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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原名志德。复旦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著名爱国人士。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志德书院便是以马相伯先生的名字命名。
马相伯老校长一生爱国,正是他于1905年,为捍卫国人自主办学主权,和爱国师生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文化垄断和干涉,毅然宣布脱离自己倾其家产、一手创办的震旦学院,建立了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复旦公学。
今年是马相伯老校长诞辰180周年,也是复旦大学建校115周年,校友会公众号推出系列推送,和大家一起重温老校长们与复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爱国荣校的感人故事。
4月7日是马相伯老校长的诞辰。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感受马相伯老校长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毁家兴学,教育救国的高尚信念和伟大的爱国精神。
生于忧患 献身教育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米店和布店。马相伯出生时,适逢鸦片战争,他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
1851年冬,马相伯瞒过父母,独身前往上海,投入一所教会学校。这所教会学校对法文和拉丁文很重视,师资也强,马相伯既天资聪慧,又勤奋刻苦,到18岁时,法文和拉丁文都已精通。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得知,请他去领事馆当翻译。这是被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马相伯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20年的寒窗苦读,马相伯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日、印度七国文字,学富五车。在接受神学博士学衔和神父职位时,马相伯表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应分为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
1871年,马相伯奉耶稣会长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当局所阻。及之后种种情形、冲突,马相伯感到在耶稣会内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便回到上海,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但洋务运动的失败,让马相伯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毁家兴学 首创震旦
1900年,60岁的马相伯,将名下的三千亩地等家产悉数捐给教会,希望教会能办一所中西大学堂。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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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时期的复旦公学,原为纪念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复旦公学建校初期,以吴淞提督衙门为临时校舍。1913年3月,从吴淞迁入徐家汇的李公祠。1922年,复旦大学最终迁址江湾。
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是当时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因此常有人上门求学受教。其中蔡元培介绍学生求学,直接推动了马相伯教育立国立人的志向的实现。1902年,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生请求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介绍了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立学院,定名“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1903年,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马相伯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他虽是天主教徒,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他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善诱。他还规定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
艰难复校 创办复旦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应退出学校的领域”等主张,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并改组震旦,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于右任、邵力子等去找马相伯,说:“我们已经散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当时,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
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在筹备复校期间,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5月27日同时见报:“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轇轕,定于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寓含“复我震旦”和“复兴中华”之义。

复旦初创,举步维艰,为节省开支,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提携后学 师生情笃
清末民初的各界名流中,曾师从马相伯的数不胜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如梁启超、蔡元培、张菊生、汪康年、马君武、邵力子、刘成禺、于右任等等。学生们的成长,离不开先生的培养, 正如邵力子在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说: “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 ······ 在他的精神大履含护之下,不知培养多少革命青年。”
马相伯对学生非常爱护,他重建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是有才能的、愿意学的人,马相伯一律收入门下。其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于右任的例子,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毫无畏惧地收于门下,还免其学杂费,为安全起见,马相伯让于右任化名“刘学裕”,并对他说:“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这影响了于右任的一生。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君子”。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12月10日,马相伯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七君子“都很好,很有学问”,“我敢说,愿意拿我的头颅来担保他们”。12月12日,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竭力设法营救“七君子”。1937 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在苏州出狱。9月6日,“七君子”和杜重远专程前往马相伯在南京的下榻处,看望这位爱国老人,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照片拍好后,由沈钧儒代表“七君子”在照片左下侧题写“帷公马首是瞻”6 字。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马相伯心中忧愤,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时人赞其为“呼号抗日老青年”,这是,马相伯已经90余岁高龄了。马相伯既是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他平日里惜墨如金,从不轻易为人写字,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他写字义卖,筹集抗日军费。义卖,一个“寿”字30块,一副对联50块,当时马相伯一只脚坏了,就让两个人扶着他,站着不停地写,别人劝都劝不动,他写到自己实在是写不动了,才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义卖筹得10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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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马相伯亲笔题写的“还我河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鸦片战争中出生的马相伯,尝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外辱,上海沦陷后,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迁往大后方,马相伯也走上了流亡的路。马相伯先是流亡桂林,后因战局吃紧,他再从桂林流转昆明,当走到越南凉山时,他羸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动了,就只好留在越南凉山。他的家人,都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因为他是坚决不肯留外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相伯为复旦学生写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他讲了三十几年的一句名言。
在流亡路上,马相伯度过百年寿诞,复旦的师生们为他祝寿。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信上写道:“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留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叮嘱有关人员把各地各界为他祝寿的寿仪聚集起来,全部转送给抗战伤兵和难民,一文不留!中共中央电贺,尊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此后,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也许是有预感,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问她:“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你自己的钱”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们筹措了一万元,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捐给启明女校,没有留给孙女,故有此一问。除了给孙女的交代,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赤诚之心,令人感慨。马相伯逝世后,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Quelle: 2020年复旦大学校友会,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220号袁成英楼419室(200433) 电话:(86-21)55664307 55664929 邮箱:fdxyh@fudan.edu.cn 复旦大学版权所有)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Ein Bericht über den Einzug der katholischen Religion in Sichuan/An Account of the Entry of the Catholic Religion into Sichuan
《圣教入川记》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洛东(François-Marie-Joseph Gourdon)以中文所编撰的历史书籍,于1918年在川东教区主教舒福隆批准下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出版。《圣教入川记》很有可能是基于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以葡文撰写的《中国贼寇张献忠川蜀暴政录》(Relaçã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ão da China em o anno de 1651),记录了自1640年代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在四川的传教史,以及天主教士目击张献忠据蜀称王的整体活动。该书初版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于1918年印行,共76页,仅发行二千余册,主要流传于川东教区教徒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推出的再版于书末附加“五马先生纪年”,扩展为139页。再版目的是满足科研需要及保存史料,所以发行量也仅仅局限于三千二百册。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第一章 导言
19世纪中叶以来,从中国有规模移居海外的人数呈间歇性快速增长,中国自此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移民来源国之一。自近现代以来的第一次海外移民潮开始,来自中国的移民足迹就已遍及世界各大洲,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了与移入和移出地区相关的复杂特点。移民潮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生成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紧密相关,既反映了移民来源国的国内环境变化、移民目标地区的环境变化以及移民行为的外在框架条件,也反映了移民实施移民行为的内在条件变化。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宏观与微观两种研究视野具有区别鲜明的研究重点。在宏观层面,传统的研究多聚焦结构性的移民路径和移民的政治经济框架原因,将移民行为视为群体性规模化进程,往往也使用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作用于移民行为的“推拉”因素进行分析。宏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忽视社会内部分层和移民决定的多样性。与之相对,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则侧重探讨个体的移民行为及引起其移民决定的个人境遇。这一路径将微观经济学、心理学和跨文化因素考虑在内,认为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微观客观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移民的决定,重点关注移民身份的形成,以及个人和家庭在目的国社会的融入情况。微观维度的移民研究往往不追求趋势性的移民行为结论,而去侧重探讨移民行为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心理原因。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近代以来以德国为流向地的华人移民群体,旨在将这一群体的变迁放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追索。在研究路径上,选择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将研究对象视为受到历史进程、社会政治经济框架因素影响下的有规模群体,同时研究对象无疑是一个由大量具有鲜明特征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受到与个体相关的各种变量的影响,需要同时兼顾群体共性和个体多样性的现象。
德国的华人群体是中国海外移民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有必要明确“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核心概念。“移民”从概念上讲可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变化的人口迁移活动。目前各国乃至国际组织根据自身界定移民的法律和统计需要,对于跨国人口迁移的居留时间要求有着不尽相同的规定。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界定是:
国际移民系离开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
联合国于1998年公布了《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对主要移民术语进行了规范与界定,其中对“国际移民”的界定如下:
国际移民系指任何一位改变了常住国的人。但因为娱乐、度假、商务、医疗和宗教等原因短期出国者,不包括在内。
李明欢考虑到文化边界对国际移民新生代群体的影响,对“国际移民”概念进行了修正,将之界定为:
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即为“国际移民”。他们可能在迁移后加入新的国家的国籍;也可能仍然保持原来国家的国籍,仅持有效居住证件在异国居住;还有些人则可能同时持有多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一个跨越国家政治边界生存的特殊人群。
我国有关部门对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使用范围为:移居到其他国家并在居住国居住1年以上,包括获得所在国长期居住权或“绿卡”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公民,不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居民,同时也不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人移民研究领域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则涵盖更广,由于独立于国籍身份之外的华裔的概念在社会融合和文化身份认同领域的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也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移民,并且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
本书所用的中国海外移民概念参考李明欢的界定,将德国华人群体中的新生代华裔纳入研究范畴,这一群体对于华人移民在德国的融入和文化心理变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使用“海外华人华侨”相关概念时,其所指的含义为:在海外常住达一年以上的(单次居住时间超过3个月),拥有中国国籍或港、澳、台永久居民资格的中国人,以及已加入移居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基于文化认同研究中对文化心理而非生物基因的重视,华人后裔的代际在身份认同讨论中不作进一步界定。
“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概念在本书中泛指一个数量不断增加的自中国移出的移民群体,这一移民群体需要根据其多样性区分出不同的分类范畴。一些重要的相关术语内涵则主要参考联合国等官方机构的界定。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对国际移民中的“长期移民”(long-term emigrant)和“短期移民”(short-term emigrant)分别补充定义为:长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一年(12个月)以上,迁移的目的国实际上成为其新的常住国”;短期移民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另一个国家3个月以上,一年(12个月)以下。但如果出国目的是休闲度假、探访亲朋、经商公务、治病疗养或宗教朝拜,则不包括在内”。移民流向根据观察者的角度可被分为移入(immigration)和移出(emigration),根据动机可被分为自愿性移民(volantary emigrant)和强迫性移民(forced emigrant)。从移民迁移时是否获得有效法律文件或迁入国许可来说,可以分为合法移民(legal immigrant)和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人口迁移的不同类型可以相互转化,如跨国境留学属于“合约性迁移”,其签证一般附带与学习时间相关的居留许可条件,但学习结束后迁移者可以通过进入当地就业市场或创业,实现从“合约性迁移”到“定居性迁移”的转换。
基于长期移民与短期移民的概念,留学生群体往往在留学所在国停留时间超过一年,因此,尽管这一群体的流动性较普通移民更大,留学移民(student emigrant)也被视为移民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从当代中国移出的国际移民中,持工作性质、团聚性质和学习性质的迁移人群的数量最为集中。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现代至今的中外社会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以优质的留学资源为主要移民吸引力之一的国家,留学生群体在当地华人移民历史和社群形成中的作用均不可忽视。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2013年的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不包括移民后代)达到934.25万人。研究显示,2007年,78%的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北美(14%)和欧洲(5%)各占海外华侨华人分布的第二及第三位。
根据国务院侨办2015年的数据,2014年居住在国外的海外华侨华人近6000万。显然,这里的统计结果不仅将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一代,而且也将其后代纳入其中。在中国官方统计中,“海外华人”被定义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裔人群,但在一般性统计中往往不明确的是统计截止到自移出后的第几代后裔。在国际惯例中,不将移民第三代及之后的后裔统计为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如德国学界普遍把移民定义为两种人群:其一为自己有着移民经历的(移民第一代)群体;其二为自己没有亲身移民经历的移民背景群体(移民第二代)。在针对移民的有关统计上,通常把已取得德国国籍以及居住在德国的、未取得德国国籍的外国人统统算入移民第一代。移民的第三代在数据统计上不再纳入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定义,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指的是:(1)所有在德国居住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2)所有加入德国国籍的外国人,无论其是否在德国出生;(3)所有在1950年以后回流的、已加入曾在国家国籍的海外德国人;(4)所有在德国出生并由此获得德国国籍的人,只要其父母起码一方满足第1至3条规定的条件。
因此在德国官方的外来移民人群统计中,须区分外来移民与国民中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群两个群体。
海外华人的情况较之其他大的移民族群有所不同。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安土重迁,移民往往具有强烈的乡土情怀,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由于战乱、饥荒、贫穷、资源短缺等因素被迫移民的几次传统移民潮参与者。从近代第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至今,在东南亚和北美洲的华人移入者至今已有五代以上,其后裔中的很多人诚然直至今日在文化认同上仍保留着和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从统计学意义上,应如何界定“海外华人”的覆盖边缘,也给海外华人的实际数量统计提出了挑战,成为一个需要相关侨务工作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海外华人群体往往被区分为“华人”——居住海外的原中国人,无论其国籍是否更改,以及“华侨”——居住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中国公民,且最终打算回国。但这一群体的区分法在21世纪之后的研究中被逐渐忽略,
取而代之的笼统称谓为“海外华侨华人”。对于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认定,从中国近现代发生大规模向外移民至今曾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理解。最早在近代根据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的法律基础为1909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根据这一法规,所有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无论其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均被视为“华侨”。新中国成立初期沿袭了这一规定。随着1955年中国政府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废除双重国籍政策,“华侨”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加入了侨居国国籍,取得侨居国护照的华裔群体不再归入“华侨”之中。
迄今为止对于“华侨”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界定的是199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该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但这里对于“定居”的具体含义并未进一步明示。在实际工作中,侨务部门将除去因公出国人员外的“虽未取得驻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视为‘定居’”
。根据这一原则,海外华人群体被认为是移居海外的、与中华民族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属于“华侨”的群体。这一概念理解适用于绝大部分关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对象界定,但仍有一些特殊群体,如父母一方为中华民族成员的跨种族婚姻家庭的后代是否属于华人,则仍无统一定论。
20世纪的中国海外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历史、移民进程和移民成因等领域,关注的移民群体以移居北美的闽、粤籍地缘群体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热点,针对新移民浪潮的规模、迁移目的地、特点等方面出现了一批宏观层面的研究,但同时也出现了对各移民流向国的研究程度不平衡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从数量上看,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和北美地区的华人社群为主,针对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的研究相对仍较薄弱;同时新移民研究以文献研究占主流,其中尤以移民政策为主要关注点,而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仍无法与之比肩。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海外新移民群体的生存状况、发展趋势的关注度有了明显上升,研究领域覆盖面也从移民人口、地域、族群、生存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拓展至华人社会社团、移民语言、移民的政治参与、华人媒体、华人高技术移民等新的热点领域。由于中国移民在欧洲国家的移民群体中所占的整体比例并不突出,因此欧洲学术界对于这一移民群体的关注度仍不足够。
华人移民至德国的历史可追溯至1822年。之后中国人迁移到德国的历史曾经历过两次高潮(20世纪前十年以及一战后二战前),均与青年学生赴德留学热潮有密切的关系。作为近现代中国留学生重要的目的国,德国在欧洲中国华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由于近代欧亚航运的兴起,德国航运业一度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水手登上德国轮船工作,及至20世纪初汉堡港的中国水手、20世纪前后开始从浙江南部青田等地移入德国的商贩阶层移民、20世纪30年代聚居柏林的中国商人等移民群体在汉堡和柏林等德国重要城市形成了聚居区,在中德两国的社会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近现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强国学习进程中的重要目的国度,德国的科学体制、哲学思想、教育理念、音乐艺术均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大批留学生前往以严谨科学精神和现代化技术发展见长的德国求学。近现代留学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英才辈出,在波诡云谲的时代中,在德国留下了在中国人留欧历史中特点鲜明的精英群像。两个移民社群共同塑造了近代以来华人在德国的形象。迄今为止,中德学界虽均有较有影响力的德国华人研究面世,但从学科视角而言,仍略显单一,主要仍以历史研究为主;另外,对德国华人移民群体的关注呈现出针对留德学人群体和针对普通华人移民群体历史
的两极分化趋势。
本书旨在聚焦近现代以来德国的中国移民群体,拓展这一目前研究路径尚较单一的中德社会文化交流重要领域,从移民群体特点和变迁的角度审视自19世纪以来的德国华人移民历史,重点关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赴欧洲新移民潮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其对德国华人社群的影响,从社群变迁和华人形象及其变化两个切入点探寻华人在德历史这一华人移民欧洲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探寻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在德国的社会融入和文化身份认同状况,基于实证方法对华人移民新生代的文化认同问题展开讨论。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何时、为何、如何移民至德国?中国人从近现代开始迁移至德国的进程是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德国的华人形象?德国的华人移民呈现出与传统移民流入地以及欧洲其他中国新移民流入地相比的哪些特点?华人群体的变迁呈现出移民与社会心理及文化认同相关的哪些影响?
第二章 近现代德国华人移民
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始于唐代,之后历朝历代均有从沿海走向海外的零星移民。主要移民流出地为广东、福建、海南等沿海省份。中国人在欧洲最初的足迹可以追溯至15世纪早期,明代航海家郑和带领的寻宝船队曾经抵达欧洲,留下第一批中国移民在欧洲的足迹。海路也是后来近现代华人移民到达欧洲的主要途径。欧洲人最早来到中国的群体为传教士和通商者,在1516年时已在广州海口的屯门澳出现了葡萄牙商人的身影。151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后,欧洲商人来华数量渐多,需要大量劳工开展其东方贸易,中国人乘机外移至海外的数量也日渐增多。“欧人在东方经营,略树基础以后,一切殖民开发,均需大量人力,而中国移民,忍苦耐劳,工价又廉,故其时欧人虽视中国移民为奴隶不如,而中国人民之外移者,仍络绎不绝。”
被认为是第一次较有规模的中国赴欧洲移民潮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其中多为欧亚航运中的海轮水手。1866年,中国清朝官员斌椿奉总理衙门派遣首次到达欧洲时,当地已有华人经商者。至1900年前后,英法各大海口商岸均有留欧华侨散居,但规模较小,总数不过数百人。近代中国人到欧洲的另一途径为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入欧洲。据记载,早在1700年前后,已有浙江青田人经陆路到达俄国。
19世纪末因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和开掘阿穆尔省金矿而招募了大量华工,也成为近代华人向欧洲移民的一个重要分支。
近代中国对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和北美洲,大部分移民则通常以所谓“苦力”和契约工人身份被招募至西方殖民势力的本土或海外殖民地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从中国移民至欧洲的第二次有规模的移民潮,这是近代中国在外来殖民势力的经济效益驱使下出现的大规模海外移民潮,重要标志为流向地主要为英国和法国的一战招募劳工大规模赴欧。与英法以劳工输入为主的移民模式不同的是,一战前后在德国的中国移民中,很大一部分为知识分子(留学移民),这使得在德国的中国移民类型及特点,乃至近现代华人在德国留下的形象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
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对国家在危难时期的救亡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侨除了将在外挣得的血汗收入以侨汇的方式寄回家乡,为国家经济财政做出贡献,还在日寇入侵后国家危难之际,争相捐款回国支持抗日战争。据统计,仅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海外华侨团体及个人共捐献超过2.28亿元,其中欧洲移民捐献206.5万元。海外华侨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输财输力,无数爱国华侨倾尽所有资助革命、回国扶植百业,发展教育,被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誉为“革命之母”。近现代华人海外移民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先生,始终心怀叶落归根的爱国情怀,在国家危难之际曾凭借自身的捐资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欧洲的华人移民从数量上和近代以来的传统移民流向地东南亚诸国和北美洲无法相提并论,但其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节 近代德国华人移民史
对于近代最早到达德国的华人移民,学界目前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816年8月3日离开家乡,从海路先到达英国,1822年再到达柏林的冯氏叔侄或兄弟Feng Assing(根据其肖像上的名字可辨认为冯亚生,应生于1793年或1794年)和Feng Haho(冯亚学)。还留着辫子的二人当时在柏林地区的一名商人海因里希·拉斯特豪森(Heinrich Lasthausen)的运作下,在当时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表演”,参观者只需花费6个格罗生(普鲁士货币)即可观看来自遥远东方的“两名知识分子”进行的表演,包括皮影戏、二胡演奏、书法和说一些中文。二人的“展览”并未给商人拉斯特豪森带来预期的利润。他们在中国曾受过教育,后来经由拉斯特豪森介绍,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行宫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冯氏二人在此期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冯亚生改名Friedrich Wilhelm Assing,冯亚学改名Karl Ahok,并均在1826年与当地女子结婚。二人成家后均在德国留下了后代。据普鲁士王国的档案记录,冯亚生后来在1836年从汉堡乘船经美洲返回了中国,并在1889年时以95或96岁高龄去世,他应该是汉堡人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国人。
冯亚学则一直在波茨坦的行宫为普鲁士王室工作,并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赏赐的一座别墅。他在波茨坦一直居住到1877年,最后以79岁高龄离世。
事实上早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欧洲各大国家已经普遍有了中国人登陆的记录。在伦敦肯辛顿(Kensington)博物馆中陈列有一艘中国帆船,并注明1845年有此种帆船一艘从中国赴英。进入大航海时期后,欧亚间海轮水手多为中国苦力,当时经由海路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也多为水手,在欧洲各大港口如英国的利物浦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港、德国的汉堡港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据德国学者考证,1902年,在世界各地航行的德国轮船上工作的约5万名水手中,约3000人来自中国。他们往往以20~40人为一组封闭作业,通过工头
与船上其他人员交流。
少部分海员之后开始在港口停留生活。有记录记载,1890年在德国北部重要口岸汉堡,已经有43位中国人在此生活,这一数字到了1910年上升为207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均为德国货轮上的水手(见图2-1)。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中国水手选择了返回中国。及至战争结束,汉堡的中国人数量重新上升,其籍贯主要为广州、宁波及上海。19世纪20年代汉堡的华人侨领、宁波籍华侨陈纪林即为其中的代表,他1908年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后到北德轮船公司充当海员,于1915年起定居汉堡,1920年应北德轮船公司之邀创设汉堡水手馆,负责招募中国籍水手。

图2-1 1912年汉堡港的中国水手
从表2-1可以看到,1900年的德国人口中外国人口为77.8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38%。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华人移民数量可谓非常之少。虽然华人在外来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之后经历了几次起伏发展,但从总数量来讲,其始终是德国外来族群中不起眼的存在。不过从近现代中国留德学人对德国科技、哲学、文化的推介及发扬层面而言,德国的中国移民又不得不被看作一个在文化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族群媒介,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进行进一步阐述。
表2-1 1871—1933年德国外国人口数量及比例

注:节选。
1866年清政府初遣使至欧洲时,巴黎已有华人在此经商。在20世纪初欧洲华人数量究竟有多少,今天只有一些较为模糊的统计或推测。有研究称,1900年前后欧洲的华人移民“仅”有数百人。而根据一份民国年间的统计,1911年英国华侨有1319人,其中多为水手,另有一些为利物浦的洗衣工人。
除了水手,早期欧洲华人移民的另一重要群体为散落在欧洲各地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以浙江青田人和湖北天门人为主要群体。据称在18世纪末法国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澡堂,主要为浙江青田人,他们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欧洲华人移民的先驱。
另有研究称,相传1903年有三位青田人乘轮船赴欧,为青田人移民欧洲大陆的肇始。
青田位于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带,自然资源匮乏,山多田少,特产为雕刻的青田石,海外青田人经由海路到达异乡后,多以叫卖青田石为落脚的生计。青田人富有冒险精神,自近代起足迹遍布全球。早期闯荡欧洲的青田和温州移民生活艰苦,“顶烈日,冒严寒,沿街叫卖,受尽人世间的歧视和欺凌”。据李长傅在《中国殖民史》中称,一战前全欧洲的青田人最多时已达两万余人。
这一数字从何而来,已难以找到其他佐证。但毋庸置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各大国家已经遍布青田人足迹,尤以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最为集中。同时期的另一中国移民地域群体来自湖北天门,人数较青田人少,经陆路从黑龙江经西伯利亚进入欧洲,多以售卖利润微薄的剪纸花为生活来源。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前,来自上述两个地域的华人移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当时的民国政府驻法侨工委员李骏对此有所描述:“天门与青田两地商贩,以沿街叫卖,蓬头垢服,流落花都,不仅行人厌之,且伤及国家体面,经法使馆与留学生劝告,有进玻璃工厂工作者,亦有入机器洗衣店谋生者。迨欧战发生,工厂暂停生产,工人生计顿窘,以致坐食山空,驻法使馆乃筹款设法将之遣送回国。此外,华人尚有演马戏及为人修脚,获替人帮佣者,然为数甚少。”
最早出现在德国柏林的温州人应该是一位田姓商人,他1880年开始居住在柏林,以卖石雕为生,其家庭甚至在1901年受到了当年赴德国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所杀一事向德皇道歉的清王室醇亲王载沣的接见。对于当时德国的浙江人,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档案里专门有这样的文件:“在来自浙江的中国人中,尤其当其来自与温州相邻的青田地区时,格外存在他们从事不受欢迎的沿街兜售的怀疑。”这里所说的“兜售”涉及的货物为产自中国的瓷器、石雕、漆器和纸花等小商品。当时德国禁止他们出售非进口的商品,因此这些小商贩只能从同是华人经营的批发商处购入商品再沿街兜售,受尽白眼之余也只有非常微薄的利润,生活极为简朴,唯一的娱乐是在附近的啤酒屋内打麻将和下中国象棋。由于只有很少数人能够说德语,这一华人群体与当地人的接触少之又少,成为对柏林人而言无声而神秘的一个群体。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德国华人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中以法国为主的国家首先在中国招募华工到欧洲工作及助战。为掩藏招工与参战有关的目的,1916年法国派陆军部代表陶履德上校(Colonel Truptil)以农学技师身份与中国交通银行组成的惠民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在中国招募华工赴法国。合同规定,华工需服务5年,且无权解除合约,而法国政府则在一年以后有权解雇。合同中还规定,华工每日需工作十小时,每周七日无休,另有一些不平等条款,将华工严加束缚,身份等同于奴工。俄国和英国紧随法国其后,也开始在华招募华工,英国在1916年年底由英商天津仁记公司代表英政府与山东烟台交涉员商定招工合同,除工作期限由五年修改为三年之外,其余条款和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的合同大同小异。据可考资料统计,法国经由天津、香港、浦口、青岛等地的惠民公司共招募到华工31656人,此外经由以香港利民公司为代表的其他招工公司募到工人4000人左右。俄国政府主要在东三省招募华工,通过华商义成公司招募华工20000至30000人。
对于整个一战期间英、法、俄三国在华招募华工的总人数,存在不同的记载。据陈三井考证,华工应募到盟军工作的总人数在17.5万人至20万人之间,其中英政府招募华工最多,约为10万人。欧洲所募华工绝大多数为华北的山东省的,其次为直隶、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区的,年龄多在20岁至40岁之间,正值壮年。绝大多数华工文化程度很低,甚至目不识丁,仅有约400位受过大学专门教育的学生应征充任翻译。
据法国军部档案,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国工作的华工共计14万人,其中2万人在战后留在法国。
若此数属实,则一战期间法、英两国的华工数量至少在30万人以上。在一战期间被招募至法、英、俄三国的华工主要在后方或战前担任伐木、运输、挖掘战壕等后勤工作,
绝大部分工作兢兢业业,不惧艰辛,受到盟军普遍好评,在战场死亡的数以千计,因其总人数之巨,对于协约国最后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战后这些华工大多依照合同获遣回国,也有少部分留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为老一辈旅欧华侨。据《中国劳工运动史》
所载,英国陆军部函复民国伦敦使馆,称总共遣回华工91452人,战场死亡1949人,回国途中病死73人。法国和俄国所招募的华工回国人数具体已不可考,有称1919年至1922年大约11万华工被陆续从法国遣回中国,近2万人在法国阵亡、失踪、累死或病死。
据1937年《申报》所载,战后滞留法国的劳工有千人左右,多娶了法国当地妻子,生儿育女,在当地以一技之长维持生计。
另据1935年歌梅驿华工联谊会的调查,当时在法国境内留有华人10600人,其中900多人与法国妇女结婚。而被招募到西伯利亚的华工由于俄国并没有官方人数统计,所以无法知道具体数量。有研究称,自1906年至1910年间,入俄国境内的中国人数量有55万人之多,归国者40万人,差数15万人则留在当地经商,或从事仆役及体力劳动。
因并非官方统计,这一数字只能供参考。
除了民国时期被招募至欧洲的华北地区华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浙江青田人都是华人在欧洲海外移民的重要地域群体。且除少部分同样为招募华工外,基本为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青田人之多,在邹韬奋1922年《在法的青田人》一文中记载,青田人“陆陆续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也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有两千人”
。由于故乡资源匮乏,人多耕地少,青田人形成了一种独有的闯天下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欧洲海外移民中重要的先行者,部分获利还乡的青田华侨带回了资金和闯荡世界的经验,对浙江南部的其他地区如温州、瑞安、文成等地形成了强烈的辐射效应,再加上1929年至1930年间的特大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致使许多青年人纷纷奔赴国外谋生,到3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
浙江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的数据显示,1920年至1929年仅从青田县一地出国的有据可查的华侨就达到5298人,1930年至1939年为2462人。
至于以青田移民为代表的浙南移民移居欧洲者的具体数量则无统一说法,由于这一群体基本都是非法移民,再加上当时战乱等因素,事实上的移民人数难以具体查证。可供参考的说法是文成县一地1911年至1948年移居欧洲的可考人数共386人,其中以1927年至1936年最多,共306人。文成华侨在欧洲的最重要移居地分别为法国、意大利与荷兰。
对于当时的浙江移民而言,德国并非移民的直接目的地,移民大多是从其他欧洲国家陆续迁移而来的。
民国时期的在德华人主要聚集在两个德国大城市:柏林和汉堡。柏林的华人聚集地又分为两处:一是靠近今天柏林东部的火车东站(Ostbahnhof),位于安德里亚斯街(Andreasstraße)、朗格街(Langestraße)、马库斯街(Markusstraße)和克劳特街(Krautstraße)的围合区域,这里曾在20世纪30年代有超过200名华人居住,形成了被当时媒体称为“黄色地带”的华人聚居区。对于柏林的富裕阶层而言,这一带是社会底层的贫民窟。聚集于此的华人主要为小商贩、曾经的船舶锅炉工和装煤工,以及少部分杂耍艺人。他们很多是非法入境的移民,不受城市管理机构的欢迎,并由于身份原因或从事的活动触犯城市管理法规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这些华人移民居住条件恶劣,往往多人合租一个房间,大部分居住空间既无电灯也无洗手间。该区居住的大部分华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乘坐火车经过莫斯科到达柏林。
该区所在的城区弗里德里希海恩(Friedrichshain)隐藏在市中心繁华地带波茨坦广场的背后,为当时柏林失业者、酒鬼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此处居住的华人商贩往往沉默低调,难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又安静平和,从不招惹麻烦,并由于按时交租,得到了德国房东的好感。1925年4月,该区曾发生过一起中国商贩被一群失业流氓抢劫的事件,事后当时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刊登的法庭报道对该中国商贩给予了同情,认为抢劫的罪过完全在于抢劫者,并认为该区的中国人“和平地工作,从事贸易,经营餐馆,在里面引人注意地用筷子吃不寻常的东西以及打麻将”。《柏林环视报》(Berliner Rundschau)也曾报道此事,并将该区的中国人描述为“大部分安静和具有忍耐力的人,不喜欢酗酒,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在柏林居住过的中国人至少有数百人。其中在柏林警察局登记注册的中国人在1926年3月为508人,1926年12月为487人,1930年为468人。
汉堡的华人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进入了数量发展迅速的年代。汉堡华人以(曾经的)水手和商人为主,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汉堡著名的圣保利区中的一条短街施穆克街(Schmuckstraße)形成了类似于北美华人“唐人街”的聚居区。这条街的中心设有当时北部德国Lloyd航运公司招募水手的一个办公室。在鼎盛时期,这条街上有多家由中国人经营的餐馆和酒吧、多家为水手提供住宿的客栈、一家烟草店、一家洗衣店,同时临近街道还有其他同样由华人经营的商店,包括出售蔬菜的店铺。施穆克街中除了住着华人移民之外,还生活着许多其他族群。华人店铺不仅面向华人移民,还面向城区中的其他族群经营,如20年代这里就出现了两家华人经营的咖啡馆。随着1933年纳粹党走上政治舞台,大举实施种族主义措施,圣保利的中国人聚居区逐渐衰落,战后已难以辨认鼎盛时的面貌。到了今天,这里仅剩下一家名为“香港”的海员客栈,还在传达着圣保利区与当年德国“唐人街”的依稀联系。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居住在柏林的中国人已经达到1600多人,其中约500人为留学生。与居住在城市阴暗角落、生活朝不保夕的中国小贩和手工业者群体截然不同的是另一个中国移民群体:他们是在柏林高校学习的年轻学者,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往往德语流利,风度翩翩。他们多居住在西部柏林的市中心地区一条名为康德的大街(Kantstraße)的附近,并以这条街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就餐或开展社交活动。这条街南边仅百米之遥的另一条平行大街就是柏林著名的商业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选帝侯大街也是当时的民国政府驻德国领事馆所在地,那里是官费所派学生常去的地点。康德大街以北步行15分钟,即可到达柏林高等技术大学(创立于1884年,今天的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造型艺术大学(创立于1696年,今天的柏林艺术大学)。其中柏林高等技术大学是学习自然和工程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柏林的主要学习地点。无论是官费还是自费,当时的柏林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家庭,在柏林生活无忧,居住条件往往与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看齐。
以柏林留学生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德国人对中国人的族群印象,他们作为一个古老文化的载体受到当时人们的“高度尊重”。第三章将从始于近代的中国学生留德热潮开始,对这一群体在德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内容简介 :上海城市的发展显著区别于中国国内以及世界上许多城市,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在上海旧城原本是荒郊或田野的北郊、继之是西郊,迅速矗立起一座新城。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洋行在上海开埠后各时段对租界的城市空间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业性洋行直接影响到最初英租界内棋盘格式道路、棋盘式街区的设计,非实业性质的洋行则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下促进了英租界城市空间的扩展。
本书参考《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将1843—1869年间在沪洋行的时空分布、经营种类等做了细致理,并结合一些大比例尺城市地图,探讨洋行租地、分布情况;同时还利用《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中一些广告和启事等信息,对洋行进行了微观研究,试图以此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景观,探索上海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简介:罗婧,1983年,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该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基于道契、行名录与地图的近代上海城市景观变迁研究(1843—1941年)”的成果。
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1844—1916),清廷官吏,中国洋务运动先驱者、实业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字杏荪,号愚斋,又号止叟。同治九年(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充营务处会办。1870年入轮船招商局会办,晋督办。光绪六年(1880年)在上海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盛纺织总厂。1879—1896年间,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积极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89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以“大清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衔与比利时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与列强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1907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职,旋逃亡日本。
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原来是一条叫做“东芦浦”的吴淞江支流,河道曲曲弯弯,现在的吴江路是一条叫不出名字的“东芦浦”支流,在东芦浦的东侧是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1945年后改为“美国乡村俱乐部”或“斜桥总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址),东芦浦的西侧则是著名的张园。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边上有一座跨越东芦浦的木桥,由于这一段的东芦浦不是完全南北走向的,所以,这座桥也不是完全东西走向的,看上去桥是歪的、斜的,于是被叫做“斜桥”。
1947年地图,这块区域基本上是
原来盛宣怀公馆的范围
1893年,填浜筑路这条路就被叫做“斜桥弄”,就是现在的吴江路。“斜桥”被拆后,“斜桥”作为地名继续使用,并成为知名俗地名,指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一带。
盛宣怀信札,通讯地址是“上海斜桥”
盛宣怀的住宅——“盛公馆”就在“斜桥”的东侧,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北侧,成都路两侧,东侧是盛公馆,西侧是藏书楼和资料库。1916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在上海斜桥盛公馆逝世,盛家耗资30万两委托上海著名的“礼仪公司”——物华号贳器铺操办大出丧,贳器铺为盛宣怀大出丧定制64人抬的龙形灵车以及相应的礼器,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许盛宣怀大出丧的队伍从租界通行,队伍前有鸣锣开道,中有执绋汽车,后有殿军压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云: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例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中国红十字会给盛宣怀的明信片,
收件地址是“本埠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是大清权臣、洋务运动先驱者、腰缠万贯的实业家,把控了许多“国有资产”,自己名下后亦有许多产业,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的许多官吏、军阀与盛宣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盛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宣怀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盛家陆续转移财产,尤其是难以隐瞒的不动产,盛家的房地产陆续出卖、转让,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房地产在1924年后被政府充公或强行接管。原来的“盛公馆”部分被房地产商建设为“修德新邨”,部分被政府接管,一度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都路办事处。
建承中学由戴介民先生创办于1939年,租宁波路130号民宅开学,1945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迁凤阳路598号。1952年,并入成都北路277号的光实中学,1956年,光实中学与振民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成都路第二中学。1966年,迁南京西路526号,就是以前的“盛公馆”的南部。有人认为,原来的“建承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学校,1949年前夕,该校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有“民主堡垒”之称,1986年,恢复使用“建承中学”校名。
建承中学原来在近大通路口上的白克路(今凤阳路)598号
选文摘自:人文之旅《岁月拾萃》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航校期別 | 畢業人數 | 陣亡人數 |
1 |
97 |
21 |
2 |
78 |
18 |
3 |
61 |
27 |
4 |
55 |
26 |
5 |
158 |
55 |
6 |
214 |
69 |
7 |
153 |
38 |
8 |
144 |
38 |
9 |
168 |
27 |
10 |
125 |
34 |
11 |
81 |
22 |
12 |
106 |
42 |
13 |
65 |
18 |
14 |
70 |
28 |
15 |
117 |
24 |
16 |
120 |
24 |
共計 |
1812 |
511 |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大约在1922年,一位出生在克里米亚的犹太青年Sioma Lifshitz,与家人来到上海,这次迁徙是为了远离「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学会中文后,Sioma Lifshitz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沈石蒂。最初,他在上海做些杂工,站稳脚跟后,他开始以拍照维生。
1927年,这位犹太摄影师Sam Sanzetti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影楼,随后陆续扩展成了4家。现在看到的这两百多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30年到1950年间。 「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欢乐的时光都在上海,在上海那段五光十色的岁月,只有我的照片可以见证。」Sam Sanzetti晚年回忆起他在上海度过的美好时光时曾这样说道。 1986年,这位摄影师在以色列逝世。
他最早的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后来名声渐响,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上门,照相馆红了起来,最鼎盛时,他在上海有4家照相馆,11间工作室,雇佣了31个职员。
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上海的大部分犹太人都离开了,但沈石蒂仍继续在上海经营照相馆,沈石蒂是上海坚持到最后的100名犹太人之一。留下的原因不难猜到,年届半百的他,爱上了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年轻女孩,名叫南希。
随后中国开始搞「公私合营」,沈石蒂不了解照相馆该如何改造,1955年,他把自己的照相馆卖给中国人,然后去一家英语学校教摄影。 1957年,他决定离开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他是一个人走的,据说是他没有被允许带走南希,离开后也无法再得到她的消息。
此后,沈石蒂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并在那再次结婚,1987年去世。他的继子说,沈石蒂晚年经常怀念以前老顾客、黄包车、油条,还有甜甜的上海菜。沈石蒂很享受上海的生活,他曾说:我的人会去所有地方,到所有场合,我们拍过船只的水手、士兵、贵族、剧院的演出和演员、夜总会的歌舞表演和宫殿。
这个故事本来早已被历史淹没,但最后又发生了神转折。 201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在以色列访问,偶尔知道了沈石蒂,并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和他收藏的两万多张上海老照片,里面有电影明星周璇和胡蝶,有当时上海的一些达官贵人,和很多不知名的普通人。
2011年10月24日,这批偶然被发现的两百多张人像照片开始陆续在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的官方微博上亮相。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大多数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再后来,通过潘光的推荐,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通过微博,找到这些老照片中的五位当事人。现在,这批照片已经结集出版。
这些旧时光里的美人,幸好以这种形式存留下来了。 这位犹太人镜头下的民国美女,给人一种不一样的优雅感。
第一张作为封面的图片是Sam Sanzetti 1927年在上海南京路开的摄影馆中,为一名不知名的上海女子拍摄的照片,并亲自做了后期调色。没有矫揉造作,只有赏心悦目,风情四溢。其用光和角度,以及对人物眼神和内心的把握,直至现在都可以作为摄影的范例。
这张完全可以被视作摄影艺术作品中的女主角,其真姓实名已经无法得知,穿着的旗袍也非常普通朴素,但其表现出来的高贵优雅的气质、从容恬淡的风度,让人久久难以离开视线。(Quelle:facebook)
犹太摄影师沈石蒂作品选
2011年10月24日,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的微博上出现了一段话:
今天开始我们会陆续放上一些老照片,所有照片都是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一个犹太摄影师沈石蒂(Sam Sanzetti)所拍摄的。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的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许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请让我们知道。
“那时我17岁,当天我穿着新做的芭蕾舞服参加完一场演出,想为即将上大学的自己留个纪念,于是第一次去拍了这样的‘艺术照’。可能是他看到我会跳芭蕾舞很高兴,他也没有刻意指导,只叫我随意摆出各种芭蕾造型。我只记得明亮的灯光打在自己脸上的感觉。”当年的“芭蕾舞女孩”、如今74岁的洪落霞女士曾在采访中这样说。
“那时很多照相馆拍出的照片都十分雷同,都是一个花哨的背景。沈石蒂的照片非黑即白,却能展现人物最美的一面。我以后拍的照片都不如这张。”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17岁的洪落霞穿着崭新的舞蹈服,在沈石蒂的鼓励下自由地跳舞。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青涩的容颜不在,岁月沉淀下的气质却愈加明显。
照片中的民国女子,容貌和姿态倒是其次,气质与优雅最令人深爱,眉目间的一缕温婉和精致,是我们这个时代再也找不回的大气。有人说,那“是从静中养出来的。临花照水,自有一种风韵。即便艳丽,亦是锦缎上开出的牡丹,底子里还是一团静气。”
01
1922年,一个名为Sioma Lifshitz的犹太青年随父母到达了上海。他还不到20岁,生于俄罗斯,父亲是名中学教师,母亲则是全职太太。那时正值十月革命后不久,大批犹太人从统治亚欧北部的广袤国度向外转移,其中一部分便转移到了中国东北部。Sioma Lifshitz一家是这次移民潮中的普通一家。他们先是到了哈尔滨,后来又向南到了上海。抵沪后,Sioma Lifshitz便为自己换了个更易发音的名字Sam Sanzetti,懂中文后,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沈石蒂,这两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和许多初到上海的犹太人一样,沈石蒂两手空空,一无所长。据潘光教授研究,他最初在一家美国人的照相馆外擦皮鞋,老板觉得他勤恳可靠,便雇他在照相馆打杂。这个有心的“小学徒”于是在照相馆学会了照相技术。但据莫舍·德克斯勒说,沈石蒂晚年告诉他,初到上海时,他在工厂做工,年纪稍大一点,便开始以摄影为生。
无论如何,到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 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当时上海照相馆云集之地。
上海是个很不寻常的城市,充满了变化和喧嚣。这又是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骗子,有小偷,有奴隶。这还是一个有着无数种色彩和无数种气息的城市,又脏乱,又绚丽。所有东西都那么有趣,那么令人称奇。
沈石蒂在上海
1928年11月,由美国柯达公司出版的《摄影室之光》杂志的封面,选用了沈石蒂拍摄的一名东方女子的照片。杂志中介绍了这位年仅26岁的摄影师。它写道:
沈石蒂在之前的旅途中就爱好摄影,到上海后,他的照片无意间被本地一位摄影师看到,便让沈石蒂去到他的工作室当学徒。在一位美国商人资助下,沈石蒂开了自己的小照相馆,很快就有能力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段,租下一家更宽敞的店面。现在,这位只有5年从业经验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正在为发展包括总店在内的4家分店而努力,他仍然渴望旅行,但又苦于没有助手能代替他工作,维持住这家照相馆的声誉。
南京路73号,沈石蒂美术照相馆
02
在上海35年的时间里,沈石蒂拍下了两万多张照片。
他的拍摄很少用复杂的布景,但用光颇为讲究,有点像古典主义学院派的用光方法,人物身后都有一片晕染感觉的光亮,这也使得他的照片总是给人唯美、梦幻的感觉。
而他的色彩运用也极为惊艳,通过在相纸上手工着色,将照相技术和绘画技术完美结合,故而照片纹理细腻,色彩自然,有着油画般的质感。
这些照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光彩照人。沈石蒂也因此记录下了上海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个时代的魅力和风格,是无法再现的。
沉静而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阕花间词。眉宇之间的大气端庄是多少PS和整容都学不来的。
时评人羽戈曾在文中写道:
看看现时代的知识人,大都长了一张体制化的脸,他们的气质,介于官僚气、市侩气与流氓气之间,独独欠缺与其身份匹配的文气。倘令他们穿上民国衣衫,置于《青年》或“新月”团体,不消一眼,便能辨识其人来自现代。
而在沈石蒂的照片里,那些文人无论是着长褂还是穿西装,思想无论是激进还是守旧,都能感受到独立于时代的那份风骨。
沈石蒂的照片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结婚照。没有酷炫的特效,没有沙滩阳光,却依然让人觉得甜蜜。
那时日色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而那群在照相馆留下照片的孩子们,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
沈石蒂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道:
我一生都在寻觅我内心的幸福,钱财有也罢,没有也罢,我毫无兴趣,我所寻求的是内心的满足,还有爱。
这种感情也融入了他的摄影中,每次拍照他都会和拍摄对象进行沟通交流,试图从人物的神情中挖掘他最真实的一面。故而沈石蒂照片看上去并不复杂,却总能触动人。那照片里的人,眼睛里有光,有水,有生气。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记录下的都是关于美,关于爱,关于温暖。
03
1957年,沈石蒂带着拍摄的照片远赴重洋定居在了以色列,从此再没有重回中国,那两万多张照片也一度被尘封,被遗忘。
直到2011年,沈石蒂的继子摩西带着这些已经泛黄的照片找到了以色列驻沪领事馆:沈石蒂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上海,在上海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摩西希望能够代替父亲将这些照片归还给上海人民。
因为年代久远,大多数照片上的人至今不知身份,但值得高兴的是,也有一些人时隔50多年,重新遇见了他们最美的年华。
沈石蒂曾表示:
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便是在上海,上海是独一无二的,五光十色的,我仿佛能看到她缤纷的色彩,闻到她的丰富的气味……
后来提起M国,人们多将其与战争、贫穷、混乱相联系,然而沈石蒂却为我们将那个时代的精致优雅一一记录下。即使不太平的年代,即使不富裕的生活,也有绝不妥协的美与态度。
周重仁保留着沈石蒂给父亲周邦骏拍下的照片,两人当年是好友。
周重仁记得,因为自己是家中长子,父亲去沈石蒂那里做客,都会带自己一起去。
他的店铺进门左手边是摄影棚,一块帘子挡住。中间的位置摆放着沙发来待客,右边则是一个结账的台子。他的爱人邬小姐坐在那里来收款。邬小姐是北方口音,我觉得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英文也很棒。从他照相馆后部的落地玻璃,能看见锦江饭店庭院中的草坪。
我的第二个妹妹特别会发嗲,Uncle Sanzetti总用走了调的上海话叫她‘老三,老三’。排行老四的弟弟又总爱抢二妹手里的东西,Uncle Sanzetti就叫他‘强盗,强盗’!
1955年公私合营开始后,沈石蒂的照相馆没有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去一所学校教授英语。最终在1957年,沈石蒂选择了在犹太团体的帮助下移民以色列。
1967年,沈石蒂(左)在特拉维夫重新建立家庭,摩西(右)成为他的继子
沈石蒂的继子摩西说,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他和一名叫南希的中国小姐相爱。“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够带着这个女人去以色列。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一直在想念她,但是他一直都得不到她的消息。因为中以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不敢给她写信,怕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摩西给周重仁发来了一张沈石蒂与南希的合影。周重仁说,那就是邬小姐,他能够记起她眉眼的样子。
沈石蒂与邬小姐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Quelle: Historical music)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喻世明言》目录 |
|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
第三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
第四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
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餸媪 |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
第八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
第九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
第十一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
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
第十三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
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
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
第十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
第十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谴 |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寺 |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


作者:李景端
重访厦门鼓浪屿,那里的日光岩、菽庄花园、钢琴博 物馆等自然处处引人入胜, 不过,最吸引我注意并浮想联翩的,却是竖立在岛上人民体育场门前的马约翰半胸塑像。凝视着老人慈祥的笑 容,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清华园。
清华校友和体育教育界人士,恐怕没有人不知道马约翰的。他,1882年生于鼓浪屿,191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两度留美, 从1914年起直到1966年去 世,一直在清华大学教授体育;还担任过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曾是我国体育界一 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清华向来有重视体育课的传统,这无疑与马约翰长期坚持“健身与励志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分不开。我认识马约翰是在我考入清华经济系的1951年。 那时,下午4点至5点,图书 馆、教室全关门,逼着同学去运动。一到操场,准会看到一位身穿白色衣裤、系着黑领结的白发老人,忙碌地在向学生做指导或示范。别人告诉我,这就是闻名清华园的马约翰。后来有件事, 促使我同马约翰来了个“零距离”的接触。
那时北京高校开展“劳动卫 国制”体育锻炼,其中有一项指标要求跑完三千米才算及格。我当时因发现有“窦性心博过速”症候,怕跑不了这么远,于是上门找马约翰申请免测。原以为他会详细问我 的身体状况,哪知他向我大讲体育锻炼与意志锻炼的关 系。他说,跑不跑三千米, 锻炼的不仅是体力,更是你的意志;我教你们体育,不仅为了健身,更是磨练你们刻苦、忍耐、敢拼的毅力。 接着他向我讲了以往清华有个规定,体育不及格的不能出国;还举了吴宓为例,说当年吴宓就因为跳远不及格,被扣下一年补考过关后才出国。任凭我怎么“蘑菇”,他就是不松口。我知道没门了,但又不死心,就来个迂回,提出可否以游泳三百米来代替。不知他出于什么考虑居然同意了
后来上体育室内课时,马约翰又向我们强调了他倡导的体育运动的目的,大意是:(1)健壮身体;(2) 培养高尚品德;(3)磨练奋 斗到底的意志;(4)发扬互助友爱精神;(5)永葆清华 传统。当时对他讲的这些确实并没在意,后来对他体育 育人的事迹听得多了,才对他的那套“健身励志”的体育观慢慢有所领悟和敬仰。我在想,在马约翰的训导下, 梁实秋进清华时游泳不及格,毕业时已是泳池的健儿了;钱伟长曾跑出13秒4的 成绩,荣获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百米跨栅的季军;梁思成不仅会踢足球,而且还是爬杆高手。这些清华学子后来在学术、事业上的成功,无疑也受惠于马约翰“健身励志”的熏陶。在造就一代代清 华优秀学子的树人伟业中, 马约翰教授功不可没。
五十多年后我才明白,当年马约翰何以会“开恩”同意我以游泳代替长跑,大概这多少也达到了他要求“励志”的用意。假如历史能重演,那我决不会向他求情, 一定会拼着命去长跑,因为他的“健身励志”观,不仅教育了我,而且使我永志在心。
马约翰(1882年—1966年10月31日),男,福建厦门人,中国运动员、体育理论家和体育教育家,清华大学教授,并长期任体育部主任。曾任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选拔委员会委员、田径委员会主席兼足球、运动法委员和全国选手总教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国家体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运动会总裁判等职务。他一生积极倡导、热情指导体育锻炼,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并广受尊敬。著有《体育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被誉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杜月笙,这个名字对于不太了解民国历史的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人中龙凤有很多,但是杜月笙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当中的翘楚。
在今天的很多评论当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主要因为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帮会“青帮”的大佬,同时他早年通过经营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但是我觉得经营鸦片生意固然是错误和罪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他有缺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他的优点有很多,能力极强,情商极高,既有侠义之风,又有民族大义。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幅来为大家介绍此人,感兴趣的朋友请多多关注。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上)
早年经历
杜月笙幼年坎坷,四岁丧母,六岁丧父,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水果摊打工,由于其切水果和削果皮的手法非常精妙,因此人称“水果月生”(需要说明的一点,他本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为杜镛,号月笙,此段故事之后会进行介绍),之后他拜在青帮第二代通字辈陈世昌门下,属于青帮当时的第三代,悟字辈(他的结拜大哥黄金荣虽未入帮,但却与第一代的大前辈们平起平坐,第一代为大字辈,二哥张啸林为第二代,第二代为通字辈。),青帮极重辈分,杜月笙当时的辈分并不高,但是他在机缘巧合的经人引荐之下,加入了当时的上海龙头老大,老上海华人督察长,也是他未来的结拜大哥黄金荣的公馆工作,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同时也会署理一些鸦片和妓院的业务。
黄金荣
由于其办事漂亮麻利,八面玲珑,不仅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同时也深得黄金荣之妻林桂生的赏识。之后更与张啸林(张啸林也是经人引荐加入黄金荣公馆,此人虽然不及杜月笙精明强干,但是此人善于好勇斗狠,且为人仗义,因此也很快获得了黄金荣的信任)一起协助黄金荣开设了几乎垄断上海鸦片市场的三鑫公司,在当时青帮的年轻一辈中可谓风头正劲,但是其真正的发迹,还是源于当时在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露兰春事件”。
发迹之初
露兰春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专攻女老生,容貌姣好,文武双全,技艺精湛,在当时的梨园行声明显赫。黄金荣由于垂涎于露兰春的美色,于是力捧露兰春,一连两个月,每日都亲去戏院为其捧场,并且不惜本钱,不遗余力的花大笔资金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当中对露兰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最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黄金荣依旧俘获了露兰春的芳心。
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浙江实力派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偏偏也看上了露兰春,他对露兰春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于是有一天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露兰春便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并邀请露兰春与其共度良宵,不料被露兰春断然拒绝,这卢筱嘉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公子,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成想这次居然被女人拒绝,于是便怀恨在心。偏巧露兰春当天状态不佳,有一句唱词唱的荒腔走板,于是卢筱嘉便趁机开始大喝倒彩以抒发心中的不满,搞得露兰春十分难堪,黄金荣当时也正在戏院内,见到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放肆,顿时火冒三丈,叫手下的打手将卢筱嘉拽到面前,虽然他当时认出了这是大军阀卢永祥的公子,但是碍于颜面,还是命令手下的心腹打手抬手就给了卢筱嘉两个嘴巴,并将其赶走,卢筱嘉见黄金荣人多势众,也不好发作,只得逃走。
事后虽然黄金荣也心有余悸,不过他觉得他毕竟是老上海的督察长,当时的军阀部队基本不敢进入租界里抓人,所以他觉得他只要不出租界依旧是安全的,没想到过了几日,上海督军何丰林(此人曾经是卢永祥的老部下,后来与张啸林结成了儿女亲家)在卢筱嘉之父卢永祥的压力之下,命令其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衣,在卢筱嘉的带领之下,硬是进入老上海将黄金荣抓到了监狱之中,黄金荣虽然势力颇大,但是其当时的势力远不及后来的杜月笙,所以在地方实力派军阀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黄金荣入狱,这可急坏了他老婆林桂生,还有他当时的左膀右臂,杜月笙和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关系迅速帮助林桂生联系到了何丰林的母亲,林桂生更是亲自携带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作为见面礼,赠与何丰林的母亲,何母与林桂生一见如故,当场便把林桂生认作了干女儿。
杜月笙更是前往青帮大字辈中的泰山北斗,民国陆军上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府上请求张镜湖的帮助,张镜湖字仁奎,人称张老太爷,由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所以赋闲于上海,平日也基本不过问帮中事物,但是如果有人相求,他也一样会出面斡旋,毕竟他在上海滩乃至中华民国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杜月笙希望张镜湖可以居间调停,张镜湖也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后来经过此事,黄金荣正式拜在张镜湖门下,当然这是后话。
张啸林自然是也没闲着,张啸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结识了一群至交好友,现如今他的这些同学正好成为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同事以及部署,经其武备学堂同学的介绍,他们很快联系上了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张啸林直接前往浙江杭州面见卢永祥,杜月笙而是前往何丰林的府邸,面见何丰林与卢筱嘉,杜月笙登门之后直接开始陈述了他设计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带着大量的金条,作为送给卢筱嘉和何丰林的见面礼(二人收下金条之后瞬间就变的对杜月笙非常客气)。其次,三鑫公司准备在上海之外再成立一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公司,聚丰贸易公司,于是杜许诺将该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予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第三,黄金荣手下的几名心腹打手,对卢筱嘉下跪赔罪(黄金荣身边的这几位打手其实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亡命之徒)。第四,将黄金荣治下的几个妓院中的头牌送给卢筱嘉。最后,在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中设宴,为卢筱嘉压惊,张镜湖为和事老,黄金荣正式向卢筱嘉敬酒赔礼,并且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标题为“张镜湖宴请卢筱嘉 黄金荣敬酒三杯”的专题报道。
听到这里卢筱嘉其实早已非常满意,于是马上便授意何丰林当时便放了黄金荣。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杜月笙超出常人的智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啸林去杭州之前,杜月笙早已对他面授机宜,让他见到卢永祥之后把聚丰贸易公司的股份给他的同时,还要得到卢永祥的支持,毕竟有了军队撑腰,生意自会做的顺风顺水。
卢永祥
不仅如此,还要将上海民间以及政界对卢氏父子的不满也透露给卢永祥,原来卢筱嘉带领军队着便衣进入租界抓人,他自以为自己做的非常隐蔽,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是尽人皆知,老上海官方率先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希望卢永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租界内的商人和百姓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军阀部队进入租界内肆意妄为是非常野蛮且目无法治的行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卢永祥经过调查了解了这些负面消息之后,也发觉了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还有上海滩的许多名流更是纷纷来为黄金荣求情,而且他想起了他早年间担任淞沪护军使时,曾为了结交上海的上层人士,授予过黄金荣上校军衔,但此时却为了儿子而将黄金荣抓入大狱,这对于他日后笼络人心也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卢永祥立刻动身来到上海,召集部队以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辕门升帐,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将卢筱嘉五花大绑带到帐前,只字不提卢筱嘉被打之事,只是对卢筱嘉擅自调兵遣将闯入租界抓人之事大加斥责,并说卢筱嘉违抗军令,按罪当诛,说话间就要将卢筱嘉枪毙,黄金荣听说此事之后自然知道这是卢永祥在给他一个台阶,他自然也不能不识时务,于是他匆匆赶到现场,为卢筱嘉说情,卢永祥看时机已经成熟,也就顺水推舟般的向黄金荣道歉,将卢筱嘉释放。
经过这件事之后两家不仅没有结仇,反而是不打不相识,关系更加亲密。黄金荣深感杜月笙张啸林的深情厚谊,决定摒弃辈分年龄,和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分给他们二人土地房产以及更多的公司股份,这也是杜和张二人发迹的开始。
三大亨合照
通过此事,可以说杜月笙将他非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结交了青帮前辈和地方军阀,拓展了生意,不仅把黄金荣的面子挽回了,还和卢家搞好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利益。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中)
杜月笙担任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一期讲到杜月笙的结拜大哥黄金荣一不留神“跌霸”(在旧上海黑社会之中,黑帮大佬吃了亏一般被称为跌霸)了,杜月笙抓住机会妥善的处理了此事,从那个时候起,杜的实力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皇帝正在逐步走向他的宝座。
广结人脉 长袖善舞
当然,杜月笙的出类拔萃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能力极强,同时他还非常急公好义。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人虐待童工,国民党人马超俊联合众多上海士绅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为袒护日本,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抗议的工人,杜月笙闻讯之后当即取消了一切应酬,全力支持国民党人和工人代表。张啸林对杜月笙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觉得我们住在租界之中,不应该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与外国人的关系,但是杜月笙却说:“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在工人不懈的罢工和杜月笙等社会各界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最终为死伤的工人讨回了公道。
杜月笙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气的人,他积极的结交政客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中华民国前总统黎元洪途径上海之时,他积极招待,黎元洪亲自为其撰写对联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将杜月笙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杜月笙更是将这幅对联高悬于自家门厅之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创始人戴笠,早年落魄时曾混迹于上海,偶然机会结识杜月笙,杜月笙觉得戴笠是个人才,于是与其结为兄弟并慷慨资助戴笠1000块大洋让其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考取黄埔军校,后来戴笠发迹之后一直对杜月笙礼敬有加,二人也一直互相帮助。
曾任国民党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因为他的弟弟宋子良(曾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也不得不去找杜月笙帮忙。原来宋子良在上海勾搭一名舞女,导致这名舞女怀孕,这名舞女不自量力,非要和宋子良结婚,如不结婚就要宋子良支付10万大洋的分手费,宋子良不知该如何解决,找到哥哥宋子文,宋子文思虑再三,觉得此事不能声张,虽然他之前并不认识杜月笙,但是还是亲自给杜月笙打去电话,请求杜月笙帮忙解决,杜月笙自然是不会含糊,派遣手下亲信和这名舞女进行交涉,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无奈这名舞女实在是油盐不进,最后迫使杜的亲信只得把这名舞女扔进黄浦江,虽然这件事情处理的确实欠妥,但是杜却因此结交了“国舅爷”。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侄子,在上海因为房产问题和人发生纠纷,据说被对方勾结官府抓进了大狱,章太炎虽是文化界的耆宿,但是在上海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也是一样无能为力,思来想去,他虽然也不认识杜月笙,但是早就听闻杜月笙乐于助人,于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了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帮忙解决他侄子的困难。杜月笙见信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怠慢,很快便顺利的处理了此事,并亲自赶到章太炎的住处苏州去看望章太炎并告诉章太炎此事的处理情况,去之前章太炎本以为杜月笙作为尽人皆知的黑道教父级人物,应该是个性情豪放张牙舞爪的乖张暴躁之人,没想到见到杜月笙本人之后,杜月笙身着一袭长衫,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着实让章太炎刮目相看。杜月笙见章太炎生活拮据,更是在临走之前留下两千块大洋作为章太炎的见面礼,不仅帮助章太炎解决了困难,而且还资助了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非常感动自然也就投桃报李,建议杜月笙改名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后来章太炎还帮杜月笙考察并撰写家谱,杜月笙也长期对章太炎进行经济资助,二人由此深交。
上海商业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有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挤兑风潮,形势非常危急,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杜月笙当机立断,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商业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商业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泛之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只存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也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二人自此也结为知心好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政治活动家杨度、《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电影明星阮玲玉等政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也都是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杜本人更是曾先后迎娶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于1931年修建了“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当天仪仗队达到了5000多人,由各国租界部队组成,送匾额和派代表参加公祭仪式的有张学良、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徐世昌、宋子文、曹锟、段祺瑞等,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的则为“慎终追远”。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被上海报界称为“天下第一堂会”,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名伶,连场献艺。典礼进行了3天,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这是整个民国历史中京剧名角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海上闻人 上海皇帝
在广结人脉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积极的涉足工商业,因为他深知鸦片虽然利润极大,但是其危害也是极大,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率先投身的就是银行业,1928年创办了中汇银行,通过结交咱们前面提到的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叔叔)、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金融业大亨,他的中汇银行可谓是风生水起。之后他又相继经营其他行业,比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有的是他独立开办,有的是他与人合营。之后他又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大量投资于各大企业,例如浦东商业储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在他的履历当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或董事的大型企业就有20多家,至于中小企业当中他挂名的董事、理事、监事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投身工商业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民国时期势力最为庞大的社团,恒社。恒社与黄金荣的荣社,张镜湖的仁社并称为三大社团。恒社由南京警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陈群取名,名称由来于《诗经·小雅·天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寓意是希望恒社好像月亮一样,逐渐圆满,永久不落。恒社的成员多数为商人和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记者、教授、工会领导人等等社会上层人士,也正因为如此,恒社的能量之大,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后来杜月笙更是担任了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下)
眨眼之间,抗日战争打响了,杜月笙这样的大佬自然逃不开这个旋涡,这位青帮大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杜月笙积极支援抗战,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蒋介石),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在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杜月笙的门徒为国捐躯。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他曾经的结拜兄弟戴笠的军统一起,从事获取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的策反了日本人所扶植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高陶事件”。然而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当属他策划刺杀他的结拜二哥张啸林。
杜月笙之所以和张啸林交好并不仅仅是因为早年他二人同在黄金荣门下做事,而是因为张对杜有救命之恩,有一次在一个码头的争夺战当中,杜月笙被人砍成重伤,杜月笙本来就因为幼年时营养不良,所以非常瘦弱,又有轻微的先天哮喘,所以打架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幸亏当时张啸林及时赶到,果断砍倒两人,背起杜月笙就跑,否则杜月笙早已命丧当场,之后张啸林又对杜月笙精心照料,自此杜月笙便管张啸林叫啸林哥,从那时起,二人便结下了生死之交。可是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张啸林由于心浮气躁,始终在事业上远远比不上杜月笙,虽然他是杜月笙的二哥,但是他在各个方面却总是在杜之下。再加上张啸林非常要强,难免开始心理不平衡。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啸林为了获取更大的名望和利益,便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拉拢之下,成为了汉奸,并出任了浙江省省长。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授意戴笠除掉张啸林,可惜张啸林严防死守,每次出门身边都有30余人护卫,乘坐的汽车也都是防弹汽车,实在是不好下手,无奈之下,戴笠又找到了他的大哥杜月笙,寻求杜的帮助,杜月笙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民族大义为重,派遣自己的亲信物色了一名青帮内部成员,卧底在了张啸林身边,最终将张刺杀。
国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令杜早年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自此,杜月笙终于明白了,蒋对他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于是他便有了著名的“夜壶论”,“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搁到床底下。”当然了,杜也不是善男信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杜月笙这样的一条巨龙?三下五除二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吴绍澍从上海副市长的位置上弄下来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杜月笙的能量,到了上海,蒋也奈何不了杜月笙。
人生哲学
以上几点应该说全面阐述了杜月笙的过人之处,但是杜月笙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上过学,终其一生连认得字都不多,但是他的思想我认为比起很多大学者也不遑多让,由此也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与学历无关。
他说过一些名言,比如“人这一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不过虽然难吃,他还是将这三碗面吃的非常好,吃出了艺术。他还说“我觉得人分四等。末等人,没本事还脾气大。三等人,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人,既有本事也有脾气。头等人,不仅本事大而且没脾气。”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人才的分类,为他选拔人才设立了标准,所以杜月笙一生都善于用人。还有一次杜月笙对一位友人说:“看看咱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可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可是比你要难的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炼1000年化身为龙,而我只是条泥鳅,我得先花1000年的时间修炼成鲤鱼,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化身为龙,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因为假如咱俩都垮了,你不过还是变回一条鲤鱼,而我又要成为一条泥鳅了!”这也说明了杜月笙为什么一生都脚踏实地,不喜冒险,这种做事方法值得很多人学习。还有他曾说过“钱财用得完,交情用不完,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存的再多也不过是金山银山,可是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可能也正是因此,杜月笙一生都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据当时人回忆,杜月笙待人谦和有礼,和蔼可亲,对待上层人士不谄媚逢迎,这已属难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底层人士也不会有丝毫的轻视,甚至即使是黄包车夫、保安、保洁员,他也一样以礼相待。平时相遇或点头示意或上前打招呼交谈,如果底层人士遇到困难,杜月笙也一样会接济帮助,他老家有不少穷困的乡亲,杜每个月都会固定发给他们一笔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杜即使与底层人士攀谈也全无盛气凌人之态,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而并不是在表演,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一个人能表演一生也是非常不易。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选择了离开上海,虽然国共两党共同挽留他,但是他心里清楚,早年诱杀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再加上他的财富和身份,留在大陆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黄金荣的遭遇也证明了杜月笙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对于把他当成夜壶的蒋介石,他也同样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安度晚年。杜晚年弥留之际,将所有他生前别人给他写的借据全部付之一炬,他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我已经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大概是“上海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当皇帝很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想说,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如果你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乎寻常的思想,你是无法做一个呼风唤雨的好皇帝的。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迹于黑社会,他的出身也许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上海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