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浙东曾是郦道元所描述的“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支津交渠”之地，这种地理水环境使先秦时期浙东的越人依赖于水，“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浙东运河是我国春秋时期建成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是中国大运河南端、海上丝绸之路南起始端，也是我国至今仍在沿用和保存最好的运河。主要航线西起钱塘江南岸，经杭州市西兴镇到萧山，东南到钱清过绍兴城经东鉴湖至曹娥江，过曹娥江东经上虞丰惠旧县城到通明坝而与姚江汇合，全长约125 km，此段为人工运河。之后，经余姚、宁波会合奉化江后称为甬江，东流至镇海入海，以天然河道为主。浙东运河全长约200 km。2014年6月22日，由京杭运河、隋唐运河、浙东运河3段组成的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

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海侵过后的山会平原（主要在今萧绍平原）多为湖泊沼泽和咸潮出没之地及南北向自然河流。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开始实施由山麓地带向平原发展，在以今绍兴城龙山为中心的9个孤丘，东西约5里、南北约7里的范围内，先建小城，不久又建10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形成一个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越国平原都城。

《越绝书》卷八载：“山阴古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据考证，这条记载中的古水道，西起今绍兴城东郭门，东至今上虞区东关街道的炼塘村，全长约25 km，以北毗邻故陆道，南则为富中大塘，除了航运，还起着挡潮和为以南生产基地蓄水排涝等重要作用。勾践到平原建城时，将其疏挖整治，形成整体，使其更充分发挥航运、水利等综合作用。至越王勾践时期，已形成了一条东起东小江口（后称曹娥江），过炼塘，西至绍兴城东郭门，经绍兴城沿今柯岩、湖塘一带至西小江再至固陵的古越人工水道。它贯通了山会平原东西地区，并连接吴国及海上航道。

在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时期，山阴故水道作用显著，沟通了越国战略后方基地富中大塘及诸河的航运，阻隔部分潮汐河流，促进了东部平原开发，并为鉴湖工程打下基础。秦始皇巡越促进了南北航线较大规模的整治，山会航道又有新的发展。

山阴故水道至今保存完好，发挥着重要的水利、航运、生态等作用。

汉晋：形成基本格局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太守马臻纳三十六源之水，兴建了鉴湖。除去湖中岛屿，鉴湖面积约为172.7km2，正常蓄水量2.68亿m3。鉴湖北堤是在原山阴故水道的基础上增高堤坝，新建和完善涵闸设施建设而成，西起广陵斗门，东至蒿口斗门，全长56.5 km。鉴湖建成后，水位抬高和设施完善使此一线航运条件更为优越，“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

鉴湖初创至晋代，山会地区主航线即为鉴湖，至晋后至唐，西线（山阴县）的航线渐为西兴运河所取代，而东线（会稽县）鉴湖仍为主航线并延承至今。

鉴湖兴建后，会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同时又对水利、航运等基础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元300年前后，在晋会稽内史贺循的主持下，开凿了著名的西兴运河。它自郡城西郭西经柯桥、钱清、萧山直到钱塘江边，起初称漕渠，全长约50 km。

鉴湖和西兴运河的共同作用，效益不断显现。晋元帝对会稽殷实繁荣的景象赞叹不已：“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沈约在《孔季恭传》中称“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

唐代：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浙东运河航运地位更加突出。元和十年（815年），观察使孟简开运道塘，这是西兴运河南岸塘路合一的河岸工程，部分主要路段应已从泥塘改建为石塘路，通航和管理标准得到了很大提升。

唐代，由于鉴湖和西兴运河交通便利，使甬江和钱塘江通过浙东运河的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绍兴城成为浙东航运的中心枢纽城市，不但与国内各地加强了商贸交易，又由于明州港口的发展，与日本、朝鲜及南洋等国家的商来客往更加频繁。浙东海上丝绸之路进入较快发展时期。

五代时期，由于陆路及内河航运受阻，沿海便成为吴越国通往闽广和中原各地的主要航线，北上中原不仅贡赋常由此道，使者往来及贸易通商也“常泛海以至中国”，并在“滨海诸州皆置博易务，与民贸易”。当时的航道大致由钱塘江走浙东运河到明州，再北上，经山东半岛登州、莱州，然后取道东西两京(今河南开封、洛阳) 。据记载，钱佐时“航海所入，岁贡百万”，足见其海上航运贸易之盛。

两宋：国家主航道

北宋中期，两浙路向朝廷所贡的粮食、布帛和赋税，已跃居全国第一位。至南宋，浙东运河航运地位更加突出，特别是由于宋室南渡后，“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

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赵构从杭州过越州驻跸州治。宋建炎四年（1130年）升越州为府；翌年，宋高宗以“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改元绍兴，又“仿唐幸梁州故事，升州为府，冠以纪元”，此为绍兴之名由来。绍兴二年（1132年）定都临安后，这条运河成为繁华富庶的绍兴府、明州和浙东运河沿岸其他城镇的水上交通枢纽。又因南宋陵园设在绍兴（今绍兴富盛镇攒宫山宋六陵），帝后梓宫迁运，全靠这条运河水道。南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描述了浙东运河“浪桨风帆，千艘万舻”的繁华景象。

随着宋代经济政治中心南移，宁波成为东南重镇，大量对外贸易、贡使来朝等依赖宁波港作为国家级的海陆交通和贸易枢纽。瓷器、茶、丝织品、书籍、文具、铜钱等，成为宁波港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同时，从岭南、福建等地以及日本来的海船，在明州驻泊后，改乘内河船，经浙东运河至杭州，与大运河对接，直达扬州等商业城市。

元明：功能提升

元代，浙东运河地位不及南宋，但仍是海港城市庆元（宁波）联系腹地的主要航线，地位仍十分重要，政府多有建设、疏浚之举。

明代成化九年（1473年）戴琥任绍兴知府，对绍兴平原河网及运河集中进行了整治。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兴建了著名的滨海三江大闸，山会海塘连成一线，始与后海隔绝，山会平原完成了从鉴湖水系向运河水系的演变。浙东运河的主要段落，即由钱塘江南岸经过绍兴到曹娥的100 km航道，可以一直通航，不再有牵挽盘驳之劳。

清代：中国大运河的南端

清代，浙东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镇繁华，运河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十分突出，运河塘路的建设标准也更高，古纤道“白玉长堤”于此时得名。康乾盛世中，两位帝王尤重拜祭大禹、游赏兰亭，在乘龙舟途经浙东运河时留下了辉煌的篇章。《南巡盛典》记载了当时为迎接乾隆帝整治绍兴运河的情况。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前后制作的《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第二部分绘制的是从绍兴府经杭州直至京城的大运河，足证浙东运河为中国大运河之南起始端。

信息来源：中国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