城区图》（1817年）
《北京城区图》为俄、法双语版。该图绘制详细，城墙、垛口、城门、城楼、马道等一应俱全。地图中的北京城分为四个部分；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紫禁城南北中轴线从午门至神武门，线上主要建筑均绘成立体图样，前后宫廷、左右宫殿的格局清晰可见。城墙、厢房以及护城河构筑成紫禁城的三道防线。
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绘制的《北京城区图》
《北京城区图》分色描绘，寺庙建筑描以黄色，仅从图中占地面积来看，最大的三座庙宇分别是嵩祝寺、雍和宫和隆福寺。嵩祝寺是蒙古藏传佛教驻地，如今寺庙犹存，却风光不再。蓝色表示水，
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绘制的《北京城区图》局部
《北京城区图》中大片水域共计5处；什刹三海、什刹三海西北水域、中南北三海、天坛北侧鱼藻池以及天坛东南水域。天坛北侧鱼藻池。俗称“金鱼池”，当年是亭台楼阁、风雅之地，如今也是遗迹难寻。绿色区域主要包括北海和中南海周边的绿植、内外城诸多王府以及琉璃厂。南海中未画出瀛台。
《中国京城详图》（1843年）
《中国京城详图》于1843年英国伦敦印刷，使用乾隆二十五年（1760）底图，加注英文制版。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英国绘制的《中国京城详图》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英国绘制的《中国京城详图》（黑白版）
《京师总图》（1850年）
1850年，清道光二十八年绘制的《京师总图》
《北京全图》（1861-1887年）
《北京全图》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图题“北京全图”墨书于图上方。图中方位北在上，全图主要描绘清代后期北京城内、外城的城墙轮廓、水系分布、城垣街道与建筑布局。图中详细绘制主要街道胡同，但其他街道仅以墨色线条表示而不注地名、不着色。另标示官署、衙门、王府、寺庙与教堂等建筑，并用不同颜色区别。并绘出紫禁城、皇城内的宫殿园林建筑、外国使馆、天坛、先农坛的位置。
1861-1887年，清末绘制的《北京全图》
《北京全图》中较有趣的注记，是在“阜成门”边注“平贼门”，根据《清稗类钞•地理类八》“京师城门”条载：“阜成门又名平贼门，平闯贼也。当明末时，闯贼从此门遁出，其南壁上尚有手印之莲花迹，城内有一胡同，曰：追贼胡同。乱定后，居民恶其名改追贼为锥子，而书平贼为平则。”“广宁门”边注记“张仪门”，恐误。按明代“彰义门”，入清称“广宁门”，后因避道光讳，改称“广安门”。
《北京地里全图》（1865年）
1865年，清同治四年绘制的《北京地里全图》
《京师内城首善全图》（1870年）
《京师内城首善全图》所绘北京“凸”字形轮廓不很明显，所绘范围为十三座城门之内的城区。绘制细致，内容丰富，详细描绘了清代北京内城的原貌，如街道、胡同、城门、牌楼、寺庙、贡院等。图中还详细标明满族八旗旗界。绘图手法采用立体、平面相结合的形象绘法。
1870年，清同治九年绘制的《京师内城首善全图》
《京城内外全图》（1875-1908年）
《京城内外全图》周边标注了东、西、南、北各段城墙准确长度，由此可推算内、外城面积。全图绘制精细，是研究清代北京城内外布局主要参考资料。
1875-1908年，清光绪年间绘制的《京城内外全图》
《京师城内河道沟渠图》（1875-1908年）
《京师城内河道沟渠图》形象地绘制出九座城门。呈正方形的城墙及钟楼、鼓楼等北京中轴线建筑物。图中对城内多如牛毛的胡同进行比较详尽的标注，而对紫禁城内只标注“大内”两字，没有绘制其他建筑物。图中红色表示河道沟渠，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北京城内明渠暗沟几乎遍布每条胡同，图中除了什刹海、积水潭、太平湖外，沟、渠、河道无一名称标注。
1875-1908年，清光绪年间绘制的《京师城内河道沟渠图》
《京师城内河道沟渠图》，从西向东有三条大河道纵观京师，第一条北起曹公观南的虹桥，往南经马市桥、太平桥至宣武门附近的象房桥，这条河道是明朝时西城地区的排水沟，成为河槽。第二条北起什刹海经地安桥（海子桥、万宁桥、后门桥），沿东皇城根一直往南到水津门。这条河道即为明代御河，又名玉河。第三条北起安定门，沿北城墙往东，再往南到达东南城墙的泡子河。这幅图对于了解北京城内水系以及维护北京生态环境、恢复北京城内水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北京周边图》（1894年）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绘制的《北京周边图》
《北京内城图》（1899年）
《北京内城图》采用透视立体画法，形象地绘制出钟楼、鼓楼、城墙和四座紫禁城门、四座皇城城门及内城九座城门的城楼、马道。图中什刹海、御河和护城河用淡绿色表示，内城城墙用淡蓝色表示，皇城城墙用红色表示。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绘制的《北京内城图》
《北京内城图》全图比例失调，皇城占整个内城的二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旨在突出表现皇城。图中线条绘制精细，但注记略显粗糙。图九门名称，有的用俗称如：前门、哈德门；有的用元代名称如：齐化门（朝阳门）、平泽门（阜成门）。社稷坛本在天安门内西侧，而该图中社稷坛却位于天安门外西南处。图中将“积水潭”标注为“集水滩”，并形象地在“潭”中画出一个“滩”。
《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1900年）
《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为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所绘制并设色而成，图中以黄、蓝、绿、红、米、蛋青等颜色区分各国占领区域及各衙门公所。如：“大内及詹事府、顺天府具系日本所站(占)，吏、户、礼部、宗人府、太医院、钦天监具系俄站(占)，兵、工部、銮驾库、天坛系英站(占)据”等等。由于分配占领区是根据实力划分的，所以未标出人数极少的意大利（53人）和奥匈帝国（50人）的区域，因此只有6种颜色。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绘制的《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
《订正改版北京详细地图》（1900-1911年）
《订正改版北京详细地图》标注大量清末地名，如大清门、度支部、法部等。内外城西城墙外绘有铁路，内城南城墙外铁路贯穿正阳门。东为京奉车站，西为京汉车站。内城西北角铁路线标注“由此铁路至张家口”。东便门铁路线标注“由此至通州”。使馆区中已绘有道胜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德华银行、正金银行和汇丰银行。在城墙处标注城墙长度。
1900-1911年，清末绘制的《订正改版北京详细地图》
《京师九城全图》（1901年）
《京师九城全图》原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图题“京师九城全图”，书于图上方；全图以墨色描绘京师，紫禁城在图中央部分，以红线画出范围，但未注记任何符号。“九城”指的是北京内城的九座城门，分别是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朝阳门、东直门。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绘制的《京师九城全图》
《京师九城全图》特别描绘京城中几座地标式的城门、牌楼及北京内城的水系与街道布局，城内注记街道、胡同名称。紫禁城前门内东侧东郊民巷一带空白未绘，推测此地段已经划归外国公使馆区。根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辛丑条约》规定大使馆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原东江米巷改名Legation Street（使馆街）。此后中国地图的绘制正式以“东郊民巷”（即本图的东交民巷）称呼，由此判断本图或绘于当年之后。
《京城内外首善全图》（1902年）
《京城内外首善全图》所绘范围，为13座城门之内的城区，所标地名极为详尽，图四周还注各城墙的长度。从皇城、宫城、内城到外城，对城门、街道、寺庙、花园甚至小到牌楼，均一一标注。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绘制的《京城内外首善全图》
《北京全图》（1903年）
《北京全图》所绘范围覆盖当时北京的内城、外城及近郊。内城被德国人称为满洲城或鞑靼城，其中包括“皇帝城”，也就是现在的故宫，外城被称为中国城。地图采用红（标明建筑）、绿（植被）、蓝（水域）、黑（缩略建筑）四种颜色。全图详略分明，重点突出政治和宗教建筑、河道水域及交通线路。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德国绘制的《北京全图》
《北京全图》对皇城、天坛、先农坛和使馆区的描绘最为详细。以使馆区为例，各国领区、银行、医院、海关、俱乐部等建筑均有标识。此外，寺庙道观、王府宅院、坟墓祠堂等建筑以红色标出，这部分内容相当齐全。值得注意的是，图中的内城和外城各有一处钟鼓楼。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德国绘制的《北京全图》局部
北京内城的水域主要包括现在是什刹三海和中南北三海，其中前三者分别称作积水潭、后液和后潭。积水潭由来已久，后液和后潭的说法却是鲜见。图中从天津过来的铁路一直延伸至天坛——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总指挥部。该铁路仅存一年，对其记载很少。
《北京城及近郊图》（1907年）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德国绘制的《北京城及近郊图》
《最新北京精细全图》（1908年）
《最新北京精细全图》是一幅较为精细的实测北京地图。图上道路网络清晰，街道格局规整，地名注记详细。图上标注的大量清末机构，如京师大学堂、邮传部、法部、民政部、外务部、陆军部、实业学堂、艺术学堂等，反映了“清末新政”的成果。京汉铁路已穿城而入，进入正阳门附近。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绘制的《最新北京精细全图》
《京师全图》（1908年）
《京师全图》所绘京城仍为“凸”字形，所绘范围相当于今二环以内城区。图中重要区域用不同颜色表示。其他地方标注较粗糙，只用单色处理，简单标明地名。图上方附有北京使馆届图、京津图、黄寺附近北郊教场图，两旁附有东岳庙教场、乐坛教场图，可见此图作者十分重视分布北京城的教场。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绘制的《京师全图》
《最新详细帝京舆图》（1908年）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日本绘制的《最新详细帝京舆图》
《最新北京精细全图》（1909年）
《最新北京精细全图》系清末较为详细的实测北京地图之一，图中京城内外城的城墙、成门以及紫禁城城墙、城门均用红色标示，十分清晰。政府机构、衙署、教场、书院、王府、各国使馆、教堂、寺庙、仓库、街道、胡同标注清楚，方位准确。
1909年，清宣统元年绘制的《最新北京精细全图》
图上还清楚地绘出京汉铁路，是京汉铁路建成的见证。图框外附有“各省会馆一览表”，分别注明其所在街巷和方位。此外，该图还采用等高线的方法表示地形，是一幅用多种方法绘制京城的早期地图。
《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1913年）
《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为民国政府成立后测绘出版的第一幅北京城区全图。图上绘有方格网，并注明“每方格代一华方里”。图上不仅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古建筑，而且对那些与民众生活有关的邮局、学校、寺庙、医院、水井等均用不同符号标注于图上。民国初年国务院设于中海、大清门改称中华门、中南海正门改名新华门等，这一切在图上均有反映。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绘制的《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
《北京地图》（1914年）
《北京地图》由天津中东石印局印制，主要表示北京的内外城。全图着重表现城内的建筑与街市，分别以红色、绿色与黄色标示官府、学校与寺庙，水体用浅蓝色表示。使馆区用紫色表示，以区别于其他地方。通过不同色彩的使用，使这些地理事项较为醒目，其他地物则较为简略。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绘制的《北京地图》
《北京地图》部分地名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地图下方，附有各省会馆名录。北洋政府的国会、政府各部已出现在地图上，总统府则进驻了中海。
《北京市街图》（1915年）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日本绘制的《北京市街图》
《北京新图-中华民国首善之地》（1915年）
《北京新图-中华民国首善之地》绘制精细，内容详尽。地名英中对照。图中已有中华门、财政部等名称。社稷坛南面已改为中央公园，但未绘出内城东北面的环城铁路。正阳门前的铁路已经不贯通。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意大利绘制的《北京新图-中华民国首善之地》
后来成为北新华街的地方尚是水沟，南北向画有板桥等八座桥梁，据此可知此图制作于1915年。图上还专门列有邮政系统图例，全城各级邮政局（所）、邮票售卖点及邮筒等标记绘制十分系统详明。图上误将北海琼岛标注为煤山。
《最新北京详细全图》（1916年）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绘制的《最新北京详细全图》
《北京游览地图》（1916-1920年）
《北京游览地图》共四幅，图廓不等。为“清宫十三朝演义赠品”，是北京旅游系列图，四幅图分别为：北京皇城全图、北京内城一览图、北京外城一览图、北京游览全图。
1916-1920年，中华民国初年绘制的《北京游览地图·北京皇城全图》
《北京游览地图》按“皇城-内城-外城-全城”的顺序和层次，描绘了北京城的风景名胜以及胡同、各部衙署等。其范围只涉及今北京二环以内，并有各个城门以及京汉、京奉铁路的相关路段及车站名称。二环以内，仅有农事试验场（今动物园）、地坛、日坛、月坛四处地点。
1916-1920年，中华民国初年绘制的《北京游览地图·北京内成一览图》
1916-1920年，中华民国初年绘制的《北京游览地图-北京外城一览图》
1916-1920年，中华民国初年绘制的《北京游览地图·北京游览全图》
《京都市内外城地图》（1917年）
《京都市内外城地图》系民国政府成立后官方根据实测全城各点高程编绘的详细地图，翔实地反映了北京地形高程极其行政区划、机构设置、交通水道等方面的变化。全图标出了以大沽口海平面为基点算起的北京水平石标82处，并各绘红色等高线进行连接。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绘制的《京都市内外城地图》
全城东南角标高在37-39米之间，西北角标高在49-51米之间，说明北京城地面是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内城分为中二区，内左四区，内右四区，外城分为外左五区，外右五区，计内外城各十区。内城墙外东南北三方绘有铁路。南海瀛台旁标注“总统府”。
《北京地图》（1920）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日本绘制的《北京地图》
《北平市全图》（1921年）
《北平市全图》图中一方格代表一华方里，苏甲荣编制，日新舆地学社出版。此图内容丰富，主图详细真实地绘制大量街道胡同。苏甲荣，毕业于北京大学，工作于北京大学，日新舆地学社会的创始人，在中华民国时期曾编制出版过多种地图。
1921年，中华民国十年日本绘制的《北平市全图》
《北京及周边图》（1925年）
1925年，中华民国十四年英国绘制的《北京及周边图》
《京师内外城详细地图》（1928年）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绘制的《京师内外城详细地图》
《北平特别市区域略图》（1928年）
《北平特别市区域略图》由北平由北平特别市市政府技术室绘制。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废除京兆，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并直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原京兆所领二十县均划归河北省。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绘制的《北平特别市区域略图》
《北平特别市区域略图》绘出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而重新划定的区域范围及新旧四郊界线。旧四郊界用双细红线标绘，新的北平特别市区界用粗红线标绘。四郊的村庄与铁道、大道和乡村道路网等标绘较详细。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绘制的《北平特别市区域略图》局部
《北平特别市区域略图》对北平特别市的新旧区域变化表现得简洁形象，可以看出，新设置的北平特别市区域在北部、南部和西部均有扩展。
《北平市最新详细全图》（1930年）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绘制的《北平市最新详细全图》
《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1930-1931年）
《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应为中华民国十年日本绘制的《北平市全图》的新印版，1930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废除了特别市和普通市的划分，将全国城市划分为院辖市和省辖市。同年7月北平特别市划归河北省管辖。1931年4月改北平特别市为北平市。本图所绘的北平都市区域就是北平内外城区，即内一区至内六区和外一区至外五区。
1930-1931年，中华民国绘制的《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
《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主要标绘北平都市区域内的道路和机构名称，图的两侧附有各类组织机构的地址索引表，包括党部、政府机关、军警机关、交通机关、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社会团体、医院、游览处所、戏院、各业售市、各省会馆基地等。
1930-1931年，中华民国绘制的《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
《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未注绘制出版时间。根据图中所注河北省党部、北平特别市党部及北平第一至十一区的党部等13个党部的说明推测，该图绘制出版时间当在1930年7月至1931年4月之间。
《北平四郊详图》（1934年）
《北平四郊详图》用四种不同颜色表示北平市四郊，东郊用土黄色表示，西郊用淡粉色表示，南郊用绿色表示，北郊用黄色表示。西郊的西山以及宛平县、昌平县境内的山地采用晕滃法表示。
1934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绘制的《北平四郊详图》
《北平四郊详图》中北平市域采用彩色表示，周边县域如大兴县、宛平县、昌平县、通县则是黑白地图。图上标注燕京八景以及八大处、明十三陵等旅游景点以及北平城内的大学。
《北平城地图》（1936）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绘制的《北平城地图》
《北平风俗地图》（1936年）
《北平风俗地图》由美国人Frank Dorn（美军驻华军事顾问团准将）绘制。用漫画笔触描绘人物、动物、建筑、交通工具，惟妙惟肖地展现了民国年间北平城的风物民情，诸如老先生在西城斗鸡放鸽，小偷在晓市兜售珠宝项链，驼队和驴车进出左安门、右安门，外国人在西山打高尔夫。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美国绘制的《北平风俗地图》
除了在地理上复写老北平城，这张地图的左上角还有一处附图，附图从古燕国的传说画起，贯穿元明清三朝，一直记录到迁都南京，既形象生动又幽默风趣地表现了北京的千年变迁。除了地图还有一册英文解说。
《北平市交通图》（1936年）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绘制的《北平市交通图》
《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1936年）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绘制的《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
《北平市域图》（1936年）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绘制的《北平市域图》
《北平城郊鸟瞰图》（1936年）
《北平城郊鸟瞰图》采用传统的山水画法，形象地表示山脉、城池、寺庙，详细地表示了北京内城、外城及远郊区县街道、胡同、寺庙、各国使馆去、教堂、医院、学校、火车站、名胜古迹等内容。
1936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绘制的《北平城郊鸟瞰图》
《北平城郊鸟瞰图》范围北起青龙桥及詹天佑铜像，南到黄土坡车站，西至潭柘寺，东达苗家地，包括香山、北安河、北苑兵营、宛平县城等地。该图还附有地名索引。
《北京市最新详细全图》（1938年）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绘制的《北京市最新详细全图》
《最新北京市街地图》（1938年）
《最新北京市街地图》于1938年4月发行于东京，双色印刷，中文注记。“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北平，改北平为北京，因此该图使用“北京”的地名。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编辑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地图，此图应属此类。该图详细绘制了1938年的北京城，反映了被日军占领之后的北京城情形。城内街道、胡同绘制准确，道路网络清晰。市内电车路线、车站及环城铁路绘制详细，并标出火车进出城的城墙缺口。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日本绘制的《最新北京市街地图》
《最新北京市街地图》详细注记了机关、学校、医院、银行、市场、报社、公园、义地与街道等信息。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内外城各警政区以虚线区分，即内城6区，外城5区。此外，图上有许多有关日本的注记。通览该图，可以了解到当年日本占领北京的情形。
《最新北京全图》（1939年）
1939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绘制的《最新北京全图》
《北京四郊游览图》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绘制的《北京四郊游览图》
《最新北京全图》（1940年）
《最新北京全图》清晰展现北京内城五区、外城六区的格局，城垣、街道、胡同、宫苑、园林、王府、寺庙、教堂、医院、各国使馆等均有准确标注，地图周边附有游览指南。
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绘制的《最新北京全图》
《北平地图》（1945年）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绘制的《北平地图》
《北平内外城全图》（1947年）
《北平内外城全图》绘制极为精细，反映了当时北平市城区建设、道路交通等状况。内收电车线路线表、北平内外城门及分区新旧名称一览表、游览指南、游览胜地、戏院及电影院一览表、饭店旅店一览表。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绘制的《北平内外城全图》
《北平全图》（1947年）
《北平全图》表现了“北平市”及其附近的交通与风景名胜。该图标出了“复兴门”和“建国门”。“复兴门”和“建国门”原来分别称为“长安门”与“启明门”，原是日寇侵占北京时，在内城东西城墙上扒开的两处缺口。“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长安门”改为“复兴门”，“启明门”改为“建国门”。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绘制的《北平全图》
《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1949年）
《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仍用“北平”一名，可知其成图应在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和1949年9月27日正式定名“北京”期间。契合“解放”二字，地图中也显现出欣欣向荣的气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绘制的《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
《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最大特点是详细描绘了北平刚刚解放时的城市分区布局。内外城共分十二区，其中内城七区，外城五区。由于当时北平正处于解放初的过渡阶段，图中的地名也颇有特色，既有英国使馆、法国兵营等旧名，也有人民印刷厂、人民法院等具有革命气息的新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旧紫禁城”内有“博物院”，但未标“故宫”字样，中海和南海仍然作为“中南海公园”开放。
《最新北京大地图》（1950年）
《最新北京大地图》将“北平”更名为“北京”，地图上出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安部”“苏联使馆”“中苏友好协会”“故宫”等地名，是一幅新中国成立之初表现首都北京的详细地图。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绘制的《最新北京大地图》
《最新北京大地图》描绘了北京城的分区布局，内外城共分九区，其中内城五区，外城四区，这对于了解新中国成立时首都北京的区制十分有帮助。因而，该图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首都北京，记录着一个政权的新生。
《北京市街道详图》（1950年）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绘制的《北京市街道详图》
Das Historische Rote Gebäude der Peking-Universität (chinesisch 北京大學紅樓 / 北京大学红楼, Pinyin Běijīng dàxué hónglóu, englisch Red Building of Peking University) auf der „Straße der Bewegung des vierten Mai“ (Wusi dajie), Stadtbezirk Dongcheng, regierungsunmittelbaren Stadt Peking, Volksrepublik China, ist ein geschichtsträchtiges Gebäude der Peking-Universität. Es war ursprünglich das erste Gebäude der Universität.
Im Sommer 1918 wurde ein viergeschössiges Gebäude im westlichen Stil fertiggestellt, das wegen der verwendeten roten Ziegelsteine und Dachziegel als „Rotes Gebäude“ (honglou) bezeichnet wurde.
Das Gebäude und sein Umfeld waren der Entstehungsort der Bewegung des vierten Mai. Am 4. Mai 1919 kamen die Studenten der Peking-Universität von hier, um vor dem Tor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Tian' anmen) zu protestieren, und gründeten die Bewegung des vierten Mai. Auch später dienten das Gebäude und der Platz davor als Ausgangspunkt für revolutionäre Bewegungen.
Nach 1918 wurden Chen Duxiu, Li Dazhao, Lu Xun und Hu Shi – die herausragenden Führer und Chefideologen der Bewegung – dort zu Professoren ernannt.
Ein Stockwerk des Gebäudes war die Bibliothek, worin unter anderem Li Dazhao und Mao Zedong gearbeitet haben.
1916年6月，国立北京大学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20万元，开始在沙滩北街（即现五四大街）建造宿舍楼。1918年8月该楼落成，因此楼通体由红砖砌成，故俗称“红楼”。该楼落成后，并未用作宿舍楼，而是用作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第一院（即文科）校舍。其中，地下室为印刷厂，一层为图书馆（1918年10月迁入红楼），二层为教室和校部机关，设有蔡元培校长办公室，三层、四层为教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先后在此任教任职。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曾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主要在红楼内工作。1919年，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重要策源地，红楼及其北面的操场（后来被称为“民主广场”）是主要活动场所，五四运动大游行便是从北面的操场开始的。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红楼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之一。在李大钊领导下，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并着手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初，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红楼举行[1][2]。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北平，红楼成为日军宪兵队队部，地下室曾用作囚禁中国爱国人士的监狱[2]。1953年，北京大学全部迁往原燕京大学校址。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中国古建筑研究所设在红楼。
1916年6月，国立北京大学向比利时仪品公司贷款20万元，开始在沙滩北街（即现五四大街）建造宿舍楼。1918年8月该楼落成，因此楼通体由红砖砌成，故俗称“红楼”。该楼落成后，并未用作宿舍楼，而是用作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第一院（即文科）校舍。其中，地下室为印刷厂，一层为图书馆（1918年10月迁入红楼），二层为教室和校部机关，设有蔡元培校长办公室，三层、四层为教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先后在此任教任职。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曾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主要在红楼内工作。1919年，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重要策源地，红楼及其北面的操场（后来被称为“民主广场”）是主要活动场所，五四运动大游行便是从北面的操场开始的。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红楼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之一。在李大钊领导下，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并着手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1月初，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红楼举行[1][2]。
01
北京没有布什喜欢的奶酪
1987年11月12日，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在北京前门开业。时隔多年，时任肯德基远东区总裁的美籍华人王大东清楚地记得，当时天气很冷，飘着雪花。由于等待用餐的人太多，肯德基不得不求助公安人员来维持秩序。门口排队的人绕了一圈，排队近一个小时才能买到一块原味鸡，可是人们都兴致盎然。
肯德基进入中国的愿望，是从百事前总裁简道尔时代开始的。
1975年，百事前总裁简道尔第一次到北京来的时候，北京人的交通工具基本就是自行车。简道尔与时任美国驻北京代表处代表的乔治·布什喜欢一块儿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闲逛。
中国当时也没有布什夫妇喜欢的奶酪。简道尔回忆道：“在来中国之前，我特意在美国订购了一大块奶酪，准备给他们带过来。但是在那之前，在商会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另外一个人，我告诉他乔治夫妇在中国遇到的困难。等我从格林尼治到了旧金山搭飞机到中国来的时候，我的行李里已不是一块奶酪，而是两大块，除了我自己买的一块，还有另外一个人给他们买的。所以到海关的时候，他们以为我是卖奶酪的。”
“我们把肯德基带到了中国，还在天安门广场旁边开了一家肯德基店。”20年后，85岁的简道尔回忆起当年仍按捺不住激动。
1989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肯德基吃什么？》
02
李瑞环邀请洋快餐来中国
肯德基进中国的愿望，在美籍华人王大东的努力下成为现实。
1979年，王大东被美国肯德基总部派往南加州担任区域经理。1982年，王大东参加天津市政府访问团在旧金山举办的茶话会时，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快餐连锁经营专家。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向王大东发出邀请，希望借鉴王大东在快餐领域的经验，发展中国的快餐事业。于是，王大东辞去在美国肯德基公司的职务回到中国，在天津劝业场开了第一家“傲奇快餐”。当时傲奇快餐经营的内容只是汉堡、三明治，还是最简单不过的西式快餐。但出乎王大东和所有人的预料，快餐店开得十分成功，可以说是远近闻名。
傲奇快餐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快餐界之后引起了轰动。1986年，肯德基邀请王大东回到肯德基，出任肯德基远东地区总裁，主要目标是开发中国市场。王大东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肯德基远东地区总部由香港移到新加坡，第二件事是把新加坡的肯德基股权买回50%（当时新加坡的肯德基是授权别人经营的），出发点是为了开发中国市场。
有人忍不住发问，开发中国市场，总部反而离内地更远了，是不是有点南辕北辙？王大东当然有最充分的理由：第一，肯德基曾在1970年、1971年到过香港发展，但是失败了，1980年又进入，也只开了三家，不成气候；第二，香港人当时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没有人力资源，而新加坡人讲普通话。表面上是搬得远了，实际是“远水楼台先得月”。在对中国市场的考察中，王大东上书肯德基总部，认为肯德基进入中国的时机成熟了。
1987年11月12日，大陆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前门餐厅开业。
03
肯德基选址在前门
王大东很快得到授权，在中国开店。
当时的中国，对外开放还受到很多限制，合资往往要求是高新产业或能创外汇的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餐饮业，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先例。
不过，“既然有外国人投资，为了服务他们，总要引进一些西式餐饮吧”。肯德基以此说服中国政府，而另一个理由，则是中国的外汇需求。最初的肯德基被定位为服务外国人，据王大东回忆，当时外国人来肯德基消费，必须使用外汇券。
接下来，根据政策规定要寻找合资伙伴。寻找合资伙伴并不顺利，考虑到鸡肉原料供应，选定与北京市畜牧局合资，但畜牧局缺乏资金，又找到旅游局，局长说风险大，没有做过。王大东让局长派两个人到天津看看傲奇快餐的红火劲儿，王大东说：“你的钱放在银行，利息是5%，我保你5%！”局长被王大东的信心打动了。
手续敲定，之后是选址。王大东找地点一找就找了几个月，怎么找也找不好。王大东曾经说，如果纯粹以市场为出发点可能会选上海，但是以整个中国为出发点还是北京为首。在经过了反复筛选、多次寻找之后，王大东将目光投向了北京的前门大街，当年那里是北京客流量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在前门开店，对于整个中国都是一个示范效应。
不过，当时北京市的有关部门想法并不一致，很多言论说肯德基是给外国人吃的，说应该让肯德基开到使馆区去。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孙孚凌及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的出面推动，才使肯德基前门选址最终获批。
04
门口排队的人群挤爆了
“前门三层肯德基门口，一个小男孩对那个笑容可掬的肯德基上校雕塑产生了兴趣，他好奇地向肯德基大叔端着的炸鸡桶里伸出手去；在他身后，是望不到头的长队。”这张拍摄于肯德基前门店开张初期的黑白照片已经被肯德基公司作为史料保存，画面中的人物大多数都还穿着黑色和蓝色的衣服。事实上，在肯德基前门店开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处于这种排长龙的状态。
不久，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开张了。这个规模14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可容纳500个座位，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肯德基快餐店。整个三层楼都被喜庆的红条幅盖着，女孩子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用中、英、日三国文字写着“美国肯德基家乡鸡开业”的大红条幅前表演着中国传统歌舞。
一家美式快餐店的开张，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北京市政府领导等人物的到来，使肯德基在中国天安门一侧的前门开店成为当日外电报道中国的重要新闻。
开业剪彩之后，就是正式向公众开放。虽然下着雪，“门口排队的人群快要挤爆了”，工作人员不得不打电话求助公安来维持秩序。最后公安出了主意，在外面排队，一次放几个人进去，当时队伍在外面绕了一圈，一排就是两个小时。
很快，前门肯德基就成为北京旅游的一大景点。很多来到北京的人，必定要去肯德基吃上一次，然后与门口的肯德基上校合影留念，并让这种全新的经历成为回到家乡之后的谈资。
据王大东的回忆，最有趣的事情是，前门肯德基的三楼每个星期天都给人家举办婚礼。在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举办婚礼，这大概是全世界都没听说过的。不过那个时候能够到肯德基举办婚礼，在北京是一件比较有面子的事情。
据《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