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窃维九万里孤踪，结知英主。既荣其生，复哀其死。鱼水相欢，得若将终其身，又预为之计，久远如此。宠施优渥，出于格外，岂人力也哉！"－－汤若望墓志铭。

1660年，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在中国大清皇帝顺治赐予他的茔地上建立了一座圣母小教堂。教堂前树立石碑一块，碑上便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上述碑文。在感激中国君主知遇之恩的同时，不远万里来到这一东方古国、当时已年近古稀、在华渡过了大半生的汤若望，并没有忘记身负的传教使命，以及对天主的景仰。

“古圣贤于遇合之际，率归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运，进修士以演教。道之将行，日升月恒，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恩称知遇而已，谓非天主上帝默作合于其间，可乎？”

随着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线，大批欧洲殖民者和商人相继东来。自明朝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也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其中以耶稣会势力最大，他们逐渐由澳门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国立下根基。就连"天主"一词也是１６世纪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借用中国人较容易接受的名称对其所信之上帝赋予的称谓，从此中国便把他们传播的宗教定名为"天主教"。耶稣会士的代表人物当首推意大利人利马窦、瑞士人邓玉函、德国人汤若望以及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他们甚至跻身朝廷，博得了中国皇帝的青睐。

然而，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或者是笃信佛教的中国皇帝，器重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当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医生、音乐家、钟表匠、珐琅专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说：

“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他们必须具备一些知识，既包括科技也包括人文方面的知识，科技知识在中国尤受欢迎。于是汤若望、纪理安等人的科技知识赢得了中国百姓，特别是学者的佩服，进而是信服，这样在信仰这个方面进行交流就要容易得多了。”

不仅如此，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尊重中国人的习俗、掌握中国语言也是耶稣会教士开启中国社会大门的一块敲门砖。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兼任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卓新平教授说：

“当时耶稣会士东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土地上，他们要想传播他们的信仰，必须先了解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的所思所想。在了解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是吸收中国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带入。”

澳门是四百年前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许多传教士们，一踏上澳门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1605年，名代翰林院学者、主持历局的官员徐光启受洗入教便是一例。

汤若望的贡献

继利玛窦之后，出身于德国科隆贵族世家的汤若望则是又一名活跃于明清之际的著名耶稣会传教士，而比之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先驱，汤若望的在华经历可谓跌宕起伏，坎坷不平。他不仅是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见证人，而且以其凛然正气，获得新统治者的应允，得以”留居原寓“，即今宣武门内南堂，继续其历法的修定工作。

汤若望在华四十余年，虽未能达到其传教的目的，但在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光学、火器、矿业等领域的知识介绍到中国这方面，却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则是参与明末历局的改历、编纂修定“崇祯历书”。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统历”误差渐大，钦天监所预报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屡屡失验。在用中国传统方法与西方方法预报日月食，几经校验比较之后，皇家确定由徐光启主持历局，修改历法。徐光启则聘请了邓玉函、龙华民等传教士参与改历。

1630年，汤若望奉诏从陕西调往北京进历局供职。在中西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编译了长达137卷的长篇巨著“崇祯历书”，而其中由汤若望撰写编译的就有包括“交食历指”、“恒星出没表”、“南北高弧表”、“五纬诸表”等共43卷。

除此之外，1626年，汤若望还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撰写了“远镜说”。研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科学史所做贡献的专家、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

“汤若望还编纂了‘远镜说’，是根据1616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社出版的赛都利的著作编译而成的。这本书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使用方法都做了详尽的说明，通篇条理清楚、浅显易懂，图文并茂。所以专家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为帮助中国开采矿藏，加强国储，汤若望在历局期间，又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此书编成后，汤若望进呈给朝廷，崇祯皇帝御批：“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

不过，因战事已紧，明王朝迅速崩溃，已无暇过问“坤舆格致”的命运，因此该书未被刊行，后来也便在明末清初纷繁的战事中遗失了。而“崇祯历书”却由于汤若望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不仅躲过了浩劫，后来还得以颁行天下。

迭宕起伏的一生

1644年，清兵入主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下达严令：“内城居民，限三日内，尽行迁居外城，以便旗兵居住“。当时住在宣武门天主堂的汤若望冒着违令受惩的危险，上疏朝廷，称：

“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轶，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积累累；并堂中供像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伙。若一并迁于外城，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正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颇为开明的新统治者第二天便传谕：“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

在保护南堂及内存所有历书、仪器和传教所用经典免遭战火洗劫后，汤若望又多次奉召入朝，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顺治元年（1644年）农历8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

当时汤若望等传教士得以留住的天主堂便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南堂著称。1605年，利马窦曾于该处建起京城内第一座经堂，但规模很小。后来，在汤若望主持下，于1650年建造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

不过，这名曾官至钦天监监正的德国教士工作的地点则是矗立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古观象台，原名观星台，始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迄今已有560年的历史了。

它由一座高14米的砖砌观星台和台下紫微殿、漏壶房、晷影堂等建筑组成。在青砖台体上耸立着八件青铜铸就的宏大精美的仪器，是清代制造的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地平经纬仪和玑衡抚辰仪。仪器身上刻有栩栩如生的游龙和精美绝伦的流云，其中部分甚至仍具有实测功能。

明清时代，作为钦天监外署，它是一个重要的天文观测基地。当时中国修定立法、观测天象、编制星表、制造天文仪器等活动都与西方传教士密切相关。汤若望当年工作的厅堂至今仍保存完好。北京古观象台副台长李东生女士介绍说：

“北京古观象台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最早的落脚点之一，可以说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1651年，多尔衮死，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亲政。这名清代开国皇帝虽笃信佛教，但却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并与之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先后24次到访南堂，与汤若望促膝谈心。在华西方传教士长眠的腾公栅栏墓地所在地、今北京西郊行政学院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林华女士介绍说：

“顺治年幼，对大胡子外国老头非常好奇，多次跑到南堂去看他们是如何生活，工作和吃饭的。汤若望对宫里一些人，包括顺治的母亲，都有一定的影响。根据资料说，汤若望在宫中也发展了一批教徒，但影响不大，因为中国自己就有着各种各样的宗教，佛教、道教等，而满人是信萨满教的。虽然中国人不信西方的宗教，但很尊重这些传教士的学识。顺治还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爷爷之意，并赐给他很多特权，比如可以随时进入后宫等。”

这一时期，汤若望在华事业可谓达到了峰巅。岂料顺治皇帝英年早逝，于是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登基，年号康熙。汤若望虽经中国朝代更迭的重大变故，安然无恙，却在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成为牺牲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案”。林华女士说：

“因为康熙是一个几岁的小娃娃，掌握实权的则是敖拜等反对洋教和西方学说的一些人。因此他们上台以后，汤若望就马上被打入底层，遭到栽赃陷害，并锒铛入狱。他当时已是一位老人，而且很快中风，不会说话。在拷打审问中，都是其助手、比利时的南怀仁替他辩护，但还是被判了死刑。这时候，北京发生大地震，于是皇太后出面为汤若望求情，才得以出狱。但健康已不能挽回，之后不久便去世了。”

康熙亲政后，铲除敖拜等人，为汤若望平反，并派大员在顺治所赐墓地上为汤若望修建坟茔，举行隆重葬礼，还率领百官及亲眷到其墓前祭奠。汤若望墓碑正面是拉丁文和中文碑文，反面是康熙皇帝以汉文和满文为其撰写的祭文。从“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国之盛典”等用词足以见中国一代明君对这位来自万里之遥、莱茵河畔的德国传教士高度的评价和认可。

继汤若望之后，来自德国的传教士还有纪理安（Bernard-Kiliam Stumpf）、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等人，他们在钦天监供职，从事天文、历法的观测和推算工作。而死后，同样埋葬在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朗士宁等前辈长眠的腾公栅栏墓地。

如今，传教士们的身躯早已化作一掊黄土，留下的是这座浓荫蔽日、保存了60尊各国教士墓碑的墓园，它已成为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以及超越时空的推进人类思想文明的象征。(Quelle:德国之声 DW.com)

自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旅游书《马可·波罗游记》诞生以后，西方与中国的往来就日渐频繁：  从15世纪末起，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大受欢迎，紧接着是青铜器、漆器、象牙雕刻、绘画及家具，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也成了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数以千计的冒险家、士兵、传教士、海员及学者，当然人数最多的是商人，来到中国。之后将无数艺术珍品带回欧洲，瞬间席卷交易市场，而各家旧大陆博物馆都得以极大地丰富了藏品，可惜它们并未对藏品质量进行筛选。这些被带回的艺术品大多被卖给了一些精致讲究的享乐主义者，而不是艺术家或艺术研究者。 由于仍缺乏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商人购买时并不在意作品的艺术性，是否极具异域风情才是他们的评判标准。

19世纪，东亚艺术史学家奥斯卡·明斯特伯格在环游世界的旅行之后，在一次聚会与深谙艺术的同好们交流中，迸发灵感： 他计划收集到尽可能丰富的研究资料，整理归类现有的珍贵图片，在客观描述规模宏大的文献资料以外，对原作给出一些自己的评论，来还原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艺术史。

奥斯卡·明斯特伯格（Oskar Münsterberg）出生于但泽（现属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莫里茨·明斯特伯格是一位商人，母亲安娜·伯恩哈迪是画家。父母的职业对他后来的发展道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明斯特伯格分别于慕尼黑和弗赖堡修习国民经济学和艺术史，从弗莱堡大学毕业后，他前往德国首都柏林，于1906年成为《德国民族报》总编。

三年后他转战莱比锡，就职成为一家出版社的社长。1912年，他重返柏林，主持哈格尔伯格出版社的主要工作。 在此期间，明斯特伯格曾多次因公来到东亚，对当地的人文产生浓厚兴趣并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书籍。

第一部巨著《日本艺术史》（第一卷）于1904年问世，至1907年为止共出版三卷。 1895年发表论文《中国的改革——东亚历史政治与国民经济研究》，为他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0—1912年间，他的第二部煌煌巨著《中国艺术史》出版了。

《中国艺术史》是19世纪德国东亚艺术史学家奥斯卡·明斯特伯格的力作，系统阐释了中国辉煌博大的艺术史。 原著涵盖了从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青铜器、陶瓷、手工艺品等内容，共收录1034幅彩色图版及黑白插图和照片，每幅图片均详述器物名称、尺寸、收藏者信息等。

原著为德文版，分为两卷，分别于1910年、1912 年首次出版。两卷内容各有侧重。第一卷收录321幅黑白图版和15幅彩色图版，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即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末，诠释了中国艺术风格演化的逻辑和特质；作者又以佛教传入中国为分界线，通过中外古代石刻、青铜器、陶器、绘画、雕塑等作品，呈现了中西方三千年来在艺术上的对话交流。

第二卷分为建筑艺术和工艺美术两大部分，收录675幅黑白图版和23幅彩色图版，涵盖了中国古代建筑、青铜器、陶瓷、宝石制品、印刷品、织物、漆器与木器、琉璃、珐琅、犀角、玳瑁、琥珀、象牙等器物近1200件，通过艺术作品本身所展现的审美趣味，厘清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

因原著两卷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且论述角度不同，本次出版在保留原书完整内容的基础上，对编辑体例进行了调整，将原著两卷分别以《中西艺术交流3000年》和《中国艺术3000年》为名，单独成册出版。

在19世纪初，这部作品尝试系统地阐述中国艺术语言及其表现形式的发展历史，这在当时的学界应是史无前例的。 将其翻译、出版，对于促进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以及了解和研究近代中国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Acknowledgements: The author wishes to thank the Paul Mellon Centre for Studies in British Art, London, for providing support for work o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grant of a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See Jennifer Chen, Julie Emerson and Mimi Gates, eds., Porcelain Stories: From China to Europ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 John Ayers, et al., Porcelain for Palaces: the Fashion for Japan in Europe 1650-1750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2001) For a history of the imports and collections of Chinese porcelain see chapter 1 of Stacey Pierson, 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Museums: 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1560-1960, (Bern: Peter Lang, 2007).

2 Oliver Impey, “Japa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Porcelain for Palaces, 25-35.

3 Rose Kerr, “Missionary Reports on the Production of Porcelain in China”, Oriental Art, 47. 5 (2001): 36-37.

4 For a definition of these terms, see Krzysztof Pomian, Collectionneurs, amateurs et curieux, Paris, Venise : xvie-xviii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87.

5 Anna Somers Cocks, “The Nonfunctional Use of Ceramics in 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Gervase Jackson-Stops, et al., The Fashioning and Functioning of the British Country Hou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25 (New Haven: Yale UP. 1989).

6 The collection bore the name “the Museum Tradescantium or a Collection of Rarities Preserved at South Lambert neer London by John Tradescant of London”. Cited in Douglas Rigby, and Elizabeth Rigby, Lock, Stock, and Barrel: the story of collecting (London: J.B. Lippincott Co., 1944), 234.

7 Mercure Galant (juillet 1678), cited in Hélène Belevitch-Stankevitch,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1910. (Genève: Slatkine, 1970), 149.

8 See John Ayers in Oliver Impey and Arthur MacGregor, eds., 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1985), 256-266 and Oliver Impey, “Collecting Oriental Porcelain in Britai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The Burghley Porcelains, an Exhibition from the Burghley House Collection and Based on the 1688 Inventory and 1690 Devonshire Schedule (New York: Japan Society 1990), 36-43.

9 See Pierson 31-33.

10 See Oliver Impey, “Porcelain for Palaces”, in Porcelain for Palaces, 56-69.

11 Cited in Joan Wilson, “A Phenomenon of Taste: the Chinaware of Queen Mary II” Apollo 126 (August 1972): 122. For the decoration of Kensington Palace, see Rosenfeld Shulsky,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orcelain and Delftware Collection of Queen Mary in Kensington Palace,” American Ceramic Circle Journal 8 (1990): 51-74; T.H. Lunsingh Scheurleer, “Documents on the Furnishing of Kensington House,” Walpole Society 38 (1960-1962): 15-58, and Oliver Impey and Johanna Marshner, “ʽChina Mania’: A Reconstruction of Queen Mary II’s Display of East Asian Artefacts in Kensington Palace in 1693”, Orientations (November 1998).

12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arrangement of porcelain in these rooms, see Robert J. Charleston, “Porcelain as a Room Deco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Magazine Antiques 96 (1969): 894- 96.

13 Impey, and Ayers, Porcelain for Palaces, 56-57.

14 Hilary Young, English Porcelain, 1745-1795: its Makers, Design, Marketing and Consumption.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Publications, 1999), 167-69.

15 See Tessa Murdoch, Noble Households. Eighteenth century inventories of great English houses, (Cambridge: John Adamson, 2006).

16 For studies on chinoiserie, see Hugh Honour,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1961); Oliver Impey, Chinoiserie: the Impact of Oriental Styles on Western Art and Decoration (London, 1977); Vanessa Alayrac-Fielding, “Dragons, clochettes, pagodes et mandarins: Influence et representation de la Chine dans la culture britannique du dix-huitième siècle (1685-1798)”,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é Paris 7 Denis Diderot, Paris, 2006 ; David Porter, The Chinese Taste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 Collett-White 48.

18 The poem depicts the drowning of Walpole’s cat Selima while attempting to catch a goldfish in the porcelain tub. For a study of Walpole’s ceramic collection, see Timothy Wilson, “ʽPlaythings Still?’ Horace Walpole as a Collector of Ceramics,” in Michael Snodin and Cynthia Roman, eds., Horace Walpole’s Strawberry Hill (New Haven, CT: Yale U.P, 2009).

19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Beckford’s collections, see Derek Ostergard, ed., William Beckford, 1760-1844: An Eye for the Magnificen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 See Craig Clunas, ed.,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7).

21 John Stalker and George Parker, Treatise of Japanning and Varnishing Being a Complete Discovery of these Arts. (Oxford, 1688), Preface.

22 Sigmund Freud, “Fetishism,” in Adam Phillips, ed., Sigmund Freud: the Penguin Reader,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6), 91-93.

23 The World n°38 (20 September 1753).

24 I draw here upon William Pietz’s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origin of the term “fetish”. See his articles on the subject, “The Problem of the Fetish, I,” Res 9 (Spring 1985), and “The Problem of the Fetish, II: the Origin of the Fetish,” Res 13 (Spring 1987).

25 The World No. 38 (20 September 1753).

26 See Chapter 3 in David Porter’s The Chinese Taste in England, 57- 93.

27 Catherine Lahaussois uses the expression “broderies de porcelaine” in Antoinette Hallé, De l’immense au minuscule. La virtuosité en céramique, (Paris : Paris musées, 2005) 48.

28 For a study of the Duchess of Portland’s passion for conchology, see Beth Fowkes Tobin, “The Duchess's Shells: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ng, Gender, and Scientific Practice”, in Maureen Daly Goggin and Beth Fowkes Tobin, eds., Material Women, 1750-1950 (London: Ashgate, 2009), 301-325.

29 See Elizabeth Kowaleski-Wallace, Consuming Subjects: Women, Shopping, and Business in the 18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7) 20-29; David Porter, “Monstrous Beauty: Eighteenth-Century Fashion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Chinese Tast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5.3 (2002): 395-411.Vanessa Alayrac-Fielding, “Frailty, thy Name is China: Women, Chinoiserie and the threat of low culture in 18th-century England”, Women’s History Review, 18.4 (Sept 2009): 659-668; Stacey Sloboda, “Porcelain Bodies: Gender, Acquisitiveness and Taste in 18th-century England”, in John Potvin and Alla Myzelev, eds., Material Cultures, 1740-1920 (London, 2009), 1-36.

30 William Park. The Idea of Rococo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3), 75-77.

31 See chapter 4 in Parker’s The Idea of Rococo, 96-106. For a study of history of the rococo and its presence in English decorative arts, see Michael Snodin ed., Rococo Art and Design in Hogarth’s England (London: V&A Publication1984) and Charles Hind, ed., The Rococo in England. A symposium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6).

32 The Spectator no. 37, 12 April 1712.

33 Ibid.

34 “The senses at first let in particular ideas, and furnish the yet empty cabinet, and the mind by degrees growing familiar with some of them, they are lodged in the memory, and names got to them.”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 Book II, Chapter II, section 15.

35 Alain Bony, Léonora, Lydia et les autres : Etudes sur le (nouveau) roman (Lyon: PUL, 2004), 9-12.

36 Claude Lévi-Strauss, Le Cru et le cuit, (Paris : Plon, 1978).

37 Batty Langley, Practical Geometry, (1726), 101.

38 The World No. 38 (20 September 1753).

39 For a study of the sensualist aesthetic of chinoiserie, see Vanessa Alayrac-Fielding, “De l’exotisme au sensualisme: réflexion sur l’esthétique de la chinoiserie dans l’Angleterre du XVIIIe siècle”, in Georges Brunel ed., Pagodes et Dragons: exotisme et fantaisie dans l’Europe rococo (Paris Musées: Paris, 2007), 35-41.

40 Philippe Minguet, L’Esthétique du rococo. (Paris : Vrin, 1966).

41 See Vanessa Alayrac-Fielding, “Dragons, clochettes, pagodes et mandarins”, 103-119.

Top of page

Le Livre des merveilles et autres récits de voyages et de textes sur l’Orient est un manuscrit enluminé réalisé en France vers 1410-1412. Il s'agit d'un recueil de plusieurs textes évoquant l'Orient réunis et peints à l'attention de Jean sans Peur, duc de Bourgogne, contenant le Devisement du monde de Marco Polo ainsi que des textes d'Odoric de Pordenone, Jean de Mandeville, Ricoldo da Monte Croce et d'autres textes traduits par Jean le Long. Le manuscrit contient 265 miniatures réalisées par plusieurs ateliers parisiens. Il est actuellement conservé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sous la cote Fr.2810.

Le manuscrit, peint vers 1410-1412, est destiné au duc de Bourgogne Jean sans Peur, dont les armes apparaissent à plusieurs reprises (écartelé aux 1 et 4 de France à la bordure componée d’argent et de gueules, aux 2 et 3 bandé d’or et d’azur à la bordure de gueules), ainsi que ses emblèmes (la feuille de houblon, le niveau, le rabot). Son portrait est représenté au folio 226, repeint sur un portrait du pape Clément V. Le manuscrit est donné en janvier 1413 par le duc à son oncle Jean Ier de Berry, comme l'indique l'ex-libris calligraphié en page de garde. L'écu de ce dernier est alors repeint à plusieurs endroits sur celui de son neveu. Le livre est signalé dans deux inventaires du prince en 1413 et 1416. À sa mort, le livre est estimé à 125 livres tournois1.

Le manuscrit est ensuite légué à sa fille Bonne de Berry et à son gendre Bernard VII d'Armagnac. Il reste dans la famille d'Armagnac jusqu'aux années 1470. Il appartient à Jacques d'Armagnac lorsqu'une miniature est ajoutée au folio 42v. et son nom ajouté à l'ex-libris de la page de garde. Arrêté et exécuté en 1477, sa bibliothèque est dispersée et l'emplacement du manuscrit est alors inconnu. Un inventaire de la bibliothèque de Charles d'Angoulême mentionne un 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 qui pourrait être celui-ci. Il se retrouve ensuite peut-être dans la bibliothèque privée de son fils, le roi François Ier. Avec le reste de ses livres, il entr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dans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et il est mentionné dans l'inventaire de Jean Gosselin.

The present article seeks to analyze the presence and the symbolical meaning of oriental, and in particular Chinese, porcelain in English interior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t examines how porcelain, through its dual status as both a natural and artificial artifact, and its exotic association with the Far East,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coco in the decorative arts in England and became a metonymy for women and the female material world.

From its first modest arrival in English interiors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to its role in the 18th-century craze for chinoiserie, oriental porcelain always held a significant place in interior decoration. Its function and status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place where it was displayed, from cabinets of curiosities to china closets and the tea-table. Chinese and Japanese porcelain also carried a set of different, sometimes antithetical meaning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collectors who acquired them and the way they were organised and arranged in the home. Chinamania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women in the modern period, which led to gendered perceptions of porcelain, with the china closet becoming a metonymy for woman. In this essay, I trace the evolution of oriental porcelain in English interiors and unearth the symbolic, semiotic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its presence in English men and women’s collections by bringing new material and new approaches into research on chinoiserie. I first examine the cultural and stylistic meaning of 17th-century porcelain collections to show that the fascination for porcelain items was grounded in their ambiguous status as curious, natural and artistic objects. I then turn to the case study of the furnishings of Colworth House in Bedfordshire to analys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rcelain as a signifier of tast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status. This is followed by an interpretation of porcelain along gendered lines, in which I suggest that porcelain functioned as a memento and a fetish. Lastly, I offer a reading of the china closet which can be construed, I argue, as a feminine, rococo and “artinatural” space that epitomises the perceived characteristics of porcelain in the 18th century. 

Quelle:Vanessa Alayrac-Fielding Miranda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The foundatio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1600 made direct trade with China possible and led to an increase in English imports of Chinese wares. Although Chinese porcelain started to reach England in higher quantities at that time, they continued to be considered as precious exotica worthy of display in cabinets of curiosities. Most Chinese porcelain imported in the 17th century consisted of blanc-de-Chine and blue and white ware. Brown Yixing stoneware was also imported, as well as monochrome-glazed porcelain1. In the middle of the 17th century, direct trade with China was hampered by wars of succession within the Chinese empire, which led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find other indirect ways of buying Chinese porcelain, and also, from 1657, to turn to Japan for more supplies in porcelain. The imports of Japanese overglazed enamelled porcelain in England provided collectors with porcelain ware of a new type: colours and new compositional patterns hitherto unknown entered English interiors2. Europe’s long-lasting fascination for porcelain can be ascribed to its beauty, its exotic provenance and the secrets surrounding its fabrication. Indeed, the manufacture of porcelain remained a mystery until the 18th century in Europe, when the alchemist Johann Böttger first succeeded in creating a porcelain body of the same type as that made in China for the Meissen factory. Until that time, porcelain had been thought to come from shells. The original Italian term porcellana, meaning “conch shell”, reflects this long-held belief3. At the end of the 17th century, speculations about its composition still ran high, as is shown by Captain William Dampier’s remark on the origin of porcelain:

The Spaniards of Manila, that we took on the Coast of Luconia, told me, that this Commodity is made of Conch-shells; the inside of which looks like Mother of Pearl. But the Portuguese lately mentioned, who had lived in China, and spoke that and the neighbouring Languages very well, said, that it was made of a fine sort of Clay that was dug in the Province of Canton. I have often made enquiry about it, but could never be well satisfied in i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orcelain and shells was further evidenced in the common practice of displaying shells and porcelain together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e Duchess of Portland had a famous collection of shells and of unique pieces of porcelain, an association which contributed to blurr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naturalia and artificialia

Porcelain first occupied a non-functional status in the cabinets of rarities and curiosities of English aristocrats5. The famous collector John Tradescant published in 1656 the first catalogue of his collection, which listed “idols from India, China and other pagan lands”6. He also possessed porcelain, some mounted with silver and gold. In the 17th century, rare and precious porcelain items were often mounted with expensive metalwork, a practice that was common throughout Europe. The Duchess of Cleveland’s collection, which was sold in France in 1672, contained very fine Chinese and Japanese pieces, according to the Mercure Galant in July 1678 : “l’élite des plus belles porcelaines que plusieurs vaisseaux de ce pays [l’Angleterre] y avaient apportées pendant plusieurs années de tous les lieux, où ils avaient accès pour leur commerce.”The Duchess’s finest porcelain pieces were gilt-mounted : “il y en avait d’admirables par leurs figures, par les choses qui étaient représentées dessus et par la diversité de leurs couleurs. Les plus rares étaient montées d’or ou de vermeil doré et garnies diversement de la même manière en plusieurs endroits”7. The adding of expensive, luxurious silver or gold mounts to the porcelain body of an object visually reinforced the latter’s precious status in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t also celebrated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s of artistic creation. Not unlike the popular mounted nautilus cup that stood in cabinets of rarities and curiosities, mounted porcelain held the reference to its artistic manufacture together with the allusion to its natural origin. The perceived shell-like substance of the object had undergone two transformations: it had first been moulded and fired by Oriental craftsmen to be turned into a piece of porcelain, and had then been further transformed and enhanced with precious metal by European craftsmen. Porcelain wares thus fitted into larger collections which included naturalia and artificialia, classical works of art, antiquities as well as more unusual curiosities. Although the passion for collecting porcelain was already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realm of the feminine in the 17th century, it would be wrong to assume that men did not collect oriental porcelain. On a visit to a Mr Bohun on 30 July 1682 at Lee in Kent, John Evelyn noted the couple’s joint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ares. The house possessed a lacquered cabinet, and it is likely that the lady’s cabinet which gets mentioned, was a china closet:

Went to visit our good neighbour, Mr. Bohun whose whole house is a cabinet of all elegancies, especially Indian; in the hall are contrivances of Japan screens, instead of wainscot; […] The landscapes of the screens represent the manner of living, and country of the Chinese. But, above all, his lady’s cabinet is adorned on the fret, ceiling, and chimney-piece, with Mr. Gibbons’ best carving. (Bray ed. 173). Quelle:Vanessa Alayrac-Fielding Miranda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The China Folk House Retreat is a Chinese folk house in Harpers Ferry, West Virginia, United States, reconstructed from its original location in Yunnan in China.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ismantled and rebuilt it piece by piece with the goal to improve U.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John Flower, director of Sidwell Friends School's Chinese studies program, and his wife Pamela Leonard started bringing students to Yunnan in 2012 as part of a China fieldwork program. In 2014 Flower, Leonard, and their students found the house in a small village named Cizhong (Chinese: 茨 中) in Jianchuan County of Yunnan, China. Before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y brought dozens of 11th and 12th-grade students to Yunnan to experience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is province every spring.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his house is a blend of Han, Bai, Naxi and Tibetan styles.

The Cizhong Village is located in eastern Himalaya, alongside the Mekong River. It has a long history of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The 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 established the Cizhong Catholic Church in 1867. When they visited the village, Zhang Jianhua, owner of the house, invited them to his home. Zhang told them that the house was built in 1989, and would be flooded by a new hydroelectric power station. While the government built a new house for him one kilometer away, Flower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dismantling the house and rebuilding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house was built using mortise and tenon structure, which made it easy to be dismantled.

Logistics
Flower and his students visited Zhang several times and eventually bought the house from him. After measurements and photographing, the whole house was dismantled, sent to Tianjin and shipped to Baltimore, and finally to West Virginia. Since 2017, they have spent several years rebuilding the house in Harpers Ferry, at the Friends Wilderness Center,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thod of build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roject, Flower and Leonard formed the China Folk House Retrea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人的性格)是西方人介绍研究中国民族性格的最有影响的著作。由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撰写。书中描述了100多年前中国人，有高尚的品格、良好的习惯。也有天生的偏狭、固有的缺点。此为1894年刊本。

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内容1890年曾在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华北每日新闻》发表，轰动一时；1894年在纽约由弗莱明出版公司结集出版。这位博学、不无善意的传教士力图以公允的态度叙述中国。他有在中国生活22年的经验为他的叙述与评价担保，他看到中国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暖昧性。他为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了20多种特征，有褒有贬，并常能在同一，问题上看到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人的性格》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影响了西方人、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有很大影响。张梦阳先生对此曾有过专门研究。

史密斯是位诚实、细心的观察家。读者在阅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然而，诚实与信心并不意味着客观与准确。因为文化与时代的偏见与局限，对于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无法超越的，尤其是一位生活在1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士。西方文化固有的优越感，基督教偏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史密斯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印象与见解。基督教普世精神、西方中心主义，构成史密斯观察与叙述中国的既定视野。中国人的性格形象映在异域文化背景上，是否会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呢？辜鸿铭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春秋大义》”序言”）

美国传教士眼里的中国人的形象，并不具有权威性。它是一面镜子，有些部分甚至可能成为哈哈镜，然而，问题是，一个美国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就能了解中国人吗？盲目的自尊与脆弱的自卑，怀念与希望，不断被提醒的挫折感与被误导的自鸣得意，我们能真正地认识我们自己吗？《中国人的性格》已经出版整整l00年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成为一个世纪的话题，谁也绕不开它，即使沉默也是一种反应，辜鸿铭在论著与演说中弘扬”中国人的精神”，史密斯的书是他潜在的对话者，回答、解释或反驳，都离不开这个前提。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其中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性格》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性格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

我们不能盲信史密斯的观察与叙述都是事实，但也不必怀疑其中有事实有道理。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了解自己既需要反思也需要外观。异域文化的目光是我们理解自己的镜子。临照这面镜子需要坦诚、勇气与明辨的理性。鲁迅先生一直希望有人翻译这本书，在他逝世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先生还提到：”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明恩溥观察到了中国文化的二十五种特征，他的这本书也包含了这二十五章，每个章的标题都是描述了一个特征，最后两章描述了宗教和社会。
第一章 保全面子
第二章 节俭持家
第三章 勤劳刻苦
第四章 讲究礼貌
第五章 漠视时间
第六章 漠视精确
第七章 易于误解
第八章 拐弯抹角
第九章 顺而不从
第十章 思绪含混
第十一章 不紧不慢
第十二章 轻视外族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第十五章 随遇而安
第十六章 顽强生存
第十七章 能忍且韧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第十九章 孝悌为先
第二十章 仁爱之心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波
第二十三章 诛连守法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第二十六章 多元信仰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又作明恩普，阿瑟·亨德森·史密斯，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其第一个教会，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明恩溥返回美国。

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深入天津、山东等地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熟悉中国的国情，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1906年，当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改名为清华大学）的成立，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

内容简介:

托马斯·海贝勒教授撰写的《东普鲁士与中国——追溯一段不解之缘》一书以东普鲁士与中国的深远关系为切入点，紧密结合了笔者的个人经历与职业背景，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一段至今仍未受到足够重视，未足够曝光的历史，寄望以这种方式丰富东普鲁士的记忆文化。 全书内容嵌在传记式的家族记忆框架里，读者可由此窥探笔者同中国、同东普鲁士之间的渊源，进而了解在探究这一主题过程中笔者的个人追求、兴趣和希冀。书中涉及大量具体的记忆形象和他（它）们与中国的联系，既包括与中国相关的人物，如中国研究学者、高级军官、外交官、传教士、建筑师，也包括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还有那些研究解读他们思想精神的中国人，以及当地犹太人逃亡中国的历史等。海贝勒教授的追根溯源早已不囿于某个家族，而是立足中德双向视角，成功展现了一段延续至今，层次丰富的地区交往史。本书不涉及政治倾向性内容。

作者序:

如果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就东普鲁士与中国的关系撰文，绝不纯粹出于历史研究的学术兴趣，母亲家族与东普鲁士的渊源是我人生和身份的一部分，尽管我并不是在那里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缕光亮。母亲对东普鲁士的记忆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强化了我对自己这一层身份的认同，下文对此还将详述。

​

        家族记忆是记忆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一个家族里它以这样的形式世代传承，影响着族人们的世界观和个人行为。（因萨尔茨堡新教流亡者身份而）遭人排挤的体验，祖父为了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冲出东普鲁士村庄那一方局促天地的决然之举，还有东普鲁士人对东部（与其接壤各国）依然保有的真挚坦率等等，都是这份家族记忆和认知储备的一部分，只是这样的东普鲁士仅留存在某些人的记忆里，他们要么曾经与此有所关联或者尚有关联，要么在那里出生，又或是探究到其家族与东普鲁士之间的渊源。

​

                撰写此书是为了追忆这个曾经的德国东部省份以及当地人民为中德关系所作出的贡献，但同时这也是对德国乃至欧洲“集体记忆”的一次记念。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文化、艺术、科学、哲学、政治及经济各领域演进过程的回忆，都是记忆文化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记忆文化则有利于群体与身份意识的创建。

​

        全书以东普鲁士与中国的深远关系为切入点，将笔者的个人经历与职业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

​

        全书共分九章，导言之后的第二至第四章主要涉及以下内容：首先是作为家族记忆文化一部分的家族东普鲁士背景（埃本罗德与施洛斯伯格）和家族在东普鲁士的生活史；其次是我对2017年前往埃本罗德和施洛斯伯格（东普鲁士）的寻根之旅的一些思考；然后将讲述我的中国之路、我的职业和在中国最初接触到的那些与东普鲁士或普鲁士有关的人与事。第五章探讨的是东普鲁士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究竟是什么将它们联系了起来，这里将谈到普鲁士的亚洲政策、腓特烈大帝的中国情结、德国留在中国的“遗产”（亦或说德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及殖民青岛所犯下的“罪行”更为合适？）以及东普鲁士王宫之内所谓“中国热”的意义。这一章还将特别关注纳粹主义带来的灾难，它迫使大量原本生活在东普鲁士的犹太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逃往上海，也导致中国传奇元帅朱德之女朱敏被拘禁于东普鲁士的一所集中营，这两个事件都是我前文所界定的“伦理记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六章主要讲述东普鲁士作为德国汉学发源地的问题和东普鲁士在华传教士的活动。

对思想“先贤”康德和赫尔德及其与中国的渊源，以及他们对现代中国和中国形象的形成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本书也将专章论述（第七章）。最后在第八章将谈及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东普鲁士名人，包括自然科学家、作家、政治理论家、艺术家以及商人，他们当中有历史人物，但也不乏出生在东普鲁士，却并没有在那里成长的当代名人。本章提到的历史名人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尼古拉·哥白尼，数学家、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大卫·希尔伯特，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和阿诺德·索末菲，女版画家、雕塑家凯绥·珂勒惠支，女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女革命家王安娜，还有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共产国际代表亚瑟·埃韦特和亚瑟·伊尔纳（别名理查德·施塔尔曼）及其在中国的活动，以色列女政治家、作家利亚·拉宾，外交家阿瑟·齐默尔曼也在此列；当代名人则包括建筑师福尔克温·玛格，雕塑家、装置艺术家胡拜图斯·凡·登·高兹，电子音乐的先锋人物、“橘梦乐团”创始人埃德加·福乐斯以及美国传奇蓝调摇滚乐队“荒原狼”主唱约阿希姆·弗里茨·克劳雷达特（约翰·凯）等。出现在本书中的还有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和托马斯·曼的东普鲁士岁月，著名的尼达艺术家之村，以及多位在中国曾经或依然被关注研究（接受）的东普鲁士名人，他们当中有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商贾，也有二战中既在东普鲁士又在中国抗日战场参战的苏联元帅。部分苏联军队在东普鲁士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与其1945年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相似，这一切分别存留在德国和中国民众的集体记忆里，或许正是这些使许多中国人在面对东普鲁士平民的悲剧时多少有些感同身受。

​

        本书并不着力探究普鲁士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对此学者们已有著述，这里更多关注的是与那个曾经属于德国，如今分属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的省份，以及与此相关的记忆形象和他（它）们与中国的缘分，既包括与中国有联系的人物、中国问题学者、高级军官、外交官、传教士、建筑师，也包括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还有那些研究解读他们思想精神的中国人，以及当地犹太人逃亡中国的历史等。本书无意全面探究所有这些联系，对笔者而言关键是对这些记忆形象的收录整理，不拘泥于细节，本来写作初衷就是以勾勒轮廓框架为先，勘明趋势与特征，并非还原事件经过。全书内容嵌在传记式的家族记忆框架里，读者可由此窥探笔者同中国、同东普鲁士之间的渊源，进而了解在探究这一主题过程中笔者的个人追求、兴趣和希冀，这些传记性内容见于本书第二章，第三章则是在此框架下对“故乡”概念的简短反思——探讨究竟何为“故乡”。总之，撰写这本书是一次尝试，尝试记录东普鲁士乃至德国的一段历史，一段至今仍未受到足够重视，未足够曝光的历史，寄望以这种方式去丰富东普鲁士的记忆文化。

​

       东普鲁士在其历史上既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也是一个移民地区。条顿骑士团（亦称德意志骑士团）东征前，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生活着古普鲁士人。在骑士团间或野蛮的殖民过程中，来自德意志帝国的拓荒者不断涌入，此外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瑞士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捷克人、法国人和受洗的立陶宛人，他们与当地原住民聚居融合，14世纪又有不少马祖里人、立陶宛人和鲁提尼人迁居于此。随着15世纪条顿骑士团历经一系列损失惨重的战役走向没落，来自波兰、俄国和立陶宛的移民在此安家落户。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欧洲第一个新教国家普鲁士公国建立，更广泛的宗教自由吸引了整个欧洲的新教和加尔文教派信徒，他们不仅来自德意志帝国，还从波兰、立陶宛、荷兰、法国（胡格诺教派信徒）、苏格兰、俄国、奥匈帝国迁徙而来，甚至还有主要由俄国而来的犹太人。

​

        17世纪塔塔尔族人的袭扰和1709年至1711年间泛滥的鼠疫造成东普鲁士全境人口锐减，于是普鲁士国王着力推动瑞士加尔文派信徒以及萨尔兹堡的新教流亡者来本国定居，这两大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熟练工匠。此举造成东普鲁士居民来源复杂多样，使建立德语教育机构和使用德语授课成为促进这些移民群体统一与融合的手段，这个目标遂成为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年引入普通义务教育的原因之一。

​

        无论是当地非德意志的原生民族，还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都为东普鲁士增添了新的元素，对它产生了影响，进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各自的印迹，为其发展和多元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外，在东普鲁士的历史上，该地区始终与波兰、俄国和波罗的海诸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和深入的交流。对此阿明·缪勒-斯塔尔是这样说的：交织在一起的关系网“层层叠叠，密密实实”，在造就多元文化精英方面功不可没。

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的缘起、船组人员及舱载货物

笔者借助安菲特利特号的航行记与档案文献，在此对该船远航中国的缘起、装备这艘船的背景，多次险些造成灾难的人员与利益冲突、舱载货物及其销售情况作一梗概性介绍。大而言之，甚至是与后期相比较，这次远航没有遇到很大障碍，也未为将来的发展留下太多的阴影。

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他是法国勒芒人。白晋神父是由法王路易十四于1685年出资派住中国的6位数学家耶稣会士之一。他于1688年2月到达北京，留在了清朝宫中并得到了大清皇帝某种程度的信任。他奉康熙皇帝的钦命，以“钦差”的身分返欧，为中国征募新人，实际上，康熙需要的主要并非是传教士，而是科学家。

白晋于1692年7月8日离开北京，于1694年2月1日自澳门启程返法，最终于1697年3月到达法国布雷斯特。由于受路易十四派遣而于1688年初莅华的5名法国耶稣会士形成了独立于“葡萄牙神父”之外的一股独特力量，所以他们需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康熙皇帝于1692年3月22日颁了一道著名的诏书，恩准在中国各地自由地从事天主教的布道活动，传教士们的情绪为之大振，形成了一种先归化中国皇帝和上层士大夫，然后自上而下地归化整个中华帝国的战略。

实际上，传教士们的这种欢欣，是以误解为基础的。康熙皇帝对传教士们表现出了浩荡皇恩，是由于他一则希望表现出洋洋大国、泽被四夷的风范；另一方面更是希望能利用传教士的科学知识。而传教士们迂回地从事科学事业却是为了发展其布道活动，双方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一方的主要目的，对于另一方来说则是无关宏旨的次要琐事了。数年后，由于欧洲天主教诸国之间的利益纠纷、嫉妒心情以及天主教不同修会之间的竞争或门户之见，激起了冲突。严嘉乐（Charles Maigrot，1652-1730年）1693年3月26日有关中国礼仪的主教通谕，并未使传教士们立即失去康熙皇帝容教圣旨赋予他们的优惠条件。康熙对法国数学家耶稣会士们产生了极大好感与兴趣，于1693年7月4日在皇城内赐他们一处住院（白晋所说的地处“皇宫围墙内”，实际上是有些夸大其辞）。同一天，康熙皇帝便命令白晋神父返法以携归新学者，白晋也决心利用这次出使而为法国传教区谋求最大利益。他于7月18日以一位清朝大皇帝“钦差”的身分，离开北京返欧。当白晋神父离开法国4年后再度返回时，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游说活动。为了制造舆论和说服路易十四本人，他于1697年用法文出版了《呈奏国王的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即《康熙帝传》）一书，此书实际上是他当时呈奏路易十四的一份有关康熙时代中国国情的秘密报告。

但白晋并非是康熙派往欧洲的第一位使节，意大利籍的入华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事实是冒名顶替了已逃走的多明我会士Navarette），在白晋离京时，就已经奉康熙钦命持节出使欧洲并顺利返归。白晋于其书中首次将康熙比作路易十四，并对中法两国君主都竭尽美誉之辞。当然，他为了向路易十四邀功并促使国王重视中国，不辱康熙之钦命，为了法国传教区的未来利益，说得有许多言过其实之处。法国殖民地档案馆中收藏着一卷《中国皇帝派往法国的使节—尊敬的××神父的呈文》的档案，其中阐述了中国皇帝的意图并要求法国国王作出积极回答。

这位匿名神父无疑正是白晋。他于上奏路易十四的呈文中，提到了康熙皇帝在向法国耶稣会士们赐住宅的同一日，又选择白晋本人赴欧向法王致以敬意。白晋声称中国皇帝对“太阳王”高度敬仰，希望自己身边能有更多的法国耶稣会士科学家，更希望每年都有大批这样的人进入东方第一帝国，并经由他们而引入西方所有艺术和科学。康熙希望每年都能看到“日落处的王国”法国的船舶驶往“日出处的王国”中国的港口，并给予他们国王陛下所希望的一切经商自由和优惠待遇。

有人对白晋的身分提出质疑，询问他为什么未携带中国皇帝致“太阳王”的亲笔御书。白晋回答说，中国皇帝只习惯于向其附庸国或藩部下达命令，他持有“钦差”的证书就足够了。当有人要求白晋出示康熙的证书时，他又诡称在离华时交回去了，因为这种证书只能颁发给皇帝的臣民。他有一部从北京到苏拉特之间的旅行日志，其中记载了沿途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他请求太阳王向中国派遣一艘船，以此船运送一批精心选择的新传教士，国王还应该颁布一道圣旨，支持入华耶稣会士们以宗教和科学手段来布道，他甚至要求路易十四允许入华耶稣会士们在北京建立一所与法国科学院有直接联系的科学院，彼此能互相通报最新科学发现，他最后还提供了一大批可以证明其“钦差”身分的中国人名单。

无论康熙皇帝还是白晋神父，他们都希望法国能派遣传教士入华，但最大的困难是运送问题。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其君主保教权的名义，向法国耶稣会士们封锁这条通道。白晋以其4年的长途跋涉，也感到让法国传教士们通过澳门需要很长时间并会冒很大危险。但如果法国派遣一艘运送传教士们的皇家御船赴华，那么其处境就会大大改善。白晋于路易十四面前炫耀康熙“敬重”自己，认为这是大清王朝皇恩浩荡的证据。

路易十四的大臣们却并未对白晋那娓娓动听的说词心悦诚服。他们不相信法国国王的一艘皇家御船会在中华帝国受到欢迎，因为康熙大帝没有依礼呈送国书，而仅以对待藩部附庸的模式托传“口信”。白晋已经预料到了其计划可能会流产，但他无论如何也必须获得一条船。路易十四是否真正赐御船无关紧要，他可以假传矫诏。康熙所希望的也只是能看到法国船舶每年都进入中国港口，并恩准路易十四所希望的那种“自由和优惠的贸易”之要求。白晋返回东印度公司后，甚至吹嘘中国皇帝允许在其所有港口设立法国贸易商行。

由于官方的渠道不通，白晋于是便被迫向私营企业求援，他首先想到了东印度公司。该公司自1664年以来就垄断了自好望角到印度以及整个中国南海的贸易。法国东印度公司虽在暹罗作出过尝试，但其活动从未超越印度以远地区，其17世纪末叶的经济形势不允许它在远东发起新的商业攻势。白晋通过蓬查特兰伯爵的引荐，结识了让·儒尔丹（Jean Jourdan）。儒尔丹在20多年间创办了一系列贸易公司，经历过各种挫折，于 1710年在蓬查特兰的支持下，于洛里昂开办了一家海事保险公司。

佛朗索瓦·热古（Francois Egou）在《战争港口洛里昂的历史》（1887年第2版）中讲到过格鲁埃的领主让·儒尔丹（Jean Jourdan de Grouee）。马德罗尔称他为“格鲁西的儒尔丹”（Jourdan de Groussy），并以为他是一名“工业巨富和玻璃制造商”。索塔（Sottas）于其《皇家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巴黎1905年版）和凯普兰（P. Kaepplin）于其《东印度公司》（1908年巴黎版）中，都称儒尔丹为“大船主”。达尔格伦（Dahlgren）于其《法国与太平洋沿岸的贸易关系》（1909年巴黎版）中指出，“格鲁埃的儒尔丹”又自称为“格鲁西的儒尔丹”，并且认为他是巴黎的香料富贾和批发商；贝勒维奇-期坦凯维奇则认为他是在巴黎做批发商和玻璃制造商的马赛人；考狄在《中国通史》第3卷中认为他是马赛人和批发富商；福雷奇则认为“格鲁西的儒尔丹是玻璃制造富商”。从各种迹象来看，我们应称之为“格鲁西的儒尔丹”较为合适。他事实上很可能是玻璃制造商，因为安菲特利特号船上装载着大批玻璃，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成了商务代理人面临的棘手问题，而且大家确实知道正是儒尔丹将这些玻璃装上船的。

儒尔丹等人为向中国派遣一艘船，为此而专门草创了一家公司。儒尔丹热衷于经商和装备船舶，事事都对白晋的建议言听计从。儒尔丹及其朋友们的最大困难，则是设法从东印度公司处谋求准许派遣大船驶往中国。东印度公司财大气粗，它只希望独自装备白晋所要求的那艘船。在蓬查特兰的干预下，最终达成了妥协。1698年1月4日，双方签订了一项共有12款的协议。东印度公司授权儒尔丹相继派两艘船直接入华经商，但不允许它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连续第3次远航中国。这两次远航也不能在中法两国途中任何港口中经商。

每艘船上必须设两位东印度公司的监察大员，并由儒尔丹提供经费。船舶返归圣·路易港后，要由东印度公司出面销售运回的中国商品，而且还提取5%的利润。法国行政法院于1689年1月22日批准了这项协议。为了赴中国旅行，法国政府向儒尔丹出售了安菲特利特号这艘快速三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停泊在罗什福尔港（Rochefort）。它是由快速轻帆船长德·拉罗克（de LaRoque）装备的，他根据1698年1月28日由凡尔赛宫颁布的一道国王敕令而获得了这艘船的导航权。同一天，正在凡尔赛的海军警卫队的路易·德·拉格朗热也使拉罗克成了该船上的执旗官。当拉格朗热于1698年2月25日抵达拉罗歇尔港时，安菲特利特号船即将下水，并已为装载儒尔丹采购的货物准备就绪。

路易十四国王于1698年2月8日从凡尔赛向拉罗克颁发敕令。敕令中提到这艘船是经国王的批准驶往中国的，但却特别明确指出它不是一艘皇家御船，而是完全如同荷兰人和英国人所做的那样，只是一艘普通商船，以免对国王将来向中国派遣官船造成消极影响。敕令要求他们既不能在沿途向欧洲其他列强的船舶致敬，也不要求其他船舶与之联系。

一旦在中国港口停泊后，就要特别注重于观察那里的季风、潮汐、气候以及与航海有关的一切资料情报，调查中国是否有港口、抛锚地、海岸地图以及航海指南。如能找到这一切，那就必须将它们呈奏国王陛下。他们还必须调查中国与欧亚各国之间经商的方式，特别要调查中国的风俗习惯，以利于法国政府将来方便时派船驶往那里。敕令特别要求，当该船返航时，必须准确全面地向国王禀报所搜集到的一切情报。

拉格朗热于其《神奇的旅行》一书中向我们介绍了拉罗克骑士的家庭关系。指出此人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拉罗克的个人档案也说明他一生中始终在远洋船上供职。至于安菲特利特号船上的大副，班尼斯特认为是萨里奥兹（Salioz）和弗罗热·德·拉·里戈迪埃尔（Forgerde La Rigaudier）。萨里奥兹在此之前就曾在马六甲海峡航行过。里戈迪埃尔原为罗什福尔港口的官员。里戈迪埃尔在1698-1700年首航中国时，似乎是一名忠于职守的严肃官吏，尽可能地避免介入诸同事之间的纠纷。在该船二航中国时，白晋与他（一名大副）和外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三头政治”集团，拉·里戈迪埃尔似乎公开投身于耶稣会士们的阵营中了。

安菲特利特号船上的两名二副分别是德·布瓦西（de Boissy）和德·巴里利（de Barilly）。德·布瓦西是儒尔丹的弟弟，他似乎不是职业海员，但由于儒尔丹的原因才跻身于这批人中，而且还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巴里利于1706-1707年间才出现于路易港。该船上的海军军官是德·萨布勒瓦（de Sabrevois）、德·拉格朗热、德·博利厄（de Beaulieu）、小热拉尔丹（Geraldin Le Jeune）和菲利。在安菲特利特号第2次远航中国期间，博利厄任少尉军官。在拉格朗热与拉罗克的旅行记以及刘应（Claudede Visdelou，1665-1737年）神父致儒尔丹的书简中，都提到过萨布勒瓦，此人是罗什福尔港的官员，1692年成为海军见习军官，1703年成为海军少尉，1709年9月30日死于一次海难事故。1699年3月1日，拉罗克将萨布勒瓦派回欧洲，以向国王禀报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的艰辛历程。

除了上述各司其职的船组人员外，安菲特利特号船还运去了儒尔丹公司的3名经理：第一商务经理德·贝纳克（de Benac）、经理和出纳员勒·普莱特尔（Le Pouletel）、经理和商务监察官员吕西安·布瓦扎尔（Lucien Boizard）。其中贝纳克是个名气很大的人物。人们发现贝纳克与拉罗克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几乎从启程航行时便剑拔弩张了。在该船到达广州时，这种冲突关系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因为贝纳克认为拉罗克是船长，而第一经理却是公司的代理人。所以当拉罗克于1699年2月5日正式以法国国王的名义拜访广州巡抚时，贝纳克拒绝陪同前往。入华耶稣会士们本来希望遏制他的这种喜怒无常的行为，他们甚至把他当作狂徒看待。中国人也不会接受由一名蛮夷商客代表法国国王。

在安菲特利特号于中国停泊期间，贝纳克始终与拉罗克争夺名誉权。贝纳克最后与两名经理滞留广州，以销售该船运来的商品，当地人习惯于用中文称他为“贝老爷”。事态进展得并非一帆风顺。萨里奥兹于1701年初带到马德拉斯的信件中，便包括贝纳克于1699年对普莱特尔和布瓦扎尔的控告纪要，迫使贝纳克发表声明，万般无奈地放弃对中国公司的领导权。当安菲特利特号于1701年秋二航中国时，带来了以费热拉尔（Figeral）为首的一批新任商务经理，从而结束了贝纳克在华的活动。安菲特利特号于1703年8月17日将贝纳克带回了布雷斯特。

对于圣-马洛人普莱特尔和布瓦扎尔的情况，大家所知甚少，惟有通过贝纳克发自广州的书简或屡屡发出的怨言而略知一、二。此二人与入华耶稣会士们联手反对贝纳克。在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期间，勒·普莱特尔于1702年5月14日秘密地离开广州赴南京，途中参观景德镇瓷都后，于6月28日顺利到达南京，并于11月17日返回广州，不久便乘安菲特利特号船返法。

在这3位商务经理之外，乘安菲特利特号船入华的贸易公司职员还包括1名“商人”、1名秘书、2名雇员和8名伙计。“商人”即产品服务部主任，弗罗热于其《游记》中称之为弗朗西亚（Francia），白晋为他起的汉名是方儒法，在他与广州海关官员们打交道时便使用此名，其完整的法文原名很可能为乔治·弗朗西来（Georges Francia）。他随安菲特利特号船首航中国返法后，又随该船二航中国并暂留广州，直到1709年2月15日仍在广州任商务经理。

该公司的秘书叫作拉加尔德（LaGarde或Lagarde）。他似乎未曾起过巨大作用，在1703年6月25日于安菲特利特号返归欧洲海岸之前逝世。

弗罗热提到了赴华公司的两名伙计，但却未指出其姓名。马德罗尔认为他们是“文书”，分别叫作萨巴蒂埃（Dabattier）和布格雷（Bougre，或作Bongre）。萨巴蒂埃是“国王的作家”，布格雷只出现在白晋的日志中，他曾参加过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但由于该船二航中国后某些商务人员滞留中国，所以他可能在留华人员之列。在中国公司1703年12月12日的一封书简中，还提到布格雷仍在广州。

马德罗尔也提到了两名商务代理人，分别叫作维莱特（Vilette）和丹迪涅（d'Andigne）他们曾陪同首席经理往赴北京朝廷。因为中国公司原计划让贝纳克晋京入宫，公司认为这样作有利于实施其计划。我们通过1698年9月28日在海上才拆封的一道中国公司的命令而获悉这一切。为了这次旅行，公司选择了贝纳克、布瓦希、弗罗热等人。其中只字未提及维莱特和丹迪涅，而且这后一个名字既未出现在弗罗热的书中，也未在拉格朗热的著作中记录在案。白晋神父反对这次北京之行的计划，因为贸易公司事先未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于是便决定，在安菲特利特号船到达广州后，必须开会专门进行讨论。耶稣会士们始终反对让中国公司的代理商进入中国腹地，无论是进入各省还是京城，都一概反对。

但是，维莱特和丹迪涅最终还是北上北京，白晋神父于日记中写道：“1702年1月1日，丹迪涅和维莱特先生到达了北京”（马德罗尔书，第140页）。马德罗尔于其书中的注释中指出，“他们是于1700年12月从广州出发晋京的”。他们二人实际上于1699年12月离粤晋京。因为班尼斯特指出：“我们于1700年1月26日离北京返法，将中国公司的三位经理、萨里奥兹先生、两名伙计和6名其他法国人留在广州，其中两名法国人于1699年12月离粤晋京”。我们通过白晋日记的有关段落获知，这两个人在北京逗留期间，如同中国“皇帝的奴才”一样生活，由大清皇帝支付奉禄，如同在北京为大清朝廷效力的耶稣会士一样地为康熙皇帝工作。这已经不是中国公司的“商务代理人”所能接受的那种角色了。维莱特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神父们反对在北京称他们为“老爷”。安菲特利特号实际上是运来了几名“伙计”或“工人”。

在法国皇家玻璃制造厂的3名包税人的倡导下，安菲特利特号船运载了大批玻璃，白晋神父肯定曾向他们信誓旦旦地断言，中国是畅销玻璃的市场。由于玻璃易碎和必须切割与装配，所以又在中国公司的文职人员中增列8名“镜子工”。白晋曾向儒尔丹建议在广州城筹建一家玻璃制造厂，这8名玻璃工也可能正是为此目的才赴华的，大约是到了1699年4月末，其中的某些人在第3位经理的主持下，将破损的玻璃作了一番清理。

该年11月末，中国公司的第一经理婉言谢绝了洪若翰神父有关向大清皇帝派遣两名玻璃工的请求。12月13日，曾遭贝纳克拒绝的两个人中的主要人物逃往总督府，不久又与另一个人共同前往北京。这次逃亡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耶稣会士神父们的挑唆下发生的。弗罗热声称，当安菲特利特号船于1700年1月26日离开中国广州时，在那里安置了中国公司的3位经理、萨里奥兹、两名职员和其他6个法国人，其中两名已于前一个月晋京。这里所说的6名法国人都是由中国公司经理们挽留下来的玻璃镜子工，一个月前晋京的两个人便是丹迪涅和维莱特。前者于1699年12月13日从公司所在地逃走，后者不久也与之相会合。

丹迪涅就是遭贝纳克拒绝的主要人员，维莱特便是那个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ville，1657年—1730年）修士和其他某些人的学问实际上也并不比他高深多少。清朝皇帝于其行宫中召见所有西洋人时，维莱特被耶稣会士们冷落在一旁了。当然，对于17世纪末叶来说，挽留一个玻璃镜子工在北京，即使他是一位手艺高超的巨匠，也会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现在尚未找到保存下来的有关此人的任何记载。

安菲特利特号船除了运送中国公司成员之外，还带去了印度公司的两名职员。他们负责监督贸易经营，同时又阻止安菲特利特号船在中法之间漫长航程中逐港口地交易。此二人分别叫作让·佩什贝蒂（Jean Pech-berty）和让·德厄（Jean Dieu）。正如现在收藏于法国国家档案馆的一封此二人1699年2月17日写于广州的书简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的处境并不如意。1698年1月4日的协议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

中国公司的经理们不但拒绝向他们传授任何贸易知识，而且也不肯于公司所在地为他们提供食宿。东印度公司的两名职员还申辩说，他们亲眼目睹过儒尔丹的一道直到广州才被启封的命令，要求经理们尽一切可能不让这些人掌握任何科学知识。佩什贝蒂与让·德厄经过在死亡线上的挣扎和饱受虐待之后，终于随船返回法国。佩什贝蒂从未曾与中国公司反目，他甚至在脱离东印度公司后，于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时仍出任中国公司的第二经理。佩什贝蒂和另一名叫作迪·朱斯（Du Jus）的职员曾制定过一项赴江西饶州和南京的旅行计划，但由于耶稣会士们横加阻拦而最终未能成行。继安菲特利特号二航离华后，佩什贝蒂仍暂留广州并作为第一经理，直到1705年11月23日尚滞留于那里。

在安菲特利特号船上的世俗人员中，还包括一名医士长。他是由船长供应食宿和支付旅费的“巴黎青年”。拉格朗热于其《神奇的旅行》第218页中提到过此人。

除了这些分工明确的文武世俗人员外，安菲特利特号船上还有一大批耶稣会士。白晋首先从儒尔丹船长那里获许，除年修士外，让该船再免费运送5名耶稣会士入华。最后却增至10名。这些耶稣会士个个名声显赫，诸如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年）和马若瑟那样后来成了中国传教史上的明星人物。

儒尔丹曾认为，其经理们可以晋京见驾。白晋曾向他许诺，借助于奉献康熙皇帝与权贵们的礼物，可以在宁波或广州开办一家商行，并使清朝对于舶来品货物免征关税。这一切后来均未能兑现。

对于北京之行，当船员们于途中开启巴黎指令时，连白晋也大为疑惑不解，因为其中规定贝纳克必须晋京。传教士们一般都不想让中国内地的人见到欧洲军人或商人，因为教士们都看不起商客，认为此等欧洲天主教徒不会对土著天主教徒起到好的表率作用。洪若翰神父在一封书简中指出，在欧洲船舶习惯于停泊的中国港口，只能使极少数中国人接受归化，因为那些海员们无法与当地居民中的精英人物接触与交流。白晋认为，到达北京的西洋人会在那里发现一种与他在《中国皇帝的历史形象》中的勾勒完全不同的形象。如果安菲特利特号船上的商客们竟直北上京城，那么白晋就无法于宫中再保守他吹嘘的该船具有“官方和政府特征”的秘密了。拉格朗热和白晋都曾强调指出，中国人在康熙皇帝时代只知道商船和贡船，不大精于其他通商之道。

白晋曾许诺，要设法让中国免除安菲特利特号船的吨位税和船舱货物的关税。中国海关回答说，如果该船是贡船，那就应该将其货物入贡北京朝廷；如果它是商船，那就必须照章纳税。白晋在近一年期间费尽心机，玩弄各种手段，以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路易十四给拉罗克的敕令非常明确“本船绝不是国王陛下的御船，而是一艘普通商船”。

然而，贝纳克在1700年12月20日的一封书简中，却抱怨说白晋让他签署了一份中文文件，其中诡称安菲特利特号船是受法王钦差的皇家御船，只不过是个别商人利用这一机会赴华从事某些贸易而已。白晋日记中也声称，为了更加安全可靠一些，他要求船上的文武人员都签署一份文件，证明安菲特利特号是属于国王的一艘皇家御船，受法国国王'钦差”，以将他们运载到中国。拉格朗热也于其游记中指出，如果声称安菲特利特号既非一艘贡船，也不是商船，而是法国国王的一艘御船，那就会使中国人感到惊讶，因为中国人从未听说过有第三种船舶。

当广东总督质问贝纳克为什么不晋京时，白晋神父回答说，安菲特利特号是一艘御船，法国人不会入朝进贡；如果贝纳克是一名随船前来的商客，那么他就会试图在中国经商。贝纳克自己也不愿意晋京，因为他害怕由于不熟悉中国传统礼节或有失检点而贻笑大方。

1699年2月5日，拉罗克隆重地去参拜总督。他声称法国“国王是西方的第一帝王，陛下专门派我将白晋神父送回中国”。此外，早在1698年10月，白晋神父就指出，澳门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可能会声称安菲特利特号是一艘私船。拉罗克会让人散布说它确为一艘皇家御船，对这种看法持异议的人将被视为违抗王命。甚至中国公司的经理们，也以他们向白晋神父签署的一份文件而默许了这种事实。安菲特利特号船是“皇家御船”的观点，在欧洲人中也广为流传，误认为它是由路易十四钦差中国的“使节”。中国人更认为法国人是前来朝拜其皇帝的，始终坚信安菲特利特号是一艘“法王”的御船，当时的中文文献中都称之为“贡船”。

与安菲特利特号的船组人员相比较，耶稣会士们在熟悉中国的国情、语言和风俗习惯方面，都占有很大优势，在为康熙皇帝效劳方面也拥有很高的威信。虽然他们夸大了自己在皇帝面前的威望，但他们确实赢得了各省官吏们的好感。白晋这次以大清皇帝“钦差”身份赴欧之行，与先于他的闵明我（Claudio-Filippo Grimaldi，1639—1712年）和晚于他的傅圣铎（Jean-Francois pelisson，1657—1713年）或薄贤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1657—1708年）诸神父的欧洲之行，有颇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薄贤士也在巴黎津津乐道地自称是中国皇帝的“钦差”。

白晋玩弄字眼，吹嘘他这位中国皇帝的“钦差”身负出使“世界第一帝王”—法兰西国王的特殊使命。他在为法国北京传教区追求物质和宗教利益的同时，也在广州帮助儒尔丹的公司，由于他使安菲特利特号船具有了官方特征，所以该船被迫在广州停泊近15个月，而普通商船却只需停泊3个月。中国当局对于该船自愿停泊如此之长的时间毫不理解，甚至感到焦虑不安。中国公司的经纪人和船组成员很快便愈发坚信，最好的办法就是服从中国为普通商船制定的法规，交纳关税，甚至还可以交小费，完全如同英国人和荷兰人一贯所为的那样。早在1699年2月17日，东印度公司的两名职员就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对商船和印度都十分有利。后来为了照顾东印度公司的特权，故而法国才取缔了中国公司。

弗罗热对于中国文明的评价，与拉格朗热和白晋的评价同出一辙，完全基于一种对中国文明的肤浅认识。但弗罗热与1701-1703年航行记的作者，都转引了某些颇有价值的资料。他们也揭示了当时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诸多内幕，这一切都是对当时所产生的有关文献的颇有裨益的补充。

通过安菲特利特号船船组人员状况，大家便可以洞悉该船的重要性、船舶的性质、远航中国的目的及其从事的工作；通过其人员组成，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绝不是法国国王的一艘御船，而是一艘地道的商船；通过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便可以看到法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对中国的兴趣；通过其影响，便可以理解法国18世纪的“中国热”的原因了。

▍安菲特利特号船在华的活动及其运载的中国商品

安菲特利特号船于1698—1700年首航中国时，实际上是法国的中国公司购买了法国国王的这艘500吨级的轻型三桅船。1697-1698年的装配费及其舱货，耗资共达506948镑。这项事业完全由特意为此而组建的中国公司出资兴办。法国政府不肯给予资金赞助，而只给予保护及在进出口关税、货物检验方面的某些特权。因为法国政府希望这项事业首先必须保持其民间特征，为其以后的活动保留余地。

1698年3月6日，安菲特利特号船从法国的大西洋名港拉罗歇尔港启锚远航，由拉罗克骑士指挥。6月10日，该船航抵好望角并在那里停泊20多天，以稍事休整。在从好望角到苏门答腊之间，由于它未能顺利地通过巽他（Sonde）海峡，所以只好于8月18日在印尼的亚齐靠泊。经历了9月27日在中国西沙群岛的一次风暴后，于10月5日到达在中国广东的上川岛并组织拜谒了方济各·沙勿略墓，1698年10月24日到达澳门。11月2日，这艘船在经过7个多月的远航漂泊之后，终于在广东珠江口抛锚。白晋将船留在珠江口外海，自己偕利圣学（J-Ch. de Brossia，1660-1704年）和年修士前往广州城。白晋以其“钦差”的身份，享受到了此尊号在中国应得到的所有荣誉，兵勇们向他致敬，鼓乐齐鸣并放礼炮，广州的官吏们都前来迎接这位康熙大帝“钦差”的荣归。

巧舌如簧的白晋神父极力说服两广总督坚信，安菲特利特号船本为战船，法国国王为运送他返华而专门派遣远航。所以该船获准减免1.2万-1.5万埃居的关税。就在这艘法国船于广州港停泊的同时，恰有一艘阿拉伯船靠岸，它必须依法为其船舱吨位检测费而支付8500两白银，与安菲特利特号被免交的税金基本相同。安菲特利特号船还为其船组成员获得了下榻于一座由当地政府开办的“公馆”之待遇，它主要是被用作拉罗克骑士的荣誉住所。

马若瑟神父在致拉雪兹神父的书简中曾写道：“外国人从未在该国受到过这种荣誉接待。当然也从未有过外国船会像我们这艘船到达中国时受到的那种隆重接待。在距法国有6000多法里（Lieue，每法里约合4公里）的地方，提到法国的名字，对她的尊严与体面没有任何伤害”。其实，中国人对于路易十四基本上一无所知，无法用太阳王在中国的威望来解释安菲特利特号船在中国受到的礼遇。这件事首先应归功于深谙中国习俗的白晋之吹嘘，其次是由于法国人又花费重金沟通了关系。如黄埔海关监督曾得到价值300两白银的商品礼物，中国公司也向黄埔海关送礼600两。

1698年1月17日，当白晋拜见两广总督石琳时，奉上了由中国公司提供的丰厚礼物。总督回赠的礼品包括3只装满香料的金瓶、1只镶瓷的铜瓶、15个杯子和1尊颇受中国人器重的深红色石雕像、2个仿玛脑的白色小杯、4个漆盒、2个大古董瓶、10匹丝绸和数目巨大的一批中国白绢画。总督自己花钱买下了所有玻璃，因为他想以转卖而赚取巨额利润。

事实上，一切都不像耶稣会士们企图让人相信的那样如愿以偿。法国人觉得中国人的行为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中国人习惯于高傲地对待蕃夷商人。该船的入关商品申报单是用中文写成的，法国经理们不乐意以普通商人的身分签署它，因为其中未提到他们的尊号。当方儒法去呈交商品清单时，中国海关的官员甚至不屑于起立，而只满足于向他指定一个座位。

12月17日开始检验商品。中国海关官员仔细地检验了整整一箱子画像，它们都是当时尚活在人世的法国宫廷大员中的人物的画像。他们计量了玻璃、玻离窗以及呢绒的数量和大小，并作了详细记录，一切都计算得非常准确。

1699年1月20日，终于允许法国商人出售或与中国人交易这些商品了。当地中国人认为这些法国人一定是带了很多银钱，于是便从各地携带大批商品纷至沓来，争相向他们推销。从而使法国人在15天内购得满船的中国商品。但很快便从北京传来了一道上谕，严加禁止这种交易。1月26日，康熙皇帝的使者—刘应、苏霖（Jose Suarez，1656-1736年，葡萄牙耶稣会士）神父和一名鞑靼人风风火火地赶到，他们是由康熙皇帝派来的，以迎接白晋神父和法国人。因为在安菲特利特号船到达广州时，康熙皇帝正在巡视鞑靼地区。他于1698年12月15日回銮北京，翌日便遣耶稣会士们与清朝官吏前往迎接白晋及其携归的其他传教士。2月25日，耶稣会士们携带奉献皇帝的礼物入朝，康熙热烈欢迎传教士们并破例恩准他们随驾出巡。

在与大批中国人的一次会见中，来使证实，大清皇帝免除了安菲特利特号船的所有进口税和商品检验税，应法国商人的请求而允许他们在广州开设一家商行。皇帝不久又允许他们继续从事商品交易了。数日后，拉罗克骑士登门拜访两广总督，对皇帝的浩荡皇恩表示谢恩。该骑士只依法国的礼仪朝拜，传教士们则依中国惯例行三拜九叩礼。骑士在致词中厚颜声称，他是法国国王的钦差，是为了将康熙钦差白晋神父送回中国而受派遣的。

中国政府从不欢迎外国船舶于其广州水域长期停泊。8月27日，康熙皇帝命令两广总督设法催促法国人尽快地离港，安菲特利特号船必须在季风之始扬帆驶去。12月24日，两广总督通知法国人，根据皇帝敕令，他们必须限日驶离黄埔港。法国人于是只得匆忙将最后一批货物装入船舱后，于1700年1月26日，安菲特利特号最终驶离广州水域，运走了一舱丰富的铜器、布帛、瓷器以及大清皇帝赠送路易十四国王的重礼。

皇帝御礼由洪若翰神父负责监运并将亲自呈交法国国王。1700年5月13日，儒尔丹在巴黎向法国航运局长宣布，安菲特利特号船即将从中国返航，当时决定让它在圣路易港停泊，船载商品将被运往南特东印度公司的仓库中。根据协议，东印度公司要从中国商品的出售中提取比例很高的利润。法国政府据此而下达命令，当该船在罗什福尔、布列斯特和拉罗歇尔停泊时，不允许将任何货物卸船走私。

1700年8月3日，安菲特利特号船历尽两年半的千辛万苦之后，顺利返回圣路易港。8月11日，法国政府签发一份允许自由运输中国皇帝御礼的运输特许证。路易十四于其特许证中通告各省政府和执法长官，有一批中国皇帝御礼的箱包，由耶稣会士洪若翰神父护送抵法，沿途不准设置任何障碍与制造任何混乱，禁止征收任何税金和开启任何箱包。箱包最后被运到耶稣会所在地，当着一名政府官员的面而启封。洪若翰神父以康熙皇帝的名义向路易十四呈上了“绚丽多彩的布帛，非常雅致的瓷器和几大块茶砖”，人们在法国尚从未有幸目睹这样精美的“东方舶来品”。

根据分别于1687—1700年通过的东印度公司章程，法国的中国公司只有权进口15万镑的中国布帛。但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们却声称，由安菲特利特号运来的那些棉与丝和金银混纺的布帛，都可以包括在这一限额之内。儒尔丹与其股东们联名上书路易十四，重申国王曾允许他们作与中国通商的尝试，他们派船远航中国，并已满载中国货物返航，这些商品可为法兰西提供大量财富。路易十四也法外开恩地给予特许。安菲特利特号从中国运回的商品，从1700年10月4日起，在南特公开销售。当时的法国国务部长蓬查特兰在1700年11月3日致德格拉西埃尔（Desgrassiere）的信中，对这次销售中国商品的盛况感叹万千。

其中特别提到中国铜器，漆器和瓷器的畅销风景。原来准备出售300镑一件，在公开拍卖中涨至380镑。《优雅信使报》于1700年9月9号发表过有关这次销售的公告。其中除了提到大批的红铜和黄铜器皿之外，还提到了大量布帛如绢、绮、普通罗和绉纹罗、缎面、重绉纹织物、哔叽、平纹布、织锦，共计8000余匹。同时还销售了中国的漆器、刺绣和绘画。共有17个箱子中收藏有瓷瓶、瓷碗、瓷盒、瓷壶、瓷碟、大小瓷盘、瓷杯或瓷茶具、瓷酒瓶、平底瓷杯、带把瓷杯、瓷糖罐、瓷盐罐、壁炉瓷器配套物、其他各种细瓷产品。这批货物中还包括17箱漆器，其中有4箱各自内装3件小漆匣和带堆金花卉图案的文房四宝，另外9箱中装有各种各样的漆桌、14小箱酒具、21小箱漆画和人物花卉画等。此外还有36箱中国屏风、4箱树叶屏风和3箱尚未安装好的纸屏风，455根手杖、大批纸张、广州和南京刺绣、12条挂毯以及绣花缎、11条丝巾、6卷绘画、38件麻织品。《优雅信使报》还告诉其读者说，人们可以在许多箱中发现其种类和质量相同，而数量各有所异的商品。

这次中国商品的“大举入侵”引起了法国制造商们的阵阵惊悸。蓬查特兰在他1701年1月12日致中国公司经理们的书简写道：“本人获悉，扇子、桌子、细木家具与陶瓷制造商们，都在指控你们从中国运来了其行业的大批产品。他们认为你们的贸易不应建立在这种有损于他们利益的基础上，你们只应运来更好和更便宜的此类商品，以满足那些从外国进口此类商品的人之好奇心，要避免将来会有人对你们的行为提出指责”。但我们只要看一下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时运回的中国货物申报单，便会理解这些怨言未产生效果。

1703年，有关方面对这次商务活动作了结算，股东们收回了本金并赚取了50%的利润。1698年协议中有一项条款规定，允许儒尔丹在安菲特利特号船首航中国后，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再派一艘船二航中国，为他运回被迫暂存广州的货物，以弥补首航时可能会造成的亏损。当安菲特利特号刚一返航，受到首航成功鼓舞的儒尔丹，便刻不容缓地令人检修船体，以使它能够从事第2次远航中国。根据1700年10月23日与东印度公司续订并于11月9日批准的协议，儒尔丹及其股东们获得了中国贸易的特许权，不过仅限于中国的广州和宁波港，他们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有权向那里派遣一定数量的船舶和进出口一定数量的商品，其条件是每年首次返航时要交纳2.5万镑的税。其本金应由12位经理的缴款与公共认捐所提供。

安菲特利特号船二航中国时（1700-1703年），其装备共耗资186736镑，其运载货物价值约为363264镑。当然，这都是中国公司在与圣马洛公司合并时申报的数字，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夸张。1701年运往中国的商品清单已由沙瓦里（Savary）发表于其《贸易辞典》的《中国贸易》条目中了，这纯粹是为了满足那些希望知道什么商品能在中国畅销的批发商之好奇心。沙瓦里仅限于提供安菲特利特号船二航中国时的商品发货单。因为该船首航中国仅仅是法国人在新贸易地区从事的一次尝试，其二航中国的目的则是为了通过亲身体验而了解适合中国的商品，特别是适应法国人准备建立商行的广州所需求的商品。儒尔丹于1700年3月3日致信国家贸易总监，要求从英国运去某些出口中国的商品以研究其质量，这一要求在安菲特利特号船首航中国返法时得到了满足。

由于中国人非常喜欢白银，所以中国公司这次共运去319846镑的银锭、银条和银币，仅有价值25663镑白银的商品。其商品主要有1箱书籍，诸如《圣经》、《宗教史》、《犹太史》、《马勒伯朗士论集》等书；普散（Poussin）以《圣经》为主题的绘画，以及勒布伦（Lebrun）、小夸佩尔（Goypel LeFils）、米尼亚尔（Mignard）等人的版画，国王和王太子的画像，枝形灯架和多枝烛台，布鲁塞尔的羽纱、羽笔，西班牙蜡烛、小刀、镀金刀、珊瑚、望远镜、首饰、鼻烟壶、首饰盒等；各种计算器、德国水晶、巴黎水晶等。

总而言之，安菲特利特号船二航中国不及首航那样哄动朝野。它共用4个多月的光阴才到达中国的海岸，又在那里停泊4个多月。由于遇到风暴，它被迫从中国的一个海岛移泊于另一个海岛，始终冒着被沉没的严重危险。当广东电白的官员获悉运载着法国国王进献中国皇帝礼物的船舶处境危险时，感到非常惶恐不安，当地李都司派去了救生小船，优先抢运进献皇帝的礼物。当水手们被这种重物不重人的行为激怒时，杀死了一名清朝小吏。白晋于其旅行记中曾对这一偶发事件作过长篇介绍。

白晋日记中还记载了安菲特利特号船二航中国回程时在广州运载的中国商品清单。除了铜器、生丝、茶叶和药品外，还有93箱瓷器，45箱屏风，22箱油漆茶具，12箱灯笼，4箱扇子，7箱刺绣品、床、梳妆台、便袍，1箱瓷器样品或陈列品以及漆盒。该船同时还运回了它首航中国时暂存广州的商品，其中包括30箱瓷器，35箱漆橱，1箱带珐琅的南京铜器，总督的两箱礼品（2张弓弩、2个装满箭的箭囊、1架马鞍、2把镀金铜刀、4件古瓷）。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也利用这一机会而托运回19箱瓷器、9箱生丝和丝绸。这是一宗数额巨大的托运物，船长对于是否接受承运感到犹豫不决，后经理事会讨论才决定接受承运。

白晋记述说，在经理们忙着为安菲特利特号装船时，又想到了派遣两个人—佩什贝蒂和朱斯赴江西饶州和南京，以在那里采购最绚丽多彩的丝绸、瓷器和漆器，并且就此而向两广总督提出了要求。总督认为这些商品在广州也不匮缺，因而对此项要求不予批准。傅圣铎神父致信经理们，劝说他们放弃这项计划，以免违犯禁止外国人未经允许而进入中国内地的法律。白晋认为，如果佩什贝蒂和朱斯能够前往南京采购，那么中国公司便可有10万埃居的纯利润入帐。

但中国公司的商务正处于一种“过热”状态。它于1701—1702年被迫从事的借贷增至150万埃居。1701年先借贷865576埃居，后又增补559260埃居。1702年共借贷20万镑。其借贷总额高达1624836镑。其股东们也未能使每人应付的4万镑资金到位，其余额只剩下68817镑了，甚至连儒尔丹本人也拖欠公司57146镑。为使该公司摆脱困境，蓬查特兰建议经理们联合几家富商，以等待安菲特利特号船返归时还清借贷。

1701年11月7日，中国公司与圣·马洛的一家商会签订一项协议。这两个公司的本金高达160万镑。圣·马洛方面准备共装备4艘船，有两艘赴中国内港，另外两艘赴中国南海。每艘船都大约需要20万镑，总共需要80万镑。巴黎方面为装备安菲特利特号船需要186736镑，船舱货物价值363264镑，暂存广州的商品价值250000镑，也折合80万镑。这样一来便组成了第二家中国贸易公司。它装备的两艘赴华船舶只是圣·法兰西斯号和法国大法官号。由于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之战，该船通过太平洋而远航中国的要求颇费周折之后才被批准，但路易十四却明确地命令船长既不能在西班牙港口停泊，又不能与敌对民族互市。

中国公司焦虑不安地等待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的返航，因为它可能会缓和该公司陷入困境的经营。该船于1703年8月11日才返航，其舱货价值约为150万镑。货物首先卸在布列斯特，然后又将部分商品用船运往南特，由国王的护卫艇护航。由于逆风，船航行得很慢，所以，直到10月初才开始出售中国商品，而运来的大部分商品却留在布列斯特。中国公司所获利润甚微。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时携归了大批家具，其中的漆器便被好奇者称为“中国-安菲特利特漆器”（Vernis Chine Amphitrite）。

最后，中国公司请求将安菲特利特号船转卖给海军。1704年5月7日，中国公司的经理们被告知说，法国国王将赎回该船，包括船上的火药以及一应装备在内，共付资28791镑。次年，安菲特利特号船被国王出租给了阿西安特（Assiente）公司。17-18世纪之交的这场法国商船远航中国的大幕终于落下了。

Die von dem britischen Biochemike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initiierte und anfangs herausgegebene englischsprachige Buchreihe zur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in China setzte neue Maßstäbe in der Beschäftigung mit China im Wissenschaftsbereich. Als Standardwerk zur 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s- und Technikgeschichte veränderte es die Wahrnehmung Chinas durch die westliche Welt und lenkte die Aufmerksamkeit auf die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und technologischen Leistungen Chinas. Joseph Needham hatte das von ihm initiierte Projekt von 1954 an bis zu seinem Tod 1995 koordiniert. Zu Lebzeiten erschienen 17 Bände, weitere sieben Bände wurden seither durch das von Needham begründet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herausgegeben. Das Erscheinen weiterer Bände ist in Vorbereitung. Die Gesamtanlage des Werkes ist etwas schwer zu überblicken. Die folgende Übersicht erhebt keinen Anspruch auf Aktualität oder Vollständigkeit.

1776年7月4日是美国建国，然后经历从1775年至1783年长达8年的独立战争，迫使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为走出战争后经济危机和英国贸易禁运的带来的困境境，美国银行家、商人罗伯特·莫里斯建议政府派船到中国寻求新的商机，帮助美国渡过难关。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一个发达国家的期盼。

“中国皇后号”，向大清致敬的美国船

说干就干，莫里斯联合纽约商界著名人士，投资12万美元，共同购置了一艘360吨的术制军舰，配有各种新式航海设备。为讨好中国，他们将这艘改装商船起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莫里斯将从海军中挑选出来的格林聘为船长，并邀请山茂召作为他的商务代理人。

独立战争胜利的第二年，1784年1月30日，美国政府给该船颁发加盖了美利坚合众国大印的航海证书，因为无法估计到中国当时的国体政情，美国人在证书上空前绝后地写上了无数头衔：君主、皇帝、国王、亲王、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议员……为隆重起见，甚至连起航日期也精挑细选，最后选定了一个当时公认的“黄道吉日”：1784年2月22日——首任总统华盛顿的生日。一条中等级美国商船就这么冒险驶上了通往东方的航路。

今天的中国人了解“中国皇后号”多是通过美国人的一部专著。1984年美国费城海事博物馆，在纪念“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20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中国皇后号》一书。此书引起了早就忘了“中国皇后号”这件事的中国人的兴趣，2007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皇后号》的中文版，公众这才知道，“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一段中美贸易传奇。

停泊在纽约的“中国皇后号”

那么，大清国与美国当时相互都有什么贸易需求呢？

据记载，当年“中国皇后号”载着473担两洋参、2600张毛皮、1270匹羽纱、26担胡椒、476担铅、300多担棉花及其他商品——驶向中国。后来，澳门出版《中国丛报》特别介绍过西洋参在中国销售的重要性：“产于鞑靼和美洲，从美洲又出产到中国，大多数医生把它看成灵丹妙药，也成为鞑靼皇帝的财物，每年赐给下面宠信的臣子……”，此后，美国商船，每来中国必定带西洋参到中国销售。

1784年8月，“中国皇后号”终于到了当时作为中国海上门户之一的澳门，在这里取得了一张盖有清廷官印的“中国通行证”，获准进入珠江，在大清领航员的带领下，“中国皇后号”经过一天的航行，抵达广州的黄埔港。“中国皇后号”呜礼炮十三响（代表当时美国的十三个州）。格林船长曾有一则这样的手记：“‘中国皇后号’荣幸地升起了在这海域从未有人升起或看见过的第一面美国国旗，这一天是1784年8月28日。”当时的两洋画家创作了一幅《“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记录下了这一中国美海上贸易的重要场景。

欧洲铜版画中的广州十三行风景

4个月后，“中国皇后号”的货物已全部脱手，并采办了一大批中国货：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瓷器962担，还有大量丝织品、象牙扇、梳妆盒、手工艺品等等，船长格林本人，还购买了男士缎裤300余条、女士长袖无指手套600副、象牙扇100把。美国商人心满意足地踏上归程。

1785 年 5 月 11 日，“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往返历时 15 个月。“中 国 皇后号 ”回到纽约后，立刻刊登出售 中 国商品的广告。结果， 12 万美元购得的中国货，立即销售一空。华盛顿本人也购买了 302 件瓷器及绘有图案的茶壶、精美象牙扇等中国货。这些物品仍有部分保留在美国宾州博物馆和华盛顿故居内（第二次“中国皇后号”的中国之行，华盛顿夫人特别点名要买一批中国白瓷） 。

这次航行的美同商人获利只有3万多美元，但它开启了新的贸易窗口，挣脱了英国的经济封锁，这对当时的美国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相关人等被纷纷提拔，莫里斯一跃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船长格林则成为后来与中国通商的著名顾问，而商务代理人山茂召更是声名鹊起。山茂召回到美国后，立刻向当时联邦政府的外交国务秘书约翰·杰伊递交了“‘中国皇后号’访华报告”，报告赞许了中国人的好客和宽厚，极力倡导对华贸易。国会经讨论后，面向全国发布了对此次航行的表扬信，一时间，引发了全美的“中国热”。

“广州”：美国小城最喜欢起的名字

清初，以广州为目的地的海上贸易航线已有多条，“中国皇后号”的到来，又增加了一条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作为当时中国主要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的广州，则成为吸引美国的最著名城市。

29岁商务代理人山茂召在他的首航中国日记中说：“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的宽厚。最初，他们并不能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把我们称为‘新公民’，但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时，在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扩张的情况时，商人们对我围拥有如此之大的，可供他们帝国销售的市场，感到十分的高兴。”

1786年1月，山茂召因对中美贸易的贡献被美国任命为驻广州领事，山茂召一任5年，此间，不仅有几百吨的大商船前往中国，连一些几十吨的小船也载着有限的货物驶向广州，在通往中同的航线上，美国商船绵延不断，成为一大奇观。美国商船多次来广州的成功贸易，吸引了更多的美国商人投资这一贸易，波士顿商人竞发行每股300美元的大额对华贸易股票。

1793年2月，山茂召踏上了第4次中国之旅。11月2日，山茂召一行从孟买顺利到达了广州，但是次年3月他乘坐“华盛顿号”返航时，肝病恶化，客死返航途中，时年39岁，从而结束了他10年问往返中美的辉煌贸易生涯。而此时，中美海上贸易已经迅速超过荷兰、丹麦、法国，仅次于英国，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由于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窗口，只剩下广州一地通商，所以，广州成了成功与繁荣的代名同，令没能来中国的美国人艳羡不已。因此，很多美国城镇就以“广州”(Canton)命名，而显其时尚。据说，美同的第一个“广州”，出现于1789年的乌萨诸塞州东部诸福克县的广州镇。后来，义有了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广州”，它是美国最大的“广州”。美国学者乔治·斯蒂华特在一本研究美国地名的著作中曾提到：当时，在美国23个州里，都有以广州命名的城镇或乡村。与“广州”大热相反的是，大清最有学问“一代硕学”阮元在当两广总督时，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编著《广州通志》，竟然还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

美国山寨中国的地名

藏在方尖碑里的里程碑

现在到美国旅游的人，都少不了到华盛顿转一转。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即著名的方尖碑里还有一段中国故事。此碑高169.045米，碑内有50层铁梯，也设有70秒到顶端的高速电梯，在纪念碑内墙镶嵌着188块由私人、团体及全球各地捐赠的纪念石，其中就镶嵌有一块中文石碑，碑高1.6米，宽1.2米，它是“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70年后，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中国漂洋过海，赠予美国，作为送给华盛顿纪念碑的特殊礼品。

华盛顿纪念碑和纪念碑上镶嵌的中文碑

需要指出的是，此碑并非大清政府所送，碑文落款：“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合众国传教士识。”这位刻石的宁波知府，名叫毕永绍，上任不到一年，就离职了。碑文正文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推荐，它来自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此书初刻于道光二十八( 1848年），后来被清廷查禁了。徐继畲是中国最早的“美国通”，他第一次把华盛顿介绍到了中国：“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围，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丙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这两段赞美华盛顿话，通过立石刻碑，送到美国，也让美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国还有人如此赞美美国领袖。

如果我们细想一下，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仅比魏源六十卷本《海国图志》晚了1年。但在“制夷”与“开眼向洋”的方向上，则大有不同，而比之托克维尔的1840年完成《论美国的民主》仅晚了8年。

The china closet can also be read in terms of architecture, as a monument to the idea of rococo. If natural science was given pride of place in the space of the closet, the feminine accents of the rococo style also sprang up in the curvaceous lines of rocks, shells and porcelain dishes completed by glittering ornaments. Shells and porcelain have traditionally stood for women, as the well-documented comparison between women and porcelain throughout the 18th century testifies.29 The china closet, either a simple cabinet or a room,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ign of the feminisation and rococo-isation of interior decoration. The idea of rococo pervaded 18th century European culture and, despite contrasted views of scholarship about its periodisation, may be seen to emerge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and evolve until the late 1760s.30 The rococo style has been assumed to have reached England in the decorative arts in the 1740s but the new hybrid genre of the novel, characterised by its interplay of various literary sources and genres (romances, drama, biographies, histories) has also been identified with the idea of rococo.31 The aspect of the china closet adorned with shells, a result of female handicraft, may not strictly correspond to the lavish rococo interior decoration of a French 18th-century boudoir, but signals, I am suggesting, the rococo-isation of English interiors. Arguably, the scantiness of surviving evidence about the display of female china closets, glimpsed though examples in female correspondence or diaries, only leads to hypothetical interpretations. However, the numerous satires on the fashion for female china closets found in the periodical press of the period help reconstruct a practice that must have been popular among the aristocracy and wealthy middle classes. I propose here to examine the rococo aesthetic of the female china closet by crossing contemporary references to real china closets with an analysis of two periodical essays, the first from The Spectator published in 1712, the second being the essay previously cited (The World, 38), published in 1753. This comparative study will enable me to show the evolution of the rococo’s imprint on English interiors.

In Joseph Addison’s Spectator essay number 37, dated 12 April 1712, the fictional persona of Mr. Spectator recounts his visit to an aristocratic widow’s library. The essay aligns Leonora’s reading tastes with female chinamania, depicting the lady’s library, in the narrator’s eyes, as a hybrid and counter-natural piece of furniture decorated with Chinese porcelain:

At the End of the Folio’s (which were finely bound and gilt) were great Jars of China placed one above another in a very noble piece of Architecture. The Quarto’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Octavo’s by a pile of smaller vessels, which rose in a delightful Pyramid. The Octavo’s were bounded by Tea dishes of all shapes, colours and Sizes, which were so disposed on a wooden Frame, that they looked like one continued Pillar indented with the finest Strokes of Sculpture, and stained with the greatest Variety of Dyes. That Part of the Library which was designed for the reception of Plays and Pamphlets, and other loose Papers, was enclosed in a kind of square, consisting of one of the prettiest Grotesque Works that ever I saw, and was made up of Scaramouches, Lions, Monkies, Mandarines, Trees, Shells, and a thousand other off Figures in China Ware[…]. I was wondefully pleased with such a mixt kind of furniture, as seemed very suitable both to the Lady and the Scholar, and did not know at first whether I should fancy my self in a Grotto, or in a Library.

Quelle:Vanessa Alayrac-Fielding Miranda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Addison, Joseph and Richard Steele ed. The Spectator no. 37, 12 April 1712.

Alayrac-Fielding, Vanessa. “Dragons, clochettes, pagodes et mandarins : Influence et représentation de la Chine dans la culture britannique du dix-huitième siècle (1685-1798)”,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é Paris 7 Denis Diderot, Paris

---. “Frailty, thy Name is China: Women, Chinoiserie and the threat of low culture in 18th-century England.”Women’s History Review 18:4 (Sept 2009): 659-668.

---. “De l’exotisme au sensualisme : réflexion sur l’esthétique de la chinoiserie dans l’Angleterre du XVIIIe siècle.”In Pagodes et Dragons : exotisme et fantaisie dans l’Europe rococo. Ed. Georges Brunel. Paris: Paris Musées, 2007. 35-41

Ayers, John, Impey, Olivier and J.V.G Mallet. Porcelain for Palaces: the Fashion for Japan in Europe 1650-1750.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0.

Ballaster, Ros. Seductive Forms: Women’s Amatory Fiction from 1684 to 17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Baridon, Michel. “Hogarth’s ʽliving machines of nature’ and the theorisation of aesthetics.”In Hogarth. Representing Nature’s Machines. Eds. David Bindman, Frédéric Ogée, and Peter Wagn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85-101.

Belevitch-Stankevitch, Hélène.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1910. Genève: Slatkine, 1970.

Benedict,Barbara. “The Curious Attitud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Observing and Owning.”Eighteenth-Century Life 14 (Nov. 1990): 75.

Burnaby,William. The Ladies’ Visiting-Day. London, 1701.

Bony, Alain. Léonora, Lydia et les autres : Etudes sur le (nouveau) roman. Ly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2004.

Bray, William (ed.). The Diary of John Evelyn, Esq. London/New York: Simpkin, Marshall, Hamilton, Kent, 1818.

Charleston, Robert J. “Porcelain as a Room Deco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Magazine Antiques 96 (1969): 894- 96.

Chen, Jennifer, Julie Emerson and Mimi Gates (eds.). Porcelain Stories: From China to Europ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Climenson, Emily (ed.). Passages from the Diaries of Mrs. Philip Lybbe Powys of Harwick House, Oxon (1756-1808). London: Longmans & Green, 1899.

Clunas, Craig (ed.).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7.

Collet-White, James (ed.). Inventories of Bedfordshire Country Houses 1714-1830.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edfordshire Historical Record Society, 74 (1995).

William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London: James Knapton,1687.

Defoe, Daniel.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1724-1726.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6.

Fowkes Tobin, Beth. “The Duchess’s Shells :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ng, Gender, and Scientific Practice.”In Material Women, 1750-1950. Eds. Maureen Daly Goggin and Beth Fowkes Tobin. London: Ashgate, 2009. 301-325.

Freud, Sigmund. “Fetishism.”In Sigmund Freud: the Penguin Reader. Ed Adam Phillips.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2006. 91-93.

Hallé, Antoinette (ed.). De l’immense au minuscule. La virtuosité en céramique. Paris : Paris musées, 2005.

Hind, Charles (ed.). The Rococo in England. A symposium.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86.

Hogarth, William. The Analysis of Beauty, Written With a View of Fixing the Fluctuating Ideas of Taste. 1753. Ronald Paulson ed.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Honour, Hugh.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Murray, 1961.

Impey, Oliver. Chinoiserie: the Impact of Oriental Styles on Western Art and Decoration. New York: Scribner, 1977.

Impey, Oliver and Arthur MacGregor (eds.) 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1985.

Impey, Oliver. “Collecting Oriental Porcelain in Britai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In The Burghley Porcelains, an Exhibition from the Burghley House Collection and Based on the 1688 Inventory and 1690 Devonshire Schedule. New York: Japan Society, 1990. 36-43.

Impey, Oliver and Johanna Marshner. “ʽChina Mania’: A Reconstruction of Queen Mary II’s Display of East Asian Artefacts in Kensington Palace in 1693.”Orientations 29:10 (November 1998): 60-61.

Jackson-Stops, Gervase (ed.) The Fashioning and Functioning of the British Country Hou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2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Kerr, Rose. “Missionary Reports on the Production of Porcelain in China.”Oriental Art, 47: 5 (2001): 36-37.

Kowaleski-Wallace, Elizabeth. Consuming Subjects: Women, Shopping, and Business in the 18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Laird, Mark (ed.). Mrs Delany and her Circl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Langley, Batty. Practical Geometry, Applied to the Useful Arts of Building. London: W. & J. Innys and J. Osborn, 1726.

Llanover, Lady (ed.) The Autobiography and Correspondence of Mary Granville, Mrs. Delany, 6 vols. London, 1860-61.

Lévi-Strauss Claude. Le Cru et le cuit. Paris : Plon, 1964.

Locke, John.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2004.

Lunsingh Scheurleer. T.H. “Documents on the Furnishing of Kensington House.”Walpole Society 38 (1960-1962): 15-58.

Minguet, Philippe. L’Esthétique du rococo. Paris: Vrin, 1966.

Moore, Edward (ed.). The World n° 38 (20 September 1753).

Murdoch, Tessa. Noble Households. Eighteenth-Century Inventories of Great English Houses. Cambridge: John Adamson, 2006.

Ostergard, Derek (ed.). William Beckford, 1760-1844: An Eye for the Magnificen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ark, William. The Idea of Rococo.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3.

Pierson, Stacey. 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Museums: The Field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1560-1960. Bern: Peter Lang, 2007.

Pietz William. “The Problem of the Fetish, I.”Res 9 (Spring 1985). 5-17
DOI : 10.1086/RESv9n1ms20166719

---. »The Problem of the Fetish, II: the Origin of the Fetish,“Res 13 (Spring 1987). 23-45.

Pomian, Krzysztof. Collectionneurs, amateurs et curieux, Paris, Venise : xvie-xviiie siècle, Paris : Gallimard, 1987.

Porter, David. The Chinese Taste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Monstrous Beauty: Eighteenth-Century Fashion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Chinese Taste.“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5:3 (2002): 395-411.

Rigby, Douglas and Elizabeth Rigby. Lock, Stock, and Barrel: The Story of Collecting. London: J.B. Lippincott Co., 1944.

Smith, Charles Saumarez. The Rise of Design: Design and the Domestic Interior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Pimlico, 2000.

Shaftesbury, Earl of. Soliloquy: or, Advice to an Author. London: John Morphew, 1710.

Shulsky, Rosenfeld.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orcelain and Delftware Collection of Queen Mary in Kensington Palace.“American Ceramic Circle Journal 8 (1990): 51-74.

Sloboda, Stacey. ”Displaying Materials: Porcelain and Natural History in the Duchess of Portland’s Museum.“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3.4 (2010): 455-472.
DOI : 10.1353/ecs.0.0159

Sloboda, Stacey. ”Porcelain Bodies: Gender, Acquisitiveness and Taste in 18th-century England.“. In Material Cultures, 1740-1920. Eds. John Potvin and Alla Myzelev. London: Ashgate, 2009. 1-36.

Snodin, Michael (ed.). Rococo Art and Design in Hogarth’s England. London: V&A Publication, 1984.

Snodin, Michael and Cynthia Roman (eds.). Horace Walpole’s Strawberry Hil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Stalker, John and George Parker. Treatise of Japanning and Varnishing Being a Complete Discovery of these Arts. Oxford, 1688.

Wilson, Joan ”A Phenomenon of Taste: the Chinaware of Queen Mary II."Apollo 126 (August 1972): 116-123.

Young, Hilary. English Porcelain, 1745-1795: its Makers, Design, Marketing and Consumption.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Publications, 1999.

Top of page

Baroque painting is the painting associated with the Baroque cultural movement. The movement is often identified with Absolutism,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and Catholic Revival,[1][2] but the existence of important Baroque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non-absolutist and Protestant states throughout Western Europe underscores its widespread popularity.[3]

Baroque painting encompasses a great range of styles, as most important and major painting during the period beginning around 1600 and continuing throughout the 17th century, and into the early 18th century is identified today as Baroque painting. In its most typical manifestations, Baroque art is characterized by great drama, rich, deep colour, and intense light and dark shadows, but the classicism of French Baroque painters like Poussin and Dutch genre painters such as Vermeer are also covered by the term, at least in English.[4] As opposed to Renaissance art, which usually showed the moment before an event took place, Baroque artists chose the most dramatic point, the moment when the action was occurring: Michelangelo, working in the High Renaissance, shows his David composed and still before he battles Goliath; Bernini's Baroque David is caught in the act of hurling the stone at the giant. Baroque art was meant to evoke emotion and passion instead of the calm rationality that had been prized during the Renaissance.

Among the greatest painters of the Baroque period are Velázquez, Caravaggio,[5] Rembrandt,[6] Rubens,[7] Poussin,[8] and Vermeer.[9] Caravaggio is an heir of the humanist painting of the High Renaissance. His realistic approach to the human figure, painted directly from life and dramatically spotlit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shocked his contemporaries and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painting. Baroque painting often dramatizes scenes using chiaroscuro light effects; this can be seen in works by Rembrandt, Vermeer, Le Nain and La Tour. The Flemish painter Anthony van Dyck developed a graceful but imposing portrait style that was very influential, especially in England.

The prosperity of 17th century Holland led to an enormous production of art by large numbers of painters who were mostly highly specialized and painted only genre scenes, landscapes, still lifes, portraits or history paintings. Technical standards were very high, and Dutch Golden Age painting established a new repertoire of subjects that was very influential until the arrival of Modernism.

Tutti Frutti (italienisch für "alle Früchte") ist ein Song von Little Richard und Dorothy LaBostrie, der 1955 aufgenommen wurde und sein erster großer Hit war. Mit seinem energiegeladenen Refrain, der oft als "A-wop-bop-a-loo-mop-a-lop-bam-boom!" (eine verbale Wiedergabe eines Schlagzeugmusters, das sich Little Richard ausgedacht hatte), seinem treibenden Sound und seinem wilden Text wurde der Song nicht nur zum Vorbild für viele zukünftige Little-Richard-Songs, sondern auch für den Rock 'n' Roll selbst. Der Song führte einige der charakteristischsten musikalischen Merkmale der Rockmusik ein, darunter die laute Lautstärke, der kraftvolle Gesangsstil und der unverwechselbare Beat und Rhythm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