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channels -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是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美）韩秀。 韩秀(Teresa Buczacki)，1946年9月出生于纽约，曾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1978年返回美国，任教于国务院外交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的西部书写可见，作者显然无意于仅仅袒露一己伤痕，她没有刻意渲染在山西插队时如何忍受“集体户”里令人窒息的冷漠，也没有过多地铺陈在新疆时因为不肯遵命批判只见过一次面的父亲而遭受各种惩罚，诸如被剥夺在广播站的工作，天寒地冻时节被驱赶住进没有火墙的“地窝子”，打埂子、修渠时被人算计等等，这些极易引发读者同情的情节，在韩秀的笔下不过是一笔带过，仿佛只是她身边的那些难友们不幸遭遇的陪衬和背景。
在北大中文系曾有这样一位先生
中西贯函，龙虫并雕
修订文法，编写字典
忠诚教育事业
专注学术研究
他就是北大教授王力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他的学术道路
是随着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而展开的
为中国语言学的继承、
开拓、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逢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让我们追溯流金岁月
回顾他的传奇一生
体会一代宗师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
王力
燕南园60号，是中国现当代语言学一代宗师王力先生曾经的住所。1954年8月，王力带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今的燕南园60号，现为北京大学工学院
王力先生一家人起先住在临湖轩，后来搬入朗润园，1957年入住燕南园60号。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精英。燕园的地图摊开，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2020年11月21日，适逢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暨王力先生百廿诞辰，王力先生半身铜像在北大中文系揭幕，以纪念大师为北京大学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作灯，赴法留学
1900年，王力生于广西一个小山村。他从小酷爱小说，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古人“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他则是借月光读书。少年时代，王力时常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为追求文学理想。
大学时，受良师启发，王力决定从事语言学研究，立志研究“实实在在的东西”。为实现中国语言科学体系的构建，他远赴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攻读博士学位。在巴黎，他半工半读，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
1932年，王力学成归国。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大部分书套用西方语法规律研究汉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毫无文法可言，这让王力的内心十分沉痛。构建中国语言学体系迫在眉睫。
百费踌躇，制订文法
1935年，王力呼吁制定一部标准文法，并带头开始筚路蓝缕的“开山工程”。他先后写出了《中国音韵学》一书和《中国文法学初探》《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等学术论著。他用实际行动，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中国文法学初探》
然而创业伊始，日本全面侵华，王力一家也流亡南下。流亡路上，几乎无书可读，可他并没有停止研究。他从旧书摊上买下《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研究两本书用词造句的规律，并做成卡片，归纳整理。
《中国现代语法》
《中国语法理论》
在昆明，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历时整整5年，终于出版《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这时的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例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1946年5月合影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
王力在西南联大（右起：王力、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朱自清）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三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的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致力办学，桃李不言
1945年，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
当时，中国语言学的人才十分缺乏，王力有个美好的愿望——中国的语言学能人才济济。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亲自设计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1950年，中国第一批语言学系大学生毕业，王力还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1954年秋天，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王力任汉语教研室主任。刚到学校的第二天，王力便开始着手工作。
为了让汉语教研室发展起来，王力很注重团结，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曾风趣地说：“我为什么叫‘力’，因为我太无力，只好借姓的光，叫‘王力’，就是希望自己有王那样强的力，可是没有用，看来还必须借助教研室大家的力，才能把汉语教研室办好。”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语言学研究生毕业合影
王力为北大汉语教研室的发展殚精竭力，广纳贤才，做了很多工作，培养出了一批批汉语研究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各高校汉语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其中，《汉语史稿》则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
《汉语史稿》
《古代汉语》
王力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他对汉语音韵、训诂、文字、语法的历史和现状，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的《诗词格律》扼要地叙述诗词的格律的基本知识；他的《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则体现了他为推广普通话而奔走呼告的拳拳之心。
《诗词格律》
《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力在北大度过的32年学术生涯，是他的学术高峰时期。王力的儿子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上。
燕南园60号的小楼里有王力专属的书房，夜里灯亮到几时，王缉志也记不得了。“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次去睡时父亲都还在工作。老一辈学者的勤勉我们真是比不上。”王缉志感慨良多。
王力先生赠予儿子王缉志的诗作
王力与学生们
在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的同时，王力也非常关心年轻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1956年，因语言学刊物鲜少，北大汉语专业的研究成果难有机会发表。王力建议由汉语专业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以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为主，由此诞生了《语言学论丛》。如今的《语言学论从》仍是北大青年师生研究发表的主要阵地，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
《语言学论丛》
王力与人和善，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他虽然是北京大学很有名的教授，却不喜欢人家叫他教授。他曾经说过：“在学校里，人家都叫我王先生，我听了比较舒服。有的人叫我一声王力同志，我就心里乐滋滋的。”
寸阴必惜，风骨永存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即便是在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他白天打腹稿，便晚上写书稿，笔耕不辍，寸阴必惜。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50多岁时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80岁，他还听广播学日语。他在76岁曾有诗云，“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这其实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最好概括。
古稀之年的王力加倍勤奋地投入到学术著述中。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问题，都勤勉地一一作答。83岁时，他还在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的工作，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
1984年，王力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人。王力看到后很是感动，84岁的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一次专业课，12000多人听，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未有过。这也是王力的最后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力古汉语字典》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持续推动着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王力文集》
王力先生在北大任教32载
治学严谨，笔耕不辍
毕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大厦的构建
先生之风，历久弥新
人物简介：
王力（1900年—1986年），广西博白县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
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内容几乎涉及语言学各个领域，有许多且具有开创性。其代表作有《汉语史稿》《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等。
参考资料：
[1]《纪念北大教授王力先生百年诞辰》
[2]《听王缉志讲父亲王力求学治学往事》
[3]“分阴必惜”的现代语言学大师——纪念王力先生120周年诞辰
[4] 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00-1986）诞辰120周年丨中国最后一位语言学全才：王力先生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华社、东方早报、王缉志、蔡翔宇
卓别林的上海缘
1915年，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诱拐》，讲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艘美国来上海的船上，船长骗人上船当水手的故事。有影迷称，卓别林在片中已表演了他后来的名作《摩登时代》（1936年）结尾时的舞步。
汤惟杰提到，根据目前可以在报刊上查到的记载，1915年8月30日在上海南市区开张的共和活动影戏园，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写到将放映“哑波林射猎趣剧”。
如果说此处“哑波林”疑似卓别林待定，那么1916年1月3日《字林西报》英文报道称，次日上海阿波罗电影院将放映卓别林《冠军》（Champion），写到Charlie Chaplin的全名，就是证据确凿了。汤惟杰介绍，阿波罗电影院当时位于虹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乍浦路一带，上海最早的前几家电影院都在这一区域。阿波罗电影院在1920年被拆，原址现在是四川北路1288号的九洲黄金店铺。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中，编入了《申报》1936年3月10日刊发的报道《驰名世界喜剧明星卓别林昨日抵沪》。稿件提及，卓别林在新作《摩登时代》上映后，携片中女主角波丽德·古黛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抵沪，“靠泊浦江第十二号浮筒”，40多名记者乘坐小船登轮后，在甲板上偶遇卓别林，长枪短炮一时间狂拍不止。
稿件还记录了卓别林在船上及华懋饭店与记者交流等细节，称赞其无意中的姿态与电影中的真情流露相符，并评价其为“人生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意多讽刺，为一般人所同情也”。
汤惟杰介绍，上海还曾贡献了一部反映卓别林形象的电影，由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联手打造。这就是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拍摄的《滑稽大王游沪记》（A Visit to China），片长约30分钟，是一部故事片。剧组找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李却·倍尔（Richard Bell），演滑稽大王来上海的经历。这部片没有留下拷贝，但在当时电影报刊刊登的剧照上可以看到，片中展示的就是卓别林的形象。
城市漫步找好莱坞印记
最近Citywalk（城市漫步）火热出圈，汤惟杰举了两个例子提示读者，在上海城市漫步，挺容易遇到好莱坞元素。
从苏州河北岸、靠近河南中路桥的河滨大楼出发，走400多米，就可以到达苏州河南岸外滩源的光陆大楼。汤惟杰说，最早进入上海的好莱坞电影是由一些洋行代理的，他们买下片子到上海放映。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国际票房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特别是上海，所以8家好莱坞公司纷纷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其中6家在和河滨大楼里面开设办事机构，2家在光陆大楼。当时光陆大楼二楼有光陆大戏院，1925年建造完毕，曾一度是上海首轮西片的放映影院。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当时叫美国制片协会）在上海也有办公室，也在河滨大楼。
汤惟杰还提到，从鲁迅在上海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的经历来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他在上海看过155次电影，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电影。“从他的阅片量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影院里面放的外国电影，九成以上是好莱坞电影。”汤惟杰提到，“这也跟好莱坞当时世界性的影响和流布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新村、多伦路、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旧址、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当行走在这一系列与鲁迅生活、工作、创作相关的地点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海虹口的四川北路地区也曾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书写过重要一笔。从好莱坞到上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还值得在细节层面多多搜寻。
摘录：
世界注目的喜剧明星，带着泪的笑匠查理·卓别林，在他第三次的环球旅行途中，于（1936年）3月9日下午初次到上海来，和他同伴的是他的名义上的爱人古黛德女士，少不得便有许多人要去一见庐山真面目，以便打破这一位在银幕上戴着破礼帽、穿着不整齐的褴褛礼服、留小胡髭、拿怪手杖、穿硕大的破皮鞋、撇着脚像鸭子般地走路的丑角印象。
轮船上只签一次名
在那天下午二点半光景，上海的中外新闻记者四十余人无形地组成了一个迎卓队伍。他们一到了装着卓别林的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就开始找来找去，一刻钟过去了才发现他和古黛德在三层楼的甲板上倚着铁栏，俯首闲眺黄浦江的平静景色。一刹那间，便把他团团围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卓别林：他身材很矮小，穿着花呢的春大衣、深灰色的西服、蔚蓝色的衬衫，反衬他的面容更是红润而充溢着健康美。脚上光亮亮的皮鞋，却没有穿上那双硕大的破鞋。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自由帽，脱去帽子能看见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已经有47岁的年纪了，但是健旺的精神，一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古黛德小姐斜倚着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棕色呢帽上戴着一朵明艳的鲜花，明眸皓齿，时常展着明朗的微笑。
大家拍好了照相，便要求他做简单的谈话，他便装着幽默的苦笑，然后肩膀向上一耸，很自然地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可以使得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限。”大家哄着一笑，他继续地说：“我这次做环球旅行，先经过日本，在日本逗留不久，现在又到了中国，在上海预备只勾留一夜，明天早晨九点钟，坐原船到马尼拉，再赴百丽。上海，这是我生平憧憬着的大都会。可惜这次只有几小时的勾留，隔两三个月后再到上海，那时我也许有两三星期的居住，好玩一个痛快。”
当时便有一个和他同来的美国人大声地向记者迎卓队宣布，六时半在华懋饭店谈话，于是卓别林又是肩膀一耸，便预备架子想要冲出重围。哪晓得有一个人要求他签名，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签好，举起便帽向大家做手势，说出一句动人的话：“轮船上签名，我只签一次，决不再签第二次。”说罢便急急忙忙地拉着古黛德，两脚三步装着银幕上的撇脚跨下另一只小渡轮而去。又谁知道这位先生在小渡轮船舱里，隔着玻璃嬉皮笑脸，对大家招招手，很有趣味地用右手做了一次飞吻，样子很接近银幕上的英雄般的滑稽。
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到六点廿五分，一群记者迎卓队，一个也不少，集中在华懋饭店卓别林的会客室里。他已经叫了一个理发匠到房间里理过头发，叫了一辆汽车在南京路兜了一个圈子，这时换着一套整洁的斜条纹的衣服，坐在一只高背的椅子上，完全流露着他平常的态度，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和你同在一起做环球旅行的古黛德小姐，你要和她结婚么？或者已经结过婚了吗？”
卓别林浅浅地笑了笑：“那只好问她自己了。”于是哄得大家都笑了笑。
“你用你那硬帽子、破皮鞋、司的克，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那不过是一种广告性质而已，这些东西，抛在马路上也是没有人要的。”他更有趣味地说。
“你对于现在流行的欧美电影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地反对有声电影，对白常常损害影片中的情调，别的意见很多，但因为讲起来时间太长，所以不想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电影？”
“记得两年以前，在好莱坞看过一张，是一张惨的悲剧片，不过名字是记不起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他每次回答，必定带着笑声，更因着他的滑稽的动作，引得大家时时发笑。就在笑声中，他答应大家签名。
吃过晚餐以后，他伴着他的古黛德小姐再叫了一辆汽车，做环游上海一次的汽车旅行。并且还应了梅兰芳的约，到共舞台去看《火烧红莲寺》，再到新光去看马连良的平剧，同时在舞台上合摄一影。
翌日朝晨九时，乘原船离开了上海。
好莱坞助推上海摩登
已故文史学者张伟2021在为《影院文录》一书撰写的《跋》中提到，“美国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八大电影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分别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高峰时，每年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超过四百部，一些大片的公映时间几乎和美国达到同步；今天大家熟悉的译制外片的方法，当年在上海都已经作过尝试；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电影报刊，其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二百多种。”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以“美影漫谈”“文人谈影”“访沪影人”“访美影人”四大主题，汇编了68篇文章，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报刊发表，反映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上海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张伟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电影系列新书，包括张伟编《影坛备忘录》《影院文录》，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编《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文墨》《影人忆旧》等。
《好莱坞在上海》的选题、书名和选文标准，均为张伟生前所定，孙莺从数万份与好莱坞相关的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最能呈现好莱坞影响、生发、改变上海城市生活的文章，分辑而成。
自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歌剧片《唐璜》、1927年推出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开始，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美国电影分默片时代和声片时代。默片以喜剧片、闹剧片和西部片为主，声片以歌舞片、盗匪片、侦探片、恐怖片和爱情片为主，如《掘金女郎》《风月无边》《呼啸山庄》等，还有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幻想曲》等。这些好莱坞影片大都在上海放映过。
孙莺认为，这些好莱坞电影大批进入上海，在当时“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上海城市摩登化的进程，还将一种外来文化的异质内核，深植于中国电影的著作方面。”
孙莺在新书前言中提到，好莱坞对上海的影响有多个方面。“好莱坞”这个名字一度炙手可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有各行各业新开的店铺、公司使用该名。最有名气的包括1928年李小舟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对面开设的好莱坞照相馆、1935年开业的好莱坞舞厅、1938年开业的好莱坞乐园等。
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广告业以及摄影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莺认为，以摄影为例，好莱坞电影的浪漫主义和戏剧化表现，营造出一种独特时髦的好莱坞风尚，这对惯于追逐时尚的上海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年的照相馆营造了一种情调和气质，延续至今，所谓老上海味道、老克勒风度，与这种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风尚有关。(Quelle: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版)
1936年，卓别林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梅兰芳、胡蝶等新老朋友，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18年后的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
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伦抵沪，由梅兰芳先生主持接待。下榻当时沪上最高级的华懋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卓别林这次在沪仅仅逗留十几个小时。午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参观大上海，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上五点半，卓别林到公园饭店参加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正是老朋友梅兰芳。梅兰芳早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就曾与卓别林“互加好友”。六年之后，老友重逢。卓别林双手搭着梅兰芳的双肩，幽了一默：“这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
在卓氏调侃的背后，正是他坎坷的人生体现。梅先生何尝读不出这层意思？于是赶忙“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晚宴后，卓别林在这短暂的上海之行中，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右手在膝上轻轻叩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的国剧。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直到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
戏散后，卓别林还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妆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卓别林于该年5月12日再次来到上海，正逢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他只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就乘船返美了。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两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的问题上，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有些“热情饭局”，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
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
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来是接待2个人，但是想吃的好一点，就作假接待4个人，用4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2个人。
中纪委提醒：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参加。
以下这12种饭局仍需公职人员警惕
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
释义：确因公务活动，需上级单位或下级单位接待安排的，派出单位应当向接待单位发出公函，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上下级之间，不应安排其他无实质性公务活动的相互宴请。
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
释义：市区或同一县(区)各部门之间的公务活动，应个人自行安排用餐，既不得使用本单位公款买单，也不能接受公款接待。
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释义：到乡镇等基层单位开展公务活动，确需接待安排的，原则上应在乡镇“廉政灶”等单位内部食堂就餐，不得让基层单位安排宴请。
不准接受异地接待
释义：到辖区以外的地方开展公务活动，应按照公务出差有关规定自行安排用餐。确因条件所限无法自行安排用餐的，出具公务函后可由对方单位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但不得接受公务活动区域之外的异地宴请。
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村级组织开展公务活动，原则上应自行安排用餐，不得接受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公务外出期间公款吃请
释义：外出参加会议、考察和学习培训等活动，应严格遵守有关纪律，不得借机相互吃请;更不得公款吃喝，不得用公款报销应该由本人支付的用餐费用。
不准参加带有公务接待性质的夜宵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安排夜宵。以任何理由产生的夜宵费用，均应由个人支付，不能公款报销。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宴请私客
释义：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必须用于本单位正常的公务接待，不得用于接待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私客，也不得出借给外单位人员接待私客。
不准在内部接待场所搞变相吃喝
释义：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建、改建、扩建或超标准装修、装饰单位内部接待场所，同时内部接待场所必须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不得变相搞大吃大喝。
不准参加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的吃请
释义：公务接待不得使用私人或企业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吃请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不准参加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老乡会
释义：私下聚会也要注意参与对象，除了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明显带有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或自觉回避，更不得以权谋私、用公款买单。
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
释义：吃请聚会既要遵守党纪条规，分清时间场合;也要尊重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注意社会影响。对于一些明显违反纪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可能损害党员干部队伍形象的饭局，应自觉回避。
相关党纪法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年修订)
第八十二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一十三条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一)违反规定设定、发放薪酬或者津贴、补贴、奖金的；
(二)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公务交通、会议活动、办公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超范围的；
(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前言
就在我打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则不算新的新闻让我为之感动。看到都江堰支援抗疫的新闻让我十分感动。虽然这已经是过去1个多月的事情了，但是有些地方的人还是感念上海人和上海人的恩情的。曾经上海支援了全国建设或许你的家乡曾经也受过上海的恩惠。但是你可能忘了。
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对全国各地支援的历史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从上海工厂内迁、交大西迁、“三线”建设、支援治淮、唐山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滇、汶川地震部分重建，援建都江堰等。无数的上海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构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些恩情被遗忘，很多上海人的父辈祖辈可能永远留在了他乡，也有的已经融入了当地。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这段往事是艰苦的。而那些付出过的老人们可能现在还蜗居在十几平的老破小里。所以上海人不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但就和日本否认侵略历史一样，历史不容篡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人用最后的倔强保护了这个国家仅存的精血。上海工业第一次大搬迁
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上海表现出了令举世瞩目的不屈。
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陆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1937年在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一市工厂达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1.4%。淞沪战事爆发后，作为民族工业中心的上海遭受巨大损失，被毁坏的工厂达905家。就行业而言，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行业损失尤为严重。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陆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
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
1937年8月23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二十二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
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吨，技术人员两千五百名。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
在通往中国内陆的大江小河，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血，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这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即为零。
新中国建立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看，上海工厂的内迁在时间分布上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尤其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间，《解放日报》集中刊登了一批企业内迁的报道，而这正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相对应。
当年铅笔厂广告
1949年8月，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设备迁往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全市产业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反封锁六项方针号召的第一家厂。该厂总经理吴羹梅之前在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过程中，亲眼目睹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情形，特别是了解到哈尔滨当地制造铅笔主要原料供应丰富、气候干燥宜于制造铅笔，是建设铅笔工业的理想地区后，决定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
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知后，极力促成此事。经过接触，双方在合营形式、分配比例等方面达成意向协议。此后，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制药等行业的20多家私营工厂以行动响应内迁号召。9月，私营上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海产业界第二家开展内迁的工厂。截至1949年11月，共有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寰球内衣织造厂和康乐烟厂4家企业完成内迁任务，国信纺织厂、龙华烟厂、新华烟厂3家正在拆卸机器和装箱待运，另有10余家处于筹备阶段。但随着反封锁各项举措的实施，上海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放缓。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内迁。仅《解放日报》公开报道已经启动内迁或正积极筹备内迁的上海工厂便达52家，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织、制药、机电等10余个行业。其中，除个别工厂如景福衫袜厂虽然“就市场言，已合乎北迁的条件，但制造卫生衫所需的六支纱原料，天津还没有厂家纺制，因此就不得不缓步行动”外，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成了内迁。
工厂内迁也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迁入地区而言，上海工厂的迁入不仅能够迅速扩大当地的工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的开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迁入地人民的就业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从当时开封市民对内迁企业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给解放不久的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仅仅是填补了开封没有纺织企业的空白，一包包的大棉花包，如何变成了纱，也使许多开封人感到新鲜。三三两两，要跑到厂里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使开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希望，工业的兴起，这仅仅是开始……”
进一步而言，内陆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旧中国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内陆，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各种大小工厂多设置于沿海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4个城市的工厂就占全国总数的70%，工人数也占全国69%，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内陆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逐步改变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镜报
三线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拉开支持全国建设序幕，大量工厂外迁，技术人员人员转移
建国后至1952年，上海为了支援东北和西北建设，输送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先后共达9.9万人。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重点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达21万多人，其中有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21万名4级以上熟练技工。1958～1966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有23.86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支援全国各地建设。60年代起至1977年止，上海机电局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
上海金山工人从上海出发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于“沿海紧缩战略”，上海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围，但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不仅搞好了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还积极地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
（1）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各地工业生产进行协作。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3种装备；为玉门油田生产400多种机械配件；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等。还为外地发展纺织工业制造156万枚纱锭的细纱机和5.9万多台自动织布机，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共1000多种。上海工业为全国提供的机械配套设备有：电站用汽轮发电机56台、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外胎49.9万套。此外，为支援全国农业，1956年上海突击生产了双轮带铧犁25万台。在抗美援朝中，上海担负26000多亿元（旧人民币）的军需生产任务。
（2）为全国市场供应大量商品。五年内，经过商业系统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主要商品调出量为：卷烟643万箱、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82万箱、自行车93.57万辆、缝纫机48.24万架、棉布57.55亿米和收音机27.87万台等。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
（3）为国家创造外汇。五年中，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工业品出口28.4亿元，占45.2％，共换回外汇17.44亿美元。上海出口产品品种有：轻工业品340种，纺织品40多种。
（4）为国家积累大量建设资金。五年中，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 一五 基建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上缴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
（5）为国家输送大批建设人才。五年中，上海为国家培养大学毕业生3.3万人、中专毕业生2.5万人。支援外地建设28万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3.2万人，熟练工人13.8万人。还陆续将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和一些商业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省，支援内陆工业发展。”（注：《上海计划志·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资料。）
当时上海总人口700多万，上海对外输送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近30%
上海当年
上海部分外迁工厂现已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部分企业已经成长为全国骨干企业
西秦川机床厂——现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汉口无线电厂——现在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缝纫机厂——现在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嘉陵机器厂——现中国嘉陵集团
南京电子管厂
株州机械厂
由上海援建的：
江西钢铁厂
四川钢铁厂
昆明钢铁厂
安徽八五钢厂
江西吉安
庆江化工厂
东风、黎明制药厂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重庆军工103厂
贵州军工906厂
甘肃白银军工884厂
江西德兴军工701厂
江西9396军工厂...........
不仅如此，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也是巨大的，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交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很多网友一直说是全国支援了上海建设，但是老上海们的心中都明白一个事实，上海和当时的东北一样支援了全国的建设，1949-1990年期间上海只占中国1%的人口却上缴了全国近3成的税收收入
上海部分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来源：《上海支援全国》
数据来源：上海地方志，税务志
交大西迁，拉开支援中西部教学建设的序幕
“南洋公学”，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起源之一。1896年，洋务派大臣盛怀宣在上海筹款建新式学堂，1897年南洋公学正式创立，1911年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37年8月，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管辖，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交通大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
1955年4月5日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陆学校，提前在内陆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6年8月10日，对交通大学来说，注定载入史册。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教授们卖掉房产毅然西迁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诸多不便。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西迁师范乘车证
致敬，西迁老教授们。
交大西迁开始后又一批知名院校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也是一所985高校，同样是坐落于古都西安。不过这西北工业大学没有西交大那般根正苗红，它和上海的关系主要是当初上海的交通大学参与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然后这华东航空学院又西迁，直到组成了西北工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全国沿海的城市一共就那几个，是以能够开办海事大学的城市真不多。而上海就是这不多的城市之一，当初上海有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还有交通大学，于是就组建了海运大学。此后这大学又外迁到大连，然后在大连被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之后上海虽然又组建了海事大学，但是实力上却是不如大连海事大学的。
以上这几所高校是和上海有着最直接的联系的，上海外迁高校不止三所但是其余的由于历史的愿意或多或少不如上述三所那么根正苗红
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市,华科大同济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
上海船舶学校→镇江，江苏科技大学；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南京艺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上海一医拆分迁建，
蚌埠医学院，上海二医六院迁建。
厦门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南迁
华东交大也是由上海铁道学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相关系科迁建。
当然纵观这些学校，基本已经去除了上海外迁的这段历史，翻看报道也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有迁校的纪念
厦门水产大学纪念上海外迁60周年报道
江苏科技大学纪念上海迁校50周年
安徽医科大学纪念内迁报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内迁精神报道
新世纪下的对口支援，定向扶贫。支持中西部发展
从1979年起，上海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承担了对口支援云南、宁夏、新疆、西藏、三峡、青海、贵州等中西部民族省区的任务。
上海市对口支援四川都江堰，三峡重庆库区的万州区五桥移民开发区(原四川省万县市五桥区)、三峡湖北库区的宜昌市夷陵区(原湖北省宜昌市宜昌县)，
还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拉孜县、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
还对口帮扶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地区、迪庆州，
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县。还有莎车。
1979至1982年，上海与云南、宁夏共签订各类协作项目251个，其中技术支援项目236个。云南来上海进行技术考察、培训已达512人次，上海去云南传授技术、现场指导的达312人次;上海教育、卫生系统派出讲学团和教师赴滇讲学、任教，并培训各类人员673人次，其中大学进修教师100人次。
上海有48个企业与宁夏的45个企业建立了对口支援协作关系，并为宁夏36个单位培训技术人员425名，派出23批66名专业技术人员去银川各有关企业进行具体帮助和现场指导，向宁夏提供设备155台（套），图纸、工艺设计、配方等资料45套，派出支宁教师53名。[3]至1987年6月，上海与新疆两地间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已突破300项。
全国1/7的希望工程是上海援助的
2001年—2012年上海共投入无偿援助资金21.96亿元，援建对口支援项目2711个;签署经济技术合作项目444个，协议资金609.23亿元;组织实施人员交流、人力资源培训超过8.5万人次。其中，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投入资金6.27亿元，援建“安康工程”等帮扶项目331个;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投入资金4.15亿元，援建抗震安居房等帮扶项目355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8.55亿元，实施整村推进等帮扶项目18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等三峡库区，投入资金2.99亿元，实施移民就业基地建设等帮扶项目222个。至2004年8月，上海完成安置三峡移民的任务，共有7519位三峡移民成为“新上海人”。此外，投入82.5亿元，实施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项目117个，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完成。2010年实施对口支援喀什四县试点项目79个，安排资金1.7亿元。
工作在都江堰的上海建工的建设者，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为都江堰的明天乐于奉献
2012年至今上海市对口支援力度不断加大，投入资金是“十一五”期间的6倍多。在10个对口地区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35亿余元，实施项目3423个，力度全国领先;选派干部330人次、技术人才2300多人次，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培训约7.5万人次。启动对新疆克拉玛依干部人才支援工作，深化了对独龙族的帮扶工作。在新疆喀什，投入资金92.34亿元，援建“安居富民”和定居兴牧房等项目772个;
在西藏日喀则，投入资金15.08亿元，援建移民安居工程及相关配套建设等项目462个;在青海果洛，投入资金9.36亿元，援建高原特色农牧业扶持等项目239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13.42亿元，援建以水、电、路、气、房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等项目1624个;在贵州遵义，投入1.62亿元，援建新农村和民生示范帮扶等项目1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投入3.23亿元，援建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的产业和民生等项目223个。2017年，上海加大帮扶云南的力度，结对关系拓展至昆明、文山、红河、普洱、迪庆、曲靖、保山、楚雄、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丽江、临江等13州市、74个贫困县。
新冠疫情，上海最早出动医疗队支援武汉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上海援鄂医疗队最早集结出征。1月24日除夕夜，上海52家医院的136名医务人员组队紧急驰援武汉。上海先后派出9支医疗队共1649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与全国的医疗队同舟共济，日夜奋战，承担救治重任。随着武汉和湖北疫情的缓解，4月10日，最后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员完成各项任务，回到上海。
注：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黄金平《上海对口支援的历程考察与经验启示》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摄于1917年11月
她的前身，风云变幻的107岁；她的后身，动荡发展的60岁，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永驻青史。面朝钱塘江，身坐秦望山，山峦起伏，古树参天，一座优美典雅的校园，一批保存完好的中西方近代建筑。
之江大学沿革
如果从她的前身——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算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解散，之江大学有着107年的办学历史。
1900年前后，4个美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了13所教会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
1845年，美国美北长老会在宁波创设“崇信义塾”。
1867年，崇信义塾迁址杭州皮市巷，更名“育英义塾”，后迁至大塔儿巷。
1897年，更名为“育英书院”，开始设英文、化学两专科，学制正科6年，预科5年，由美国长老会牧师裘德生(Rev· J· H· Judson)担任校长。
同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
1. 杭州大塔儿巷的育英书院原校址 1906年
1907年，在杭州六和塔边秦望山麓二龙头修建新校舍，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经过3年规划建设，主要建筑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等先后落成。
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之”形处，故更名为“之江学堂”。
2. 二龙头学校建设工地 1911年
1914年，之江学堂升格为“之江大学”。
3. 之江大学首任校长裘德生Junius H. Judson（前排中）和王令赓与育英义塾的校友们在一起（队克勋摄)
4. 第二任校长王令赓（E.J. Mattox）（前排右三） 1914-1916
5. 孙中山先生到学校视察，在慎思堂前发表演说，与全体师生合影并共进午餐 1912年12月10日
6. 从六和塔上西望之江大学校址 1916年
7. 从钱塘江南岸看对岸的之江大学校址 1920年前后
1920年11月，之江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立案，并获通过，获准后施行新学制，分文理两科。
1930年，以“之江文理学院”向民党政府教育部立案，选举李培恩为校长，这是首任中国人的校长。
8. 航拍之江大学全貌 1935年
9. 校园全貌 1936年
10. 戴维·甘博1908年捐赠学校田径运动场，这是按照美国大学校园和奥林匹克标准建造起来的一个现代运动场
11. 天文台，建于1912年，也称作为“费城观象台”，位于秦望山山脊，这是当时浙江省的第一座现代天文台，内部设置从美国进口的天文仪器，抗战期间被日军炸毁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曾迁至安徽屯溪、上海、福建邵武、贵阳、重庆等地。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准之江大学为拥有文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三所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1949年，杭州本部有学生904人，上海分部有学生162人，共1066人，教职员113人，设文、工、商3个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1950年8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将原文、商、工三学院调整为文理、财经、工学院三学院，共设15个学系。
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亦属此内，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来校接收，美籍教员全被遣返离校回国。
1952年，全国院校大规模调整，之江大学解体，其中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建筑系并入上海同济大学，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该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院址设在原之江大学，刘丹出任第一任院长。之江大学工学院除航空工程系并入中央航空学院以外，全部并入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文理学院部分系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并入华东财经学院，建筑系一部分与南京大学的工学以及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建筑学科一部分并入同济大学。
之江大学107年历史宣告结束。
20世纪50年代，之江大学旧址成为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校舍，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并入杭州大学后，旧址划归浙江省委党校。
1961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浙江省委将之江大学旧址划归浙江大学所有。学校将旧址改称三分部，在那里创办了几个保密院系。
1963年，无线电系搬迁到三分部。
1972年，学校把物理系和无线电系整合在三分部，成立浙大物理无线电系，1976年后又重新分成两个系。
1986年，无线电系更名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1992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在三分部建设基础部，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八五”计划。
1995年，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整体搬回浙江大学本部新建的信电大楼。
1996年5月1日，撤销浙江大学三分部，成立浙江大学之江学院，为学校基础部，每年浙大新生在此进行第一学年的基础阶段学习。
1998年9月15日，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下分五个校区，之江校区是其中之一。
2002年后曾为浙大成人教育学院所在地。
2003年10月6日，浙江大学沃森基因研究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2006年，光华教育基金会尹衍樑先生捐赠浙江大学1亿元用于建设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其中5000万元用于之江校区老建筑的修缮工作。随即，学校设立“之江大学旧址修缮工程”项目。
2007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之江校区成立。
之江校区校园建筑依山势而建，以三层为主，红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顶为基调，是西方近代建筑糅合东方建筑而成，带有欧洲近代建筑的风格，也留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子，是一批保存相当完整的近代大学建筑群，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
之江校区平面图
（一）主楼
主楼原名慎思堂，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赛佛伦夫妇捐资捐建，为校长、财务、教务、总务、会议室等行政办公之用
大楼位于校园中心草坪北端，三层砖木结构，清水砖外墙，拱券门窗，四根洁白的多立克柱营造出欧式风格，屋顶原有东方式的两层飞檐角，后修复成简洁的四坡顶
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9年的慎思堂
近100年后的慎思堂，正门拱券门窗，爱奥尼梭柱，门前一对石狮
(二) 钟楼
钟楼原名同怀堂，又名经济学馆，建于1936年，由申报史量才先生家属捐建，“经济学馆”四个字由校长李培恩题写
钟楼主体三层，中间四层为钟塔，红砖清水外墙，中间是大拱门过厅，左右对称，线条简洁，风格严谨，没有繁琐的花纹，是典型的近代建筑
钟楼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高耸的钟楼使得整座建筑呈山字形。在钟楼楼顶，钱塘江、钱塘江大桥、六和塔等都在视野之内
（三） 1号楼
1号楼原名东斋，建于1911年，由美国俄亥俄州甘卜夫妇捐建，故又名甘卜堂
1916年的东斋
著名词学大师夏承焘、著名的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曾在此楼工作学习
（四）2号楼
2号楼原名西斋，建于1911年，由Nelson · Platt · Wheeler夫妇和William · reginald · Wheeler夫妇捐资兴建，故又名惠德堂、吴窦堂，是之江大学最早的男生宿舍
西斋对称于东斋，建筑风格一致，砖木结构，外部线条简洁，是乔治亚复兴风格，中央山墙的凸现和古典柱式的门廊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这屋顶的老虎窗为50年代后加建，2010年学校对之江校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将东西两斋的老虎窗拆除，恢复原来简洁的坡顶
（五）3号楼
3号楼原名工程馆，又称机械系楼，建于1951年，由政府拨款建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2010年上映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为还原20世纪80年代学生宿舍原貌，还特地来到3号楼取景
（六）4号楼
4号楼原名科学馆，又称裘德生科学馆，建于1932年，为纪念前校长裘德生博士(1930年12月美国逝世)，由之江大学校友和师生募资兴建
科学馆和图书馆的建筑风格类似，其拱券、古典柱式和三角形山花等不同建筑元素的混搭，都是当年校内功能明确的主体建筑之一
（七）5号楼
5号楼原名材料试验所，建于1935年，由当时之江大学教职员、校友筹资兴建，是创校以来的首座实验楼
2010年11月，之江校区二期修缮工程完成，5号楼成为浙大图书馆法学分馆
（八）6号楼
6号楼原名佩韦斋（初为教员宿舍，后改为女生宿舍，简称韦斋），建于1926年，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6号楼由灰砖砌成，白柱绿窗，屋顶有三扇老虎窗，具有美国乔亚治复兴风格
当年的佩韦斋
（九）7号楼
7号楼曾作过研究生楼
（十）8号楼
8号楼于1953年8月10日建成，为当时浙江师范学院教学楼
（十一）9号楼
9号楼原名维勒邦格楼，也称绿房，建于1920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W · M · Wheeler先生和其在费吉尼亚州的父母Nelson · P · Wheeler夫妇捐建，是之江大学外籍教授别墅之一，也曾是当年的女生宿舍
绿房的建筑风格是之江大学校舍建筑中的孤例，具有工艺美术运动的平房风格，其阁楼外墙采用美国别墅独具特色的壁板，由本校建筑部设计
（十二）小礼堂
小礼堂原名育英堂、都克堂，建于1919年，由美国新泽西州都克家族捐建，是教会大学的象征
窗户上的尖券使其哥特复兴式的建筑风格十分明显，此建筑采用石料结合水泥，从用材到风格，在当时都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建筑
小礼堂的墙面爬满爬山虎、常春藤等藤本植物，更显此建筑的沧桑感
（十三）图书馆
图书馆，面积为700平方米，建于1932年7月，由之江大学同学会募捐修建，之江大学建筑部设计建造
图书馆的建筑风格比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风格更为简约一点，但还是吸收了那种风格的精华。近一百年来，这个建筑其中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使用功能从未改变，一直是图书馆
（十四）上红房
上红房原名北太平洋楼，建于1911年
上红房和下红房的建筑是意大利风格，清水砖外墙、圆拱门廊、拱券外廊、雕花柱子和涡卷形浮雕具有古罗马遗风
上红房曾先后由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王令赓、李培恩居住
（十五）下红房
下红房原名帕斯顿楼，建于1911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参与创办之江大学，其胞弟司徒华林则曾是之江大学的校长，1948年前后，司徒雷登曾在此居住
（十六） 白房
白房原名卡特楼，建于1920年
白房的门厅依然雅致，两侧复柱，柱头漩涡花纹，人字屋顶
现在的白房经过后期维修，已成了灰砖墙面
（十七）灰房
灰房原名康沃斯楼，建于1911年，是之江大学外籍教师别墅之一
灰房的建筑采用的是清水青砖墙，主立面为对称外廊，呈现为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
（十八）原教工宿舍
教工宿舍共3幢，建于1920年，当时为中方教师的宿舍
（十九）曾宪梓教学楼
曾宪梓教学楼建于2001年，由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捐建。教学楼建筑面积3236平方米，投入资金5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
曾宪梓为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等职
（二十） 求是堂
求是堂由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刘璧如夫妇捐资400万港币兴建，为学生生活、活动用房，建于1997年4月
查济民191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27年考入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附设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1931年毕业。先后任中国染厂公司董事长，香港兴业公司董事长。1994年初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任董事长
(二十一）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
李作权学生活动中心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1688平方米，投入资金10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李作权先生1938年毕业于之江大学，后从事慈善事业。
（二十二）情人桥
情人桥位于头龙头与二龙头之间，一座横跨溪流峡谷的桥梁。木桥四周是浓密高大的树林，桥下是清澈的溪水。小溪上筑有上下两道水坝，分别形成两个蓄水池，为校区提供水源。
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此的词学大师夏承焘，曾在日记中写道：“夜与雍如倚情人桥听水，繁星在天，万绿如梦，畅谈甚久。”
（二十三）校园风光
1. 秦望山屹立在钱塘江之江段北岸，数道隆起的山岗，如同伸向之江的龙头，自东向西称作：头龙头、二龙头、三龙头
2. 校园内的主建筑慎思堂、经济学馆、图书馆、东斋、西斋等均位于二龙头，家属宿舍大部分位于头龙头，少数在二龙头
3. 头龙头与月轮山毗邻相望，在钟楼楼顶能清晰看见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和横跨钱塘江的钱塘江大桥
4. 校园占地三百余亩，古木参天，鸟语花香，环境一流。1947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校参观时，对校园的优美环境和景色赞不绝口
5. 1935年，夏承焘先生任教之江大学时住教师宿舍月轮楼，他作有《望江南·自题月轮楼七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夕阳，诗思比江长。”
6. 1952年，教育系郑晓沧先生写过一首赞美之江山的诗。摘录如下：
直向钱塘江上住，朝朝放眼看风帆。
行空车走惊雷震，隔岸屏开对雪严。
是处山川纷错落，平居楼阁绝尘凡。
睛窗一卷支颐坐，不觉遥峰文照衔。
7. 曾在之江大学就读的才女宋清如笔下的之江大学：“之江，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环境。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家荧火，哪一件不使诗人悠然神往……”
8. “这趟来本来是为杭州大学选址，可最好的校址被你们选了。”这是曾到学校参观的蔡元培对之江大学的评价
9. 三四人合抱的香樟树像一双巨手，根深蒂固，枝叶繁茂，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学校的发展
10. 通往主楼道路两侧摆放着的两尊石虎，是慎思堂土建施工中出土的，据考证它们是南宋时期的遗物
11. 主楼门厅两侧两尊石狮子是信电系91届校友捐赠
12. 夜晚的校园，明月高照，树叶沙沙作响，小溪哗哗细流，更显宁静和神秘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唐朝常建的这《题破山寺后禅院》，用在之江校区非常的贴切
之江大学旧址是我国最早具备西方校园规划设计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西方建筑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一次集中应用。现在，百多年过去了，当年之江大学的整体格局仍保存完好，建筑本体与自然环境和谐融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之江大学旧址建筑群曾荣获世界近代学府建筑完整保护建筑第二名。
2000年7月9日，之江大学旧址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5月25日，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后 记
之江大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并非只是百年校园的遗址，并非只是之江校区的前身，它还是我的出生地。1951年9月，我出生在之江大学校区的上红房。
我父亲，抗战期间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结束后在英士大学、南昌大学任教，1950年8月应聘之江大学，任教于机械系，1952年2月并入浙江大学。虽然在之江大学不到2年时间，给我留下的却是终身的怀念。
之后，在杭州，之江校区是我经常会去的地方，吸引我的，是那里幽静的环境，茂密的山林；是那里的秋色春色，是那里的七彩光影；更是那里的历史遗迹，是遗迹中的上红房。
作者简介：
洪保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摄影学会会员 来源：老底杭州
“平生不识高司令，自称军迷也枉然。”作为抗战空军的第一人、空军军魂、“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他的事迹被很多军迷所熟悉，只要提到抗战空军，就必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然后在很多描写他的传记里，却充斥了一些虚构的桥段。本文将结合各方资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务农，9岁入学，1924年，高志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奉天中法中学。
在校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在沈阳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行径，中学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
这个学校是在东北名将郭松龄的主持下成立的，只招收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军事业务素质，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新的兵种技术。
1925年，学校从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了27名学员，作为第二批留法人员，装备启程去欧洲。
高志航知道此事后，急忙找到队长要求去法国学习飞行。队长看他年纪虽幼，但态度坚决有志气，愿意帮他找校方说情，结果得到了单独应试的机会。
由于他身体好，学习成绩佳，尤其是曾在奉天中法中学（法国天主教堂经办）学习过法文，所以比较顺利考取录用了。赴法留学前，张学良特地接见并勉励了这批学员。
高志航也正式将名字从高铭久改为了高志航，意为身负航空救国的重任。
1925年10月，高志航等28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张学良原打算把这批精心挑选出的学员，全部送进当时法国最好的牟拉纳航空学校。但这所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一点都不录取。最后只有高志航等18人被录取。
其余10人，只得进入法国西南部克鲁特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受训。
牟拉纳航空学校是当时法国的一流航校，训练使用的教练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而其教学的方式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在此学习的外国人中，除了18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西班牙人，而高志航则是这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此时只有18岁。
但是高志航以饱满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严格刻苦的训练精神，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6年7月，高志航从牟拉纳航空学校毕业后，同27名同学一道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集中学习驾驶和作战技术。高志航选择了驱逐专科，由于其飞行成绩优良，深受校方赞赏。
毕业后，高志航被授予军士军衔，并于同学们一起被编入驻南锡的法国空军第23驱逐团（另有资料称为驻里昂的法国空军第35团）的战斗序列，进行实际战斗见习。
1926年底，为了避免这批学员被其他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拉拢过去，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由准尉晋升为中尉阶级。1927年1月，高志航等人身着崭新七扣军装，在欢迎团的护送下顺利回国，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授予少校军衔（陆军衔），作为骨干充实到飞鹰队，此时的高志航年仅19岁。
然而在此后的一次飞行演习中，高志航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飞行事故。因为机械故障，他在驾机降落时右腿折断。
被送到南满医院治疗后，他的右腿仍然稍有些弯曲，这对飞机驾驶是有障碍的。为了不影响飞行事业，高志航又到哈尔滨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把右腿打断重新再接。
这次手术很成功，虽然康复后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但却不再弯曲，穿上后跟鞋后，对飞机驾驶并无影响。
高志航的同事和队员也因此常戏称他为“高瘸子”。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掠去，东北空军已不复存在了。
918的前夜是星期六，在东北航校作教官的高志航正好轮到回家外宿。
此时高志航全家已经搬到了沈阳居住，还在当地开了一家汽车行，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第二天一早听到枪声时，高志航就知道出事了，他急忙赶往东塔航校。在路上，他就被日本浪人给拦住了，恶狠狠地告诉他：“已经发生事变了！”。
高志航知道航校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局也无任何抵抗计划。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在第二天（9.19）化妆成一个仆人，告别父母兄弟妻儿后，搭乘最后一列火车驶往北平。
战时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火车在路上还遇到了土匪打劫，高志航身上的百元旅费也被全部掠去。几经周折，高志航终于在老朋友刑铲非的介绍下进入中央航空署所属航空队任了一名飞行员。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对决。
中央航空署派出第6、7队共9架飞机前往参战，广东空军也抛弃前嫌，派出7架飞机前往增援。
而高志航在参战的前夕，由于又一次的飞行事故而错过了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
而当他再一次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时，却已是五年之后了。
“1.28”空战的失利，让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起空军的建设工作。高志航也在此时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一职。作为原东北空军的一员，高志航在这里时常受到排挤。
由于他飞行技术高超，多次在飞行表演中完成各种高难度飞行动作，因此他还是被任命为中央航校驱逐机班的教官。
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时，高志航的婚姻生活却又遭到了重大变故。
高志航此时的妻子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当时的中央航空署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要求他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
高志航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他依照父母之命，与邵文珍女士结婚，由于并不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很是一般，一年后邵文珍便因病去世。
邵文珍去世后，当时邵家还想把她的妹妹再嫁给高志航，吓的高家连忙拒绝。高志航留法前，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但那女孩去他家看了后，嫌他家人多，回去写了封信，说结婚后必须两人搬到外面去单独住，但高志航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便回信拒绝了她。
高志航从法国回到东北后，一次在黑龙江执行任务时，到一架外国人开的商店买东西，由于店员只会说俄语，高志航用法语与其无法交流。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儿时，一位白皮肤、高鼻梁、有着一双灰蓝色眼睛的年轻女郎出现了，而这就是嘉利亚。“我会法语也会俄语，我可以帮你”。
嘉利亚说道。于是两人相识了，由于高志航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学会了跳舞，生性活泼，也不拒绝和外国女郎交往，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
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在高志航的几段婚姻中，他与嘉利亚的感情是最好、也是最真挚的。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表面上同意离婚，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爱是什么？是朗月高照，亦是飓风过境；是心有千千结，亦是难愈生死劫。在莫问对错的因果里，在情起情灭的纠葛里，最终嘉利亚还是做出了最服膺内心的决定——与高志航离婚。
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与嘉利亚离婚后，高志航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他与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结婚。
据说他俩相识于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
赖名汤时任空军驱逐机第一队队员，此时的队长正是高志航。
他曾回忆道：“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俄习飞行，当我们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注：高志航牺牲时也才三十岁，此时应该只有二十五六岁，赖名汤此处记忆有误。），短小精悍，飞行技艺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他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指叶蓉然女士。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
但两人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1934年，高志航成为新成立的空军第八队队长。
1935年，高志航受命前往意大利考察航空，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时间，由于他勇敢豪放，飞行技术出众，再加上很短时间便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颇得意大利航空界的赞誉。回国后，他便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的总队副，1936年又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空军总部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的所有飞行员，以便做好中日开战前的训练准备。高志航对训练抓的非常严格，所有的战斗飞行科目他都会亲自示范一遍。
对新进的飞行员，他也会亲自带着飞一趟，以了解各人的天赋与基础。队员或成队练习时，他都会在地面仔细观察、考核。
张光明时任第四大队22队队员，他曾回忆在南昌的那段日子：“大队长高志航规划部队炸射训练计划，将此一炸射训练，连续竟达六个月之久，如单机之格斗，乃至分队、中队、大队之战斗…大队长高志航严格要求所辖三个中队全体战斗飞行员的技巧及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在每一课训练最后阶段，其每项成绩不达标准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飞行演练，直到达到规定成绩为止。一次在空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测试中，全体飞行员，均通过测试，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纪录。唯独我们的大队长报来的成绩未达规定要求。这位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当即面露愧色，然而仍然流露技艺超群，充满自信的英雄本色，他立刻一次又一次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演练。我们全体奉命回营房休息。真的，他不休息，也不吃饭了，由近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才传来他达到射击标准的消息。翌日晨，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时，把他的浮动标靶，给全体观看，证明他的记录是真实的。”
高志航不光对队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他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高志航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中最坚强的柱石。
四大天王中的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王牌飞行员董明德、罗英德、梁添成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高志航还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养成，他曾在给学员的训话中说道：“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成为亡国奴！”
高志航不光训练严格，治军同样严格。一次在全队集体进城休假的车上，二十三队分队长秦家柱因故与同级机械军官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动了手，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调职处分。（秦家柱后来被调往第五大队，抗战时任第五大队十七队分队长，驾驶波音281战机，1937年8月23日，在吴淞上空被日机击落阵亡，生前拥有击落日机一架的战绩。）
抗战爆发后，时任空军第三大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回忆第一次见到高志航时，就见到其在大发脾气：“大约是二十三日下午，我从总站去棚厂，顺着停机线一大排飞机的前面走。看到高志航（作者注：高此时已任驱逐司令）在一架飞机前，大骂一个穿飞行衣、卡白脸的文弱书生。后来知道是五大队二十四队的王倬分队长（四期），当时骂的很难听，你找死呀…怎样怎样。骂的好凶，来往的人赶紧远远就都绕到飞机后面的草地上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大队长，我的本家，一笑。”
由于高志航治军太严格了，他的部下和学员私下里又给他一个绰号“高德隆”。（作者注：高德隆是一种非常难以驾驶的法国飞机。）而正是高志航这样严格的训练和治军，才让空军驱逐部队的战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开战初期空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为整个抗战中空军的战力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当大伙练的热火朝天之际，西安却传来一个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扣住了。此时西安为了消灭红军的需要，已经驻扎进了大批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一同也被东北军给扣住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急令第四大队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赖名汤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他回忆道：“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大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穿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空军第四大队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准备在北平战线发动空中突击。此时第四大队共有32架战机，而日军在百灵庙仅有6架飞机。为了显示我空军的战斗力，威慑敌军，高志航特意命令不得攻击日军地面的飞机，要待其起飞后在空中将其击落，一泄我国仇家恨。
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8月14日，空军第4大队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
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到达笕桥机场时，发现地面上已经摆出布板表示有敌情。先期抵达的大队长高志航和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此时已冲到起飞线上，向他们急打手势，示意连续飞行，并大喊“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李桂丹在得到警报后，立即率领4架飞机起飞离场，另4机则在分队长王远波带领下等待紧急加油，第2、3分队的各机也重新复飞。此时曹士荣驾驶高志航Ⅳ—1座机刚刚落地，就被高志航抢过飞机紧急起飞。
此时，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轰炸编队已进入机场进行轰炸，我第四大队当即与其发生空战。
谭文分队长抓住了新田编队飞在前面的第3架96陆攻展开攻击，但是他明显缺乏经验，在最佳射程之外便开火射击。
经验丰富的高志航发现这点后，立即冒着这架日机上2名护尾机枪手密集的火力，从高空俯冲而下进行攻击。
他首先射击日机护尾机枪手，将其击毙后便肆无顾忌地逼近到敌机只有20米的距离，双枪齐发，将敌机左发动机击毁，机翼油箱随之猛烈燃烧，同时由于着火引发舱内炸弹全部于空中爆炸，碎片纷纷落在了钱塘江畔。
随后，高志航又看到自己的部下正在围攻山下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于是他按下机头，再次英勇驾机贴近到日机尾部，将扳机扣到底，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到敌机上，该机左发动机当即停车起火。
但是此时，高志航的座机已经燃油用尽，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停转，然后冷静地操纵飞机滑回了机场跑道。这架96陆攻用剩下的右发动机，挣扎着飞回了海航基地，由于受伤过重难以操纵，该机在着陆时完全被损毁。（该机未计入高志航战果）事后检查该机发现其右主翼中弹21发，左主翼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
战后，日军还将该机送回东京向天皇和民众展示“皇军”渡海空袭的“武功”。
8.14空战，我方取得3.5：0的战绩，是空军的首个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美梦，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1.28”空战战败的阴影。
第二日，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空军，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34架三菱89式轰炸机分多批次前往杭州进行轰炸。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进行全力拦截，他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攻击日军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四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当日共击落击伤日三菱89式轰炸机18架之多，连日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惊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
然而高志航却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伤。
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写道：高志航追击89舰攻机（三人轻轰炸机）时，高机亦被命中二弹，一弹伤及右腕，一弹伤及飞机。中山雅洋认为其应被89舰攻机后座射手所伤。然而高志航本人和多名飞行员均认为这很可能是遭到了自己人的误击。1937年11月上旬的某天，高志航在兰州机场碰到了他的部下张光明，他曾问到：“光明，8.14拂晓空战时（作者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次空战时间有8.13和8.14之争，以此类推，8.15空战的时间也有8.14和8.15之争，此处引用张光明的原话。），我已占到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后方并无敌机只有我方飞机，我正预对日本轰炸机痛下杀手，突然就感觉到右臂弹伤流血。事后在医院才发现子弹是由后向前贯穿，并非被锁定目标的日机后座枪手还击所致。到底是哪个菜鸟，未在有效射程内就乱扣扳机？”张光明回答说：“报告队长，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应该是自己人误伤的。
高志航受伤后被送往杭州广慈医院，后由转至汉口医院疗伤。
蒋介石闻讯高志航受伤，特专电褒奖，并发一万五千元的受伤慰问金和营养金给高志航进行慰问。
此时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高志航受伤这段时间，中日空中战场风云突变，日军由于投入了新型三菱96舰战，使得我军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劣势。
高志航出院后，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大队抗击日军空袭。为了对抗96舰战，高志航将原本用于战斗、轰炸的霍克Ⅲ战机进行了轻量化改装，使之成为了专用制空格斗战斗机，其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是可以与日军96舰战一搏的。
1937年9月26日，日第13航空队12架96舰爆在5架96舰战护卫下向我首都袭来。
我军第四、五两个大队共计21架战机在南京上空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其激烈程度却绝对可排在抗战中的前列。中日双方在此战中都尽遣精锐出战，日方第13航空队是日海军海空兵的绝对主力，是全军首先换装三菱96式舰战的部队，此次出战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领队护航。
而中方出战的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战中的两支王牌飞行大队，此次战斗更是聚齐了空前豪华的阵容，包括我军全部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更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的柳哲生，后任四大队大队长的王牌飞行员郑少愚等多名空战英豪。
就这样，中日双方最优秀的飞行员在南京紫金山上空展开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空战。高志航首先识别出山下的指挥机编号，于是直接驾机向山下冲去，双方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从高空一直打到低空不足100米，彼此追尾多次，最终高志航抓住山下的破绽，双枪并发，击伤了山下的座机。
山下领教到了高志航的厉害，深知不可力敌，加大油门脱离了战斗，向东面逃窜。由于在“8.15”空战中右臂的旧伤复发，高志航并未继续追击，而是向南京大校场返航归去。
但山下终究逃不过被击落的下场。他被第五大队二十四队副队长罗英德驾机在南京紫金山附近进行巡逻飞行时发现，最终被击落于昆山附近。
10月12日，这天是重阳节，也是高志航最后一次在空中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当日上午，日军两架水上飞机前来镇江。我军飞起4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由刘粹刚领队，高志航、袁葆康、黄泮扬尾随。（作者注：这又是一支超级精英的小分队，袁葆康，王牌飞行员，国外史学家认为其共击落8架日机；黄泮扬，王牌飞行员，著名华侨飞行员，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刘粹刚首先攻击其领机，高志航遂攻击第二号僚机，仅一次攻击就将其击伤，直冒大白烟，4机最终共同将这两架日机全部击落。
午后三时，日96驱逐机6架掩护96陆攻9架，自北面突袭南京。我军起飞霍克Ⅲ战机5架、波音281战机2架，菲亚特CR.32 1架，由刘粹刚带队进行拦截。高志航位于霍克Ⅲ战机的最后一位，由于没有氧气瓶，他始终飞在领机的后下方。
当飞至紫金山北侧时，见一架霍克Ⅲ战机正被日机96舰战所攻击，遂急降下对该敌机攻击之。根据地面观察，该敌机亦升入云，旋入旋出，忽上忽下，约两分钟后坠于仙鹤门南侧，驾驶员身中17弹。此时又一架霍克Ⅲ战机与日96舰战飞来，高志航又加入到与此敌的缠斗中，向敌前方攻击两次，后方攻击一次。
此后7.9毫米机枪弹药用尽，12.7毫米机枪又卡壳，高志航急忙复拉装弹。不料又来了两架96舰战对高进行围攻，高志航遂急剧俯冲脱离，降至镇江附近连绵山谷中，低飞至溧水降落，由于高志航异常疲惫，还静卧了一小时，才在黄昏时飞返大校场。
由于第四大队飞机消耗殆尽，10月中旬高志航赶赴兰州接收苏援的伊-16-6战机。为了尽早接回这批飞机，高志航率先对该机进行了试飞。伊-16战机是一款极难驾驶的飞机，为了衬托高志航的技艺的高超，几乎所有的报道均是这样记载的：“他在未经苏联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驾驶伊—16战机进行了单飞，并且还在空中做出了多种特技动作，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苏军官兵，被奉为中国空军的战神，使得空军接收伊—16战机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赖名汤当时正是在场的一员，他的回忆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
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作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叮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高志航对伊—16战机很满意，他曾对刘荫桓说：“这款苏制战机比霍克Ⅲ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为了尽早将飞机飞回南京参战，高志航自己首闯六盘山航线进行试飞。途中要经过西安机场，而在那里训练的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韋鼎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志航的风采：“这时候我听到室外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新飞机来到了！…'啊，这家伙飞的真棒呀！''我看八成是老毛子。'…'我看八成是高大队长飞的！''对！一定是他飞的，你看这种气派，只有他才这样勇敢！'…飞机刚飞过长安西门城墙上，就降落在T字布板旁边。…此时机械人员及四大队高级人员，统统围过去欢迎。我站在一旁，很仔细的看那驾驶员的面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他未下机前，就先把座舱盖打开，飞行帽也脱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居然是一位中国飞行员，一点都不错。下机后，四大队全体人员都围拢过去并向他敬礼问好…高大队长站在人群里，以身材高矮而论，乃属于中等，可是体型结实茁壮，举止稳健而实在，态度非常从容而沉着，…他的面孔圆而红润，鼻高而挺直，肤色古铜，浓眉粗眼，双目炯炯发光…使人看了悠然生敬畏之心。像这种人物十足是空军人员的典型仪态，空军有了他自是增光不少！我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更是感到荣幸…”
高志航试飞这条航线成功后，于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着恶劣的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但在再次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途中有6架伊-16-6战机迷航。
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均跳伞，幸而人员无碍。高志航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他命令余下的所有战机重新在兰州集结，并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再次飞往南京参战。
当他们在西安飞机场中转时，时任西安总站总站副的罗中扬最后一次见到高志航，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作者注：此处指高志航）飞经西安总站的时候跟我说：中扬，不要叫我司令。叫我教官。我不过是一个阶级较高的战斗员。不是坐办公室拿红蓝铅笔的人。想不到第二天，26年11月21日，他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成仁。令人永念。”
11月21日高志航率10架伊-16-6战机飞抵周家口机场，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高志航才接到防空警报。（据赖名汤的回忆，当时大家正在机场加油，作飞赴南京的准备工作，高志航的战机也在加油。）
高志航当即下达命令全体登机起飞迎战，所有中国飞行员均奔向自己的战机，但随队而来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们却不愿起飞，四散而逃。高志航最先进入战机的驾驶舱，帮他发动战机的是第四大队地勤主任于觉生和军械长冯干卿，这两人已经是大队中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地勤人员，但高的战机连续发动3次都未能成功。（作者注：伊-16战机的发动机毛病很多，尤其冬季天冷时启动极为困难。）此时日机已经临空，高志航对于觉生和冯干卿喊道：“你们快跑吧！”于觉生马上从飞机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旁边的防空洞，而高志航此时的战机正好被日机的炸弹击中。
日机离开后，大家跑去一看，高志航大队长的飞机都被炸得竖了起来，机尾指向天空，机身燃起大火，主翼也被炸断了。高志航被炸得飞出了驾驶舱，倒在左侧主翼后面，已经壮烈牺牲了。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军械长冯干卿。
高志航的死对总个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很多驱逐机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地震撼。高庆辰多年后回忆当时刚听到高志航死讯时的那一幕说：“11月21日，已经天黑了。童子军叫吃晚饭。正吃着，外面石阶上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十五队的郭耀南同学。
有人就叫：'郭耀南，快来吃饭'。郭正在十五队飞道机，现在当交通机用。他提着伞包。我们都是拿着保险伞包当行李袋。郭耀南平时就是个讲话慢吞吞的人，叫他吃饭，他一本正经的说：'吃什么饭啊！高志航都死掉了。''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高志航被炸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高志航今天领了几个俄国志愿队，飞了9架伊—16，从兰州要到南京来。在周家口加油时，因为那边没有防空监视哨，敌机突然临空。有的人起飞，有的人逃走。高志航刚一支腿跨进座舱，一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他粉身碎骨，只剩下座舱里的那条腿。'他刚讲完，孙副大座一拍筷子，站起来，上楼去了。部队长们一个个也跟着上楼。我们也都丢下饭碗，回自己床上一躺，一声不响的看天花板。饭都没有人吃了，也没有人打牌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高志航殉国时，年仅30岁。其根据官方认可的战绩为击落日机3.5架，另有多架未认可战绩。各方均对高志航高度赞扬，日本方面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蒋介石评价高志航：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周恩来评价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张学良为这位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题写：“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八个大字。高志航的遗体被葬在湖北宜昌，目前南京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和吉林通化市的高志航墓实为衣冠冢。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高志航，将空军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1941年4月10日，又追授高志航为空军少将。
高志航虽然已经牺牲了8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人们却从未忘记过他。1946年3月，从国军投诚起义的飞行人员，专程去高志航的老家，看望了高志航的母亲，并送上“航空之母”的红绸横幅。1980年8月14日下午，解放军高级机关宴请驻京空军部队及在院校任职的原国军空军人员座谈，缅怀高志航。
2002年8月14日，又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的高志航故居建立起高志航纪念馆。2014年，高志航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很多高志航的学生和老部下，几十年后，提到高志航时，仍然竖起大拇指，极为佩服的称他为空军军魂。
高志航从37年8月参战到11月殉国，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空军驱逐部队的贡献却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都说高志航伟大，那高志航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不光是他飞行技术高超，而在于他是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缔造者，更在于他任航校教官和教导总队总队副时对空军的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空军驱逐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战员，而他们正是空军中最坚固的基石。
在整个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共牺牲190余名将军，而高志航是唯一的一位空军将军，这虽然与空军的军衔普遍偏低有关，但他不畏强敌，舍生取义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空军部队。空军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高志航对空军的精神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高志航可能不是空军中飞行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是击落战机最多的飞行员。但是高志航却是抗战空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是真正的空军军魂，是中国空军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面精神旗帜！
凌云壮志撼敌胆，血洒长空终明志。
长江黄河不相忘，白山黑水永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东北飞鹰，空军战魂——高志航》，作者：陈应明。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抗日天神——血染蓝天的中国王牌大队长高志航》，作者：吴华、玉文等。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我是高志航的女儿，我想找我的俄国妈妈》，作者：高丽良。
《高志航子女、亲属今抵宜，到烈士林园缅怀先烈》，作者：宜昌广电新闻。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赖名汤先生访谈录》，编者：何智霖。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10月12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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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世明言》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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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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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
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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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餸媪 |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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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
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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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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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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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
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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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
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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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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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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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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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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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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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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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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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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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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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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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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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寺 |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长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情意重
玫瑰玫瑰情意浓
长夏开在荆棘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玫瑰玫瑰枝儿细
玫瑰玫瑰刺儿锐
今朝风雨来摧残
伤了嫩枝和娇蕊
玫瑰玫瑰心儿坚
玫瑰玫瑰刺儿尖
来日风雨来摧毁
毁不了并蒂连理
玫瑰玫瑰我爱你
上海滩歌星姚莉演唱
凤飞飞演唱
老上海爵士乐团
Frankie Lane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内容提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艰巨任务。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民主德国政府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领域。受此影响，社会福利体制建设长期滞后。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民主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昂纳克政府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开始大力实施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着力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增加对消费品行业的补贴。该政策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扩大居民消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昂纳克政府同时希望借此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应对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对本国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该政策虽然在较短时期内有助于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局面，但从长期来看，它抑制了生产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日益凸显，最终未能实现其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昂纳克政府 社会福利政策 公共住房 债务危机
二战后两德并立时期，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德国曾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却最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究其原因，民主德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昂纳克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措施。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散见于对民主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简要介绍，以及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国外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民主德国社会政策实践的历史演变。然而事实上，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仅从国内政策的角度来看，而应将其置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因为该政策的实践过程受到了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强力影响。本文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政府文件汇编、内部报告、统计年鉴、重要报刊、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对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和主要措施进行深入考察，并结合东西方冷战的背景探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以及其对民主德国兴衰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出台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民主德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为此，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忽视到逐渐被重视的过程。
二战结束后，受美苏冷战的直接影响，原本统一的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在苏联的扶植下宣告成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民主德国建国后曾一度竭力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然而由于两个德国在统一问题上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于是它便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强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列为首要任务，而把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任务降至次要地位。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民主德国的基本任务。
民主德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受二战的影响，民主德国境内的大量基础设施、工厂和住宅损毁严重，亟须修缮或新建。此外，民主德国还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和驻军费用，其赔款数额是联邦德国的5倍至6倍，这直接影响了民主德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由于德国被一分为二，因此导致其内部早已形成的经济网络和分工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相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因缺乏工业原料(硬煤、铁矿石)和重工业基础，所受冲击尤为明显。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民主德国劳动生产率约为联邦德国的2/3。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面临着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大量外流。虽然战后初期数百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涌入弥补了二战期间的人口损失，但自1950年起，民主德国人口总数开始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特殊的地缘位置对民主德国不断进行渗透，并以物质利益诱使其公民大量出走。1949年10月至1961年12月，共有274万名民主德国公民登记进入联邦德国，其中有不少是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受过教育的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1961年8月后，民主德国通过修筑柏林墙才有效抑制了人口流失问题。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民主德国依然坚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了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的主张，并制定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随后，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57年民主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到了195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率达到12%，特别是消费品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柏林墙建立后，民主德国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19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新的战略任务，其中包括根据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最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1964年1月，民主德国决定全面推广“新经济体制”，即通过改革经济组织和计划方法，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时加速科技进步以提高生产效率，缩小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差距。同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乌布利希在会上指出，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必然导致民主德国经济结构的变革。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在随后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1961年到1965年，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6年到1970年上升至5.8%。居民月平均工资从1960年的558民主德国马克增至1970年的762民主德国马克，而同一时期物价下降了0.1%。1969年，民主德国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拥有率为66%，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率为48%，摩托车拥有率为40%，汽车拥有率为14%。与此同时，民主德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正式承认。1963年，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3个，而到了197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达到26个。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德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发展上。在此期间，大部分财政资金被集中投入到工业部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因此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事实上，早在1946年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就通过了《社会政策指导方针》，涉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家庭补助等领域。然而，苏占区和随后成立的民主德国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去纳粹化、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认为此后不会再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政策似乎不再有必要。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发生改变。196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强调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民主德国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开始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成熟程度，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大会都把加速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到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核心位置。1971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将第九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定为，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提高其效率、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次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对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作出表态，决定全面运用苏共的理论财富和巨大的经验宝库。
这一时期，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进一步缓和，长期对峙、僵化的两德关系有所改善，并逐渐走向正常化，双方在经贸、文化及人员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鉴于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民主德国政府开始担心两德间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特别是联邦德国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会对其民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为此，1971年5月昂纳克接任乌布利希执政后，一方面全力推行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旨在构建和培育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力图尽可能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希望借此增强本国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对外展现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与联邦德国展开有力的竞争。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由此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主要措施
1971年6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新任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提出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新方针。在他看来，民主德国以往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因此，昂纳克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更好地处理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与更注重资本积累的前任乌布利希政府相比，昂纳克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上。民主德国由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并为此制定了一项社会福利政策纲领，其核心是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还进一步加强了日常消费品供应，并使日常消费品价格、公共交通费、服务费和房租价格等长期保持不变。民主德国财政中的社会基金开支随之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稳定物价和房租水平等，而其中投入最多的是公共住房建设。
(一)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
二战期间，由于遭到盟军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民主德国境内大量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或损坏，数百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战后初期，大批原德意志帝国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短缺。此外，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大多陈旧不堪。1958年，民主德国住宅的平均房龄为63年。住房问题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主德国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住房建设因长期投资不足，发展较为缓慢。1959年，乌布利希就曾公开表示民主德国的住房缺口超过50万套。1970年，民主德国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仅占其投资总额的6.1%，而联邦德国的这一数字则为24.4%。
1951—1970年，民主德国共建造了110万套住房，平均每年建造5.5万套住房，住房存量增加了1/4。然而，长期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反而随着房屋的老化变得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的比例很高且房屋配套设备很差，超过3/5的房屋没有配备洗浴设备和独立卫生间，能获得热水供应的房屋不到1/4。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民主德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住房品质的要求变得更高。解决住房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生活的美满，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成为民主德国进一步建设的首要任务。
1971年6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要求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要保证那些对经济供应以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住房建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领域的长期发展。1973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加快住房建设，政府计划到1990年新建或现代化改建280万至300万套住房，由此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同年10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住房建设规划。1990年前的住房建设投资预计约200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是民主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在1976年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政府又将住房建设列为一项长期性重点工作，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纲中。新党纲这样写道：“住房建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政策的核心。其目标是在1990年以前解决住房问题。这将实现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一项老目标。通过建造住房将对高度的住房文明，有意义地安排业余时间以及集体之间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1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强调，要以日益增长的速度继续执行1981—1985年的住房建设规划。通过新建和使住房现代化，须建造93万至95万套住房。这将改善其他280万名居民的居住状况，特别是保持低廉稳定的房租。1981—1985年，来自国家财政的社会基金须增加到2950亿民主德国马克。这笔可观的数字将服务于住房建设，并保持稳定的日用品价格和房租以及较低的税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民主德国大规模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途径主要有三种，即国家建房、集体建房和个人建房。国家建设的公共住房由国家财政投资，并由地方政府和建筑商负责设计、施工、分配和管理。这类住房在新建住宅中占主要部分，绝大部分位于城市郊区，并配有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商店、餐馆、诊所、体育场馆、电影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大型居住社区。集体建房是由一些企业、单位和个人合资组成建房合作社，建房费用绝大部分由公共资金提供，剩余小部分由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提供。个体建房也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补助，其不仅可以获得有关部门的建筑援助，还可获得长期低息贷款。
这一时期，为了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加快建设速度，民主德国采用了高度工业化的预制建筑方法，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新建了大量的标准化住宅，其内部大多配有供暖和供水设备、浴室和卫生间。到1989年为止，昂纳克政府总共建成约180.9万套新房。除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外，民主德国还建造了大量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并通过翻建、改建或适当扩建的方式对23.3万套危险房屋和老旧房屋进行了改造。这些也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支持。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昂纳克政府没能完成其住房建设规划的数量目标，但比前任政府做得更好。住房供给数量的增加有效缓解了住房短缺的矛盾，人均居住面积由1971年的20平方米增至1989年的27平方米。此外，住房建设品质的提升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二)高昂价格补贴的长期保障
昂纳克政府执政期间对日常消费品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制措施，因为这类产品被认为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1971年8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抑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决定，并计划在1971—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执行。同年12月，昂纳克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得随意提高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行业新产品的较高价格只有在具有更好的舒适体验、更长的使用寿命、更低的维护成本或改进的使用特性的条件下才会被批准。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对肉类、鸡蛋、鱼类、水果、蔬菜、面包、牛奶、黄油等主要食品，以及家居用品和多种工业品实行严格控价和价格补贴。此外，政府还对房租、水电、燃料、公共交通、文化体育设施等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因此，民主德国日常消费品和房租的价格一直到1989年都保持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这也成为昂纳克政府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常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公共住房的维护成本每年以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逐步上涨，国家财政支出的政策性补贴也随之不断增加。例如，1971年食品价格补贴为55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这一数字增至327亿民主德国马克。民众每购买100民主德国马克的食品，国家就要在其中补贴85民主德国马克。诸如手工玩具、锁具等许多工业品，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从1971年的10亿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9年的12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家财政约1/4的支出必须以这种方式作为价格补贴。因此，巨额的价格补贴成为民主德国社会基金最大的单项支出，并使日常消费品的价格长期被人为地压低。
此外，民主德国公共住房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平方米房租为0.8—1.25民主德国马克，长期低于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5%。1988年底，昂纳克进一步强调，房租平均不得超过工人和职员家庭收入的3%。这要归功于财政补贴金额的不断增加，因为房租大约只能覆盖各项成本的1/3。民众每付1民主德国马克房租，国家就要补贴支出2民主德国马克。1971年国家预算中的这笔支出为2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1989年增至170亿民主德国马克。其中，仅住房部门对冬季供暖、生活热水、能源供应、垃圾收集、社区绿化等方面的补贴就从1971年的2.22亿民主德国马克上升到1989年的42.47亿民主德国马克。
然而事实上，昂纳克实行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管制措施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政府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质疑的声音不断增多。其中，民主德国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就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提出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政策难以长期维持，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该委员会主任许雷尔明确表示，政府长期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是不现实的。
面对这一时期部分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发出的质疑之声，昂纳克却不为所动。1977年11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民主德国最高领导层重申，尽管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但政府仍将继续维持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稳定。1977年，政府为此提供了443亿民主德国马克的财政补贴，平均每天补贴1.21亿民主德国马克。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攀升对民主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昂纳克政府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和房租价格的措施无疑增加了国家预算中的补贴份额。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出现了国际收支赤字和物价急剧上涨的状况。
面对内外部的巨大压力，昂纳克勉强默许了经济管理部门对现行价格管制措施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国家预算平衡。然而，1979年秋，民主德国部分日常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调迅速引发了广泛的投机和囤积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这次物价调整仅短暂实施后便被取消，原本已经开始的价格上涨势头得到了逆转。自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稳定日常消费品价格被视为昂纳克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
除实施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规划和提供高昂的价格补贴之外，昂纳克政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还实施了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例如，通过法令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金，给予孤儿寡妇、多子女家庭、新婚夫妇以及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儿童的家庭成员更多补贴，延长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假期、倒班工人的假期、在职妇女的产前和产后假，提供职工免费疗休养，实行在职人员每周40小时工作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扩大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建立广泛的运动设施服务体系等。昂纳克认为，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既要保证在短期内，也要保证在长期内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他将这种关系称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
三、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效果与问题
昂纳克政府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它们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也导致生产性投资不足、经济效率降低、福利刚性增长、财政压力增大、外债规模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最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迎来了战后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昂纳克政府一系列福利措施的推动下，民主德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1970年民主德国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为790亿民主德国马克，到了1982年增加至1280亿民主德国马克。国营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755民主德国马克提升至1982年的1066民主德国马克。与此同时，民主德国许多大宗消费品已达到相当高的占有量。1983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119台，电视机111台，洗衣机91台，小轿车42辆。这些指标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1986年4月，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阐述了近些年来民主德国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由于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社会安全、医疗保健、住房建设、充分就业、教育平等权等都得到了切实保障。”客观来讲，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取得的成效不容忽视，尤其是基本实现了“居者有其屋”。1970年，民主德国每千户居民拥有住房355套，到1990年达到了426套，且76%的住房配有浴室或淋浴间，72%的住房配有独立卫生间。此外，低廉的物价和房租、更少的工作时间、更低的工作强度、更高的工资和养老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
(二)消费与积累比例的严重失衡
不过，民主德国高投入的社会福利政策所需的财政支出远远超出了其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政府对社会民生领域给予了巨额补贴，国家财政由此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为此，民主德国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官员曾多次提议，要对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加以限制，并将工业现代化摆在首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也曾专门讨论过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之间的冲突性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拒绝对现行的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进行调整。
受“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方针的直接影响，民主德国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速缓慢，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公共住房建设方面。例如，1970—1988年，民主德国生产性投资增加了122%，而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投资却增加了200%。许多企业的生产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经济效率随之下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赫格尔认为，昂纳克推行的这项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既然政府希望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机统一起来，那就不该将一部分政策与另一部分政策持续对立起来，就不该一条腿远离另一条腿飞奔而去。追求这样的政策统一，迟早会陷入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早晚会爆炸。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的过程中，昂纳克政府还忽视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这对资源匮乏的民主德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德国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民主德国要为原材料进口支出更多的外汇，而且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其对西方国家的出口变得更加困难。由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因此所受影响甚大。与之相对，民主德国对西方货物的进口需求迅速增长，其中既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也包括咖啡、香蕉类热带水果等日常消费品。
(三)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
由于大规模社会福利措施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进口产品，再加上外汇储备长期短缺和出口产品盈利能力不足，民主德国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必要的外汇资金。1977年，昂纳克在接受《萨尔布吕肯报》采访时明确指出，民主德国的一些主要利益就包括外汇需求。他强调，一个被广泛接受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主德国为提升本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需要更多的自由外汇。民主德国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体之间外汇平衡的改善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影响，譬如可以促进双边旅游交流。这被联邦德国视为民主德国向外寻求贷款的一个信号。然而，通过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来减少所需的生产性积累，只能暂时缓解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借贷终究是要偿还的。依靠不断借新债来还旧债的做法也难以为继，从长远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随着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国外银行在向民主德国发放新贷款时就会更加谨慎。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信贷利率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债务负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戈洛德科夫斯基对当时的困境回顾道：“自昂纳克上任以来，民主德国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大幅增加……我国将几乎全部的出口收入——约5亿至6亿外汇马克用于偿还贷款。生存抑或毁灭，这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1982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251.46亿外汇马克，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仅次于波兰和苏联。此外，民主德国的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约40%的债务必须于一年内偿还，而民主德国的贸易盈余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因此，民主德国亟须从国外银行获取新贷款，否则将无法按期履行偿还义务。然而，由于民主德国债台高筑，此时西方国家已不愿再向民主德国贷款。
与此同时，苏东阵营的盟友国家因经济危机难以施以援手。苏联的经济窘境甚至令民主德国的外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由于连年歉收，苏联的粮食缺口越来越大。为了购买更多粮食，苏联加大了向西方国家的石油出口换汇力度。与此同时，苏联对民主德国的石油出口量减少了200万吨，石油出口价格则从每吨50卢布提高至每吨136卢布。苏联此举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迫使部分民主德国企业改用褐煤，并追加投资改造设备。此外，先前苏联的廉价石油一直是民主德国重要的创汇来源，民主德国由此每年失去约9亿外汇马克的增值收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民主德国对苏联的债务也在急剧增加，苏联为此不仅提高了放贷标准，还宣布将全面冻结对民主德国的贷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塔格回忆道：“那时，每天都会发布关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最新报告……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与联邦德国保持密切沟通。不过我们深知，后者的援助始终是以实现德国统一为出发点的。”1982年秋，民主德国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向联邦德国表达了借贷愿望。1983年和1984年，联邦德国共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9.5亿联邦德国马克的担保贷款，暂时保障了民主德国的偿债能力。民主德国随后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回报，那就是放松了对两德旅行交通领域的管控。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四)供应短缺与社会总危机的爆发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为了尽快摆脱外债危机，维护民主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昂纳克政府除积极寻求国外贷款外，还大幅减少了对一般消费品的进口，并将大量国内产品出口至西方国家以换取紧缺的外汇。尽管这一措施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贸易顺差，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其中一个便是国内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特别是民众对紧俏耐用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民主德国越来越多地用国产褐煤取代取暖油和天然气进口，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民众对政府的失望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高新技术无法取得突破，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抑制，设备磨损率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再加上外贸出口计划执行不力，以及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民主德国以牺牲国内供应为代价的出口创汇措施逐渐失去效力，其外债规模再次持续攀升。1989年底，民主德国欠西方外债达到198.87亿外汇马克，相当于民主德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补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金，民主德国政府因此还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内债规模达到1300亿民主德国马克，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1989年10月底，民主德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许雷尔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其结论是：政府必须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同时使1990年的生活水平降低25%—30%，但即便如此，国内局势也有可能失控。然而，民主德国领导层却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随着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两德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更加凸显，这严重削弱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稳定性，继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和出走潮。
结语
由于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并在战后承担了高昂的战争赔偿和驻军费用，再加上德国分裂对自身经济结构造成的消极影响，民主德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加专注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致使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被忽视。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相统一”的方针下，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并把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作为政策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方冷战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昂纳克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是民主德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现实挑战，还是为了遵循苏东阵营(特别是苏联)的战略安排。
为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昂纳克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公共住房建设，维持较低的物价和房租水平，增加消费品种类和供给等方面。随着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的出台实施，一些重要的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但是它也导致积累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由于原本应当投入生产性积累和发展再生产的资金被更多地用于个人和社会消费品生产，民主德国企业的设施和技术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和实现现代化发展，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由此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目标冲突：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变得愈加难以平衡。为此，昂纳克政府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财政赤字，开始通过不断地举借外债来筹资，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尽管联邦德国随后提供的近20亿联邦德国马克贷款使民主德国暂时度过了破产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延缓了民主德国自身的改革需求。
在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社会福利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政府在加大社会福利投入的同时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特别是要平衡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避免过度扩张社会福利而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然而，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却存在严重的僵化问题，未能与时俱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负担过重，从而影响了民主德国的中长期稳定发展。受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和竞争的影响，民主德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而昂纳克政府不顾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本国财政状况、国际收支状况与经济实力，一味地通过透支财政资金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导致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扩张、资本存量的衰减、整个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的衰败、供给缺口的扩大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昂纳克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最终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统一，未能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反而使其陷入危机之中。
本文作者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