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minio de Pingus is a Spanish winery located in Quintanilla de Onésimo in Valladolid province with vineyards in La Horra area of the Ribera del Duero region. The estate's flagship wine, Pingus, is considered a "cult wine", sold at extremely high prices while remaining very inaccessible,[1][2] and commands an average price of $811 per bottle.[3]

The winery also produces a second wine, Flor de Pingus, and a special cuvée, Ribera del Duero "Amelia". Recently, Dominio de Pingus has founded a joint project with local grape producers to make an old vine tempranillo called "PSI".

Dominio de Pingus was established in 1995 by Danish oenologist Peter Sisseck, also manager of the Pesquera de Duero estate Hacienda Monasterio.[4] On the estate's winemaking philosophies, Sisseck has stated, "The vines in my plots are very old. They have never been fertilised nor treated with pesticides and all grow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en vaso system. They are perfect."[4]

About the first 1995 vintage of Pingus, Robert Parker declared, "One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exciting wines I have ever tasted".[5] With a very limited first vintage production, only 325 cases were made with prices initially set at US$200 per bottle, it became yet more scarce when in November 1997 the ship transporting a U.S. bound shipment of 75 cases disappeared somewhere off the Azores in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6] The shipwreck resulted in a dramatic reaction in the US market, with prices soon rising to $495 per bottle.[5][6]

At the Ronda WineCreator conference of April 2008, Sisseck was angered by suggestions by Decanter editor Guy Woodward that some winemakers make wines to suit the palates of certain critics. In response he called Woodward's remarks arrogant for implying winemakers do not have their own opinions, adding, "I don't even think it is possible to do this."[7]

In 2007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Spanish government had approved plans to expand highway roads through the vineyards of Dominio de Pingus and other wineries, which was met with strong opposition by Sisseck who called it a "vengeful measure".[8]

Planted with very old vines of Tinto Fino, i.e. Tempranillo, the vineyards are 2.5 hectares (6.2 acres) in Barrosso with vines exceeding 65 years and 1.5 hectares (3.7 acres) in San Cristobal with vines older than 70 years, and the unusually low average yield of 12 hL per hectare. Since 2000, the viticulture has been biodynamic. Of the annual production of Pingus there is typically less than 500 cases, though in poor vintages no Pingus is made.

The production of the second wine Flor de Pingus, also 100% Tempranillo, is made with fruit from rented vineyards in the La Horra zone, with vines older than 35 years. Since the 2005 vintage, the viticulture has been biodynamic. The annual production is on average 4,000 cases.

Additionally there has been the single barrel cuvée, Ribera del Duero "Amelia", made from a vineyard parcel of 100+ year old vines with an average yield of 10 hL per hectare, with biodynamic viticulture since its initial 2003 vintage. The 2005 vintage had a production of 25 cases.

"PSI" is a joint project based on fruit produced by local grape growers from old tempranillo vines. The goal is to help grape producers and save old vines. Project was founded in 2006, first vintage was 2007. Grape growers are encouraged to employ biodynamic or organic vineyard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wine is made by Peter Sisseck and Pablo Rubio and sold under producer name Bodegas y Viñedos Alnardo. Vinification takes place in large concrete vats and aging in concrete and wooden tanks and oak barrels. Production of PSI 2009 was 9,600 cases, PSI 2010 was 16,600 cases.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曾国藩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对书信格式极为讲究，显示了他恭肃、严谨的作风。

卷一（1840——1852）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貎，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禀祖父母·请给族人以资助
•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禀父母·闻九弟习字长进
•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禀父母·教弟写字养神
•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禀祖父母·要叔父教训诸弟以管家事
•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　禀父母·劝两弟学业宜精
•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禀祖父母·述与英国议和
•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
•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
•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致诸弟·读书宜立志有恒
•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诸弟·勉励自立课程
•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禀父母·述家和万事兴
•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致诸弟·讲读经史方法
•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禀父母·教弟以和睦为第一
•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致诸弟·喜述大考升官
•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禀祖父母·报告荣升侍讲
•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禀父母·述盘查国库巨案
•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禀祖父母·报告考差信
•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致六弟·述学诗习字之法
•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致诸弟·劝述孝悌之道
•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禀父母·寄银还债济人
•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致诸弟·交友拜师宜专一
•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致诸弟·温经更增长见识
•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禀祖父母·先馈赠亲戚族人
•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致诸弟·述接济亲戚族人之故
•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致诸弟·勿为时文所误
•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禀父母·劝弟勿夜郎自大
•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禀祖父母·赠亲戚族人数目
•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致诸弟·劝弟谨记进德修业
•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禀父母·教弟注重看书
•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致诸弟·必须立志猛进
•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致诸弟·劝弟切勿恃才傲物
•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致诸弟·读书必须有恒心
•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致诸弟·教弟婚姻大事须谨慎
•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致诸弟·家中务请略有积蓄
•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致诸弟·按月作文寄京
•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致诸弟·取款及托带银
•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致诸弟·必须亲近良友
•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　致诸弟·喜述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禀父母·万望匆入署说公事
•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禀父母·取借款须专人去
•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禀叔父·不辞劳苦料理朋友的丧事
•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禀叔父母·报告升翰林院侍读学士
•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禀父母·敬请祖父换蓝顶
•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禀父母·拟为六弟纳监
•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禀父母·报告两次兼职
•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　致诸弟·交友须勤加来往
•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禀父母·请勿悬望得差
•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致诸弟·评文字之优劣
•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禀父母·附呈考差诗文
• 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十五日　禀父母·贺六弟成就功名
•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禀叔父母·请兑钱送人
•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致诸弟·切勿占人便宜
•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禀父母·不敢求非分之荣
•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禀父母·请四弟送归诰轴
•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　禀父母·谨遵家命一心服官
•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致诸弟·述升内阁学士
•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禀父母·勿因家务过劳
•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致诸弟·无时不想回家省亲
•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致诸弟·告诫弟弟要清白做人
•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致诸弟·述改建祖屋之意见
•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致诸弟·喜述补侍郎缺
•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禀父母·做事当不苟不懈
•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致诸弟·节俭置田以济贫民
•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致诸弟·述奉旨为较射大臣
• 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致诸弟·迎养父母叔父
• 咸丰元年三月十二日　致诸弟·具奏言兵饷事
• 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致诸弟·进谏言戒除骄矜
• 咸丰元年八月十九日　致诸弟·详述办理巨盗及公议粮饷事
•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致诸弟·劝宜力除牢骚
• 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谕纪泽·料理丧母之后事离京
• 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　谕纪泽·携眷赶紧出京
• 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　谕纪泽·家眷在京须一切谨慎

卷二（1853——1866）

1853年1月（咸丰三年），被太平天国搞得焦头烂额、心急如焚的咸丰帝，情急之下诏令曾国藩办理团练，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曾国藩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1854年（咸丰四年）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1865年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

• 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　致诸弟·在家宜注重勤敬和
• 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　致诸弟·勿使子侄骄奢淫佚
• 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致诸弟·读书宜选一明师
• 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致诸弟·带归度岁之资
• 咸丰五年四月二十日　致诸弟·述营中急需人才
• 咸丰五年七月初八日　致诸弟·调彭雪琴来江
• 咸丰五年九月三十日　致诸弟·喜闻九弟得优贡
•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　致四弟·不宜露头角于外
• 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　谕纪泽·宜教家人勤劳持家
• 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　致四弟·宜常在家侍侯父亲
• 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致四弟·不宜常常出门
• 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致四弟·得两弟为帮手
• 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致九弟·劝宜息心忍耐
• 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　致九弟·劝弟须保护身体
• 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致九弟·交人料理文案
•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致九弟·做人须要有恒心
• 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致九弟·愧对江西绅士
• 咸丰八年正月十一日　致九弟·为政切不可疏懒
• 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　致九弟·顺便可以周济
• 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致九弟·周济受害绅民
• 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　致九弟·患难与共勿有遗憾
• 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
• 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愿共鉴诫二弊
• 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　致九弟·注意平和二字
• 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　致九弟·宜以求才为大事
• 咸丰八年四月十七日　致九弟·述捐银作祭费
• 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　致九弟·劝捐银修祠堂
• 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　致九弟·述弟为政优于带兵
• 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　致九弟·归家料理祠堂
•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致四弟、季弟·在家里注重种蔬等事
• 咸丰八年八月初四日　致九弟·拟保举李次青
•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致诸弟·宜兄弟和睦又实行勤俭二字
• 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诸弟·述家庭不可说利害话
• 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诸弟·述六弟妇治家贤慧而命最苦
• 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　致诸弟·述起屋造祠堂
• 咸丰九年六月初四日　致四弟·读书不可太疏忽
• 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致九弟·宜平骄矜之气
• 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四弟·早起乃健身之妙方
•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致四弟·治家有八字诀
• 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　致四弟·居乡要诀宜节俭
• 咸丰十年六月初十日　致九弟、季弟·述杨光宗不驯
•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致沅弟、季弟·嘱文辅卿二语
• 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　致沅弟、季弟·随时推荐出色的人
• 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　致九弟、季弟·以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亲
•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日　致九弟、季弟·做后辈宜戒骄横之心
•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致四弟·教子侄宜戒骄奢佚
•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季弟·须戒傲惰二字
•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致四弟·教子侄做人要谦虚勤劳
• 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致四弟·用药须小心谨慎
• 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致四弟·教子弟去骄气惰习
• 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致四弟·不宜非议讥笑他人
•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致四弟·教子弟牢记祖训八字
•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致季弟·述长江厘卡太多
• 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　致九弟、季弟·述筹办粤省厘金
•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述告办事好手不多
• 同治元年四月初六日　致九弟·述抽本省之厘税
• 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　致九弟·宜多选好替手
•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致九弟、季弟·做人须清廉谨慎勤劳
•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致九弟、季弟·必须自立自强
• 同治元年六月初二日　致九弟、季弟·述有负朋友
•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致九弟·望勿各逞己见
•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　致九弟、季弟·治身宜不服药
•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致九弟、季弟·服药不可大多
• 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四日　致四弟·劝弟须静养身体
• 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　致四弟·与官相见以谦谨为主
•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致四弟·教弟必须爱惜物力
• 同治二年正月初三日　致九弟·述兄弟同获圣恩
• 同治二年正月十四日　致四弟·惜福贵乎勤俭
• 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　致九弟·申请辞退一席
•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　致九弟·述让纪瑞承荫
•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致九弟·述纪梁宜承荫
•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述治事宜勤军
• 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　致九弟·述奏议乃为臣之事
• 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　致九弟·不必再行辞谢
•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致九弟·处事修身宜明强
• 同治二年六月初一日　致九弟·欣悉家庭和睦
•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致九弟·战事宜自具奏
•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致九弟·只问积劳不问成名
• 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　致四弟·宜劝诸侄勤读书
• 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　致九弟·万望毋恼毋怒
• 同治三年五月初十日　致九弟·宜以自养自医为主
•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致九弟·凡郁怒最易伤人
• 同治三年八月初四日　致四弟·教子勤俭为主
• 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四弟、九弟·宜居家时苦学
•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讲求奏议不迟
•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致四弟、九弟·谆嘱瑞侄用功
•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致四弟、九弟·千里寄银礼轻义重
• 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致四弟·述养身有五事
•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致九弟·宜自修处求强
•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致四弟·送银子共患难者

卷三（1867——1872）

1867年（同治六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27日，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1870年（同治九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忠君”与“贵民”两种观念又一次将他夹在了中间。对天津教案的处置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这也成为其一生憾事。两年后，曾国藩去世。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

• 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致九弟·时刻悔悟大有进益
•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致九弟·必须逆来顺受
•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致四弟·宜以耕读为本
•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致四弟、九弟·述为不学有四要事

男：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女：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

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 不会轻易悲伤

男：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女：因为爱情 简单的生长

男：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女：因为爱情 怎么会有沧桑

男：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女：因为爱情 在那个地方

男：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合：人来人往

女：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

虽然会经常忘了

合：我依然爱着你

女：因为爱情 不会轻易悲伤

男：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女：因为爱情 简单的生长

男：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女：因为爱情 怎么会有沧桑

男：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女：因为爱情 在那个地方

男：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合：人来人往

男：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

女：有时会突然忘了

合：我还在爱着你

父亲伊玖磨与《烟斗随笔》

〔日〕团纪彦

十分感谢商务印书馆在父亲伊玖磨逝世20周年之际重版《烟斗随笔》中文版。

父亲深爱中国，自1966年访问中国67次之多，因此16年前父亲的《烟斗随笔》翻译本首先在中国问世，倍感欣慰；而这次由在中国出版业首屈一指、历史悠久的商务印书馆再版《烟斗随笔》，并新增20篇随笔译文，尤感心悦。借此机会，我将先前两版撰写的中文版序合二为一与中国读者分享。

（一）

《烟斗随笔》在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朝日画报》上连载了36年。每周快到截稿的时间，父亲都会习惯性地在自家书斋、八丈岛的工作室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把一篇又一篇的原稿送到出版社。我在家里目睹着父亲的创作活动，他不是在创作音乐，就是在执笔《烟斗随笔》，这样说也不过分。随笔这一文学领域，即像镜子一样透视出日常看到的种种事象，在这个过程中承载信息，并追求镜子作为自己眼睛的实质。对于作者来说，《烟斗随笔》这个随笔集恰恰是无数镜子的层积，它们透视出一个个“现在”的时间。

文学的世界与音乐一样，也是将精神活动中的各种思想反映到“音”或“文字”媒体中的工作，而两者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它们被接受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但在追求在其彼岸看到的普遍性上，一定有着共性。我认为，与其说父亲脚踩音乐和文学的两只船，不如说它们同属于一个完全融为一体的世界。

2001年5月17日，父亲在访问苏州期间病逝。记得2000年秋，长年发表父亲文章的《朝日画报》决定停刊。“还是我活得长”，父亲当时一副奇妙的表情，既悲伤又得意。许多人都劝过他，也有在报刊上继续连载的建议，但是他推托“非《朝日画报》不写”，都一一回绝了。也许父亲从这时就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他吟诵自己喜欢的“大寺香袅袅，升空化雨云”这首平安时代的和歌，不是也把自己的终结与《烟斗随笔》的封笔联系在一起了吗？

（二）

1956年我出生的家坐落在神奈川县叶山的一色，与海岸只隔一条国道，依山而建。这幢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日西合璧，很别致，外观是传统的日本农家的茅屋顶，内部却是洋式风格，反映了主人我的外公所好，院子里种的是异国情调的龙舌兰、蒲苇、加那利椰树。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这个家开始的。时常传来的钢琴声；父亲从附近海岸钓来的黑鲷鱼，和玄关挂的鱼篓、捞网、长筒靴等渔具；从沙滩捡来的贝壳、磨圆了角的玻璃碎片；我们一起在后山发现贝化石的情景等等。这些记忆的碎片经过50多年岁月的磨砺，孰先孰后已经模糊不清。后来我隐约得知：这个时期父亲和母亲从东京老家只带了一架钢琴搬到叶山这个家，也许是母亲的左翼家庭环境在当时的风潮下难以被周围接纳的理由吧。

总之，父亲这个时期好像在创作“夕鹤”、交响曲“丝绸之路”等。记忆中我不知道父亲在创作，一直以为他是成天待在家里、喜欢钓鱼的人。

不久，我上了当地的小学，发现这所小学的校歌是父亲作的曲。每周一到了上早会齐唱校歌时间，所有人都向我投来奇异的目光。上音乐课时，老师的神情也有点别扭。我才意识到父亲已经是相当有名的作曲家了。

现在包括这首校歌在内，我认为都是自己真心喜爱的，但当时却因逆反心理渐渐开始讨厌音乐了。音乐以外的成绩也不见得好，与同学又不合群，放学回家路上开始一个人到山野与蛇呀青蛙嬉戏。

今天不难想象，父亲也是孑然一身在作曲，基本上是面对孤独的人，他与同仁结伴集体行动的情况不多，所以对我的少年期似乎产生了共鸣。孤独的父子俩经常一块儿玩，下海或者上山，找些稀罕的动物或蛇。《烟斗随笔》也是从讲述父亲这些日常琐事和对它的思索开始的。我和母亲时而也出现在父亲笔下，我们对其中的对话经常联合向父亲提出抗议：“我没那么说啊”。当然大意是对的，所以谈不上是“严重抗议”。而父亲每次都面带“顽童”常见的笑，让我和母亲摸不着头脑。本来说好在《朝日画报》一年半载的连载，也持续了整整36年，直至父亲去世前一年这家豪华版的周刊杂志停刊。

对父亲工作场面的记忆，除了作曲时的钢琴声之外，又加上了他在书房为每周五截稿的《烟斗随笔》执笔的形象。印象深的是父亲常说：“音乐是我的看家本事，周围再吵再闹也无妨作曲，但是《烟斗随笔》却要静下心来写”。我想，也许父亲要通过《烟斗随笔》聆听与音乐不同的“心灵之声”吧。

到了父亲晚年，“心灵之声”化作对日本部分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愤怒，也指向了对亚洲同朋各国没心没肺的日本政治导向，并日臻强烈。

我的家似乎原本就与中国、朝鲜渊源甚深。“团”姓在日本极为少见。我们经常和父亲谈论起祖先的由来。团家祖先是12世纪从宋朝来到日本的，此事在北九州宗像市的祖先墓碑上信而有证。祖先的故里在博多，从地理上看也与中国、朝鲜近在咫尺。据说我的曾祖父很小就被过继给了团家，其后明治维新时乘上“亚米利加号”被送到美国。抵达波士顿后，曾祖父进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矿山学，回国后从事筑丰煤矿的开发。由于国营煤矿整体国转非，曾祖父连同矿山一起被卖给了三井财阀。后来由于作为技术人员业绩斐然受到高度评价，曾祖父被推举为三井财阀的掌门人。晚年他对日本侵略满洲深感忧虑，出任接待由国际联盟派来的李顿调查团的陪同团团长，同时要承受来自军方企图对日本侵华行为正当化的压力。曾祖父拒绝了军部的要求，在调查团尚未离开日本时遭到与日本军部沆瀣一气的右翼恐怖组织“血盟团”枪杀，于1932年倒在三井银行本部前。第二天日本便发动了对上海的空袭。父亲在7岁时，疼爱自己的祖父被暗杀了，促使他伴随家境衰微萌生走音乐之路的志向。

因为外公在一家船运公司工作的关系，母亲和大舅、外婆也都住在中国。母亲生在上海，长在香港。大舅因少年时代目睹了中国的苦难，加上对日本军部猖獗不满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舅公也曾在茨城领导过农民运动，所以大舅和舅公是一起投身到运动中的，但由于当时日共受苏联的影响，他们被德田球一委员长以“激进派”罪名除名。没落遗属的父亲，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被异化的左翼家庭的母亲，一时间得不到周围的认同，我反而得以在大自然怀抱中的叶山长大。儿时父母很少提及这些事，然而两人对中国情感之深之强烈是毋庸置疑的。

彻底研读了西方音乐的基础和技法后，父亲在日本战败后作为新时代作曲家登上乐坛。但其后与当初一起成立的三人会成员——芥川也寸志、黛敏郎也分道扬镳了,因为芥川与日共打得火热，而黛敏郎表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本音乐评论也附庸盛极一时的现代音乐，与其扞格不入的父亲愈显孤立。这样的境遇，驱迫父亲向大河奔流的中国文明中寻觅音乐渊源——不受西方音乐和邦乐和现代音乐等狭隘分类束缚的音乐源流。

67次访华，让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宏伟历史的变迁，并有幸结识了李德伦先生、吴祖强先生等众多知己挚友。

我虽然走上与音乐另路的建筑设计，但每个周末从东大的宿舍回家必和父亲纵谈，音乐和建筑自不待言，无数次地谈到历史,特别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的话题。晚年的父亲常说“自己的故乡在东亚的大海和蓝天”，一定是他对自己寻根的遐想，更是他对敬爱的中国和中国朋友们的真情袒露。我认为，这也是他对音乐与文学超越民族与国界连接人们的心灵、具有普遍意义的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