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闪光灯频闪，带有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面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堵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这是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生的一幕。记者们围堵的中心人物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听后没有回答，却仰头大笑，笑得淋漓尽致，感染了会场里的记者。笑过后，乔冠华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次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亮相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乔冠华代表中国发言后，前来与他握手祝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居然在走廊排成了长队，而乔冠华则一直面带笑容，不时呵呵大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神童美名，16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联系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发觉后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获得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到卡尔·马克思，以体系繁茂、晦涩艰深著称，乔冠华却只用了一年多就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正是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的战争气氛浓厚，各国都在备战，局势日趋紧张，军事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乔冠华对军事也很有兴趣，开始研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思考国际形势。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乔冠华放弃了德国的优裕生活，同时也打消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时事晚报》的总编辑，用笔作武器，撰写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号称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一大群中外记者聚在香港一家咖啡店里，讨论时事，同时也交换对战局的猜测和设想。精通日、德、英语的乔冠华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争论。听了一会，他站起来打断所有人的争论，大声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则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乔冠华的预言让所有的记者吓了一跳，著名记者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也都不以为然，但乔冠华非常肯定地掐灭烟头，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咖啡馆预言过后刚三天，法国果然投降了，巴黎上空飘起了纳粹旗帜。乔冠华准确预言了欧战战局，一举成名。

乔冠华随即发表了《法国的崩溃》一文，用诗化的语言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哲学博士的深度与游学日德的经历让乔冠华的军事分析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许多文章让乔冠华的笔名“乔木”名动一时。文学家冯亦代曾回忆自己每天都要读《时事晚报》署名“乔木”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当时有两个笔名都叫“乔木”的才子，都是江苏盐城人，都有一手好文章，人们习惯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

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当初延安在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ZEL也认为乔冠华人才难得，中共中央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十几天后，香港就宣告沦陷。中共南方局指示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夏衍等人尽力营救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乔冠华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从企岭乘武装船只偷渡到大鹏湾，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见到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乔冠华奉命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每隔几天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就这样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港大营救”。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乔冠华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乔冠华一看不妙赶快走掉了。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乔冠华的电报，幸亏有友人报信，乔冠华得以撤到重庆ZEL身边。1943年，在重庆，乔冠华与ZEL外事秘书兼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结婚，※※※形容是“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乔冠华筹建并负责管理新华社香港分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之职。

在外交部工作，乔冠华仍然保持写作时喝一点酒的习惯，几杯酒入口，思维更能摆脱原有的羁绊，常常才思泉涌。后来，同事们也都熟悉了他这个特点，看见“乔老爷”工作时手边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茅台、雪茄、浓茶这三样常伴随知识分子思考的东西，都是乔冠华的爱好。酌一口酒，一面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构思过程念出声来，类似于西方流行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这样旁边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思考，随时讨论。

1970年※※※要起草一封贺信，外交部起草的文章被※※※形容为“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即点名叫“乔老爷”重写一篇。当晚的餐桌上，乔冠华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写出了气势磅礴的“5·20声明”初稿，※※※看完很满意。

板门店谈判智囊

ZEL总理特别器重乔冠华的外交才华。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政策委员会组建，ZEL任主任，就指任乔冠华为副主任。1951年，年仅38岁的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此时，他还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对外公布是：朝方是南日、李相朝，中方是邓华、解方，但幕后的谈判负责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安全起见，代号分别为“队长”和“指导员”。两个人，经常是李克农口述大意，乔冠华倚马成文。不过乔冠华也发过牢骚，在一次酒醉后，他摔了杯子，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雄文最后都只署了李克农一个人的名，感到委屈。不过事后，乔冠华被周总理批评，被责令去向李克农道歉。李克农却说人无完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为乔冠华开脱，事后两人和好，合作更为默契。

在谈判期间，中方九名军事警察在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巡逻时，被三十余名韩国武装人员偷袭，带队的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

中方强烈抗议，并为姚庆祥烈士布置了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克农觉得虽有这么多的挽联，仍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于是对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不一会就脱口而出一副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将姚庆祥与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对仗，很能揭露事件的本质，李克农连声称好。

果然，在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引起了各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使韩国军方枪杀姚庆祥、破坏谈判的事实传播到海外，在道义上置美韩谈判对手于不利的境地。

谈判陷于困境时，中央指示：“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中方谈判人员也做好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但由于大家来时还是盛夏，没料到谈判会拖到冬季，因此随着天气转凉，缺少御寒衣物，乔冠华急了，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难以想象王炳南拿到这封催办函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乔老爷”的不羁风格倒是显露无遗。谈判中断后，ZEL特意安排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去板门店探亲，回京后，龚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朝鲜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1953年2月，※※※和ZEL商量是否需要主动提出复会，在谈判桌上谁先主动谁就会吃亏，谈判双方有时甚至需要掷硬币决定谁先打破僵局。乔冠华认为美国人事实也挺不了几天。对此，乔冠华分析提出我方应该“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在乔冠华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即1953年2月22日，美国人绷不住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交换战俘。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在中断了六个月零十八天后终于重新启动。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外交斗争，谈判终于圆满完成。

王府井卖报

“文革”时期，乔冠华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长段街道两旁都是报摊，而卖报的摊贩有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同志，乔冠华也被迫在街边卖报。冯亦代回忆，“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因重庆“二流堂”被批斗的唐瑜回忆，他当时也被迫卖报，发现乔冠华后眼睛一亮，看到他的报摊似乎生意不佳，便挤过去商量。两人一起把报头主题吆喝出来，结果生意还真好了些。

王府井附近比较繁华，出入的外国人也比较多，乔冠华恳求造反派：“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于是乔冠华在造反派看得不严时干脆“溜了号”，他在白区工作过，有的是斗争经验。乔冠华把报纸点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然后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挨到快到收摊时间，拿出一元钱让酒馆换成角票、硬币，伪装成卖报所得上交造反派，造反派惊奇乔冠华的报摊生意还挺好，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1970年5月，与乔冠华相濡以沫的妻子龚澎突然在家中晕倒，不能动弹，到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7月，龚澎的友人、著名旅美作家韩素音回国，前来探望，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

妻子去世后，乔冠华孤独一人，在家中经常一个人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有一次哀痛难忍时，他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打电话：“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大国家，大人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我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派团出席联大会议。外交部门虽然对这个喜讯已有准备，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是不是要派团出席都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抗美援朝中与联合国军打过一仗，又是在“文革”氛围中，联合国一直被宣传成为受美苏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谁都不敢去，外交部讨论后，甚至主张暂不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联大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红色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这种高级别国际组织上亮相，能代表中国出席将是一名外交官的闪耀勋章。

乔冠华主动请命，据说，外交部的一些同事为此觉得“乔老爷”好事争先，太不谦让了。最后还是※※※拍板，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冠华听到任命后非常兴奋，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站上发言席是多么了不起呀。乔冠华又点起了香烟，喝起了茅台酒，连熬数夜赶写了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出发前两天，陈毅老总不顾病体专设家宴为乔冠华饯行，临行前一天，※※※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说道：“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在首都各界的四千多群众以及六十多个国家的驻京外交使节的欢送下，乔冠华率团抵达纽约联合国驻地。一下飞机，乔冠华就马不停蹄，先是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乔冠华态度谦和，真诚沟通，一举打破了国民党代表散布的所谓“预言”，即“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现印象良好，连乔冠华的外籍司机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友好的人，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乔冠华走上发言台时，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目光有神，还未张嘴，全场就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乔冠华不得不两次高举右手向众人示意感谢。在联合国的议题中，乔冠华还驳斥了苏联提交的裁军提案，轮到苏联代表马立克登台辩解时，已经坐到台下的“乔老爷”听了一会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马立克连辩解也没了底气。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各个社交场合，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微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讥讽的笑，他的笑也感染了其他人，他的个人魅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对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开展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纽约一家大报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题目是“大国家，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指乔冠华，乔本人的活动和他的个性特点也登上了外媒头条，纽约市长特意宴请了乔冠华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的成功外交也得到了国内的肯定，1971至1976年一共六届联大，乔冠华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完成使命回国后，乔冠华收获了平生以来最多的鲜花和掌声，也登上一生外交生涯的顶峰。

1973年底，乔冠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结婚，1974年1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两年后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1983年9月22日上午，因癌症抢救无效，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作者：周斌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 转自《衲解史上今日》】

~~~~参考阅读~~~~

乔冠华魂归何处

原载：《世纪》2008年第1期

作者：吴镕

早年有篇文章说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之所以安葬于苏州，是因为与苏州有些特殊渊源。文章是善意的揣测，但绝非事实。我想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以告慰乔冠华在天之灵。

事情要追溯到1983年初。乔在告别人世前，◇◇◇、陈丕显等同志曾到病榻前慰问他并说明中央对他是清楚的。他是含笑而逝，并祈求魂归江苏盐城建湖县的故里东崔庄。

遵循乔的遗愿，章含之奉骨灰到了盐城。此时盐城地委向省委办公厅请示。

盐城地委领导问：章含之同志捧乔老部长的骨灰来到盐城，请示如何接待？

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答：“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

又问：“骨灰问题如何处理？”

又答：“你们看着办吧。”

盐城地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开始是沉默冷场良久。后来一位副书记发言说，乔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不大适宜。随后没有人表示什么意见，就以“暂不同意”定案。（当时虽已进入八十年代，但人们还未从“文革”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也不足为奇。）

于是，章含之无奈回了北京。

此时，江苏吴县（现吴中区、相城区）县委书记管正获悉此事，心中大为不平。他义愤地说，乔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折冲中有大功。即使有什么错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故乡不要，我看中国哪里都可葬这么一位功臣。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他夫人愿葬什么地方就葬什么地方。

真是绝处逢生。章含之十分激动地接受管正邀请，到苏州并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三南坡，为乔找到了安魂之处。

因此，乔葬苏州，非因其他“渊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斗转星移。历史纠葛逐步清晰，人们的心态也在改变。盐城二乔（另一乔为胡乔木）毕竟是著名的人文资产。盐城市委、市政府在盐城闹市命名了“冠华大街”，建湖县在东崔庄乔诗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并提出“魂归故里”安葬的要求，故乡人民也欢迎“三爷”归葬。

我因为在江苏省政协做统战工作，又与乔家乡的一些同志和章含之同志熟悉。盐城和建湖的负责同志找我“协调”此事。我专程到苏州与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商议。他们十分热情，找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开会，并以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给我发了专函，表示当时由于特定情况乔墓落在苏州。现在家乡人民要求魂归故里是合情合理的，应予以支持。但因乔墓在苏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来瞻仰、扫墓，迁坟后可立一碑并保留部分遗物，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我即将苏州函件交给盐城同志，算是完成了这次协调任务。后面的工作，就是故乡党政同志与乔的亲属商处了。

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上海福寿园搜集中国名人搞安魂雕塑群，从曹荻秋等政要到阮玲玉等名伶，均有雕塑，蔚为大观。乔冠华也在被征集之列。经老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大手笔，以乔在联合国会上哈哈大笑这张获普利策奖的摄影原作为基础，塑了一座乔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的全身像。2003年乔九十诞辰，一批中外友人在福寿园参与塑像落成典礼。乔夫人章含之提了个要求：今天不要悲悲切切，大家看老乔笑得那么开心，我们也要开心地与他交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年长，黄与乔同年。因此他第一个走到乔像前直呼乔的小名：“狗蛋，老朋友苗了和郁风来看你来了……”一下子把气氛活跃了起来。接着资深外交家冀朝铸也对乔说：“小冀来向你报到，往事是多么难忘呀！”中外来宾纷纷发言，苗子还挥毫“江南春雨”等，记此盛事。乔的女儿乔松都也参加了典礼。典礼成为一个阴阳无间的谈心会，别有一番风味。

在乔的雕像下，也安放着乔的部分骨灰。

发布于 2021-09-24 16:46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便提及了银行的概念，而容闳等留洋人士也建议创立银行制度。这些早期的探索为银行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清廷中央财政已陷入极度窘迫境地。1861年清廷岁入仅6300万两白银，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就高达2800万两，占比44.4%。至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李鸿章奏明：“开办经费共用银六万八千两，每月约需银一万两”。同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初期投资即达47万两，其中海关关税拨款仅20万两，缺口部分完全依赖法商洋行借贷。

（江南制造总局）

1867年福州船政局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30万两，月息高达1.5%，远超当时国内钱庄0.8%-1%的月息水平。这笔贷款以闽海关关税作保，开创了“以关税抵押外债”的先例。1861-1874年间洋务企业共举借外债17笔，总额达459万两，其中军事工业借款占63%，民用企业占37%。

（丽如银行旧址）

1868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的蒲安臣使团在欧美考察期间，参赞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详细记载了纽约花旗银行的运作：“每银百万存行，岁取息六万，通国汇兑皆赖此”。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中的梁敦彦后来回忆，他们在哈特福德亲眼目睹“银行汇通南北，转输军饷，活商便民，实为富强要术”。容闳在1868年《条陈四则》中明确提出：“当设银行以流通泉货，使商民交便”。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洋务派的极大关注。

1407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的圣乔治银行被公认为现代银行的雏形。该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达100万杜卡特（约合白银20吨），主要业务包括政府债务管理、外汇兑换和存款保管。1455年圣乔治银行通过发行“信用券”为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筹集了15万杜卡特军费，利率为7%，开创了银行承销战争国债的先例。至16世纪，安特卫普交易所（1531年成立）已形成完整的债券交易市场，1542-1551年间该市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行了价值500万弗罗林的战争债券。

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国债为英国筹集了1.2亿英镑军费，占战争总开支的78%。1763年英国国债规模达1.32亿英镑，其中银行承销部分占62%。

相较之下，法国因缺乏中央银行体系，同期战争筹款主要依赖包税商短期借贷，利率高达12%-15%，导致财政崩溃。拿破仑战争（1803-1815）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跨国汇兑网络为英国转运黄金1200万英镑，其伦敦分行在1818年为普鲁士发行的500万英镑重建债券，开创了国际银团承销模式。1815-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的欧洲国债发行总额达4.3亿英镑，平均利率4.5%-5.5%。

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需赔偿德国50亿法郎（约合白银7150吨），分三期支付。法国财政部长莱昂·塞的回忆录记载，1871年6月法国国家信用银行发行了首批20亿法郎国债，利率5%，认购者超预期2.3倍，其中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承销了35%。

1872年第二批15亿法郎国债通过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发行，利率降至4.5%。至1873年9月赔款全额付清时，法国实际支付本息合计52.5亿法郎，仅比本金多5%。法国依托成熟的银行体系，仅用2年3个月便完成相当于全国GDP 25%的赔款支付。

1871年法国赔款事件通过《万国公报》传入中国，引发洋务派震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3年致总理衙门函中称：“法败于德，赔款至五千兆佛郎，不三年而偿清，全赖国债票通行”。1878年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巴黎考察时发现“国债利息仅四五厘，而民争购之，盖信国家之必偿也”。1879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向朝廷报告：“德之胜法，固由兵精，亦因筹饷有术，其国家银行收发如流水”。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举荐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赞其“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时年26岁的盛宣怀甫入幕即参与天津教案善后事宜，并在1872年协助筹备轮船招商局。该局初创时额定资本100万两，实际募股仅18万两，缺口部分依赖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10万两（年息10%），这种资金困境使盛宣怀深刻认识到“商务枢机，全在铁路、银行两端”。

至1870年，外国在华银行已达20余家，形成金融垄断网络，仅汇丰银行在华流通纸币就达340万港元，占中国货币流通总量的7%。这些银行通过高息贷款控制洋务企业，如1874年福州船政局向汇丰借款60万两，月息1.25%，并以福州海关关税作抵。

盛宣怀在参与筹建中国首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时，核算出每里铁路造价约1万两，全程需200万两，远超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他在1879年《筹议铁路电线事宜折》中提出：“铁路为富国之经，银行乃筹款之纬”。其具体构想是仿照汇丰模式，设立资本500万两的股份制银行，发行债票筹集铁路资金，此方案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成立）的资本规模高出67%。1885年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尝试在局内附设“积余公积局”，该机构章程规定“每百两股银存行，岁给息八两”，实为中国近代企业自办金融的雏形。

（唐胥铁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在华设银行热潮。华俄道胜银行于189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额定资本600万卢布（约合白银360万两），计划在北京、上海设分行，其章程规定可“经理中国国库，发行纸币，代还国债利息”。

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1896年3月向英国政府提交《关于设立中英银行的备忘录》，计划募集资本1000万两，其中英商占60%，华商占40%，企图控制中国关税存储权。盛宣怀通过津海关道唐绍仪获知这些情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896年10月18日）向总理衙门急奏：“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急设中国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面对盛宣怀的提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1896年11月21日）致电军机处表示：“银行事体重大，若令一人独办，恐招物议”。他主张仿照轮船招商局旧例，由南北洋大臣各募商股250万两分设银行。但直隶总督王文韶支持盛宣怀，其十月二十五日（11月29日）奏折指出：“银行贵在流通，分设则势力涣散”。双方争执焦点在于银行控制权，盛宣怀在私人信函中直言：“香帅（张之洞）不欲见他人建此奇功”。

在翁同龢斡旋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896年12月7日）颁布上谕：“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在章程设计上刻意强调主权属性：银行英文名定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与汇丰银行（Hongkong and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形成对等地位；总行设于上海而非北京，避免受制于外国使馆区；钞票正面印有“大清帝国通商银行”满汉双文，背面加注“此票在沪京津汉粤各通商大埠汇兑通用”。

尽管有了皇帝的支持，盛宣怀的银行之梦仍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抵京后，立即向总理衙门递交《关于中俄银行合办事宜说帖》，要求以200万卢布（约120万两）参股中国通商银行，并改组为“中俄合办”。其条件包括：俄方占董事席位3/10、共享货币发行权、优先承揽清政府对外借款。盛宣怀在十二月初八（1897年1月10日）致李鸿章电文中明确反对：“银行若允附洋股，权利尽失，终成洋商傀儡”。

1897年2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照会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将通商银行与法资东方汇理银行、奥资信贷银行合并，组建资本2000万法郎（约540万两）的跨国银行。该方案要求合并后银行总部设于巴黎，清政府仅保留1/3董事席位。盛宣怀在二月十五日（3月17日）《复南洋大臣函》中痛斥：“此乃假合并之名，行吞并之实，万难允从”，并指令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凡章程所载华商独办条款，一字不得更易”。

在列强压力下，通商银行原始股本结构发生重要调整：根据1897年5月股东大会记录，原定官商各半的500万两股本中，官股比例由40%压缩至20%（100万两），商股增至80%（400万两）。此举既满足清政府“官为维持”的要求，又通过扩大华商持股强化民族资本属性。开业首年吸收存款中，72.3%来自江浙商帮，外资占比不足3%。

道胜银行于1897年3月在上海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纸币，企图挤占通商银行发钞空间。盛宣怀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其一，要求江海关将每年600万两关税的50%存入通商银行；其二，奏请“凡地丁钱粮、关税厘金，均准以通商银行钞票缴纳”；其三，规定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收支必须使用通商银行本票。至1897年底，通商银行发行纸币达130万两，占流通中纸币总量的21%，成功打破外资银行垄断局面。

（华俄道胜银行纸币）

总理衙门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1896年12月27日）对银行章程提出17条修改意见，核心争议在于：第一，要求删除“发行银元”条款，坚持铸币权专属户部宝泉局；第二，规定“每季账册须送总理衙门稽核”，远超当时钱庄的监管强度；第三，反对银行经理“得保举官阶”的奖励机制。盛宣怀为此三次修改章程，最终妥协将铸币权改为“俟户部奏准后办理”，但保留了“总董可保举五品顶戴”的人事激励条款。

除了外部压力，银行的设立还触动了传统银钱业的利益。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山西票号行会22家联名声称银行既设，商贾利权尽归官夺。蔚泰厚票号掌柜毛鸿瀚在私人信函中指示分号：“凡与我号往来客商，不得在通商银行存汇，违者终止借贷”。

御史杨崇伊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年2月18日）上《劾盛宣怀把持利权折》，指责其“以招商局总办之身兼领银行，显系垄断罔利”。该奏折引用通商银行《招股章程》第5条“专办官商汇存款项”条款，声称“此例一开，各省司道库款皆归其掌握，流弊不可胜言”。

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1897年3月4日）上折子，针对清流质疑逐条驳斥：关于专权问题，指出“招商局、电报局皆系商办，银行事同一律”；针对监管漏洞，承诺“每年由北洋派员查账两次”。

在李鸿章运作下，光绪于4月13日明确“该银行系奉特旨办理，各督抚应妥为保护”。为安抚反对势力，盛宣怀将总行9名总董中的4席分配给江浙丝茶商、2席予票号代表，最终形成官督商办格局。

接下来是筹集股金的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通商银行筹备处公布的《招股章程》原定官商合办，户部拟出资200万两占股40%。此举立即引发商人疑虑，上海商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等联名上书，指出“官股若居其半，商权必受掣肘”。

为化解矛盾，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1897年2月11日）向户部提交《变通官款办理章程》，创造性提出：将户部200万两拨款改为“生息官款”，年息5%（低于市场官款存息7%的标准），分6年还本，自1900年起每年归还33.3万两，本息由通商银行上海道库税款担保。该方案经户部与总理衙门会商后，于正月廿五日（2月26日）获朱批允准。

借款方案公布后，商界响应显著改善，至1897年4月15日截止认购时，上海丝茶商帮认购82万两，占商股总额的34.2%，其中怡和源茶栈单笔认购10万两；江浙钱业公会成员认购48万两，占比20%；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认购32万两，占比13.3%。总募商股达214.5万两，超额完成原定200万两目标。宁波商人领袖虞洽卿在股东大会上坦言：“去官股之疑，方有今日之聚”。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根据开业当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典礼上悬挂黄龙旗与“lmperial Bank of China"英文招牌，首批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纸币共计50万两，票面印有李鸿章亲笔题写的“中国通商银行”字样。开业章程规定总资本500万两，实收214.5万两，其中商股占比80%，官款借款仅占20%。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通商银行前三年工矿贷款总额达214.8万两，1897年放贷76.9万两，占全年贷款总额（213.5万两）的36%，其中汉阳铁厂获贷30万两，抵押物为铁厂官股10万两及大冶铁矿采矿权；1898年工矿贷款56.5万两，占比26%，包括萍乡煤矿20万两(年息7%，以焦炭产量每吨提银0.1两偿还），该矿次年产量由5万吨增至12万吨；1899年工矿贷款81.4万两，占比45%，其中南通大生纱厂获贷25万两，合同规定“以纱厂全盘机器作抵，分六年偿清”。

1897年12月与汉阳铁厂订立的《借款合同》规定，30万两贷款中15万两用于购买德国马丁炼钢炉，10万两支付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薪资，5万两采购萍乡煤矿焦炭。此笔贷款使汉阳铁厂1898年生铁产量从0.8万吨增至2.3万吨。萍乡煤矿1898年贷款合同更首创“产销挂钩”还款模式：约定每年售焦炭4万吨，每吨售价4.2两中提取0.5两还贷，至1901年提前2年偿清本息。

（汉阳铁厂）

通商银行打破外资垄断，至1899年累计发钞210万两，流通范围涵盖23个通商口岸，占全国纸币流通量的18%（汇丰银行占62%) ; 1898年开办对日生丝贸易信用证业务，年处理额达85万两，手续费率仅1.5%，低于外资银行2%的标准；吸收江浙丝商存款年均120万两，户部关税存款稳定在80万两，1899年存款总额达427万两，为实收资本的2倍。

经济学家汪敬虞测算，1895-1900年间中国近代工业新增资本中，通商银行贷款贡献率达19.7%。该行1899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工矿企业贷款占资产总额的38.6%，远超同期票号不足5%的实业投资比例。1901年海关报告承认：“上海金融市场，华商银行已能与汇丰平分秋色”。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人体艺术在中国的“合法”空间的探索，既包含着社会的宽容度也依赖于艺术家个体意识的独立。在文革及文革前的一段时间，这种空间是不存在的。尽管毛泽东曾经两次批示人体模特对于艺术的必要，但在1978年之前，人体艺术基本没有其存在空间。

这样一直持续到1988年。这一年不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裸体艺术专著《裸体艺术论》，而且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北京油画人体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览。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已经出现了表现人体的美术作品，如唐大禧的《猛士》便以裸体女英雄的形象来歌颂张志新烈士，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也有少女沐浴的情景。之后，在北京油画研究会、星星画会等美术团体举办的展览中也多次见到人体题材作品。这在当时均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曾因此一度被遮盖，成为国内外新闻热点。不过，这些讨论大部分还是发生在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小圈子内。

1988年12月22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体专题画展。这次展览是由中央美院油画系葛鹏仁等20多位教师策划举办的，其中还邀请了靳尚谊、詹建俊等几位老画家。也因为这次大展，1988年成为中国人体艺术最为辉煌的一年。

葛鹏仁表示，“我们没有想到画展开始后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举办展览的契机也很偶然，所有的工作都是想一步做一步，有点类似于艺术创作时的突发奇想。”

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不久，各美术院校就恢复了人体写生课，相关作品的展出也经常举办，尽管没有举办过以人体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但无论是总策划者葛鹏仁，还是受邀参加画展的靳尚谊，都以为这只是一件艺术圈内的事。没想到，展出的18天中，约有22万人拥至中国美术馆观看了这个展览。

摄影批评家刘树勇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盛况，在门口排队买票等待入场的长龙曲折蜿蜒，“足有一公里长”。很多出差来北京的人，听说这样一个展览，都特意赶去看这个从没见过的“西洋景”。

1989年1月31日，“（观众）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二楼西厅内靳尚谊、杨飞云、孙为民、王征驿等人的写实作品前，严肃地沉思，其中的认真者，鼻尖与画面的距离仅尺寸之遥；然后转入东厅，在通过孟禄丁等大的抽象作品时脚步加快……”

“当时媒体宣传得很厉害，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对这种展览觉得很稀奇，于是有非常多的报道，结果越报道，来的人越多。”靳尚谊回忆。

对于这次展览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文化批评家张柠在其《文化的病症》中评价，“如果上个世纪初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选用人体模特和展出人体素描，曾经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艺术家刘海粟、徐悲鸿他们是勇敢的先驱……那时候，人体艺术是具有革命性的。经过十年动乱之后，80年代中期北京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也有相似的意义。”

1988年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无疑是80年代呼吁“艺术的春天”的有力实绩之一，但由于“人体”的敏感，还是让它身处于各种舆论漩涡之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心理使人体艺术更多地局限于艺术圈子之内创作和欣赏，1988年大展之前还出现1983年12月上海某大学艺术系学生因画裸体并借给他人传阅而被逮捕，1986年南京艺术学院模特儿张素华回乡探亲，被闻讯的村民逼疯等事件。

“在开展之前，就有人找到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反对这件事。还好展览期间官方并没有制止。”葛鹏仁说，“但画展开始后，社会上的反应很强烈，后来甚至发生游行、打官司等事件。”

无论人们对画展抱着怎样的心态，尽管争论甚至充满了火药味，但无疑这次画展给中国的百姓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人体艺术普及。虽然这种普及本身也是艰难的：在展览期间，一位模特儿被观众认出并遭讥讽，丈夫因此而与她离婚；还有一位模特儿在电视新闻中被公婆认出，并由此引发一场模特儿与美术学院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葛鹏仁也承认，“确实是在那次画展之后，人体内容开始陆续在摄影、影视等艺术形式中出现。”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社会的宽容度还是艺术的多元化表现都与以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金奖作品《黄土风情》中的模特儿，田静当年始终没摘下她那宽大的墨镜，虽然面对记者，她说 “我觉得很自豪，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当人体摄影模特。”

那是在2001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首届中国人体摄影艺术展现场。展出的100多幅照片是从全国各地送来的作品中评选出来的。据媒体报道，在那次摄影展中引发的非议，倒有很多是针对征集作品的表现水平上的。

几乎同时，在古城西安，也先后举办几次人体艺术摄影。西安人体摄影展始作俑者、西安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马琪，回忆当时展览时的一个细节，“当时我也不知道大家看了后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就躲在后面观察。一对夫妇走在前面，其中的丈夫说：‘拍这些东西，太下流了，不是流氓吗？’他的妻子反驳他：‘你知道什么，你只是看照片，别人是在读照片。’”

这段话让马琪印象很深，“它反映了面对人体摄影作品，从艺术角度来欣赏的人还是很多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在《艺术：写在人体上的百年》中，分析了90年代初的人体艺术与1988年的不同。其中一点是，在90年代初，出版物中大量出现摄影人体画册，而在之前人体艺术画册多为绘画和雕塑，人体摄影是极少见到的，即便有也多是从外国画册中翻拍。

而当舞蹈演员汤加丽出版自己的写真集时，表明人体摄影艺术已经基本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人体艺术的发展，在社会上逐渐被接受通常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美术、摄影、电影和舞台剧表演。西方人体艺术发展过程也是这样一个“闯关”历程。

人体艺术进入中国不到百年，锋芒已直抵第三、第四道关口，在与传统文化心理相冲突的背景下，这种舶来艺术主题的浓缩激进的发展过程更显得有些惨烈。

在此过程中，无论身处何时，“社会事件”的热闹总是淹没对艺术影响的思考，艺术工作者们在艺术突围和“反围剿”的过程中挣扎，而人体艺术存在的“合法”空间就在历次的冲突中不断延展。

《北京青年报》1988年12月20日

卓别林的上海缘

1915年，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诱拐》，讲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艘美国来上海的船上，船长骗人上船当水手的故事。有影迷称，卓别林在片中已表演了他后来的名作《摩登时代》（1936年）结尾时的舞步。

汤惟杰提到，根据目前可以在报刊上查到的记载，1915年8月30日在上海南市区开张的共和活动影戏园，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写到将放映“哑波林射猎趣剧”。

如果说此处“哑波林”疑似卓别林待定，那么1916年1月3日《字林西报》英文报道称，次日上海阿波罗电影院将放映卓别林《冠军》（Champion），写到Charlie Chaplin的全名，就是证据确凿了。汤惟杰介绍，阿波罗电影院当时位于虹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乍浦路一带，上海最早的前几家电影院都在这一区域。阿波罗电影院在1920年被拆，原址现在是四川北路1288号的九洲黄金店铺。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中，编入了《申报》1936年3月10日刊发的报道《驰名世界喜剧明星卓别林昨日抵沪》。稿件提及，卓别林在新作《摩登时代》上映后，携片中女主角波丽德·古黛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抵沪，“靠泊浦江第十二号浮筒”，40多名记者乘坐小船登轮后，在甲板上偶遇卓别林，长枪短炮一时间狂拍不止。

稿件还记录了卓别林在船上及华懋饭店与记者交流等细节，称赞其无意中的姿态与电影中的真情流露相符，并评价其为“人生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意多讽刺，为一般人所同情也”。

汤惟杰介绍，上海还曾贡献了一部反映卓别林形象的电影，由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联手打造。这就是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拍摄的《滑稽大王游沪记》（A Visit to China），片长约30分钟，是一部故事片。剧组找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李却·倍尔（Richard Bell），演滑稽大王来上海的经历。这部片没有留下拷贝，但在当时电影报刊刊登的剧照上可以看到，片中展示的就是卓别林的形象。

城市漫步找好莱坞印记

最近Citywalk（城市漫步）火热出圈，汤惟杰举了两个例子提示读者，在上海城市漫步，挺容易遇到好莱坞元素。

从苏州河北岸、靠近河南中路桥的河滨大楼出发，走400多米，就可以到达苏州河南岸外滩源的光陆大楼。汤惟杰说，最早进入上海的好莱坞电影是由一些洋行代理的，他们买下片子到上海放映。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国际票房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特别是上海，所以8家好莱坞公司纷纷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其中6家在和河滨大楼里面开设办事机构，2家在光陆大楼。当时光陆大楼二楼有光陆大戏院，1925年建造完毕，曾一度是上海首轮西片的放映影院。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当时叫美国制片协会）在上海也有办公室，也在河滨大楼。

汤惟杰还提到，从鲁迅在上海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的经历来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他在上海看过155次电影，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电影。“从他的阅片量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影院里面放的外国电影，九成以上是好莱坞电影。”汤惟杰提到，“这也跟好莱坞当时世界性的影响和流布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新村、多伦路、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旧址、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当行走在这一系列与鲁迅生活、工作、创作相关的地点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海虹口的四川北路地区也曾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书写过重要一笔。从好莱坞到上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还值得在细节层面多多搜寻。

摘录：

世界注目的喜剧明星，带着泪的笑匠查理·卓别林，在他第三次的环球旅行途中，于（1936年）3月9日下午初次到上海来，和他同伴的是他的名义上的爱人古黛德女士，少不得便有许多人要去一见庐山真面目，以便打破这一位在银幕上戴着破礼帽、穿着不整齐的褴褛礼服、留小胡髭、拿怪手杖、穿硕大的破皮鞋、撇着脚像鸭子般地走路的丑角印象。

轮船上只签一次名

在那天下午二点半光景，上海的中外新闻记者四十余人无形地组成了一个迎卓队伍。他们一到了装着卓别林的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就开始找来找去，一刻钟过去了才发现他和古黛德在三层楼的甲板上倚着铁栏，俯首闲眺黄浦江的平静景色。一刹那间，便把他团团围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卓别林：他身材很矮小，穿着花呢的春大衣、深灰色的西服、蔚蓝色的衬衫，反衬他的面容更是红润而充溢着健康美。脚上光亮亮的皮鞋，却没有穿上那双硕大的破鞋。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自由帽，脱去帽子能看见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已经有47岁的年纪了，但是健旺的精神，一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古黛德小姐斜倚着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棕色呢帽上戴着一朵明艳的鲜花，明眸皓齿，时常展着明朗的微笑。

大家拍好了照相，便要求他做简单的谈话，他便装着幽默的苦笑，然后肩膀向上一耸，很自然地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可以使得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限。”大家哄着一笑，他继续地说：“我这次做环球旅行，先经过日本，在日本逗留不久，现在又到了中国，在上海预备只勾留一夜，明天早晨九点钟，坐原船到马尼拉，再赴百丽。上海，这是我生平憧憬着的大都会。可惜这次只有几小时的勾留，隔两三个月后再到上海，那时我也许有两三星期的居住，好玩一个痛快。”

当时便有一个和他同来的美国人大声地向记者迎卓队宣布，六时半在华懋饭店谈话，于是卓别林又是肩膀一耸，便预备架子想要冲出重围。哪晓得有一个人要求他签名，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签好，举起便帽向大家做手势，说出一句动人的话：“轮船上签名，我只签一次，决不再签第二次。”说罢便急急忙忙地拉着古黛德，两脚三步装着银幕上的撇脚跨下另一只小渡轮而去。又谁知道这位先生在小渡轮船舱里，隔着玻璃嬉皮笑脸，对大家招招手，很有趣味地用右手做了一次飞吻，样子很接近银幕上的英雄般的滑稽。

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到六点廿五分，一群记者迎卓队，一个也不少，集中在华懋饭店卓别林的会客室里。他已经叫了一个理发匠到房间里理过头发，叫了一辆汽车在南京路兜了一个圈子，这时换着一套整洁的斜条纹的衣服，坐在一只高背的椅子上，完全流露着他平常的态度，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和你同在一起做环球旅行的古黛德小姐，你要和她结婚么？或者已经结过婚了吗？”

卓别林浅浅地笑了笑：“那只好问她自己了。”于是哄得大家都笑了笑。

“你用你那硬帽子、破皮鞋、司的克，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那不过是一种广告性质而已，这些东西，抛在马路上也是没有人要的。”他更有趣味地说。

“你对于现在流行的欧美电影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地反对有声电影，对白常常损害影片中的情调，别的意见很多，但因为讲起来时间太长，所以不想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电影？”

“记得两年以前，在好莱坞看过一张，是一张惨的悲剧片，不过名字是记不起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他每次回答，必定带着笑声，更因着他的滑稽的动作，引得大家时时发笑。就在笑声中，他答应大家签名。

吃过晚餐以后，他伴着他的古黛德小姐再叫了一辆汽车，做环游上海一次的汽车旅行。并且还应了梅兰芳的约，到共舞台去看《火烧红莲寺》，再到新光去看马连良的平剧，同时在舞台上合摄一影。

翌日朝晨九时，乘原船离开了上海。

好莱坞助推上海摩登

已故文史学者张伟2021在为《影院文录》一书撰写的《跋》中提到，“美国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八大电影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分别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高峰时，每年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超过四百部，一些大片的公映时间几乎和美国达到同步；今天大家熟悉的译制外片的方法，当年在上海都已经作过尝试；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电影报刊，其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二百多种。”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以“美影漫谈”“文人谈影”“访沪影人”“访美影人”四大主题，汇编了68篇文章，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报刊发表，反映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上海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张伟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电影系列新书，包括张伟编《影坛备忘录》《影院文录》，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编《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文墨》《影人忆旧》等。

《好莱坞在上海》的选题、书名和选文标准，均为张伟生前所定，孙莺从数万份与好莱坞相关的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最能呈现好莱坞影响、生发、改变上海城市生活的文章，分辑而成。

自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歌剧片《唐璜》、1927年推出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开始，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美国电影分默片时代和声片时代。默片以喜剧片、闹剧片和西部片为主，声片以歌舞片、盗匪片、侦探片、恐怖片和爱情片为主，如《掘金女郎》《风月无边》《呼啸山庄》等，还有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幻想曲》等。这些好莱坞影片大都在上海放映过。

孙莺认为，这些好莱坞电影大批进入上海，在当时“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上海城市摩登化的进程，还将一种外来文化的异质内核，深植于中国电影的著作方面。”

孙莺在新书前言中提到，好莱坞对上海的影响有多个方面。“好莱坞”这个名字一度炙手可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有各行各业新开的店铺、公司使用该名。最有名气的包括1928年李小舟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对面开设的好莱坞照相馆、1935年开业的好莱坞舞厅、1938年开业的好莱坞乐园等。

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广告业以及摄影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莺认为，以摄影为例，好莱坞电影的浪漫主义和戏剧化表现，营造出一种独特时髦的好莱坞风尚，这对惯于追逐时尚的上海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年的照相馆营造了一种情调和气质，延续至今，所谓老上海味道、老克勒风度，与这种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风尚有关。(Quelle: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版)

1936年，卓别林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梅兰芳、胡蝶等新老朋友，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18年后的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

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伦抵沪，由梅兰芳先生主持接待。下榻当时沪上最高级的华懋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卓别林这次在沪仅仅逗留十几个小时。午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参观大上海，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上五点半，卓别林到公园饭店参加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正是老朋友梅兰芳。梅兰芳早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就曾与卓别林“互加好友”。六年之后，老友重逢。卓别林双手搭着梅兰芳的双肩，幽了一默：“这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

在卓氏调侃的背后，正是他坎坷的人生体现。梅先生何尝读不出这层意思？于是赶忙“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晚宴后，卓别林在这短暂的上海之行中，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右手在膝上轻轻叩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的国剧。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直到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

戏散后，卓别林还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妆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卓别林于该年5月12日再次来到上海，正逢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他只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就乘船返美了。

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

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1844—1916），清廷官吏，中国洋务运动先驱者、实业家。江苏武进（常州）人。字杏荪，号愚斋，又号止叟。同治九年（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充营务处会办。1870年入轮船招商局会办，晋督办。光绪六年（1880年）在上海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1893年，在上海创办华盛纺织总厂。1879—1896年间，先后出任署理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积极协助李鸿章举办洋务。1896年，在上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同年，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并以“大清国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衔与比利时签订《卢（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与列强策划“东南互保”，订立《东南互保约款》，次年，升任会办商约大臣。1907年任邮传部右侍郎，1911年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武昌起义爆发后，被革职，旋逃亡日本。

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原来是一条叫做“东芦浦”的吴淞江支流，河道曲曲弯弯，现在的吴江路是一条叫不出名字的“东芦浦”支流，在东芦浦的东侧是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The Country Club，1945年后改为“美国乡村俱乐部”或“斜桥总会”，旧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51号上海电视台址），东芦浦的西侧则是著名的张园。在那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边上有一座跨越东芦浦的木桥，由于这一段的东芦浦不是完全南北走向的，所以，这座桥也不是完全东西走向的，看上去桥是歪的、斜的，于是被叫做“斜桥”。

1947年地图，这块区域基本上是

原来盛宣怀公馆的范围

1893年，填浜筑路这条路就被叫做“斜桥弄”，就是现在的吴江路。“斜桥”被拆后，“斜桥”作为地名继续使用，并成为知名俗地名，指现在的吴江路南京西路一带。

盛宣怀信札，通讯地址是“上海斜桥”

盛宣怀的住宅——“盛公馆”就在“斜桥”的东侧，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北侧，成都路两侧，东侧是盛公馆，西侧是藏书楼和资料库。1916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盛宣怀在上海斜桥盛公馆逝世，盛家耗资30万两委托上海著名的“礼仪公司”——物华号贳器铺操办大出丧，贳器铺为盛宣怀大出丧定制64人抬的龙形灵车以及相应的礼器，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许盛宣怀大出丧的队伍从租界通行，队伍前有鸣锣开道，中有执绋汽车，后有殿军压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上海竹枝词·盛杏荪出丧》云：

丧仪绚烂满长街，今古中西一例排。

经费宽筹三十万，破天荒是盛宣怀。

中国红十字会给盛宣怀的明信片，

收件地址是“本埠斜桥盛公馆

盛宣怀是大清权臣、洋务运动先驱者、腰缠万贯的实业家，把控了许多“国有资产”，自己名下后亦有许多产业，清帝逊位后，北洋政府的许多官吏、军阀与盛宣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盛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盛宣怀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盛家陆续转移财产，尤其是难以隐瞒的不动产，盛家的房地产陆续出卖、转让，部分没来得及转移的房地产在1924年后被政府充公或强行接管。原来的“盛公馆”部分被房地产商建设为“修德新邨”，部分被政府接管，一度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都路办事处。

建承中学由戴介民先生创办于1939年，租宁波路130号民宅开学，1945年，由于学生人数增加，迁凤阳路598号。1952年，并入成都北路277号的光实中学，1956年，光实中学与振民中学合并，改名为上海市成都路第二中学。1966年，迁南京西路526号，就是以前的“盛公馆”的南部。有人认为，原来的“建承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创办的学校，1949年前夕，该校师生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有“民主堡垒”之称，1986年，恢复使用“建承中学”校名。

建承中学原来在近大通路口上的白克路（今凤阳路）598号

选文摘自：人文之旅《岁月拾萃》

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小故事大道理】：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藤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文中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全文围绕主题组织材料，主线明晰，中心突出，形散实严，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①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③，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④。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⑤，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⑥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⑦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⑧；问问精通时事⑨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⑩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⑪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⑫先生客死⑬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⑭”；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⑮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⑯。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⑰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⑱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⑲，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⑳，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㉑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㉒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词句注释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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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藤野先生：指藤野严九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1901年起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师，1915年离职回乡自设诊所，1945年病逝。

②上野：日本东京的一个公园，以樱花著名。

③速成班：指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当时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这里学习日语等课程。

④富士山：日本最高的山峰，著名火山，位于本州岛中南部，山体呈圆锥形。

⑤油光可鉴：这里是说，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鉴，照。

⑥标致：漂亮。这里是反语，用来讽刺。

⑦会馆：旧时同乡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会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供同乡或同业的人聚会和住宿。这里指设立在日本东京供中国留学生活动和居住的场所。

⑧斗乱：飞腾杂乱。斗，通“抖”。

⑩精通时事：这是讽刺的说法。他们“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一些无聊的事情。

⑩仙台：日本城市，在本州岛东北部。1904年至1906年，作者曾在这里学医。

⑪水户：日本城市，在东京和仙台之间。

⑫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事败后长住日本讲学。他忠于明朝，所以说是“明的遗民”。

⑬客死：死在异国他乡。

⑭胶菜：山东胶州市一带出产的大白菜。

⑮掌故：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传说或故事。这里指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⑯落第：原指科举时代应试不中，这里指考试不及格。

⑰《新约》：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简称，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言行。

⑱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⑲日俄战争：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进行，而清政府竟屈辱地宣布中立。

⑳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托尔斯泰写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登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两个月后，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

㉑爱国青年：指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的青年。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㉒诘（jié）责：质问并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