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不识高司令，自称军迷也枉然。”作为抗战空军的第一人、空军军魂、“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他的事迹被很多军迷所熟悉，只要提到抗战空军，就必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然后在很多描写他的传记里，却充斥了一些虚构的桥段。本文将结合各方资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务农，9岁入学，1924年，高志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奉天中法中学。

在校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在沈阳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行径，中学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

这个学校是在东北名将郭松龄的主持下成立的，只招收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军事业务素质，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新的兵种技术。

1925年，学校从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了27名学员，作为第二批留法人员，装备启程去欧洲。

高志航知道此事后，急忙找到队长要求去法国学习飞行。队长看他年纪虽幼，但态度坚决有志气，愿意帮他找校方说情，结果得到了单独应试的机会。

由于他身体好，学习成绩佳，尤其是曾在奉天中法中学（法国天主教堂经办）学习过法文，所以比较顺利考取录用了。赴法留学前，张学良特地接见并勉励了这批学员。

高志航也正式将名字从高铭久改为了高志航，意为身负航空救国的重任。

1925年10月，高志航等28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张学良原打算把这批精心挑选出的学员，全部送进当时法国最好的牟拉纳航空学校。但这所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一点都不录取。最后只有高志航等18人被录取。

其余10人，只得进入法国西南部克鲁特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受训。

牟拉纳航空学校是当时法国的一流航校，训练使用的教练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而其教学的方式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在此学习的外国人中，除了18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西班牙人，而高志航则是这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此时只有18岁。

但是高志航以饱满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严格刻苦的训练精神，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6年7月，高志航从牟拉纳航空学校毕业后，同27名同学一道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集中学习驾驶和作战技术。高志航选择了驱逐专科，由于其飞行成绩优良，深受校方赞赏。

毕业后，高志航被授予军士军衔，并于同学们一起被编入驻南锡的法国空军第23驱逐团（另有资料称为驻里昂的法国空军第35团）的战斗序列，进行实际战斗见习。

1926年底，为了避免这批学员被其他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拉拢过去，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由准尉晋升为中尉阶级。1927年1月，高志航等人身着崭新七扣军装，在欢迎团的护送下顺利回国，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授予少校军衔（陆军衔），作为骨干充实到飞鹰队，此时的高志航年仅19岁。

然而在此后的一次飞行演习中，高志航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飞行事故。因为机械故障，他在驾机降落时右腿折断。

被送到南满医院治疗后，他的右腿仍然稍有些弯曲，这对飞机驾驶是有障碍的。为了不影响飞行事业，高志航又到哈尔滨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把右腿打断重新再接。

这次手术很成功，虽然康复后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但却不再弯曲，穿上后跟鞋后，对飞机驾驶并无影响。

高志航的同事和队员也因此常戏称他为“高瘸子”。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掠去，东北空军已不复存在了。

918的前夜是星期六，在东北航校作教官的高志航正好轮到回家外宿。

此时高志航全家已经搬到了沈阳居住，还在当地开了一家汽车行，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第二天一早听到枪声时，高志航就知道出事了，他急忙赶往东塔航校。在路上，他就被日本浪人给拦住了，恶狠狠地告诉他：“已经发生事变了！”。

高志航知道航校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局也无任何抵抗计划。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在第二天（9.19）化妆成一个仆人，告别父母兄弟妻儿后，搭乘最后一列火车驶往北平。

战时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火车在路上还遇到了土匪打劫，高志航身上的百元旅费也被全部掠去。几经周折，高志航终于在老朋友刑铲非的介绍下进入中央航空署所属航空队任了一名飞行员。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对决。

中央航空署派出第6、7队共9架飞机前往参战，广东空军也抛弃前嫌，派出7架飞机前往增援。

而高志航在参战的前夕，由于又一次的飞行事故而错过了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

而当他再一次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时，却已是五年之后了。

“1.28”空战的失利，让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起空军的建设工作。高志航也在此时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一职。作为原东北空军的一员，高志航在这里时常受到排挤。

由于他飞行技术高超，多次在飞行表演中完成各种高难度飞行动作，因此他还是被任命为中央航校驱逐机班的教官。

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时，高志航的婚姻生活却又遭到了重大变故。

高志航此时的妻子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当时的中央航空署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要求他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

高志航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他依照父母之命，与邵文珍女士结婚，由于并不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很是一般，一年后邵文珍便因病去世。

邵文珍去世后，当时邵家还想把她的妹妹再嫁给高志航，吓的高家连忙拒绝。高志航留法前，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但那女孩去他家看了后，嫌他家人多，回去写了封信，说结婚后必须两人搬到外面去单独住，但高志航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便回信拒绝了她。

高志航从法国回到东北后，一次在黑龙江执行任务时，到一架外国人开的商店买东西，由于店员只会说俄语，高志航用法语与其无法交流。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儿时，一位白皮肤、高鼻梁、有着一双灰蓝色眼睛的年轻女郎出现了，而这就是嘉利亚。“我会法语也会俄语，我可以帮你”。

嘉利亚说道。于是两人相识了，由于高志航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学会了跳舞，生性活泼，也不拒绝和外国女郎交往，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

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在高志航的几段婚姻中，他与嘉利亚的感情是最好、也是最真挚的。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表面上同意离婚，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爱是什么？是朗月高照，亦是飓风过境；是心有千千结，亦是难愈生死劫。在莫问对错的因果里，在情起情灭的纠葛里，最终嘉利亚还是做出了最服膺内心的决定——与高志航离婚。

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与嘉利亚离婚后，高志航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他与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结婚。

据说他俩相识于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

赖名汤时任空军驱逐机第一队队员，此时的队长正是高志航。

他曾回忆道：“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俄习飞行，当我们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注：高志航牺牲时也才三十岁，此时应该只有二十五六岁，赖名汤此处记忆有误。），短小精悍，飞行技艺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他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指叶蓉然女士。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

但两人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1934年，高志航成为新成立的空军第八队队长。

1935年，高志航受命前往意大利考察航空，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时间，由于他勇敢豪放，飞行技术出众，再加上很短时间便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颇得意大利航空界的赞誉。回国后，他便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的总队副，1936年又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空军总部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的所有飞行员，以便做好中日开战前的训练准备。高志航对训练抓的非常严格，所有的战斗飞行科目他都会亲自示范一遍。

对新进的飞行员，他也会亲自带着飞一趟，以了解各人的天赋与基础。队员或成队练习时，他都会在地面仔细观察、考核。

张光明时任第四大队22队队员，他曾回忆在南昌的那段日子：“大队长高志航规划部队炸射训练计划，将此一炸射训练，连续竟达六个月之久，如单机之格斗，乃至分队、中队、大队之战斗…大队长高志航严格要求所辖三个中队全体战斗飞行员的技巧及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在每一课训练最后阶段，其每项成绩不达标准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飞行演练，直到达到规定成绩为止。一次在空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测试中，全体飞行员，均通过测试，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纪录。唯独我们的大队长报来的成绩未达规定要求。这位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当即面露愧色，然而仍然流露技艺超群，充满自信的英雄本色，他立刻一次又一次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演练。我们全体奉命回营房休息。真的，他不休息，也不吃饭了，由近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才传来他达到射击标准的消息。翌日晨，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时，把他的浮动标靶，给全体观看，证明他的记录是真实的。”

高志航不光对队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他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高志航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中最坚强的柱石。

四大天王中的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王牌飞行员董明德、罗英德、梁添成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高志航还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养成，他曾在给学员的训话中说道：“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成为亡国奴！”

高志航不光训练严格，治军同样严格。一次在全队集体进城休假的车上，二十三队分队长秦家柱因故与同级机械军官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动了手，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调职处分。（秦家柱后来被调往第五大队，抗战时任第五大队十七队分队长，驾驶波音281战机，1937年8月23日，在吴淞上空被日机击落阵亡，生前拥有击落日机一架的战绩。）

抗战爆发后，时任空军第三大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回忆第一次见到高志航时，就见到其在大发脾气：“大约是二十三日下午，我从总站去棚厂，顺着停机线一大排飞机的前面走。看到高志航（作者注：高此时已任驱逐司令）在一架飞机前，大骂一个穿飞行衣、卡白脸的文弱书生。后来知道是五大队二十四队的王倬分队长（四期），当时骂的很难听，你找死呀…怎样怎样。骂的好凶，来往的人赶紧远远就都绕到飞机后面的草地上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大队长，我的本家，一笑。”

由于高志航治军太严格了，他的部下和学员私下里又给他一个绰号“高德隆”。（作者注：高德隆是一种非常难以驾驶的法国飞机。）而正是高志航这样严格的训练和治军，才让空军驱逐部队的战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开战初期空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为整个抗战中空军的战力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当大伙练的热火朝天之际，西安却传来一个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扣住了。此时西安为了消灭红军的需要，已经驻扎进了大批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一同也被东北军给扣住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急令第四大队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赖名汤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他回忆道：“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大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穿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空军第四大队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准备在北平战线发动空中突击。此时第四大队共有32架战机，而日军在百灵庙仅有6架飞机。为了显示我空军的战斗力，威慑敌军，高志航特意命令不得攻击日军地面的飞机，要待其起飞后在空中将其击落，一泄我国仇家恨。

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8月14日，空军第4大队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

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到达笕桥机场时，发现地面上已经摆出布板表示有敌情。先期抵达的大队长高志航和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此时已冲到起飞线上，向他们急打手势，示意连续飞行，并大喊“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李桂丹在得到警报后，立即率领4架飞机起飞离场，另4机则在分队长王远波带领下等待紧急加油，第2、3分队的各机也重新复飞。此时曹士荣驾驶高志航Ⅳ—1座机刚刚落地，就被高志航抢过飞机紧急起飞。

此时，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轰炸编队已进入机场进行轰炸，我第四大队当即与其发生空战。

谭文分队长抓住了新田编队飞在前面的第3架96陆攻展开攻击，但是他明显缺乏经验，在最佳射程之外便开火射击。

经验丰富的高志航发现这点后，立即冒着这架日机上2名护尾机枪手密集的火力，从高空俯冲而下进行攻击。

他首先射击日机护尾机枪手，将其击毙后便肆无顾忌地逼近到敌机只有20米的距离，双枪齐发，将敌机左发动机击毁，机翼油箱随之猛烈燃烧，同时由于着火引发舱内炸弹全部于空中爆炸，碎片纷纷落在了钱塘江畔。

随后，高志航又看到自己的部下正在围攻山下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于是他按下机头，再次英勇驾机贴近到日机尾部，将扳机扣到底，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到敌机上，该机左发动机当即停车起火。

但是此时，高志航的座机已经燃油用尽，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停转，然后冷静地操纵飞机滑回了机场跑道。这架96陆攻用剩下的右发动机，挣扎着飞回了海航基地，由于受伤过重难以操纵，该机在着陆时完全被损毁。（该机未计入高志航战果）事后检查该机发现其右主翼中弹21发，左主翼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

战后，日军还将该机送回东京向天皇和民众展示“皇军”渡海空袭的“武功”。

8.14空战，我方取得3.5：0的战绩，是空军的首个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美梦，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1.28”空战战败的阴影。

第二日，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空军，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34架三菱89式轰炸机分多批次前往杭州进行轰炸。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进行全力拦截，他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攻击日军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四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当日共击落击伤日三菱89式轰炸机18架之多，连日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惊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

然而高志航却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伤。

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写道：高志航追击89舰攻机（三人轻轰炸机）时，高机亦被命中二弹，一弹伤及右腕，一弹伤及飞机。中山雅洋认为其应被89舰攻机后座射手所伤。然而高志航本人和多名飞行员均认为这很可能是遭到了自己人的误击。1937年11月上旬的某天，高志航在兰州机场碰到了他的部下张光明，他曾问到：“光明，8.14拂晓空战时（作者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次空战时间有8.13和8.14之争，以此类推，8.15空战的时间也有8.14和8.15之争，此处引用张光明的原话。），我已占到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后方并无敌机只有我方飞机，我正预对日本轰炸机痛下杀手，突然就感觉到右臂弹伤流血。事后在医院才发现子弹是由后向前贯穿，并非被锁定目标的日机后座枪手还击所致。到底是哪个菜鸟，未在有效射程内就乱扣扳机？”张光明回答说：“报告队长，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应该是自己人误伤的。

高志航受伤后被送往杭州广慈医院，后由转至汉口医院疗伤。

蒋介石闻讯高志航受伤，特专电褒奖，并发一万五千元的受伤慰问金和营养金给高志航进行慰问。

此时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高志航受伤这段时间，中日空中战场风云突变，日军由于投入了新型三菱96舰战，使得我军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劣势。

高志航出院后，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大队抗击日军空袭。为了对抗96舰战，高志航将原本用于战斗、轰炸的霍克Ⅲ战机进行了轻量化改装，使之成为了专用制空格斗战斗机，其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是可以与日军96舰战一搏的。

1937年9月26日，日第13航空队12架96舰爆在5架96舰战护卫下向我首都袭来。

我军第四、五两个大队共计21架战机在南京上空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其激烈程度却绝对可排在抗战中的前列。中日双方在此战中都尽遣精锐出战，日方第13航空队是日海军海空兵的绝对主力，是全军首先换装三菱96式舰战的部队，此次出战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领队护航。

而中方出战的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战中的两支王牌飞行大队，此次战斗更是聚齐了空前豪华的阵容，包括我军全部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更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的柳哲生，后任四大队大队长的王牌飞行员郑少愚等多名空战英豪。

就这样，中日双方最优秀的飞行员在南京紫金山上空展开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空战。高志航首先识别出山下的指挥机编号，于是直接驾机向山下冲去，双方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从高空一直打到低空不足100米，彼此追尾多次，最终高志航抓住山下的破绽，双枪并发，击伤了山下的座机。

山下领教到了高志航的厉害，深知不可力敌，加大油门脱离了战斗，向东面逃窜。由于在“8.15”空战中右臂的旧伤复发，高志航并未继续追击，而是向南京大校场返航归去。

但山下终究逃不过被击落的下场。他被第五大队二十四队副队长罗英德驾机在南京紫金山附近进行巡逻飞行时发现，最终被击落于昆山附近。

10月12日，这天是重阳节，也是高志航最后一次在空中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当日上午，日军两架水上飞机前来镇江。我军飞起4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由刘粹刚领队，高志航、袁葆康、黄泮扬尾随。（作者注：这又是一支超级精英的小分队，袁葆康，王牌飞行员，国外史学家认为其共击落8架日机；黄泮扬，王牌飞行员，著名华侨飞行员，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刘粹刚首先攻击其领机，高志航遂攻击第二号僚机，仅一次攻击就将其击伤，直冒大白烟，4机最终共同将这两架日机全部击落。

午后三时，日96驱逐机6架掩护96陆攻9架，自北面突袭南京。我军起飞霍克Ⅲ战机5架、波音281战机2架，菲亚特CR.32 1架，由刘粹刚带队进行拦截。高志航位于霍克Ⅲ战机的最后一位，由于没有氧气瓶，他始终飞在领机的后下方。

当飞至紫金山北侧时，见一架霍克Ⅲ战机正被日机96舰战所攻击，遂急降下对该敌机攻击之。根据地面观察，该敌机亦升入云，旋入旋出，忽上忽下，约两分钟后坠于仙鹤门南侧，驾驶员身中17弹。此时又一架霍克Ⅲ战机与日96舰战飞来，高志航又加入到与此敌的缠斗中，向敌前方攻击两次，后方攻击一次。

此后7.9毫米机枪弹药用尽，12.7毫米机枪又卡壳，高志航急忙复拉装弹。不料又来了两架96舰战对高进行围攻，高志航遂急剧俯冲脱离，降至镇江附近连绵山谷中，低飞至溧水降落，由于高志航异常疲惫，还静卧了一小时，才在黄昏时飞返大校场。

由于第四大队飞机消耗殆尽，10月中旬高志航赶赴兰州接收苏援的伊-16-6战机。为了尽早接回这批飞机，高志航率先对该机进行了试飞。伊-16战机是一款极难驾驶的飞机，为了衬托高志航的技艺的高超，几乎所有的报道均是这样记载的：“他在未经苏联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驾驶伊—16战机进行了单飞，并且还在空中做出了多种特技动作，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苏军官兵，被奉为中国空军的战神，使得空军接收伊—16战机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赖名汤当时正是在场的一员，他的回忆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

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作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叮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高志航对伊—16战机很满意，他曾对刘荫桓说：“这款苏制战机比霍克Ⅲ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为了尽早将飞机飞回南京参战，高志航自己首闯六盘山航线进行试飞。途中要经过西安机场，而在那里训练的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韋鼎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志航的风采：“这时候我听到室外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新飞机来到了！…'啊，这家伙飞的真棒呀！''我看八成是老毛子。'…'我看八成是高大队长飞的！''对！一定是他飞的，你看这种气派，只有他才这样勇敢！'…飞机刚飞过长安西门城墙上，就降落在T字布板旁边。…此时机械人员及四大队高级人员，统统围过去欢迎。我站在一旁，很仔细的看那驾驶员的面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他未下机前，就先把座舱盖打开，飞行帽也脱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居然是一位中国飞行员，一点都不错。下机后，四大队全体人员都围拢过去并向他敬礼问好…高大队长站在人群里，以身材高矮而论，乃属于中等，可是体型结实茁壮，举止稳健而实在，态度非常从容而沉着，…他的面孔圆而红润，鼻高而挺直，肤色古铜，浓眉粗眼，双目炯炯发光…使人看了悠然生敬畏之心。像这种人物十足是空军人员的典型仪态，空军有了他自是增光不少！我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更是感到荣幸…”

高志航试飞这条航线成功后，于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着恶劣的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但在再次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途中有6架伊-16-6战机迷航。

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均跳伞，幸而人员无碍。高志航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他命令余下的所有战机重新在兰州集结，并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再次飞往南京参战。

当他们在西安飞机场中转时，时任西安总站总站副的罗中扬最后一次见到高志航，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作者注：此处指高志航）飞经西安总站的时候跟我说：中扬，不要叫我司令。叫我教官。我不过是一个阶级较高的战斗员。不是坐办公室拿红蓝铅笔的人。想不到第二天，26年11月21日，他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成仁。令人永念。”

11月21日高志航率10架伊-16-6战机飞抵周家口机场，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高志航才接到防空警报。（据赖名汤的回忆，当时大家正在机场加油，作飞赴南京的准备工作，高志航的战机也在加油。）

高志航当即下达命令全体登机起飞迎战，所有中国飞行员均奔向自己的战机，但随队而来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们却不愿起飞，四散而逃。高志航最先进入战机的驾驶舱，帮他发动战机的是第四大队地勤主任于觉生和军械长冯干卿，这两人已经是大队中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地勤人员，但高的战机连续发动3次都未能成功。（作者注：伊-16战机的发动机毛病很多，尤其冬季天冷时启动极为困难。）此时日机已经临空，高志航对于觉生和冯干卿喊道：“你们快跑吧！”于觉生马上从飞机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旁边的防空洞，而高志航此时的战机正好被日机的炸弹击中。

日机离开后，大家跑去一看，高志航大队长的飞机都被炸得竖了起来，机尾指向天空，机身燃起大火，主翼也被炸断了。高志航被炸得飞出了驾驶舱，倒在左侧主翼后面，已经壮烈牺牲了。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军械长冯干卿。

高志航的死对总个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很多驱逐机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地震撼。高庆辰多年后回忆当时刚听到高志航死讯时的那一幕说：“11月21日，已经天黑了。童子军叫吃晚饭。正吃着，外面石阶上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十五队的郭耀南同学。

有人就叫：'郭耀南，快来吃饭'。郭正在十五队飞道机，现在当交通机用。他提着伞包。我们都是拿着保险伞包当行李袋。郭耀南平时就是个讲话慢吞吞的人，叫他吃饭，他一本正经的说：'吃什么饭啊！高志航都死掉了。''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高志航被炸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高志航今天领了几个俄国志愿队，飞了9架伊—16，从兰州要到南京来。在周家口加油时，因为那边没有防空监视哨，敌机突然临空。有的人起飞，有的人逃走。高志航刚一支腿跨进座舱，一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他粉身碎骨，只剩下座舱里的那条腿。'他刚讲完，孙副大座一拍筷子，站起来，上楼去了。部队长们一个个也跟着上楼。我们也都丢下饭碗，回自己床上一躺，一声不响的看天花板。饭都没有人吃了，也没有人打牌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高志航殉国时，年仅30岁。其根据官方认可的战绩为击落日机3.5架，另有多架未认可战绩。各方均对高志航高度赞扬，日本方面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蒋介石评价高志航：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周恩来评价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张学良为这位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题写：“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八个大字。高志航的遗体被葬在湖北宜昌，目前南京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和吉林通化市的高志航墓实为衣冠冢。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高志航，将空军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1941年4月10日，又追授高志航为空军少将。

高志航虽然已经牺牲了8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人们却从未忘记过他。1946年3月，从国军投诚起义的飞行人员，专程去高志航的老家，看望了高志航的母亲，并送上“航空之母”的红绸横幅。1980年8月14日下午，解放军高级机关宴请驻京空军部队及在院校任职的原国军空军人员座谈，缅怀高志航。

2002年8月14日，又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的高志航故居建立起高志航纪念馆。2014年，高志航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很多高志航的学生和老部下，几十年后，提到高志航时，仍然竖起大拇指，极为佩服的称他为空军军魂。

高志航从37年8月参战到11月殉国，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空军驱逐部队的贡献却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都说高志航伟大，那高志航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不光是他飞行技术高超，而在于他是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缔造者，更在于他任航校教官和教导总队总队副时对空军的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空军驱逐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战员，而他们正是空军中最坚固的基石。

 

在整个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共牺牲190余名将军，而高志航是唯一的一位空军将军，这虽然与空军的军衔普遍偏低有关，但他不畏强敌，舍生取义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空军部队。空军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高志航对空军的精神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高志航可能不是空军中飞行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是击落战机最多的飞行员。但是高志航却是抗战空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是真正的空军军魂，是中国空军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面精神旗帜！

凌云壮志撼敌胆，血洒长空终明志。

长江黄河不相忘，白山黑水永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东北飞鹰，空军战魂——高志航》，作者：陈应明。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抗日天神——血染蓝天的中国王牌大队长高志航》，作者：吴华、玉文等。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我是高志航的女儿，我想找我的俄国妈妈》，作者：高丽良。

《高志航子女、亲属今抵宜，到烈士林园缅怀先烈》，作者：宜昌广电新闻。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赖名汤先生访谈录》，编者：何智霖。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10月12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藤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作者在文中回忆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表达了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文中热烈赞颂了藤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的战斗精神。全文围绕主题组织材料，主线明晰，中心突出，形散实严，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和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深化主题。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①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③，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④。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⑤，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⑥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⑦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⑧；问问精通时事⑨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⑩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⑪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⑫先生客死⑬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⑭”；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⑮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⑯。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⑰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⑱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⑲，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⑳，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㉑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㉒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词句注释

播报

编辑

①藤野先生：指藤野严九郎（1874—1945），日本福井县人，1901年起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师，1915年离职回乡自设诊所，1945年病逝。

②上野：日本东京的一个公园，以樱花著名。

③速成班：指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当时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在这里学习日语等课程。

④富士山：日本最高的山峰，著名火山，位于本州岛中南部，山体呈圆锥形。

⑤油光可鉴：这里是说，头发上抹油，梳得很光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人。鉴，照。

⑥标致：漂亮。这里是反语，用来讽刺。

⑦会馆：旧时同乡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会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供同乡或同业的人聚会和住宿。这里指设立在日本东京供中国留学生活动和居住的场所。

⑧斗乱：飞腾杂乱。斗，通“抖”。

⑩精通时事：这是讽刺的说法。他们“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一些无聊的事情。

⑩仙台：日本城市，在本州岛东北部。1904年至1906年，作者曾在这里学医。

⑪水户：日本城市，在东京和仙台之间。

⑫朱舜水：即朱之瑜（1600—1682），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事败后长住日本讲学。他忠于明朝，所以说是“明的遗民”。

⑬客死：死在异国他乡。

⑭胶菜：山东胶州市一带出产的大白菜。

⑮掌故：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传说或故事。这里指学校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⑯落第：原指科举时代应试不中，这里指考试不及格。

⑰《新约》：基督教圣经《新约全书》的简称，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言行。

⑱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⑲日俄战争：指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进行，而清政府竟屈辱地宣布中立。

⑳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托尔斯泰写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登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上；两个月后，译载于日本《平民新闻》。

㉑爱国青年：指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的青年。这里是讽刺的说法。

㉒诘（jié）责：质问并责备。

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萨马兰奇。

2001年7月13日，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获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是——北京。那一刻，长城内外热血沸腾，成为几代中国人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萨马兰奇与中国的交往与情谊，远不止于此。早在1978年，他就以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首次访华。此后30年，他29次到访中国，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为许海峰颁发中国首枚奥运金牌，协助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他是中国人口中的“萨翁”，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见证了新中国体育的一步步崛起。

1978年4月，汤铭新（右二）陪同萨马兰奇（右四）及其夫人（右五）登上北京八达岭长城。

参加旱冰球比赛前的萨马兰奇

“不可思议的事情”

汤铭新是国内最早结识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的人之一。提起这段往事，今年85岁的他喜欢用两个字形容——缘分。

那是1978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拉美处处长的汤铭新，接到一项重要任务：一周后，有位国际要客访华，国家体委（今国家体育总局）邀请他去担任翻译。

汤铭新是“见过大世面”的西班牙语翻译。自1960年从外交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也曾陪同中国各种代表团遍访拉美地区。由于当时国内西班牙语翻译短缺，他也时不时被借调到国家体委工作。

到国家体委报到后，汤铭新才知道，这次要接待的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萨马兰奇。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路金栋、国际司负责人何振梁特意强调，“目前是斗争的关键时刻。”

所谓“斗争”是指新中国在世界最大、最权威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内争取合法席位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奥委会在少数保守势力的把持下，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经过多次交涉无效后，中国不得不于1958年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并陆续退出十几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从此，中国离开国际体育组织长达二十年之久。

197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主管体育工作。他对国家体委领导人说：“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呢？现在进去了，比赛也可能打败仗，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嘛。”

于是，1975年，中国主动申请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前提是——驱逐台湾。但国际奥委会部分委员不接受这一条件，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同时主张体育是体育，政治问题留待政府解决。体育界关心的是，所有运动员都有机会参加比赛。

僵局持续了几年。“萨马兰奇就是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来”，汤铭新意识到，此访关系重大，身上的担子不轻。为了做好接待，他开始“恶补”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的知识，整整一周时间都泡在国家体委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里，查阅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

1978年4月21日，萨马兰奇偕夫人碧蔚丝，飞抵北京。这是时年58岁的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千篇一律的服饰，让他印象深刻。多年后，他对中国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萍回忆说，“那时的中国，只有三种颜色。”

萨马兰奇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熨烫得一丝不苟。他身材不高，气度不凡，与前来迎接的路金栋、何振梁等简单寒暄后，就开宗明义地说，这次访华目的是全面了解中国的情况，可以一直在北京会谈。如果有游山玩水的安排，可以由夫人碧蔚丝代表他去。

“一心扑在工作上”是汤铭新对萨马兰奇的第一印象。当时他并不知道，萨翁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常年以办公室为家，每天工作13个小时，出差下了飞机就工作、办完事就走，向来雷厉风行。

到北京饭店下榻后，萨马兰奇直接跟路金栋、何振梁等到国家体委去开会。会谈一开始，他直奔主题说：“中国有十亿人口，却不属于奥林匹克大家庭，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理应在其中占有她的位置，奥林匹克运动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完整的。”

“他说话铿锵有力，显然是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汤铭新明显感觉到萨马兰奇的亲切友好。翻译过程中，有一些专业体育术语他拿不准，萨马兰奇安慰说：“汤，你的西班牙语讲得已经很好了，再好的翻译也会遇到困难，这不是问题。”

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何振梁给萨马兰奇介绍了台湾的历史，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以及中国加入国际奥委会的期望和条件。

萨马兰奇听后，眉头紧锁。他认为，“驱逐台湾”的解决方案，存在失败风险。“国际奥委会有85位委员，虽然只有8位委员来自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们显然不会同意驱逐台湾。其他委员是否都同他们的政府持一致的立场，就更不好说了。因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绝大部分持独立立场，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此，表决结果没有把握。”

何振梁试着问萨马兰奇：“我们有二十年没有和国际奥委会打过交道了，怎样才能对中国加入国际奥委会有利？”

前前后后经过9轮会谈讨论，萨马兰奇提出一个方案：“可以要求台湾改名，去除‘中华民国’的称号，估计台湾不会接受。这样，国际奥委会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台湾除名或者停止其会籍。”

但当时在座的路金栋和何振梁等，对这一方案不置可否。汤铭新记得，他们只是礼节性地说了一句，“相信国际奥委会会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萨马兰奇怅然若失。他私下问汤铭新，“汤，您的西班牙语讲得很好，我相信在整个会谈中，您不会漏译或误译。但会谈给我的印象是，中国似乎不急于回到国际奥委会来？”

汤铭新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于是把问题转告何振梁。何振梁一听，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他就利用一切机会，委婉地给萨马兰奇做工作，真诚感谢他对中国做出的努力。这样，萨马兰奇才对中方的立场有了一些理解，气氛逐渐变得融洽。”汤铭新回忆说。

会谈进展顺利，因此在何振梁等人的陪同下，萨马兰奇参观了国家体委的干部培训中心、北京工人体育场。“还在天坛公园看了放风筝、打太极”，汤铭新说，“萨马兰奇对中国各式各样古老且独特的运动项目倍感新奇，他称赞中国人很热爱运动，真应该在奥运会上一展身手！”

一周时间转瞬即逝。访华结束时，萨马兰奇心中油然升起依依惜别之意。在首都国际机场贵宾厅，他握着何振梁的双手说：“现在，我更加清楚中国被排除在外的历史真相，一定尽快促成中国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

1987年11月，萨马兰奇观摩中国第六届全运会期间，在下榻的宾馆进行晨练。为了保持旺盛的精力，他长年坚持体育锻炼，无论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携带简单的运动器具，每天雷打不动地运动45分钟。

奥林匹克模式

其实，在萨马兰奇来中国之前，1977年9月，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迈克尔·莫里斯·基拉宁勋爵已先期受邀访华。

基拉宁是爱尔兰人，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攻读文学。1937年，作为英国《每日邮报》的记者，他来到中国上海和南京，采访过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的情况。因此，多年以来，他对中国怀有深切同情。从1972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那天起，他就下定决心要解决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

那次访华过程中，基拉宁诚恳地表示，欢迎中国回到奥林匹克运动中来。但言行谨慎的他强调：“既然问题是经过多年历史形成的，要改变只能采取渐进办法，不能采取激进办法来解决，需要几年时间做大量工作。”

基拉宁认为“驱逐台湾”是激进的，提出让台湾体育组织改名的办法，并建议海峡两岸体育界相互谈一谈。然而，“当时我们的工作思路仍停留在‘纳我驱蒋’上，所以双方只是各抒己见。”时任国家体委国际司干部的张清曾回忆说。

萨马兰奇访华的时候，国家体委的工作思路已发生微妙变化。再加上，萨马兰奇年轻时担任过多年议员，后来也组织过政党，当过西班牙驻苏联、蒙古大使，在政治问题上有独到见解和过人的胆略。

回到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瑞士洛桑后，他开始积极斡旋。他向欧洲国际奥委会委员介绍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方面劝说委员们支持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另一方面推进台湾的体育组织改名。一些委员的立场有所转变。

1979年，突破的契机终于来到。

这一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宣布结束同台湾的一切“外交”关系。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倡议通过商谈结束两岸的对峙状况。

于是，国家体委和外交部很快调整策略，向中央上报了新的方案：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台湾体育组织可以通过改名、改旗和徽、改歌的方式，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性体育组织，留在国际奥委会内。

邓小平在这一方案的文件上，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这个大大的圈，给中国体育界指明了方向，也给基拉宁、萨马兰奇等为中国主持正义的国际友人，提供了更多运作空间。

1979年10月25日，在日本名古屋，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称为中国奥委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歌；台湾体育组织为中国台北奥委会，使用有别于以往使用的歌曲、旗帜和会徽，并须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批准。这就是后来广为认知的“奥林匹克模式”。

“奥林匹克模式”最终由国际奥委会委员通讯表决通过，新中国名正言顺地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从1951年准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算起，中国为这一天斗争了28年，期盼了28年。

但台湾方面不接受。来自台湾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徐亨，向洛桑地方法院控告国际奥委会违反章程。这是自国际奥委会1894年成立以来，头一次出现委员向法院起诉自己组织的情况。洛桑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台湾的上诉。

台方不服，要求重新审议，同时又安排一名台湾运动员在美国发起诉讼。这一连串的做法，激怒了一贯平静的萨马兰奇。他奉劝徐亨不要幻想，“国际奥委会绝对不能容许委员起诉自己的组织，同时也绝对不会改变已经板上钉钉的决议。如果你一意孤行，坚持要起诉国际奥委会，等待你的只有一条出路——离开这个组织。”

台方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最终于1981年接受了《名古屋决议》。刚刚就任主席的萨马兰奇代表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沈家铭签订协议，双方在旗帜和图案上面都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保证在今后所有的国际比赛中无条件遵守。

为了进一步解决台湾问题，萨马兰奇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推选一名新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在他的力荐下，1981年，何振梁顺利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萨马兰奇把自己的一枚奥林匹克五环金质别针，别在何振梁的衣襟上，祝贺说：“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奥委会之间的合作，将会由于你而大大加强，并且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后来，何振梁又担任了国际奥委会执委、副主席，十年内连续“三级跳”，成为新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第一人。在何振梁看来，这份荣幸，不仅是因为彼此在工作中合作愉快，更是因为萨马兰奇对中国的重视和了解。

国际奥委会前市场总监麦克尔·佩恩也曾说：“萨马兰奇与其他国际体育领袖相比，非常不同的一点在于，他总在试图开辟新的疆界，获取新的突破。因此，在他当选主席后不久，就把战略的眼光投向了中国，这个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和最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尽管她当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萨马兰奇亲自为夺金的许海峰颁奖。

“患难之交”

萨马兰奇的高瞻远瞩是与生俱来的。

他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一个经营纺织业的富裕家庭。父亲佛朗西斯科，曾希望儿子成年后能继承家族产业，踏实经商，一再劝告萨马兰奇：一不要参与政治，二不要涉足银行业。

但踌躇满志的萨马兰奇，一句也没听。他从小酷爱拳击和足球，高中毕业后，当过轻量级业余拳击手，是皇家马德里、巴萨足球俱乐部会员。22岁那一年，他组建了西班牙第一支旱冰球队，并自任守门员、领队和教练。1951年，他率领球队参加了旱冰球世界锦标赛，拿到西班牙内战以来的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从此名声大噪。

年富力强的萨马兰奇，很快走上仕途。1954年，他进入巴塞罗那市政府工作，主管体育，并成为西班牙国家奥委会成员。他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以体育为阶梯，一步步进入世界体育的最高组织。

父亲去世十年后，时年37岁的萨马兰奇卖掉了在家族产业中的所有股份，同合伙人一起创立了马德里银行，成为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巴塞罗那高级商业研究院毕业的他在金融界如鱼得水，银行的利润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把积累的大量财富，投资了多处产业，并用来发展体育事业。

1966年，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兼顾西班牙本国工作的同时，他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献给了国际奥委会。60岁生日的前一天，他终于实现多年以来的梦想——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

任何成功都来之不易，他称自己是“汗水浸透了运动衫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但不幸的是，彼时的国际奥委会已今非昔比。

经济上，国际奥委会的储备资金只剩20万美元，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亏空超10亿加元，让很多国家对奥运会望而却步。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城市，只有美国洛杉矶一个，而且不提供财政支持。

政治上，奥运会陷入抵制风波。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28个非洲国家因种族隔离制度而拒绝出席。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美国、加拿大等62个国家，为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联合抵制了这届奥运会。

很多人认为，国际奥委会时日不多了，萨马兰奇坐上的是“即将崩溃的城堡里最脆弱的一把交椅”。不少媒体预言：“奥运会将在21世纪彻底消失！”

意志坚定的萨马兰奇没有退却。他打破奥运会只限业余运动员参加的传统，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大胆进行商业化经营，一方面出售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另一方面向大公司出售奥运会的标志以争取赞助。

如何消弭抵制？深谙外交之道的萨马兰奇相信，奥运会注定要和政治力量相互理解，“改善关系比严格制裁更能防止将来的抵制行为。”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上任后，他就宣布：在任期间要访遍每个成员国和地区。从此，他满世界奔波，任期内乘坐航班2700多次，行程达48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14圈。

1982年3月底，萨马兰奇第二次来到中国。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在这片百废待兴的大地上骀荡。首都北京不再像四年前一样单调，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

萨马兰奇已经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朋友了。这次的欢迎晚宴上，不断有人给他敬酒。原本滴酒不沾的他据说开了“戒”，连饮几杯茅台酒。随行他多年的秘书见状，惊呼：“少见，实在少见。”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萨马兰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国际奥委会主席接触。萨马兰奇对邓小平说，国际奥委会有150个成员国和地区，中国是他上任20个月以来，访问的第50个国家。

年近八旬的邓小平听后，称赞萨马兰奇精力充沛，并诙谐地说：“我是跑不动了啊！”萨马兰奇摇摇头说：“不，全世界都知道您身体健康，工作繁忙。”两人谈笑风生。

接着，萨马兰奇提出，中国应该把过去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失去的东西赢回来，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问邓小平，中美关系会不会影响中国参加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邓小平回答道：“中美关系处在微妙的时刻，如果搞不好，出现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那不是一件好事，但对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会有大影响，除非美国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接待。只要不出现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参加没有问题。”

患难见真情。中国深明大义的态度，让身处逆境的萨马兰奇倍感欣慰。后来，他一直把与中国的情谊，视为“患难之交”。“中国人民是一个拥有超强记忆力的民族，他们懂得珍惜患难之交，不会忘记患难时期与自己站在一边的人。”

告别北京前夕，萨马兰奇对中国体育界的朋友说，1978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时的愿望已经实现。接下来，他还有一个新的愿望。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萨马兰奇和何振梁作为颁奖嘉宾，正准备为中国男子体操队颁奖。刘平摄

坐落于天津市静海区的萨马兰奇纪念馆

“中国首枚金牌是我颁发的”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萨马兰奇主持的第一届夏季奥运会。

开幕前，苏联为了报复美国，组织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美国政府不能提供安全保证为借口，抵制这届奥运会。萨马兰奇为此十分痛心，“运动员永远是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但中国兑现了承诺，毅然派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全面登上洛杉矶奥运会的竞技台。这对萨马兰奇和洛杉矶组委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开幕式上，美国观众对中国代表团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坐在主席台上的萨马兰奇问身边的何振梁：“美国人的掌声，是不是发泄着对苏联抵制这届奥运会的不满？”

那一刻，何振梁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答道：“52年前，在这个城市，中国只有一个运动员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历史竟会有如此奇妙的巧合。美国人可能把52年来的掌声，都集中到这一刻了。”

憋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运动员，早就想在奥运会上一显身手了。开赛首日，男子自选手枪射击比赛，许海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中国在奥运会史上金牌零的纪录，一雪百余年来“东亚病夫”的耻辱。

《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奏响在奥运赛场，萨马兰奇亲自把金光闪闪的奖牌，挂在许海峰的胸前。两年前许下的愿望顺利实现，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意味着欣慰，也意味着荣誉。他曾回忆说：“这是中国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中国获得的第一枚金牌是我颁发的。我借此感谢中国能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最终斩获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金牌总数中排名第四。在世界体育中受尽窝囊气的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了。亿万中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一个多月后，又迎来新的喜悦，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继1960年起中止国庆庆典活动后，二十多年来首次举行的阅兵式和群众庆祝游行。萨马兰奇和夫人受邀来中国参观庆典。

邓小平再次接见了萨马兰奇。两人握手叙旧，谈起刚结束不久的洛杉矶奥运会，邓小平充满感激地说：“中国能参与奥运会、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世界性体育大赛，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尊严。”

萨马兰奇深有体会。他说：“中国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的辉煌成绩足以证明，中国在国际体育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为中国人感到高兴和自豪。”

那一天，上万名官兵和各式武器装备，组成一个个方队，在雄壮的乐曲声中，迈着整齐的步伐；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游行队伍，以及各式各样的彩车、模型，意气风发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后，萨马兰奇心情激动。“你们中国人的组织才能太了不起了！”他对何振梁感慨：“你们能组织这么大的群众游行，也完全有条件办一场出色的奥运会。”

事实上，中国要办奥运会，是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分管体育时就有的想法。洛杉矶奥运会时，作为“体育迷”，他从电视上看了比赛转播，几乎场场不落。他颇有感触地对几位中央领导人说：“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我们要把体育搞起来！”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知办一场国际性的体育盛会，是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绝好机会。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申办的条件。萨马兰奇曾回忆说：“邓小平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也是务实的人。他认为当时中国举办奥运会并不适合，但我们探讨了将来的可能性，他表示愿意等待。”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邓亚萍夺冠，萨马兰奇为其颁奖时轻抚了她的脸颊。

“北京的申办是我的申办”

1990年盛夏，86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国家体委和北京市领导的陪同下，考察北京亚运会的准备工作。他站在体育场的高架桥上，兴致勃勃地环视宏伟的建筑群，高兴地说：“我看这些工程建设都挺好，办个奥运会也差不多了。”

接着，邓小平问：“你们敢不敢申办一次奥运会？”

这一句发问，超出了大家的预想。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应答。

两个多月后，北京亚运会成功举办，点燃了无数人心中的激情。当时电车公司110路的售票员任玉琢记得，每天在公交车上，大家都在讨论中国队取得的成绩。“那阵子，开车的高兴、卖票的高兴、坐车的也高兴。大家的心气儿就是不一样，都说亚运会办得——值！”

闭幕式上，亚运圣火缓缓熄灭之际，观众席上突然有人撑起一幅大字横幅：亚运成功，众盼奥运。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1991年12月，中国正式向萨马兰奇提交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的申请书。萨马兰奇明确表示支持北京，甚至私下对何振梁说，“北京的申办是我的申办”，“我可以为北京取得15票到16票”。

北京申奥期间，他多次来中国出席体育活动。当时热播的家庭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因此多次提及萨马兰奇。“咱家今天气象万千呐，萨马兰奇又要来北京了？”“萨马兰奇刚走，又飞回来了？”

1993年5月9日，萨马兰奇应邀参加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这次随行的国际奥委会成员，有3名副主席、9名委员、2名名誉委员及其夫人，再加上秘书等工作人员，一共50多人，阵容空前。很显然，他想利用这次中国之行，向世界体育界表明：坚决支持北京申办奥运。因为4个月后，200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就要揭晓。

然而，当时中国面对的实际困难，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联手攻击中国。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北京不应该主办千禧年奥运会》的文章，称即使曼彻斯特失败，北京也不应该成功。美国国会甚至通过决议表示反对中国申奥。

1993年9月24日，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的投票结果出来了。当萨马兰奇发表感谢五座申办城市的讲话时，由于第一个念出的是北京，当时在现场和守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都欢声雷动。然而，这份快乐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人们才缓过神来，“错了，错了，是悉尼，不是北京”。北京以两票之差败给了悉尼，无数中国人掩面痛哭，悲痛万分。

始终支持中国的萨翁也遗憾不已。按照惯例，国际奥委会委员应该在75岁退休，那一年他已经73岁，原则上不能寻求连任。如果北京申办2004年奥运会，他就有可能在卸任前亲自宣布中国北京的名字。因此，他鼓励中国再次申办。

但失败的伤痛一时难以释怀，北京没有申办2004年奥运会。而1997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一轮无记名投票，请求萨马兰奇再连任一届主席。他欣然应允，这样，才有机会弥补遗憾。

两年后，萨马兰奇收到中国提交的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申请。他兴奋异常，下定决心要在担任主席的最后一次全会上，帮助北京申办成功。

他一改以往的含蓄，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在离开这个组织之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中国举办一届奥运会。他认为，“让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在人口最多的国家举办，本身就是对奥林匹克精神最好的传播。”

何振梁生前对一段插曲念念不忘。据他回忆，投票前，萨马兰奇突然造访他，说他的中文发音不够准确，希望何振梁传真经。熟悉多国语言的何振梁，立即用西班牙文按“北京”的发音标明字母，并当场给他示范。萨马兰奇跟读几次，果然读得字正腔圆。

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萨马兰奇用刚学不久的发音郑重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是——北京。

顷刻间，在场的中国代表团，欢腾雀跃。神州大地，一片狂喜。数十万群众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挥舞着彩旗高呼：“北京赢啦！”“中国胜利啦！”历史的瞬间，变成了永恒的欢乐。

萨马兰奇的欣喜，毫不亚于中国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不禁感慨，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为了办好一届奥运会，中国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和心血。

在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三天后，萨马兰奇卸下担任了21年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职务。中国人没有忘记他，始终感激他。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前，时年88岁的萨马兰奇再次来到北京，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和全国人民的敬重。

萨马兰奇亲眼见证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华彩乐章，他激动地说：“北京的成功，也是我的成功！”在他看来，中国人把奥林匹克的展示提升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盛赞北京奥运会“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佩”。

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萨马兰奇大吃一惊。“北京简直是一个梦，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梦！”他曾回忆说，在世界各国，每当有人问他中国的情况时，他的回答总是一样：“中国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得多，未来他们会过得更好！”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萨马兰奇在西班牙《先锋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爱中国，尊重中国？》的文章，深情讲述他与中国的深厚情谊。其中写道：“30年来我29次访问中国，我从中国收获了爱和友谊，也学会了爱与尊重中国人民。”

2001年，当萨马兰奇于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时，吴经国与何振梁在现场激动地拥抱。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萨马兰奇在中国收获的友谊，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与邓亚萍的忘年之交。

199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邓亚萍荣获女单冠军。看台上的萨翁走下赛场，亲自为这个球风泼辣的小个子姑娘颁奖。之后，萨马兰奇还邀请邓亚萍到瑞士洛桑做客。宴请时，他对邓亚萍说：“你是全世界第一个被我正式邀请来国际奥委会总部做客的运动员。”

中国运动员都称萨马兰奇是邓亚萍的“洋外公”。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中，邓亚萍再次夺冠。萨马兰奇除了上台颁奖之外，还给她一个特殊的“奖赏”——在全世界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下，轻抚了一下她的双颊。这一举动，后来成为体育史上的经典瞬间。

邓亚萍多次重大比赛，萨马兰奇都在现场助威，先后5次为夺冠后的邓亚萍颁奖。邓亚萍退役后，在萨马兰奇的推荐下，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

吴经国是萨马兰奇的另一位中国朋友。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期间，他与萨马兰奇第一次见面，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小都喜欢运动，学的都是与体育无关的专业，对竞技体育运动都无限热爱，对奥林匹克收藏品无比痴迷。”吴经国说，诸多的共同之处，让两人私交甚笃，彼此的家庭也成为至交。

1988年，萨马兰奇亲自选拔吴经国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来，吴经国投身奥林匹克运动30余年，担任了国际奥委会执委、国际拳击总会主席，见证了萨马兰奇带领奥林匹克走向辉煌的历程。

2009年9月，萨马兰奇邀请吴经国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做客。在他的办公室，他给吴经国看了毕生的收藏品。整个地下室都是收藏柜，他打开柜子，里面琳琅满目，摆满了各种各样与奥运相关的纪念品。

接着，他转头对吴经国说，“有一天，等我走了以后，这些收藏品统统都送给你。你想建博物馆也好，把它们卖了也好，一切由你自己决定。”吴经国听后非常吃惊，连忙回应：“主席，我们还要在一起工作很多年啊。”

“我时间差不多了。”萨马兰奇顿了顿，语重心长地说，“人死后没有一样东西能带走。所以，在我走之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吴经国心中五味杂陈。

2010年4月，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病逝。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他的私人用品及个人收藏，包括各国领导人赠送的礼物、各种勋章、奥运纪念品等共计16000余件，全部由其家人赠给吴经国。

“我带了10个人去巴塞罗那，把这些收藏品拍照留影后，一件件装在纸箱里，20多天一共装了361个纸箱。然后，我们把这些纸箱搬到一个60尺的集装箱里，通过海运运到中国，前后大概用了两个月时间。”吴经国回忆说。

如何处理这些珍贵的收藏品？在厦门和天津大港已经建了两座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吴经国，萌生再建一座萨马兰奇纪念馆的想法。

在吴经国看来，萨翁生前一直关心和支持中国的体育事业，并致力于推动两岸的体育交流，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好朋友”。建一座纪念馆，“不仅仅是为了感谢他对自己的知遇提携之恩，也让中国人对这位奥林匹克巨人有一个怀念及敬仰的地方。”

想法公开后，天津、苏州、重庆等城市，纷纷向吴经国抛来橄榄枝。天津是西方近代体育运动传入中国最早的城市之一。百余年前，张伯苓老先生就从天津提出“奥运三问”，激励一代代中国健儿奋起直追。

除此之外，“我是天津姑爷，对天津有特殊的感情。”吴经国和夫人希望通过创建萨马兰奇纪念馆，推动家乡的发展。于是，在多个城市的竞逐之下，吴经国决定把萨马兰奇纪念馆选址天津静海团泊新城，“得到外交部、国家体育总局、天津市政府及静海区政府的很多支持。”

为了不负萨翁重托，曾在台湾东海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及利物浦大学学习建筑的吴经国，邀请丹麦HAO建筑师事务所和新加坡筑土国际共同参与设计。纪念馆主体建筑被设计成两个交合的圆形，“一是以8的形状，纪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二是以S的形状，代表萨马兰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吴经国还精心在纪念馆的湖中央设计了一处喷泉，可以喷出20多米高的水柱，换算成国际尺寸就是89英尺，代表萨马兰奇89年的辉煌人生。纪念馆前，由小石子砌成的一条水流喷泉，宛如一条潺潺的小溪，寓意“饮水思源”。

2013年4月21日，萨马兰奇去世三周年纪念日，这座全球唯一的萨马兰奇纪念馆正式开馆。游客步入其中，不仅能看到萨翁一生收藏的各种藏品，他的衣服、鞋子、袜子、手机和钱包，甚至还有他办公室的一桌一椅都一目了然。

“纪念馆还原了萨翁的日常生活状态。”吴经国举例说，“其中一件黑色手提箱，多年来伴随着他繁忙的公务差旅，上面贴着来自韩国、瑞士等各国的贴纸，中间是‘我爱奥林匹克’的红心贴纸，昭示他从不喊累的原因；他生前亲自设计的墓碑小样，上面从左至右分别是西班牙奥委会、巴塞罗那议会、西班牙国旗、巴塞罗那储蓄银行、西班牙侯爵爵位的标志，显示他传奇的一生。”

到今年4月，萨马兰奇纪念馆已开馆10周年。该馆副馆长张秀丽告诉记者，十年来，有近70万国内外观众来此缅怀这位奥林匹克巨人。纪念馆通过各类主题展览和社会教育活动，讲述萨马兰奇与中国的不解情缘，把奥林匹克文化传播给更多人。

萨马兰奇的儿子小萨马兰奇，仍在续写与中国的友好篇章。他与儿子萨马兰奇三世，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在中国生活。2012年，他们在中国发起并成立了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推动中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并促进中国与西班牙的长期友好发展。

比父亲更幸运的是，小萨马兰奇见证了北京——世界上首座“双奥之城”的高光时刻。2018年，他出任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全程参与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他满怀自信地说，“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融入北京的血液里，成为这座城市的DNA。”

北京的DNA，也融入了小萨马兰奇的血液里。他已经数不清来过多少次，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就像是第二故乡”。他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何是父亲一生中最珍视的称号。这也是他正在努力的人生目标。

(Quelle:北京日报 | 记者 张小英)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是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美）韩秀。 韩秀(Teresa Buczacki)，1946年9月出生于纽约，曾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1978年返回美国，任教于国务院外交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的西部书写可见，作者显然无意于仅仅袒露一己伤痕，她没有刻意渲染在山西插队时如何忍受“集体户”里令人窒息的冷漠，也没有过多地铺陈在新疆时因为不肯遵命批判只见过一次面的父亲而遭受各种惩罚，诸如被剥夺在广播站的工作，天寒地冻时节被驱赶住进没有火墙的“地窝子”，打埂子、修渠时被人算计等等，这些极易引发读者同情的情节，在韩秀的笔下不过是一笔带过，仿佛只是她身边的那些难友们不幸遭遇的陪衬和背景。

作为海派艺术大家，吴昌硕与上海的缘份其实经历了一个过程。

1872年，29岁的吴昌硕首次踏足上海，1887年，一度迁居上海，直至1911年夏年近七旬时最终移家上海，弃名“俊卿”而以“昌硕”行世，当时上海万商云集、名仕辐辏，新旧、中外文化交替碰撞，大江南北的书画家荟萃于此，经济发展带动书画市场的蓬勃，形成“海派”的多样面目，吴昌硕也完成了从艺术大家向海派领袖的嬗变。

上海的南市、烂泥渡（今陆家嘴）、虹口、吴淞江船上、“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这些地名见证了这位艺术大家在上海的艺术历程。

75岁的吴昌硕

 

上海海宁路始建于1902年，如今是上海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行至山西北路转弯，则是一片旧改后待开发的景象。居民动迁、弄口大门紧锁。冷清之中，有关吴昌硕诗书画印的介绍诉说着此地的过去。

 

早在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后，达官商贾和外侨商人在山西北路（原北山西路）附近买地建造大量石库门建筑用于居住。

1913年，吴昌硕在学生王一亭的介绍下迁居“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这是一幢三间两厢的两层石库门建筑，约270平方米。吴昌硕的日常生活区域主要在二楼。画室在二楼中间，室内紧挨南窗放着一张大画案，画案前是一只下有踏板的高坐椅。二楼东厢房是吴昌硕的卧室兼书房，他将斋室定名为“去驻随缘室”。

西厢房二楼是吴东迈夫妇的居室。主楼底层及东厢房一楼均为客堂间，西厢房一楼曾是王个簃的居室。后厢房是裱画室，旁边是厨房。前面天井是砖地。大门上贴有“南华秋水，北苑春山”的对联，指向的是他精神和绘画上的偶像——庄子和董源。此后14年，吴昌硕一直生活、工作、创作于此，直至1927年与世长辞。

吴昌硕在吉庆里的故居，因处于旧改地块，无法进入。此为旧图，由此可以想见110年前，吴昌硕迁居此地的场景。

 

如今沿着山西北路由南向北行走，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就像时间一样流逝。重新粉刷的墙面上有着对吴昌硕个人的介绍以及画像，怀旧的文字与新铺陈的砖瓦形成对比，是历史与现代的对话。

 

入住吉庆里，迎来艺术黄金期

 

1913年，吴昌硕70岁，在农历八月初一生日那天，他为自己治了一方“七十老翁”印，边款跋有“七十老翁何所求，工部句也，予行年政七十，刻此纪年，癸丑八月朔。缶翁。”

“七十老翁何所求”道出了一种无欲无求的心态。

吴昌硕“七十老翁”印。

 

但正是在这一年，70岁的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社长。次年9月，在王一亭的引荐和协助下，日本友人白石六三郎在六三园剪淞楼（今位于西江湾路240号处）举办了“吴昌硕书法篆刻展览”，这场展览是吴昌硕的首次个展，也是中国最早的个人展览之一。展览让吴昌硕声名大噪。此年上海书画协会成立，推举吴昌硕为会长，上海商务印书馆、西泠印社刊行了其花卉和印存。到了1915年，海上题襟馆又推举吴昌硕为名誉会长。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时代、地域的因缘际会，吴昌硕迎来了艺术的黄金期，也渐渐成为了“海派绘画盟主”。

吴昌硕、王一亭于六三园

 

这次吴昌硕迁居上海的时间为1911年夏，最初举家住在吴淞。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一批末代士大夫“避乱沪上”，形成了近现代文化史上独特群体。此时，与吴昌硕交往较多的包括了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李瑞清、陈三立，以及他的画友高邕。其中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均为“同光体”诗人，吴昌硕的诗被认为属于广义“同光体”的范畴；康有为、沈增植与吴昌硕则是晚清书家的代表。他们大多黄冠道服，以卖字画为生。愚园、半淞园、徐园（双清别墅）、六三园等是吴昌硕等人的常去之地。

 

但是要说对吴昌硕迁居上海推动最大的人，当属其学生王一亭。

王一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政要，又是实业商人，还是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和上海总商会主席。

 

他少年时曾在裱画店当学徒，得以与海派画家接触。奠定商界地位后，他热心公益实业。并参与赞助美术教育事业，他在1912年出任上海美专校董，并积极发起、参与、支持海上书画团体。

 

王一亭与吴昌硕是老乡，1895年于怡园画集结识。两人意趣相投、互相欣赏。晚年吴昌硕欲定居上海时，曾因担心上海生活成本高而犹豫，正是王一亭的力邀、加之经济上的资助，让吴昌硕无后顾之忧，吉庆里居所的房东便是王的姻亲。

吴昌硕与王一亭在西泠印社前合影

 

王一亭向吴昌硕学画，大约在1913年后。当时王一亭因支持讨袁被通缉，于是深居简出，学画事佛。此间开始师从长自己二十余岁的吴昌硕，两人也几乎形影不离。在海上题襟馆常能看到王一亭画，吴昌硕题诗；或吴昌硕画花卉、王一亭补人物的作品；甚至吴昌硕晚年的一些应酬之作，实为王一亭代笔。吴昌硕晚年在日本书画界影响巨大，也得益于王一亭的推荐。借由当时王一亭在日本财界、政界享有巨大威望，求吴昌硕作书作画的订单有如漫天飞雪。加之早在20世纪初，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荃庐来华拜吴昌硕为师；书法家、文豪长尾雨山辞官来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室主任，与吴昌硕结交。他们在日本具有绝对权威，对吴昌硕艺术在日本的传播也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2018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吴昌硕和他的时代”展出馆藏吴昌硕《墨梅图》，出自于青山杉雨的收藏。

 

随着吴昌硕的名声渐长，润例也随之增长。1913年，在初定润格十年后，吴昌硕在上海重定润例；三年后，吴昌硕再定润例；再三年后（1919年），76岁的又改定润例。但仅一年后，1920年元旦，吴昌硕再次修定润例。润例的的变化，不仅显示了供求关系的变化，更说明了吴昌硕艺术的认可度。

吴昌硕自用文房用具

 

提携后学，吉庆里走出多位书画大家

 

在吉庆里的日子，吴昌硕不仅与晚清士大夫作诗艺往来，同水野疏梅、白石三六郎等日本友人也多有交往，更与一些已有建树的画家，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比如，潘天寿1923年与吴昌硕结识后，画风也向其靠近。

当时潘天寿27岁，在上海美专任教。吴昌硕已近八十。“身体虽稍清瘦，而精神却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多休息。先生和易近人，喜诙谐，休息的时候，很喜欢有熟朋友和他谈天。”潘天寿后来回忆说。

在《谈谈吴昌硕先生》一文中， 潘天寿还记录了1926年画了一幅自己颇为满意的山水，拿去给吴昌硕看。“他看了之后，仍旧只是说好。然而当天晚上，却做了一首长古，第二天的早晨，就叫人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全与平时不同，可说诫勉重于夸奖。因此可知道昌硕先生对学术过程，极重循序渐进，反对冒险速成。”

在这篇《读潘阿寿山水障子》的最后，吴昌硕写道“只恐荆棘丛中行太远，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耳独。”这似乎在劝诫年轻的潘天寿需要重视功力，变革之路不宜走太快。

晚年吴昌硕广收弟子，前后投其门下的学生有百余人。在王一亭之前，陈师曾在1910年师从吴昌硕学画，并将以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的“金石画风”传播到北方。陈师曾推重的齐白石，将徐渭、八大、吴昌硕并列为自己艺术的榜样。王个簃、沙孟海、诸乐三、钱瘦铁均在1920年代中期拜吴昌硕为师。

吴昌硕晚年相伴最多的弟子无疑是王个簃。他在1923年吴昌硕八十寿辰上与其相识。此后，就一心想拜吴昌硕为师。29岁时（1925年），王个簃带着书画，抱一古琴，离开南通来到上海，向吴昌硕习艺问道。最初在沪，王个簃由于职业无着，所以生活极为艰苦。

吴昌硕故居所在弄堂口，百年之前，吴昌硕、王一亭、刘海粟、潘天寿、王个簃等经常出入此地。

 

了解到他的处境，吴昌硕聘请其作孙子吴长邺的家庭教师，并在吉庆里寓所的底楼腾出西厢房作为他的卧室。他在吴家能经常遇到刘海粟、潘天寿、沙孟海等人。吴昌硕往往喜欢在夜籁人静时，和王个簃交谈，征询当天所画作品的意见，师生之间朝夕相处，得益遂多。“食金石力、养草木心” 便是吴昌硕赠予弟子王个簃的四言联，道出了书画和人生的大义。

吴昌硕，《隶书四言联》，1927，西泠印社藏

 

遗憾的是，师徒朝夕相处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春，蒋介石于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附近着火的建筑物火星飘到了吴昌硕寓所的天井。鉴于上海局势混乱，吴昌硕的朋友和学生劝他暂时去杭州小住。此后吴昌硕一家偕同王个簃离沪，住在杭州孤山西泠印社的观乐楼（今辟为“吴昌硕纪念室”）。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夏天，至这年秋日山上的红枫沾霜时，才离开。但返沪不久后，吴昌硕就患中风去世了。

 

如今的山西北路上，虽然因为旧改，无法踏入吉庆里的弄堂。但沿路的宣传栏讲述了吴昌硕在吉庆里的时光，以及他探索走出的“印—书—诗—画”四艺融合之路。吴昌硕也曾说过，自己治印可居首，书法次之，画则在其后。王个簃则认为其“德性尤过于篆刻，是为五绝。”

 

变革的时代，漂泊的生活，难以考证的落脚处

 

吴昌硕所处的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他去世的1927年，上海成为特别市；他出生的1844年，恰是上海开埠次年。

1872年，吴昌硕首次来上海时，上海正在成为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是年，在古董商人金杰的引荐下，吴昌硕在上海结识了高邕（1850-1921）。高邕虽小吴昌硕六岁，但成名较早，他官江苏，寓上海，是当时上海主流书画家。他主攻书法，独好李邕与《瘗鹤铭》。高邕与任伯年交好，与吴昌硕在金石古物和书画篆印方面多有交流。

也是在这一年，吴昌硕还去了苏州和杭州，虽最终选择在苏州落脚。但此年之后，吴昌硕多次来上海，渐与上海诸画人结交。

此时的上海，正经历着飞速的城市化进程。1874年在上海街头可以看到从日本引进的人力车、1875年苏州河上有了桥梁、到了1876年有了天主教堂和铁路。上海也逐渐聚集了不少因故乡凋敝漂泊至此的江浙人士，他们在上海与故土之间往返游移，吴昌硕可以算其中之一。

吴昌硕在上海最初结识的是家乡嘉兴南湖的山水画家杨伯润（1837-1911），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1873年冬，曾与杨伯润在上海同住数月。赠别诗，讲述了他们在水边分手的情景。其中“筑耶城畔潮头落，渔子舟人共往还”所述筑耶城位于今闵行区南部。

 

吴昌硕也曾与“海上三熊”之一的张熊在上海南市合住在一间狭窄小屋，里面只摆了两张硬板床和一张画桌，就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但两人却每日读书作画、笑对人生。

 

虽然吴昌硕早期在上海的生活痕迹难以考证，但在一些手札中，找到了些许痕迹。

1883年，吴昌硕举家迁居苏州后，更为频繁的来上海。这年元月，40岁的吴昌硕因公赴天津。在上海候轮期间，经高邕介绍，初次拜望了慕名已久的任伯年。当吴昌硕向任伯年提出学画请求时，任伯年要他先画一张来看看。见其落笔非凡，笔墨劲挺浑厚，任伯年不禁拍案叫绝。

1883年春日，任伯年为吴昌硕所画第一幅画像《芜菁亭长小像》。画中吴昌硕身着长衫、席地而坐，双手放入袖中，目光炯炯有神、气质温文尔雅，又若有所思。后来，任伯年为吴昌硕作了多件肖像，在摄影尚未进入生活的时代，这些画像反映出了吴昌硕的生活状态。比如，1886年初冬，吴昌硕“薄游沪上”，任伯年为其画《饥看天图》，以简单的笔墨传达人物内心世界。

 

首次迁居上海，体会“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

 

1887年初冬，吴昌硕首次合家迁居上海。他以“沧波回首处，明日在吴淞”与寓居苏州、以卖字为生的好友杨岘作别。在移居舟中正值吴昌硕妻子施酒四十寿庆，他写下了“芜园花鸟待归去，苦铁之苦终回”赠妻子。

这一年吴昌硕44岁，距他第一次来沪已隔15年。在苏州仕途不顺，加之看到海上书画市场日益繁荣，让他决心迁居上海。

然而，来沪前一年，他在上海的好友张熊、胡寿公去世。初到上海时，因无力租房，只能暂借住在吴淞江的小船上，后因常到浦东作画，了解到江边一带的房租特别低廉，即在烂泥渡路租了二间简陋的农舍，并接来了正在生眼病的继母杨氏与其同住，正式开始了他在海上的鬻艺生涯。

今位于浦东陆家嘴的上海吴昌硕纪念馆中，复原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烂泥渡路原称是“赖义渡路”，是陆家嘴区域的一条弹格路，每到雨天就道路泥泞，被叫作“烂泥渡路”。当时的浦东一派农家气象。他在一首《浦东农家》的诗中写道：“守拙无此过，陶潜诧尔谁。”显出一派归田心境，那时浦东农家擅长嫁接培育，每到谷雨之后，芍药牡丹花开得姹紫嫣红。吴昌硕常去花圃观花，归家后即铺纸作画，落款均以“黄歇浦”题之。

吴昌硕，《浦东芍药花图》，这是现存已知唯一一幅落款有“浦东”的书画作品。

 

这也是吴昌硕最艰难的日子，当时住浦东高桥的钱慧安、以及任伯年、高邕、蒲华等海派书坛的朋友也给他不少照顾。但海上之交虽多，无奈吴昌硕此时在画坛名气有限，生活依旧处于穷困的境地。在1887年初冬《吟诗图》的长跋中，写尽了寓黄歇浦时“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夜漏三下，妻儿俱睡熟，老屋中一灯荧然，光淡欲灭。缺口瓦瓶，养经霜残菊，憔悴如病夫。窗外落叶杂雨声潇潇，倏响倏止。

吴昌硕，《浦东立雪庵图》

 

但这期间，吴昌硕《浦东立雪庵图》等作品，能看到他除花鸟外，开始涉猎山水。但生活依旧处于穷困的境地，到了1888年盛夏，吴昌硕被举为苏州小吏，任伯年去看望他。正巧赶上吴昌硕刚从县衙回来，一袭官服，满是疲惫。任伯年的《酸寒尉像》画下了吴昌硕拱手相迎的窘迫形象，也将其心灰意冷于宦情仕途的身姿与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之长子早夭，不久后女儿又出生，为了节省开支，1888年秋又迁回苏州作“酸寒尉”。

清 任伯年《酸寒尉像》 164.2×77.6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虽为小吏，但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吴大澂请缨赴山海关，督师北上御日，51岁吴昌硕抛去田园生活，参佐戎幕。征战途中，饱览祖国壮丽河山，对以后艺术上的造就自有裨益。1900年，56岁的吴昌硕得同里丁葆元的保举，十一月受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他是本着儒家入世济世的愿望去当这个县令的。然而，吴昌硕仅当了一个月的安东县令便辞去了。

吴昌硕“一月安东令”印

 

60岁后，吴昌硕常在上海，客居清末著名实业家严信厚的小长芦馆。1909年，吴昌硕在上海豫园与钱慧安、王一亭、高邕等发起成立了“豫园书画善会”，设址于豫园九曲桥边得月楼上，书画善会收取会费，为会员代定润格、组织书画展销及推介书画家作品等。润金半归书画作者，半归书画善会存钱庄，凡遇有慈善赈灾之事，则开会公议赈济灾民。由此，吴昌硕从一位个人书画家，向更社会意义的艺术家转向。时值四月，春意渐浓，得月楼虽不对外开放，但楼前开满了吴昌硕画中常见的紫藤、石堆，门窗花纹如旧，在春日的笼罩下来往的游人仍会在路过时暂留片刻，用手机拍下这栋建筑。

4月的豫园九曲桥畔紫藤盛开，此地曾是“豫园书画善会”的活动地。

 

吴昌硕紫藤图

 

时过境迁，陆家嘴早已高楼林立，陆家嘴中心绿地的南侧一栋庭院式民居老建筑，被辟为“上海吴昌硕纪念馆”，讲述着陆家嘴与吴昌硕的联系。纪念馆大门两侧楹联是吴昌硕晚年所书的“奉爵称寿，雅歌吹笙”（出自《史晨碑》），用笔雄浑、饱满，虽为隶书，但也具有篆书的痕迹，这种隶、篆一体的风格既有着其独特的面目，同时也为这栋建筑增添一笔历史的色彩。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位于陆家嘴东路。

 

这座建筑建成于1917年，原为陈桂春住宅。陈桂春是烂泥渡人，以驳运起家，于地方公益事业尽力资助，曾建小学一所，年捐经费千余金。1920年，他与浦东乡贤王一亭等人发起创办了浦东医院（现东方医院）以解决浦东短医少药的困境。吴昌硕也曾到访陈桂春的府上，与王一亭、高邕等创作书画，义卖捐助，以缓解经费压力。

上海吴昌硕纪念馆内景

 

从陆家嘴的“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既可以感受到这位海派艺术大家在初到上海的艰辛，也可以感受到他的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吴昌硕78岁照片

 

吴昌硕曾说“吾三十学诗，五十学画 。”他年轻时代离家赴湖杭苏沪等地寻师访友和谋生。在苏州得吴大澂、吴平斋、潘郑盦三大收藏家赏识，而遍览三家珍藏古代文物、金石书画等，受益匪浅；又遇名书画家交往，艺乃猛进。

 

他以丰富阅历和眼界，参与海上书画会、印社、诗社、同乡会，以社团和社交关系逐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以自己宽厚、豁达的处世态度赢得众人口碑，让自己的艺术本该归于平淡的晚年绽放，而且其艺术，影响及于海内外，余韵至今不息。

(来源：澎湃新闻)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当你漫步在东方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时，你会发现她的一街一巷、一砖一瓦都显得那样的古朴、那样的深邃。金碧辉煌的明清宫殿，气势恢宏的坛庙陵寝，凝征深沉的宗祠寺院，巧夺天工的皇家园林……令人惊叹不已，留连忘返。然而，更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北京人世代居住，享誉中华建筑之林的北京四合院。四合院是北京传统的住宅形式，为什么称作"四合院"，这是因为整个建筑东、西、南、北四面都有房子，围合在一起。

北京的四合院有大、中、小三种不同规格。     小四合院布局较为简单，一般是北房(又叫正房)3间，大多都用隔断分成一明两暗或两明一暗。东西厢房各2间，南房(又叫倒座房)3间，其中最东面的一间开作门洞。大门多是起脊门楼，院内都有青砖墁的甬道与各室相通。老北京人一家两、三辈人多住这样的小四合院，其中长辈住正房，晚辈住厢房，南房一般用作客厅或书房。

中四合院一般都有三进院落，正房多是5间或7间，并配有耳房。正房建筑高大，都有廊子。东、西厢房各3间或5间，厢房往南有山墙把庭院分开，自成一个院落，山墙中央开有垂花月亮门。垂花门是内外的分界线。民间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指的就是这道垂花门。前院又叫外院，外院东西各有一、两间厢房，要比里院的厢房小一些，它多用作厨房或仆人的居室。邻街是5至7间倒座南房，最东面一间开作大门，接着是门房，再是客厅或书房，最西面的一间是车房。

大四合院建筑雄伟，房屋高大，院落重叠，前廊后厦，抄手游廊，垂花门，影壁，隔断都十分讲究，院内有院，院外有园，院园相通，为大型住宅建筑，非一般人所能居住。     四合院的建筑布局明显受到古代风水说的影响，大门都不开在中轴线上，而开在八卦的"巽"位或"乾"位。所以路北住宅的大门开在住宅的东南角上，路南住宅的大门开在住宅的西北角上。大门内外设有影壁。     人一家长幼有序各居其室，作息各得其便。

北京的四合院院子比例大小适中，冬天太阳可照进室内，正房冬暖而夏凉，庭院是户外活动的场所。正房或正厅无论在尺度上、用料上、装修的精致程度上都大于、优于其它房屋。长辈住正房，晚辈住厢房，妇女住内院，来客和男仆住外院；符合中国古代家庭生活中要区分尊卑、长幼、内外的礼法要求。     北京的四合院讲格局，讲款式，讲气派，重传统，整个院落布局严整、敞亮，使人有雅静舒适之感，而老北京

北京四合院，天下闻名。“云开闾阖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这“百万家”的住宅，便是如今所说的北京四合院。北京四合院的型制规整，十分讲究，有房子，有院子，有大门，有二门，有游廊，有私塾，有客厅，有照壁，有库房，有厨房，大户人家连园林、车马房一应俱全。关上大门，自成一统。站在北京四合院中环顾，中间舒展，廊槛曲折，有露有藏。四合院的神髓就在于一个“合”字，将一个的家庭的所有成员“合”在一起。“庭院深深深几许”，只有在这古老的院落中，才能感受到这中国式的诗境。

垂花门是中国古代建筑院落内部的门，因其檐柱不落地，垂吊在屋檐下，称为垂柱，其下有一垂珠，通常彩绘为花瓣的形式，故称为垂花门。

垂花门的屋顶通常是卷棚式，或一殿一卷式，即门外为清水脊，门内为卷棚式。垂花门的门有两道，一道是在中柱位置上，白天开启，夜间关闭；另一道是在内檐柱位置上，平时关闭，起到隔绝内院视线的作用称为屏门，通常这道屏门是不打开的，日常进出都是绕过屏门两侧行走，只有当贵客来临的时候主人才会打开屏门迎客。垂花门进入内院是以垂花门两侧内檐柱与中柱之间空间进出，通常与抄手游廊相衔接。

在四合院中，垂花门是装饰富丽的建筑，其分出前后院，后院为女眷住所。俗话说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二门就是指垂花门。

北京四合院中，有一个极富装饰的地方，这便是垂花门楼，也称中门。垂花门是院落中间的一个门，即民间所说的“一宅分为两院”。它将四合院的院落分为里外两个部分。里面一部分为正方形院落，而外面一部分分为一东西长、南北狭的长条形院落。垂花门内是正房与东西厢房，垂花门外是倒座房。中门之所以叫做垂花门，是因为中门外面的檐柱不落地，檐柱只有一尺多长，垂吊在中门屋檐下，而最下面的柱头，做成吊瓜的形式，有圆有方，而两头不落地的檐柱之间，全是镂空的木雕装饰，也饰以艳丽的色彩。正因为如此，才被人们称为垂花门。从外面看中门只是一个不大的门，但进到里面才会感到这门楼屋顶下的空间也有一个小房间那么大。

中门的门有两层，外面一层是垂花门的双扇门，里面一层是屏门，由六扇或八扇组成。屏门漆成绿色，或在绿地上撒金。人们还常在中间的门扇上各写一字，连起来为一句四字横幅，如：“福禄寿禧”、“四季平安”、“中正和平”等。两层门之间是一个较大的左右两侧开敞的空间，左右两侧通往游廊。位于中门后部的屏门平日是不打开的，这样，垂花门打开后，在前院的人看不到内院的情况，只有重要客人来访时，才打开屏门，另外，屏门的拆卸也十分方便，家中遇到红白喜事，只要拆下屏门，花轿、棺椁等都可以方便出入。日常不开屏门，人们可以沿着游廊进入中庭。

游廊在北京四合院中分为四种：中门东西两侧转弯通向东西厢房的是抄手廊；东西厢房向北然后拐弯通向正房的是窝角廊；东西厢房和正房前都有檐廊，与抄手廊和窝角廊相连，形成一个合字，人们可以在走廊里走一圈而不用担心雨天被淋湿；还有一种走廊是纵深或横向的，用来连接两个以上的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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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手游廊，又称超手游廊、抄手廊、抄手回廊，是回廊的一种，指左右环抱的走廊，因其如两手作抄手状，故名抄手游廊。 四合院的内宅常在垂花门两侧用抄手游廊连通厢房、正房，多为卷棚顶，柱间有坐等栏杆，可供人休息。抄手游廊和穿山游廊、檐廊一起构成四合院内宅的回廊。

影壁，也称照壁，古称萧墙，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用于遮挡视线的墙壁。受古代中国文化影响， 越南、琉球部分建筑也能看到影壁。屏风的作用与影壁相似，琉球语里直接把影壁称为屏风（屏風、ヒンプン）。

影壁可位于大门内，也可位于大门外，前者称为内影壁，后者称为外影壁。外影壁坐落在大门对面，与大门有小路、胡同、空地、广场或庭院相隔。

门当是中国传统建筑门口的相对而放置呈扁形的一对石墩或石鼓(因为鼓声宏阔威严、厉如雷霆，人们以为其能避鬼推崇)。包括抱鼓石和一般门枕石，在古代，不同等级的家室门当的等级也十分森严。大门两侧，放置门当。圆形为武官，象征战鼓；方形为文官，象征砚台。

大门的枕石俗称门礅，是摆放在四合院大门门楼两端的枕石。枕石的门内部分是承托大门的，门外部分往往雕以鸟兽花饰，又叫抱鼓石。抱鼓石也有方、圆两种造型。 门礅的雕刻颇为讲究，选材考究，工艺精湛，雕刻物栩栩如生。圆石鼓的两侧图案以转角莲最为常见，讲究的可以做成其它图案，如：麒麟卧松、犀牛望月、蝶入兰山，也有的做成五世同居（五个狮子）图案。圆鼓上面一般为兽形，上面有站狮、蹲狮或卧狮（俗称狮子狗），方鼓子也多雕饰。

楹联，又称楹对、楹对子，是对联的一种，位于楹柱上。有些是直接书写或雕刻于楹柱上，亦有些是在楹柱上挂上写有对联的牌。楹联与位于门上的门联不同。四合院宅门的门扇上往往设有楹联。楹联有直接雕刻在两扇街门上的，也有书写在纸张上贴在两扇大门上的。楹联的内容一般是反映宅院主人的追求或信仰。 旧时雕刻在街门上的楹联的书法是很讲究的，有不少楹联是名人书法，雕刻工艺精湛，堪称雕刻艺术品。

门钹是古时用来叩门的响器，又有装饰作用，一般用响铜制成，用铆钉固定在两扇宅门上，左右各1个。门钹有铜制和铁制的两种。 门钹上的叩门环有圆形、椭圆形和扁叶形的。王府宅门上的门钹是铜制的，上面雕有张着嘴吼叫形的狮子头，嘴下带有半圆形的叩门环儿；官宦、商贾的宅门均系铜制六角形或半球形鼓肚儿的门钹，叩门环儿多用扁叶形铜环儿；庶民百姓则是用铁制六角形门钹、扁叶叩门环。北京四合院中门钹被视为户主身份象征，明代王府至九品官员宅门所用门钹材质及样式有严格规制，兽面铺首仅限于高阶官邸。普通民宅多用铁制花卉卷云纹铺首，配环状或叶片形门坠，闽东门钹底盘装饰包含八卦、如意、祥云等吉祥符号。

如意门则是北京四合院最普遍使用的大门。如意门是在前檐柱之间砌墙，在墙中间留一个尺度适中的门洞，开辟为大门。如意门门口设有两个门簪，多刻有“如意”二字，这也是如意门名称的由来。它是在蛮子门的基础上，将大门开间正面全部用砖墙遮挡，只留出两扇大门，如意门门楣与两侧砖墙交汇处，常常做出如意形状的花饰，以寓意吉祥如意，所以叫如意门。如意门里一般住着地位不高但较为殷实富裕的士民阶层。不少如意门的两扇门板上书写红底黑字的楹联，有的上联曰：天增岁月人增寿，下联曰：春满乾坤福满门。

蛮子门是北京四合院的一种屋宇式宅门，形制等级低于广亮大门、金柱大门，是一般商人富户常用的一种宅门形式。

蛮子门是将槛框、余塞、门扉等安装在前檐檐柱间的一种宅门，相传是为了避免贼人在门前停留，门扉外面不留容身的空间，蛮子门之名也因此而来。其木结构一般采取五檩硬山式，平面有四根柱，柱头置五架梁。宅门、山墙、墀头、戗檐处做砖雕装饰，门枕抱鼓石或圆或方并无定式，门框上有四颗门簪，没有雀替。

金柱大门跟广亮大门有些类似，也是具有一定品级的官宦之家才能使用的大门。但广亮大门的门扉设置在中柱，而金柱大门设置在中柱与前檐柱之间的金柱上。相对于广亮大门宽绰的门前空间，金柱大门的门前空间较少。

广亮大门又称广梁大门，属于屋宇式大门，多是由相当品级的官宦居住，大门的色彩、装饰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般不施华丽的彩画，仅做适当的点缀。广亮大门重要特点是房山有中柱，在中柱上有木制抱框，框内安朱漆大门;门前有半间房的空间，房梁全部暴露在外，因而称“广梁大门”。

广亮大门门扉位于中柱的位置，将门庑均分为二。四个门簪上挂匾，前檐柱上檐檩枋板下装有雀替，后檐柱上装有倒挂楣子。高级的宅门建筑可以露梁、露檩、露柱。有的广亮大门在山墙墀头两侧做两块反八字影壁(又称撇山影壁)，使大门前面形成一个小广场，更显出广亮大门的气派。

王府大门是中国古建筑的一种屋宇式宅门，是皇家宗室专属用门，位于住宅院的中轴线上，作为最高级别的四合院宅门当然不能像普通四合院那样开在东南角，最常见的两种规格为有五间三启门和三间一启门。五间三启门指的便是五间房的宽度，三扇门;北京后海北岸的清醇王府大门，便是五间三启门。在王府大门的两侧，一般还会有影壁。

包袱锦彩绘

在四合院建筑中，整体的颜色为青灰色，为了让建筑的色彩显得不那么单调，古人就在木结构上绘制了彩画，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彩绘。彩绘之中有种叫做苏式彩绘，其上可见各种包袱画，显著增加了四合院的美感。

包袱画是苏式彩画图案名称。在四合院建筑每间的水平构件的中间部位设计的半圆形图案称为包袱，是苏式彩画绘画的重点部位。包袱苏式彩画普遍运用烟云类纹饰作为包袱轮廓内容，包袱内绘各种图案，清早、中期以吉祥图案为主，晚期普遍以写实绘画为主，例如山水、人物故事、翎毛花卉等。

　　清晚期苏式彩画中多用于小式建筑的“一檩三件”上，也有用于大式建筑的额枋上。清中早期苏式彩画包袱称为“袱子”。在江南明清的民间建筑彩画中，尖端向上的称“系袱子”，尖端向下的称“搭袱子”。方形袱子称“直袱子”，直袱子上做系袱子或搭袱子的称“叠袱子”。包袱锦彩绘以包袱锦构图和写生题材为形式特征的，其采自江南苏杭一带民间建筑彩绘的传统做法。江浙自古盛产丝织，图案花锦丰富、多彩。宋《营造法式》画作多采用锦纹为饰，后世艳称：“宋锦” 纹。这种具有江南特色的苏式彩绘，简称苏绘或苏作。江南苏式包袱锦彩绘的内容多以各式锦纹图案及各类动物等吉祥图案和花草攒退图案为主要题材，和北方彩绘相比，其图案丰富多样，构图生动活泼，色彩淡雅宜人。使其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前言

就在我打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则不算新的新闻让我为之感动。看到都江堰支援抗疫的新闻让我十分感动。虽然这已经是过去1个多月的事情了，但是有些地方的人还是感念上海人和上海人的恩情的。曾经上海支援了全国建设或许你的家乡曾经也受过上海的恩惠。但是你可能忘了。

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对全国各地支援的历史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从上海工厂内迁、交大西迁、“三线”建设、支援治淮、唐山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滇、汶川地震部分重建，援建都江堰等。无数的上海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构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些恩情被遗忘，很多上海人的父辈祖辈可能永远留在了他乡，也有的已经融入了当地。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这段往事是艰苦的。而那些付出过的老人们可能现在还蜗居在十几平的老破小里。所以上海人不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但就和日本否认侵略历史一样，历史不容篡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人用最后的倔强保护了这个国家仅存的精血。上海工业第一次大搬迁

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上海表现出了令举世瞩目的不屈。

　　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陆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1937年在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一市工厂达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1.4%。淞沪战事爆发后，作为民族工业中心的上海遭受巨大损失，被毁坏的工厂达905家。就行业而言，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行业损失尤为严重。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陆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

　　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

　　1937年8月23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二十二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

　　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吨，技术人员两千五百名。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

　　在通往中国内陆的大江小河，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血，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这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即为零。

新中国建立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看，上海工厂的内迁在时间分布上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尤其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间，《解放日报》集中刊登了一批企业内迁的报道，而这正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相对应。

当年铅笔厂广告

　　1949年8月，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设备迁往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全市产业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反封锁六项方针号召的第一家厂。该厂总经理吴羹梅之前在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过程中，亲眼目睹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情形，特别是了解到哈尔滨当地制造铅笔主要原料供应丰富、气候干燥宜于制造铅笔，是建设铅笔工业的理想地区后，决定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

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知后，极力促成此事。经过接触，双方在合营形式、分配比例等方面达成意向协议。此后，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制药等行业的20多家私营工厂以行动响应内迁号召。9月，私营上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海产业界第二家开展内迁的工厂。截至1949年11月，共有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寰球内衣织造厂和康乐烟厂4家企业完成内迁任务，国信纺织厂、龙华烟厂、新华烟厂3家正在拆卸机器和装箱待运，另有10余家处于筹备阶段。但随着反封锁各项举措的实施，上海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放缓。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内迁。仅《解放日报》公开报道已经启动内迁或正积极筹备内迁的上海工厂便达52家，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织、制药、机电等10余个行业。其中，除个别工厂如景福衫袜厂虽然“就市场言，已合乎北迁的条件，但制造卫生衫所需的六支纱原料，天津还没有厂家纺制，因此就不得不缓步行动”外，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成了内迁。

工厂内迁也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迁入地区而言，上海工厂的迁入不仅能够迅速扩大当地的工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的开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迁入地人民的就业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从当时开封市民对内迁企业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给解放不久的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仅仅是填补了开封没有纺织企业的空白，一包包的大棉花包，如何变成了纱，也使许多开封人感到新鲜。三三两两，要跑到厂里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使开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希望，工业的兴起，这仅仅是开始……”

　　进一步而言，内陆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旧中国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内陆，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各种大小工厂多设置于沿海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4个城市的工厂就占全国总数的70%，工人数也占全国69%，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内陆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逐步改变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镜报

三线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拉开支持全国建设序幕，大量工厂外迁，技术人员人员转移

建国后至1952年，上海为了支援东北和西北建设，输送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先后共达9.9万人。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重点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达21万多人，其中有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21万名4级以上熟练技工。1958～1966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有23.86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支援全国各地建设。60年代起至1977年止，上海机电局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

上海金山工人从上海出发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于“沿海紧缩战略”，上海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围，但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不仅搞好了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还积极地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

（1）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各地工业生产进行协作。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3种装备；为玉门油田生产400多种机械配件；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等。还为外地发展纺织工业制造156万枚纱锭的细纱机和5.9万多台自动织布机，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共1000多种。上海工业为全国提供的机械配套设备有：电站用汽轮发电机56台、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外胎49.9万套。此外，为支援全国农业，1956年上海突击生产了双轮带铧犁25万台。在抗美援朝中，上海担负26000多亿元（旧人民币）的军需生产任务。

（2）为全国市场供应大量商品。五年内，经过商业系统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主要商品调出量为：卷烟643万箱、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82万箱、自行车93.57万辆、缝纫机48.24万架、棉布57.55亿米和收音机27.87万台等。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

（3）为国家创造外汇。五年中，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工业品出口28.4亿元，占45.2％，共换回外汇17.44亿美元。上海出口产品品种有：轻工业品340种，纺织品40多种。

（4）为国家积累大量建设资金。五年中，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 一五 基建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上缴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

（5）为国家输送大批建设人才。五年中，上海为国家培养大学毕业生3.3万人、中专毕业生2.5万人。支援外地建设28万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3.2万人，熟练工人13.8万人。还陆续将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和一些商业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省，支援内陆工业发展。”（注：《上海计划志·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资料。）

当时上海总人口700多万，上海对外输送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近30%

上海当年

上海部分外迁工厂现已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部分企业已经成长为全国骨干企业

西秦川机床厂——现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汉口无线电厂——现在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缝纫机厂——现在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嘉陵机器厂——现中国嘉陵集团

南京电子管厂
株州机械厂

由上海援建的：
江西钢铁厂
四川钢铁厂
昆明钢铁厂
安徽八五钢厂
江西吉安
庆江化工厂
东风、黎明制药厂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重庆军工103厂
贵州军工906厂
甘肃白银军工884厂
江西德兴军工701厂
江西9396军工厂...........

不仅如此，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也是巨大的，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交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很多网友一直说是全国支援了上海建设，但是老上海们的心中都明白一个事实，上海和当时的东北一样支援了全国的建设，1949-1990年期间上海只占中国1%的人口却上缴了全国近3成的税收收入

上海部分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来源：《上海支援全国》

数据来源：上海地方志，税务志

交大西迁，拉开支援中西部教学建设的序幕

“南洋公学”，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起源之一。1896年，洋务派大臣盛怀宣在上海筹款建新式学堂，1897年南洋公学正式创立，1911年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37年8月，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管辖，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交通大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

1955年4月5日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陆学校，提前在内陆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6年8月10日，对交通大学来说，注定载入史册。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教授们卖掉房产毅然西迁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诸多不便。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西迁师范乘车证

致敬，西迁老教授们。

交大西迁开始后又一批知名院校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也是一所985高校，同样是坐落于古都西安。不过这西北工业大学没有西交大那般根正苗红，它和上海的关系主要是当初上海的交通大学参与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然后这华东航空学院又西迁，直到组成了西北工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全国沿海的城市一共就那几个，是以能够开办海事大学的城市真不多。而上海就是这不多的城市之一，当初上海有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还有交通大学，于是就组建了海运大学。此后这大学又外迁到大连，然后在大连被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之后上海虽然又组建了海事大学，但是实力上却是不如大连海事大学的。

以上这几所高校是和上海有着最直接的联系的，上海外迁高校不止三所但是其余的由于历史的愿意或多或少不如上述三所那么根正苗红

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市,华科大同济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

上海船舶学校→镇江，江苏科技大学；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南京艺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上海一医拆分迁建，

蚌埠医学院，上海二医六院迁建。

厦门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南迁

华东交大也是由上海铁道学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相关系科迁建。

当然纵观这些学校，基本已经去除了上海外迁的这段历史，翻看报道也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有迁校的纪念

厦门水产大学纪念上海外迁60周年报道

江苏科技大学纪念上海迁校50周年

安徽医科大学纪念内迁报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内迁精神报道

新世纪下的对口支援，定向扶贫。支持中西部发展

从1979年起，上海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承担了对口支援云南、宁夏、新疆、西藏、三峡、青海、贵州等中西部民族省区的任务。

上海市对口支援四川都江堰，三峡重庆库区的万州区五桥移民开发区(原四川省万县市五桥区)、三峡湖北库区的宜昌市夷陵区(原湖北省宜昌市宜昌县)，
还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拉孜县、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
还对口帮扶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地区、迪庆州，
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县。还有莎车。
 

1979至1982年，上海与云南、宁夏共签订各类协作项目251个，其中技术支援项目236个。云南来上海进行技术考察、培训已达512人次，上海去云南传授技术、现场指导的达312人次;上海教育、卫生系统派出讲学团和教师赴滇讲学、任教，并培训各类人员673人次，其中大学进修教师100人次。

上海有48个企业与宁夏的45个企业建立了对口支援协作关系，并为宁夏36个单位培训技术人员425名，派出23批66名专业技术人员去银川各有关企业进行具体帮助和现场指导，向宁夏提供设备155台（套），图纸、工艺设计、配方等资料45套，派出支宁教师53名。[3]至1987年6月，上海与新疆两地间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已突破300项。

全国1/7的希望工程是上海援助的

2001年—2012年上海共投入无偿援助资金21.96亿元，援建对口支援项目2711个;签署经济技术合作项目444个，协议资金609.23亿元;组织实施人员交流、人力资源培训超过8.5万人次。其中，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投入资金6.27亿元，援建“安康工程”等帮扶项目331个;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投入资金4.15亿元，援建抗震安居房等帮扶项目355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8.55亿元，实施整村推进等帮扶项目18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等三峡库区，投入资金2.99亿元，实施移民就业基地建设等帮扶项目222个。至2004年8月，上海完成安置三峡移民的任务，共有7519位三峡移民成为“新上海人”。此外，投入82.5亿元，实施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项目117个，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完成。2010年实施对口支援喀什四县试点项目79个，安排资金1.7亿元。

工作在都江堰的上海建工的建设者，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为都江堰的明天乐于奉献

2012年至今上海市对口支援力度不断加大，投入资金是“十一五”期间的6倍多。在10个对口地区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35亿余元，实施项目3423个，力度全国领先;选派干部330人次、技术人才2300多人次，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培训约7.5万人次。启动对新疆克拉玛依干部人才支援工作，深化了对独龙族的帮扶工作。在新疆喀什，投入资金92.34亿元，援建“安居富民”和定居兴牧房等项目772个;

在西藏日喀则，投入资金15.08亿元，援建移民安居工程及相关配套建设等项目462个;在青海果洛，投入资金9.36亿元，援建高原特色农牧业扶持等项目239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13.42亿元，援建以水、电、路、气、房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等项目1624个;在贵州遵义，投入1.62亿元，援建新农村和民生示范帮扶等项目1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投入3.23亿元，援建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的产业和民生等项目223个。2017年，上海加大帮扶云南的力度，结对关系拓展至昆明、文山、红河、普洱、迪庆、曲靖、保山、楚雄、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丽江、临江等13州市、74个贫困县。

新冠疫情，上海最早出动医疗队支援武汉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上海援鄂医疗队最早集结出征。1月24日除夕夜，上海52家医院的136名医务人员组队紧急驰援武汉。上海先后派出9支医疗队共1649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与全国的医疗队同舟共济，日夜奋战，承担救治重任。随着武汉和湖北疫情的缓解，4月10日，最后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员完成各项任务，回到上海。

注：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黄金平《上海对口支援的历程考察与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