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频道 -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
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小故事大道理】: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于1929年追随父兄祖辈的脚步加入怡和洋行,至今仍担任董事。在远东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对外贸易的资深观察家。这段个人记述既描绘了他初入商行的青葱岁月,也记录了其后来作为上海负责人的峥嵘历程。
正如十九世纪一样,二十世纪上半叶同样充满剧变——中国内战、中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在东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战乱带来的饥馑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如影随形。
我于1928年在伦敦加入怡和洋行,1929年元旦即被派往纽约麦迪逊广场的办事处。我们经手金融、茶叶、毛皮、生丝等业务,甚至专门开通了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桐油专列(当时这种长江流域特产用于制造高级清漆)。
在茶叶部门工作两月后,我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此前怡和曾向一家波兰裔工人为主的缫丝厂大量出售生丝,因对方无力支付货款,我们转而获得了该厂股权。在这里,我首次从波兰工人那里学到了丝绸加工技艺——他们将中国已脱茧的丝绞重新绕制并捻合成丝线。
我从温哥华乘船抵达上海时,童年记忆瞬间苏醒——父亲执掌怡和远东业务期间,我们曾栖居香港:冬日住东角,夏日宿山顶。兄长威廉·凯瑟克(我们惯称托尼)直接把我从码头接至他的船屋,周末带我去上海近郊猎鹬。周一清晨,我首次踏入外滩办公楼。当我提出学习汉语时,总经理贝斯(B. D. F. Beith)笑道:"好主意——虽然我们都没学过",买办潘庆甫随即为我寻得一位京师老儒,专教沪上闺秀官话。尽管进步迟缓,我倒练就一口京腔。
彼时的上海是座世界主义都会,每年拔地而起的公寓与写字楼见证着繁荣。通商口岸与香港同样商贸兴盛,怡和作为商业先锋,网点遍布沿海、长江要津及东北。凯瑟克家族更深度参与公共事务:祖父、伯父、父亲与兄长都曾任上海工部局主席,香港行政立法两局也总有怡和高管席位。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账房——葡萄牙裔科斯塔先生递来那支父兄用过的钢笔。传统认为通晓账目即掌握商业命脉,账房团队确能窥见全盘业务。当时我们经营着覆盖全中国的出口网络:福建茶叶仍是重中之重,另有籽仁、毛皮、生丝、植物油和蛋品等。相关加工厂遍布上海:缫丝厂、皮货打包厂、两家专供欧洲市场的蛋黄冷冻厂,以及棉麻毛纺厂。
阴差阳错间,怡和竟成酿酒巨头——因三十年代初对德茶叶贸易遭遇通胀,最终以抵债获得的啤酒厂出产优质皮尔森(EWO啤酒)。二战期间德籍酿酒师坚守岗位,1945年我们重返上海时,他亲自将钥匙交到我手中。
纺织厂是我们在华最早产业,记得兰开夏普拉特兄弟公司1890年代的织机仍在运转。维持"中国货"品质需倚重英国经理,他们的成功促使我们拓展黄麻与精纺业务,这些工厂均设于上海杨树浦。
航运是商业命脉,既有沪港中转的沿海航线,更涵盖上溯重庆的长江内河贸易。家父曾预见汉口——这座长江与南北铁路交汇的枢纽——将成为"中国芝加哥",遂大肆购地建仓。
东北业务则充满戏剧性:张作霖时代我们在奉天、哈尔滨经销农机,1928年某夜日军炸弹终结了这一切。少帅张学良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权时,我被派去追讨农机货款。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位被国联谴责的年轻统帅最终偿付了债务——尽管让我苦等数周。
恐怖的悲剧
1930年代阴云密布的内战岁月里,军阀混战与政府军冲突不断。1931年,史上最惨烈的江河决堤更令中国雪上加霜——当我乘张学良的三引擎福特飞机从北平返回上海时,250英里航程下尽是汪洋,唯见零星树梢与屋顶探出水面。这场洪灾夺去六百万人生命,如此触目惊心的航程,让我首次真切体会到中国的深重苦难。
南京政府随即成立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的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美国运来大批赈灾米粮,英国则派遣印度治水专家约翰·侯普-辛普森爵士统筹救援。作为怡和代表,我被借调参与英日中三国船只的粮运调度工作,沿长江逆流输送救命物资。
从个人视角看,当时建立的政府人脉极具价值:既有旧式官僚世家,也有现代知识精英——尤其是宋耀如牧师家族,其子宋子文后任财政部长,三位女儿分别嫁给蒋介石、孔祥熙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孙夫人宋庆龄始终是我们的挚友,她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我们仍常在京沪会面。
一战后,列强决定退还庚子赔款。1920年代这笔资金用于派遣中国留学生,至1930年代初,这批通晓外语与西方文化的青年才俊怀揣报国热忱归来,许多人加入政府或银行系统,如外交界的顾维钧、王正廷,北大胡适,海关的骆清华,中国银行的张公权、贝祖贻等。外国年轻人首次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迥异于过去仅通过买办沟通的时代。
国民党面临着诸多难题。蒋介石不得不一路从广东打到上海,最终在南京建立首都。北方仍由军阀割据。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华中地区势力日益壮大,而主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聚集于上海。局势可谓举步维艰。若要维持对外贸易——尽管规模有限——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保持通商口岸的畅通,而最主要的保障便是上海作为国际租界的特殊地位:这里受条约保护,为所有外侨提供安全庇护。许多外侨加入了上海万国商团(S.V.G.),其中热衷骑术者则加入了上海轻骑兵队。若遭遇现代战争,他们的反应或许稍显迟缓:首当其冲的任务是下马安置坐骑——这恰恰是维持治安的重要环节。
资金短缺
随着局势持续动荡,货币体系最终趋于疲软。在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与阿瑟·萨尔忒爵士的建议下,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转而推行纸币。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持续寻求外国顾问协助:让·莫内(后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巴黎赴华重组铁路财政体系,另有专家前来协助石油勘探。1930年代中期,费唐法官受邀来华,就上海工部局治理权及领事裁判权问题提供咨询——这两项特权始终刺痛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神经。
凭借其备受尊崇的商业地位、规模庞大的资产,以及在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管理层,怡和洋行深度参与了所有这些事务。而在伦敦,凯瑟克家族因拥有D·G·M·伯纳德、大卫·兰代尔等中国通人才,长期被视为远东事务的领军商号。
全球经济深陷困境,不仅远东地区如此,欧美各国亦因经济萧条而备受煎熬。怡和洋行与其他企业一样,不得不紧缩开支。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削减一切成本——不再招募欧洲籍员工,而1932年我在香港航运部任职期间,月薪也被削减了百分之五。金库空虚,实在无力支付全额薪资。
常言道十九世纪中国饱受英帝国主义摧残,但与日本在一战后的侵华行径相比,实难相提并论。日本怀揣构建亚洲"共荣圈"的宏图,其军政要员通过吞并满洲推行此策。早在1895年台湾、日俄战争后朝鲜便已落入日本掌控,此时后者更成为进攻中国北方省份的跳板。
1937年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本土,上海租界很快陷入战火包围。我们身处交叉火力之中,整日震颤于投向城区与黄浦江日军舰队的炸弹。闸北华界被焚为焦土,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我们这些原住虹桥路界外区域的商贾,为安全迁入租界,竭力维持贸易。时值家兄托尼休假返英,我名义上暂代其职。母亲自苏格兰来电:"忧心尔之安危",我回电:"儿亦自危"。事实上,除却参加万国商团值勤时段,生活大抵如常。我们为饶家驹神父组织的难民救助会募捐钱款衣物药品,其余时间仍办公、打马球网球、夜间赴宴跳舞——这般刺激而虚幻的生活持续着。
紧急救援行动
作为国际通商口岸,上海港虽在日本军舰对长江三角洲实施局部封锁的情况下,仍维持着贸易往来。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与日、美、中各方航运公司,均持续运营着从上海经汉口直至重庆长江航道终点的定期航线。后中方为阻日军西进,决定在长江主航道沉船筑坝。此举若导致航运中断,不仅将重创船运公司,更会危及华中地区的命脉贸易。为此,我们刻意将部分轮船部署在江障上游,另一些则留在下游,并立即派遣侦察队——由一名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兵率领——寻找绕行支流突破封锁的航道。不久后,大宗货物便得以重新流通。我们甚至与中方"振华"公司合作,成功用摩托艇经支流将英国驻华使馆人员从上海运送至汉口。
然而,中日双方均禁止使用无线电通讯,信息断绝遂成重大难题。怡和洋行随即加入上海信鸽协会——我们的轮船将信鸽运至外埠,这些飞禽便带着系在腿上的"怡和"专函,跨越八十余英里航程返回总部。连续数周,竞争对手对我们总能抢先掌握货运情报惊诧不已。可惜某只缺乏经验的幼鸽中途降落中式茶馆饮水,不仅信鸽遭擒,我们的秘密渠道也随之暴露。
与此同时,啤酒厂正面临酒瓶短缺的困境。我们发现:正如英军靠粮草行军,日军则依赖啤酒推进。乡间田野四处散落空酒瓶,我们以每只两分钱的价格向战火中的农民收购,最终在怡和啤酒厂堆积起两百万只酒瓶的巍峨"山峦"。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此刻正不惜以每只十美分的高价,拼命从海外重新进口酒瓶库存。
那是个艰难困苦的年月,但公司的精神气概始终高昂。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中国腹地并扶植汪精卫傀儡政权,多数妇孺已撤离至经济渐趋复苏的香港。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仲夏,汉口亦告失守,日军兵锋南指。然而我们最忧心的却是欧洲局势——1939年大战爆发时,前景一片黯淡,众多英籍职员回国参军,我也离职加入英国经济作战部。只有年长者与维持上海运转的核心人员留守,其中包括时任上海工部局董事局主席的家兄威廉·凯瑟克。
此后两年间,日军气焰日炽。上海财政捉襟见肘,至1941年已不得不增税。纳税人在跑马厅召开大会时,当家兄发表主席致辞之际,日侨首领突然登台,在其身后掏出手枪连开两枪。幸而当日天寒地冻,他身着厚实皮袄,加之子弹质地粗劣,仅擦过肋骨飞出。混乱中托尼乘救护车脱险,加税议案被迫延期。待重提议案时,日方因刺杀闹剧颜面尽失未再反对,议案遂顺利通过。不久托尼离沪归国,而行凶者林八郎却在日本被奉为"民族英雄"。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终结了公司的自主经营。船队残存舰艇被英国政府征用执行战时任务,部分船只与众多优秀船员永远沉没。香港迅速陷落,新加坡紧随其后。上海租界自动易主,怡和职员与大多数欧美侨民一同被羁押入集中营。
在这段动荡岁月中,有一件事格外熠熠生辉:以制造机车与铁路设备闻名的德国奥伦斯坦-科佩尔公司,因雇佣犹太裔经理——我们的朋友汉斯·伯恩斯坦——而遭到纳粹当局的刁难。伯恩斯坦被解雇后,怡和洋行立即介入,凭借苏格兰血统的"雅利安纯正性"接管了业务。但我们未曾声张的是:那位遭解雇的经理随即被我们秘密聘用。后来当怡和职员被羁押时,身为德国人的汉斯·伯恩斯坦仍能自由行动。他倾尽所有积蓄为集中营里的朋友们输送食物,极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这堪称友谊最崇高的见证。
与此同时,H·H·托德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小型船运代理处,以维系我们船队残存的少量业务;而在尚未沦陷的重庆,H·H·伦诺克斯独自坚守着一间单人办公室,让公司的旗帜继续飘扬。我们通过一条脆弱的口信传递渠道,与仍有些许中国友人的上海保持着联系——后来其中几位,尤其是徐鸿彦先生,也辗转抵达了重庆。
终见和平曙光
战争甫一结束,怡和便与所有企业一样急切盼望复工。彼时我正担任蒙巴顿勋爵麾下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政治联络官,受命飞赴香港协调三方:蒙巴顿总部、香港夏悫海军上将及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兼首相特使卡顿·德·维亚特将军。这趟任务需驾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从马德拉斯直飞香港,历时二十四小时。同行的还有殖民部首席代表戴维·麦克杜格尔,他将协助夏悫恢复民政。艾伦·里德(Alan Reid)已先行抵港组织紧急粮食运输,而我完成政治使命后便回伦敦外交部复命。
在香港,怡和成为最早重启商业活动的企业之一。J·J·帕特森与D·L·纽比金虽经赤柱监狱拘禁后健康堪忧,仍带头复工。上海获释员工同样迅速返岗。我取道美国、檀香山与约翰斯顿岛飞返上海,战时在伦敦成婚的妻子克莱尔则花82天乘军船经巴拿马运河抵马尼拉,再转乘玛丽·凯瑟克(Mary Keswick)在英国新下水的怡和货轮来华。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曾遭拘禁的同仁们竟精神抖擞——获释当日,怡和三代老臣华人顾乾麟(J. L. Koo)便妥善安置众多同事,待我抵达时,外滩27号已重张营业。
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条约》将上海租界主权正式归还中国。战后首任市长吴国桢博士正是我在重庆共事过的故交——战时他任外交部长,如今以干练的行政手腕重建城市秩序。
银行系统迅速重启,幸而电厂与自来水设施完好无损。随着欧美侨民回流,卜内门洋行(ICI)、壳牌石油、太古洋行、沙逊集团等企业纷纷复业。怡和的房产、工厂及办公楼也悉数收回,唯1945年寒冬略显窘迫——日军为炼钢拆走了所有供暖系统。我至今记得,自己裹着中式丝棉长袍在办公室蜷缩取暖时,一名美国水兵推门嚷道:"嘿中国佬,那个叫凯瑟克的家伙在哪儿?"
战时作为中国主要盟邦的美国,战后继续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等多渠道提供关键援助,但这些政策旋即引发争议。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虽以腐败闻名,但吴国桢主政的上海却是例外。作为怡和大班,我参与了他组建的高效顾问委员会,其治下上海的重建堪称奇迹。
蒋介石政权已因战争元气大伤,即便有美援支撑仍岌岌可危。战时国共联合抗日的短暂休战结束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始终保持独立,如今更在华北稳步建立政权——虽在青岛、天津等条约口岸影响稍弱,但其力量之强已令上海精英们忧心忡忡。当时我们仍坚持贸易,但内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蒋介石虽可能倒台,共产党却无法真正统一中国;更认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如今回望,这番判断何其谬误!
妥协之策
1948年夏,共产党军队自北平南下,横渡长江时与英舰"紫石英号"爆发冲突。这场悲剧源于我方低估了共军实力,而对方亦在英舰反击中伤亡惨重——此役让上海租界真切感受到革命洪流的迫近。
长江防线失守后,国民党匆忙在上海市区搭建巨型木栅栏。有人视其为防御工事,有人怀疑是官员敛财的工程,更多人则报以嗤笑。我们如同置身木幕剧场,静待终场。怡和与其他外资企业一样,仅保留核心团队看守资产,遣散非必要人员。当毛泽东声明将公平对待留守外侨时,我们选择观望——尽管后来证明这种希望终将落空,但当时多数人认为,再糟糕的治理也会优于国民党的溃败。
蒋介石率残部退守台湾时扬言"一年内反攻",无人当真。我们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和解,并考虑承认北京的新政权。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爵士将此意见传回伦敦,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最终在1951年予以事实承认。
上海解放过程出人意料地平和:外滩仅有个别机枪手象征性抵抗,纪律严明的共军入城时秋毫无犯。清晨我们从公寓目睹一个连队翻入隔壁英国领事馆围墙,总领事穿着睡袍出来,彬彬有礼地提醒对方这是外交领地,士兵们便安静地从正门退出。唯一的惊险时刻是早餐时,一颗流弹击穿窗户嵌在我头后的屏风上。
怡和大部分员工已撤离,我们留守小组既要维护八千余名沪津汉等地雇员的权益,还需处置价值800至1000万英镑的资产。更棘手的是接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50万吨大米分发工作——此前奸商哄抬米价,我们三人委员会三日内便将粮价压降25%。
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胀令纸币成箱作废,新政权迅速推行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出乎意料的是,这些通过工会系统执行的措施既务实又高效。随着外贸暂歇后重启,我们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工会实为贯彻党政方针的治理工具。
怡和工会迅速成立,初期确曾经历政策性的艰难磨合。所幸我们与华人员工素来交好,经过长达两三年耗资巨大的拉锯谈判,最终达成以企业资产置换外籍人员离境权的协议——期间新政府似乎决心榨尽最后一滴外汇。
1950年的个人生活尚属优渥:饮食无忧,行动虽受限却得以亲历"铁幕"内的社会变革。但商业层面令人沮丧:封锁轰炸摧毁了贸易,水电几近断绝,苛税与"胜利公债"(虽名义自愿实则难以推拒)更如附骨之疽。面对国库空虚的新政权,外企成为唯一税源——这种刮骨疗毒式的征税虽残酷,却创造了无贪腐的财政奇迹。
1950年6月出现经济松动的苗头:首艘进港的"茂生轮"(Mausang)让我们提心吊胆生怕触雷,但随着老练船长们驾着沿海旧船陆续通航,政府也放宽银根。棉纱、香烟与啤酒率先复苏,贸易冰河渐融。我与妻子克莱尔乘火车北上游历,破旧却整洁的车厢、拒收小费的乘务、挎着毛瑟枪的女乘警,连同北京四合院的慵懒时光与北海泛舟,构成新旧交织的奇异图景。
彼时我已预判中苏关系本质:"以中国千年文明积淀,终不会久居莫斯科篱下"。尽管朝鲜战争阴云中断了与北京外贸局的谈判,那些试探性合约却埋下未来商业的种子。
1951年9月我获发离境许可,后续接力的伦诺克斯(H. H. Lennox)、身陷囹圄的罗宾·戈登、继任者休·巴顿,直至最终签署移交文件的汤姆·比斯利,连同所有中外员工,都以非凡勇气完成了这场世纪谢幕。怡和虽结束在华120年经营,却未放弃未来重启贸易的期望。四年后,当克莱尔与我重新踏上罗湖桥走向北京时,新的序章已然揭开。
宋氏家族唯一的全家福,1917年夏摄于上海宋寓。前排:三子宋子安;二排左起:长女宋霭龄、长子宋子文、次女宋庆龄;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父亲宋查理、母亲倪桂珍、三女宋美龄。
我们今天要谈的人物,名字叫宋查理,你会问,谁是宋查理? (宋嘉澍(1861年10月17日—1918年5月4日),字耀如,教名查尔斯·琼斯·宋(英语:Charles Jones Soong),昵称查理·宋(英语:Charlie Soong,或遵循东方序称宋查理),广东省海南岛文昌人,本姓韩,过继宋姓,晚清传教士、富商及革命家,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大金主;民国著名的宋氏家族的家祖,子女有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的长老、父亲、宋氏一家之长。他的长女宋霭龄,次女宋庆龄,长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龄,都在从民国到1949年中共建址,产生重大的影响。
他的次子宋子良比较少被注意到,第三个儿子叫宋子安,两个人都去了美国,娶的老婆都是有银行背景的,宋子良娶了出生于纽约银行家的女儿席曼英,宋子安娶了旧金山银行家庭背景的胡其瑛。
为什么要讨论宋查理?因为那是一个完全变动中的中国,在那个时代里,每一步路你走对了,人生完全不同,你走错了,就是粉身碎骨。
1壹1
19世纪初,当时宋氏家族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不会有人注意到宋氏家族,而当时中国的处境是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外国殖民的攻击。所谓的上海,不过是一个位于在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小渔庄,主要居住的都是一些客家人。
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有风的时候,船夫们就沿着海边的道路,把一艘艘的货船拖往上游,因为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唯一的优势就是它在地理上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上海这块地方。
在那个时刻,由于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开放港埠的要求,英国开始用东印度公司把鸦片卖到中国来。
当时的鸦片主要产自印度东地区,一些鸦片商先以非常廉价的价格在印度和中东地区收购,再以10倍的价格卖给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的某些华人。透过这些华人,卖给海南岛走私的人,在海口转售到中国大陆内地。
旧上海南京路
所以我们明明没有开放港埠,但是鸦片还是卖到了中国内地,其实这就是秘密。
当时香港,还没有被英国殖民,有很多的香港人以及一些随着郑和下西洋移居到马来西亚或是某些东南亚地方的华人,他们跟东印度公司合作,透过自己的关系,把鸦片卖到中国内陆。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们所说的买办,鸦片是进不了中国的。
另外一个可以进中国的方式是美国。美国不是清朝官员查的主要对象,还有清朝的腐败,清朝某些官员也参与到违禁的贸易里,他们主要进口的港口也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广州。
透过这两个港口,美国人秘密运输英国的鸦片,甚至跟英国的船员说,你就挂我的美国旗,分我一点钱就可以了。
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在争执过程中打死了一个中国村民,英国领事馆拒绝让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审判,就在这个过程里,中国发现原来鸦片都是他们运进来的,于是开始彻查,接着有了林则徐烧鸦片,有了鸦片战争,英国对华宣战。
宋查理
但中国打败了,支付了巨额的赔款,对英国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其中一个就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代表着买办崛起,代表中国近代史里最重要的繁华地点——上海。
这是宋家崛起之前的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每个人要赚钱,都得跟老外有点关系,跟洋行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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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想要讲的故事跟你们听到的宋氏家族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我查阅了很多书还有纪录片,其中有一本书,作者是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美国传记作家,他参考了非常多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的档案、美国国务院的档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将这些档案一个个列出来,然后重新写了《宋氏家族》这本书籍。
关于要写宋氏家族,Seagrave说是“格外的困难”,他直指出来由于宋氏家族政治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宋美龄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她在美国华府的游说能力,包括时代杂志都可以几乎说是变成她的宣传工具。
所以你要真的了解宋氏家族是很困难,宋家花很多钱去宣传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并不想让人们真正了解宋查理这个人,所以这次为什么我谈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宋美龄,而是他的爸爸宋查理?因为他的爸爸的出身跟大家想的故事完全不同。
第一个,先告诉大家,这个家族根本不姓宋。
关于宋查理所有的故事,都是传说。如果按照很多美国的国家档案,还有其他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些传说本身是想创造一个属于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
宋氏三姐妹合影,左起: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
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就是,她的爸爸原来出身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透过自己非常刻苦的努力,他结识了一个了不起的船长charlie jones,船长可怜这个小孩,就收下了他,为了感恩他的恩人,所以就改名charlie song,宋查理。
这个了不起的船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带着他乘着克尔法斯克号的船抵达了北卡州,就交给了一个监理会(教会)。
之后在教会的栽培之下,他去了现在的杜克大学,那时候叫三一学院。后来又把他送到了田纳西州,现在是乡村音乐的圣城。可是他到那个地方不是要去学乡村音乐,而是去范德堡大学神学院深造,然后等待时机成熟,用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向他的同胞传播上帝的福音。
整个宋氏家族的故事在过去几乎都是这么千篇一律的版本,他们来自于海南岛一个非常刻苦非常贫穷的家庭,在上帝的各种祝福里头,他的爸爸聪明的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学习,上帝的受洗。
到了上海以后,仍然受到排挤,虽然他已经有了传教士的身份,但是外国人并不想给他一个真正的传教士的身份。他在那个时刻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印《圣经》,他因此发了大财,然后他再利用这笔钱资助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而宋查理一生有6个子女,后来都成为在民国时期的当权人物。 可是这个故事几乎80%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宋查理
首先他爸爸搭的那艘船叫克尔法斯克轮船,从来没有在Boston,也没有在北卡停留过,而宋查理的父母亲并不是贫苦的农民,他们压根不知道儿子去了美国,不知道他改了姓,因为他们的姓氏是韩,而不是宋……
当时的海南岛当地卖鸦片,也供种植鸦片,他家是在当时“走私者的天堂”的地方——文昌。当地的船就是一排一排地连在一起,船民们就以船为家,有些穷苦的人就长年在船上。
宋查理的父亲经营的行业很特别,是一个造船厂的老板,韩氏一族,也就是宋查理真正的家庭并不贫苦,他的父亲是当地相当富裕的商人,而且是一个靠走私秘密社会里的一位长老。
他从事的走私活动里有一些大远洋货船,而这些远洋的货船定期的从澳门出发,一路南下,到越南的河内,当时叫安南,再抵达苏门答腊,航程大概六天左右。他们的先祖据说更早之前来自于山西,在1644年清兵入关之后,许多中国人就从北方开始往南逃。
据考证,很多姓韩的人都是客家人,有人逃到了安徽,有的人更往南逃到了广东,逃到了海南岛。所以宋美龄是一个客家人,而她的本姓应该是姓韩。
这个事情是怎么被发现的,最主要的是1881年,当时宋查理已经到了美国,那为什么宋查理有机会坐船,本来是搭他们家里的船,他们家有一个习惯,要让孩子见世面,所以他就跟着他的一个舅舅叔叔经常出船。
有一次这个船去到了美国,1881年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和母亲,当时他已经离家6年了,他告诉父母亲说,“我已经离开了亚洲,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我还在苏门答腊,在印尼在这些地方徘徊。 ”
那个时候他文字不是很写得很清楚,中文底子不好,在这封信里,他就说他的父亲是住在中国东南方广州的一个县城,其实后来查了半天,广州根本没有这个县。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信的底部,他写他爸爸的名称,韩宏义,然后查理还会写自己的中文名称,他的本名叫做韩教准,但他基本上在是用英文拼下来。
所以我们确定他完全知道他姓韩。
为什么会变成姓宋,你可能很难理解真正的过程。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档案馆里有宋查理在一艘美国船上的服务记录,查理的真实姓名是由于发音的问题被搞错了,他本来是姓韩,然后他就被写成姓松。
后来回到了中国之后,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姓,所以回到上海之后,就干脆去找了一个百家姓里,比较有一点地位的姓,他最崇拜的朝代就是宋代,而且跟松差别也不大,就变成了姓宋。
而他当时已经有英文名叫查理了,所以就叫宋查理,而宋美龄姓宋就是这样来的,实际上是姓韩。
根据美国国务院一份很多人几乎没有办法找到的资料显示,当时宋子文曾经写信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他自己也说:
我今天想转赠你海南远扬舢板船模一具, 此次船模由我国海关监制,完全按照实物精制而成。海南为广东省沿海岛屿,我家祖辈是世居于此,岛上居民吃苦耐劳,远近闻名,他们每年定期驾驶这种小船出海贸易,最远可以抵达印度。
所以宋子文其实也知道家里是从海南出身的,那个时候韩教准写信给他爸爸,写广州可能是因为他太小了,离开家里的时候搞不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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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海南岛的舢板是一种很特别的三轨的帆船,非常适合海浪,他们说形状像一个大香蕉,在海洋里头破浪前行,这种船看起来远远像一个很大眼睛的公鸡,所以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大眼鸡”。
每年夏天,韩家的大眼鸡船队就会离开海南,会有一年一度的传统贸易之旅,西南季风吹来,他们就会驾着船和货物向北驶往澳门、汕头、厦门,在西南季风之后,东北季风随之而来,船队就随着风、随着不同的季节,风的方向,满载而归。
剧照资料图
宋家,准确说是韩家,他们真正在海上的状况,除了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贸易之外,也进行海盗行为,所谓的贸易其实跟走私差不多。
当时,韩氏家族拥有强大的客家宗族的势力,从山西移居到海南,他们透过当地的帮会,某个程度间接操控了19世纪的海南商业圈,而且发展海上贸易,同时透过联姻跟潮州帮彼此联系在一起。在韩家定居海南岛之后的几百年之内,双方产生的依附关系,使得家族的商业扩展到东南亚一带。
这一家族当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才会那么小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出去见世面,因为这个是你将来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小孩子坐船跟着大人出海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非常重要。
例如查理的哥哥被送到印度群岛的一个韩氏家族里头当学徒,查理也曾去那里一个亲戚那儿做雇工,查理是比较有野心的小孩,他当时因为看了很多地方,有开锡矿的,有开商铺的,有些人是从内陆地区往返海边的贸易贩卖各种原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鸦片。
他看了别人怎么致富,而不是只在那个地方,像父亲他们一样走私一些小东西。他就不甘愿在那里只是做学徒,他觉得他爸爸对孩子的培育的心眼不够远大,他要有自己的梦想。
虽然他当时才12岁,但是他就已经非常有抱负了,这让他的人生截然不同。
当时,宋查理跟着一个远方舅舅出海,但这次他们为什么从东南亚去了美国?是因为当时这个舅舅告诉他:当时有很多有抱负的人,都会自己出钱买船票跑到美国。
宋查理一听就觉得我不要跟我的父辈一样了,也不要跟我哥哥一样在这里做学徒,我要跟你去美国。
旧上海租界
美国那时候是大幅开铁路的时刻,铁路工头很喜欢雇用欧洲的移民,还有华工,这些华工不是被抓的,是自己去那里打工的,因为他们觉得在那里赚到的钱比他们在中国可以赚到的钱多很多,而美国人也乐意用他们。
因为中国劳工第一个工作卖力,很少抱怨,而且他们的薪资相对很低,所以中国劳工在那个时候,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员工比例最高的时刻可以高达80%,工人可以坐在柳条筐里从悬崖峭壁吊下去,在坚硬的石壁里头开凿路基,而且他们的薪水比白种人的劳工少了1/3,同时食宿要自理。
所以当时加州的州长就曾经这么描述,没有这些中国人,我们要想在议会规定的时间里头完成宏大的国家的铁路工程的西部路段,是不可能的。
而查理去美国的这个决定,也从此改变了宋家的命运。
但是我还是要再回来告诉各位,他不姓宋,他根本就姓韩。
(Quelle: 时事、世事、事实,凤凰网陈文茜)
一位著名企业家在作报告,一位听众问:“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请问,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企业家没有直接回答,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只是并没有画圆满,留下一个缺口。他反问道:“这是什么?”“零。“圈”/“未完成的事业”/“成功,台下的听众七嘴八舌地答道。
他对这些回答未置可否:“其实,这只是一个未画完整的句号。你们问我为什么会取得辉煌的业绩,道理很简单:我不会把事情做得很圆满,就像画个句号,一定要留个缺口,让我的下属去填满它。”
留个缺口给他人,并不说明自己的能力不强。实际上,这是一种管理的智慧,是一种更高层次上带有全局性的圆满。
【学习啦】心得:给猴子一棵树,让它不停地攀登;给老虎一座山,让它自由纵横。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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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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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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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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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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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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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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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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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内容简介 :上海城市的发展显著区别于中国国内以及世界上许多城市,其重要特点之一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城外城”的形式进行的,亦即在上海旧城原本是荒郊或田野的北郊、继之是西郊,迅速矗立起一座新城。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洋行在上海开埠后各时段对租界的城市空间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业性洋行直接影响到最初英租界内棋盘格式道路、棋盘式街区的设计,非实业性质的洋行则在与租界当局的协作下促进了英租界城市空间的扩展。
本书参考《上海道契》、《上海年鉴》、行名录等资料,将1843—1869年间在沪洋行的时空分布、经营种类等做了细致理,并结合一些大比例尺城市地图,探讨洋行租地、分布情况;同时还利用《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中一些广告和启事等信息,对洋行进行了微观研究,试图以此复原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景观,探索上海早期的城市化进程。
作者简介:罗婧,1983年,浙江平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该书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基于道契、行名录与地图的近代上海城市景观变迁研究(1843—1941年)”的成果。
卓别林的上海缘
1915年,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诱拐》,讲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艘美国来上海的船上,船长骗人上船当水手的故事。有影迷称,卓别林在片中已表演了他后来的名作《摩登时代》(1936年)结尾时的舞步。
汤惟杰提到,根据目前可以在报刊上查到的记载,1915年8月30日在上海南市区开张的共和活动影戏园,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写到将放映“哑波林射猎趣剧”。
如果说此处“哑波林”疑似卓别林待定,那么1916年1月3日《字林西报》英文报道称,次日上海阿波罗电影院将放映卓别林《冠军》(Champion),写到Charlie Chaplin的全名,就是证据确凿了。汤惟杰介绍,阿波罗电影院当时位于虹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乍浦路一带,上海最早的前几家电影院都在这一区域。阿波罗电影院在1920年被拆,原址现在是四川北路1288号的九洲黄金店铺。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中,编入了《申报》1936年3月10日刊发的报道《驰名世界喜剧明星卓别林昨日抵沪》。稿件提及,卓别林在新作《摩登时代》上映后,携片中女主角波丽德·古黛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抵沪,“靠泊浦江第十二号浮筒”,40多名记者乘坐小船登轮后,在甲板上偶遇卓别林,长枪短炮一时间狂拍不止。
稿件还记录了卓别林在船上及华懋饭店与记者交流等细节,称赞其无意中的姿态与电影中的真情流露相符,并评价其为“人生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意多讽刺,为一般人所同情也”。
汤惟杰介绍,上海还曾贡献了一部反映卓别林形象的电影,由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联手打造。这就是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拍摄的《滑稽大王游沪记》(A Visit to China),片长约30分钟,是一部故事片。剧组找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李却·倍尔(Richard Bell),演滑稽大王来上海的经历。这部片没有留下拷贝,但在当时电影报刊刊登的剧照上可以看到,片中展示的就是卓别林的形象。
城市漫步找好莱坞印记
最近Citywalk(城市漫步)火热出圈,汤惟杰举了两个例子提示读者,在上海城市漫步,挺容易遇到好莱坞元素。
从苏州河北岸、靠近河南中路桥的河滨大楼出发,走400多米,就可以到达苏州河南岸外滩源的光陆大楼。汤惟杰说,最早进入上海的好莱坞电影是由一些洋行代理的,他们买下片子到上海放映。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国际票房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特别是上海,所以8家好莱坞公司纷纷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其中6家在和河滨大楼里面开设办事机构,2家在光陆大楼。当时光陆大楼二楼有光陆大戏院,1925年建造完毕,曾一度是上海首轮西片的放映影院。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当时叫美国制片协会)在上海也有办公室,也在河滨大楼。
汤惟杰还提到,从鲁迅在上海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的经历来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他在上海看过155次电影,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电影。“从他的阅片量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影院里面放的外国电影,九成以上是好莱坞电影。”汤惟杰提到,“这也跟好莱坞当时世界性的影响和流布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新村、多伦路、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旧址、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当行走在这一系列与鲁迅生活、工作、创作相关的地点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海虹口的四川北路地区也曾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书写过重要一笔。从好莱坞到上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还值得在细节层面多多搜寻。
摘录:
世界注目的喜剧明星,带着泪的笑匠查理·卓别林,在他第三次的环球旅行途中,于(1936年)3月9日下午初次到上海来,和他同伴的是他的名义上的爱人古黛德女士,少不得便有许多人要去一见庐山真面目,以便打破这一位在银幕上戴着破礼帽、穿着不整齐的褴褛礼服、留小胡髭、拿怪手杖、穿硕大的破皮鞋、撇着脚像鸭子般地走路的丑角印象。
轮船上只签一次名
在那天下午二点半光景,上海的中外新闻记者四十余人无形地组成了一个迎卓队伍。他们一到了装着卓别林的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就开始找来找去,一刻钟过去了才发现他和古黛德在三层楼的甲板上倚着铁栏,俯首闲眺黄浦江的平静景色。一刹那间,便把他团团围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卓别林:他身材很矮小,穿着花呢的春大衣、深灰色的西服、蔚蓝色的衬衫,反衬他的面容更是红润而充溢着健康美。脚上光亮亮的皮鞋,却没有穿上那双硕大的破鞋。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自由帽,脱去帽子能看见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已经有47岁的年纪了,但是健旺的精神,一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古黛德小姐斜倚着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棕色呢帽上戴着一朵明艳的鲜花,明眸皓齿,时常展着明朗的微笑。
大家拍好了照相,便要求他做简单的谈话,他便装着幽默的苦笑,然后肩膀向上一耸,很自然地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可以使得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限。”大家哄着一笑,他继续地说:“我这次做环球旅行,先经过日本,在日本逗留不久,现在又到了中国,在上海预备只勾留一夜,明天早晨九点钟,坐原船到马尼拉,再赴百丽。上海,这是我生平憧憬着的大都会。可惜这次只有几小时的勾留,隔两三个月后再到上海,那时我也许有两三星期的居住,好玩一个痛快。”
当时便有一个和他同来的美国人大声地向记者迎卓队宣布,六时半在华懋饭店谈话,于是卓别林又是肩膀一耸,便预备架子想要冲出重围。哪晓得有一个人要求他签名,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签好,举起便帽向大家做手势,说出一句动人的话:“轮船上签名,我只签一次,决不再签第二次。”说罢便急急忙忙地拉着古黛德,两脚三步装着银幕上的撇脚跨下另一只小渡轮而去。又谁知道这位先生在小渡轮船舱里,隔着玻璃嬉皮笑脸,对大家招招手,很有趣味地用右手做了一次飞吻,样子很接近银幕上的英雄般的滑稽。
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到六点廿五分,一群记者迎卓队,一个也不少,集中在华懋饭店卓别林的会客室里。他已经叫了一个理发匠到房间里理过头发,叫了一辆汽车在南京路兜了一个圈子,这时换着一套整洁的斜条纹的衣服,坐在一只高背的椅子上,完全流露着他平常的态度,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和你同在一起做环球旅行的古黛德小姐,你要和她结婚么?或者已经结过婚了吗?”
卓别林浅浅地笑了笑:“那只好问她自己了。”于是哄得大家都笑了笑。
“你用你那硬帽子、破皮鞋、司的克,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那不过是一种广告性质而已,这些东西,抛在马路上也是没有人要的。”他更有趣味地说。
“你对于现在流行的欧美电影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地反对有声电影,对白常常损害影片中的情调,别的意见很多,但因为讲起来时间太长,所以不想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电影?”
“记得两年以前,在好莱坞看过一张,是一张惨的悲剧片,不过名字是记不起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他每次回答,必定带着笑声,更因着他的滑稽的动作,引得大家时时发笑。就在笑声中,他答应大家签名。
吃过晚餐以后,他伴着他的古黛德小姐再叫了一辆汽车,做环游上海一次的汽车旅行。并且还应了梅兰芳的约,到共舞台去看《火烧红莲寺》,再到新光去看马连良的平剧,同时在舞台上合摄一影。
翌日朝晨九时,乘原船离开了上海。
好莱坞助推上海摩登
已故文史学者张伟2021在为《影院文录》一书撰写的《跋》中提到,“美国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八大电影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分别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高峰时,每年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超过四百部,一些大片的公映时间几乎和美国达到同步;今天大家熟悉的译制外片的方法,当年在上海都已经作过尝试;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电影报刊,其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二百多种。”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以“美影漫谈”“文人谈影”“访沪影人”“访美影人”四大主题,汇编了68篇文章,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报刊发表,反映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上海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张伟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电影系列新书,包括张伟编《影坛备忘录》《影院文录》,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编《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文墨》《影人忆旧》等。
《好莱坞在上海》的选题、书名和选文标准,均为张伟生前所定,孙莺从数万份与好莱坞相关的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最能呈现好莱坞影响、生发、改变上海城市生活的文章,分辑而成。
自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歌剧片《唐璜》、1927年推出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开始,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美国电影分默片时代和声片时代。默片以喜剧片、闹剧片和西部片为主,声片以歌舞片、盗匪片、侦探片、恐怖片和爱情片为主,如《掘金女郎》《风月无边》《呼啸山庄》等,还有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幻想曲》等。这些好莱坞影片大都在上海放映过。
孙莺认为,这些好莱坞电影大批进入上海,在当时“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上海城市摩登化的进程,还将一种外来文化的异质内核,深植于中国电影的著作方面。”
孙莺在新书前言中提到,好莱坞对上海的影响有多个方面。“好莱坞”这个名字一度炙手可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有各行各业新开的店铺、公司使用该名。最有名气的包括1928年李小舟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对面开设的好莱坞照相馆、1935年开业的好莱坞舞厅、1938年开业的好莱坞乐园等。
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广告业以及摄影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莺认为,以摄影为例,好莱坞电影的浪漫主义和戏剧化表现,营造出一种独特时髦的好莱坞风尚,这对惯于追逐时尚的上海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年的照相馆营造了一种情调和气质,延续至今,所谓老上海味道、老克勒风度,与这种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风尚有关。(Quelle: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版)
1936年,卓别林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梅兰芳、胡蝶等新老朋友,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18年后的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
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伦抵沪,由梅兰芳先生主持接待。下榻当时沪上最高级的华懋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卓别林这次在沪仅仅逗留十几个小时。午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参观大上海,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上五点半,卓别林到公园饭店参加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正是老朋友梅兰芳。梅兰芳早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就曾与卓别林“互加好友”。六年之后,老友重逢。卓别林双手搭着梅兰芳的双肩,幽了一默:“这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
在卓氏调侃的背后,正是他坎坷的人生体现。梅先生何尝读不出这层意思?于是赶忙“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晚宴后,卓别林在这短暂的上海之行中,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右手在膝上轻轻叩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的国剧。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直到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
戏散后,卓别林还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妆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卓别林于该年5月12日再次来到上海,正逢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他只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就乘船返美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正面、背面、边环
1916年财政部造币总厂铸
一对百年未曾现身的钱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印记,隐藏着不寻常的流转故事。今天,咱们就来揭开“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神秘面纱,探寻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铸造始末
要了解这对纪念金币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袁世凯说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财政部指令造币总厂试铸的。
关于“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在1945年第76期《永安月刊》上可查到一篇由李伯琦所写的《中国纪念币考》,里面有相对专业的介绍:洪宪十元金纪念币: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重量8.3克),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统一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直径21毫米),面背皆轮齿纹。
在文中,作者似乎更欣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制作。“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Giorgi)雕模,故甚精。”溢美之情,明显流于文字之间。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签名“L.GIORGI”,在“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上有出现,位于币左“圆”字左上。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轰轰烈烈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也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流产。存世稀少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及样币,由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币珍品。
2021年,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机制币专场,1916年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飞龙“L.GIORGI”签字版拾圆纪念金币样币亮相,在经多轮角逐后,以460万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公开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可见其市场价值。
李家老宅
回到最初的疑问,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既然如此珍罕,那又怎会隐身李家百年?
李家自然也非一般人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家震与父母居住于安庆,那处老宅子被叫作“任家坡太史第”。
任家坡太史第规模在安庆数一数二:辟有三门,分三路,以正中一路(正宅)为主体,向东西二路(东宅、西宅)蝉联各筑偏殿,进深均为四进,围以住宅、更楼、戏楼、花园等,连成一完整府屋建筑群,占地2万多平方米。
李家震父亲李国模在安庆属一流名人。安庆最有名的风景是城西大观亭,大观亭有《大观亭志》,这个《大观亭志》的主编便是李国模。李国模夫人彭淑士,为苏州名门彭姓之后,苏州人说“无彭不开榜”,说的就是十全街南昀草堂彭家。中国历史共计551名文科状元,但同门走出祖孙状元的,只有苏州彭氏一家。李国模岳父彭名保,晚清时曾在安徽做官,身份是安庆电报局(官办)会办,中国第一部“争气电话”,就是经他的手研究出来的。
但是李国模仅是彭名保的女婿,饶是他再有影响力,也没有实力在安庆置办如此之大的家产。所以,老宅子是从上一代手上传下来的。
李国模与弟弟李国楷的父亲李经世,是地地道道读书人,14岁府学廪生、16岁丁卯科优贡、25岁江南乡试中举、29岁光绪庚辰科进士。李家老宅子就是在他手上大规模修缮,并最终命名为“太史第”的。但是经笔者查证,发现老宅子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其实是李经世的父亲——李蕴章。
李蕴章少年眼盲,但极其聪睿,跟随长兄李瀚章或湖北代办湘军饷需,或赣南管理税务厘金,无不备受赞誉。李蕴章在家排行老四,李鸿章是他的二哥。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问世于1916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无论是李蕴章、李经世还是李国模,都没有机缘能够将这样一对带有原包装盒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归为家藏。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承之源
重新回到李家震身上来。
李家震是李国模长子,从李蕴章这一代算下来,他是第四代长房长曾孙。但严格意义上,他只是李国模嗣子,并非他们亲生。
李蕴章生有四子:李经世、李经邦、李经钰、李经达。其中李经钰生有三子:李国瓌、李国枢、李国桂。这之中,李国瓌生有四子:李家孚、李家晋、李家继(嗣李国枢)、李家震(嗣李国模)。
也就是说,李家震的生身父亲,是李经钰长子李国瓌。
李家震生于1922年,1927年至1936年在安庆居住,后回上海,居康定路,入读上海东吴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李家震结婚时,同住上海康定路(涵养村)的李国瓌已年近古稀,虽李家震早过继给堂兄李国模为嗣子,但他仍为小儿子准备了一份厚礼——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
1916年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一对两枚 原包装盒
李国瓌生于1887年,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予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作为李鸿章家族后裔,李国瓌晚年极具影响力,先后任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安徽公学校长等。
还有重要的一点,李国瓌,字伯琦,并以“李伯琦”之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李国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程学啓冥报记》《清代帝后庙谥陵名考》等。
“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李伯琦先生近象”
刊《皖事汇报》1936年2月10日第三期
李国瓌算不上钱币收藏家,但他有关钱币的几篇文字,如《中国金币考》(《虞社》1933年第197期)以及开篇提及的描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中国纪念币考》,皆被认为是中国机制金币扛鼎之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李国瓌还曾任天津财政部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后任南京造币厂会办),作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一,他参与了“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制作的全部过程。自此,为何李家会拥有这一对珍贵非常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但具体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
铸藏轶事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决策者,是复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从执掌财政部角度,他不仅“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并密计“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借此引巨利充盈国库。
最初商议纪念金币主图取袁世凯正面头像,只是“雕刻既艰,费时又欠,且印花时又非一次可成”。此外,“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最终,放弃“正面像”计划,“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是民国四年(1915年)冬试铸出来的,全部32枚。后“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32枚纪念金币样币具体流向,“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这32枚样币,币面应该都有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的签名“L.GIORGI”。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炒作,是1916年初就开始的,“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且当时就有伪币出现。但此伪币非彼伪币,虽然材质为银,但同样是以纪念金币钢模铸印的,数量为10枚。后流向社会的少量银币,收藏者以外表镀金冒充,从而形成“伪币”一说。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军阀曹锟据财政部造币总厂为省有。因为“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索求者众,而此时金币钢模仍存,因此便“私铸二百余枚”,只是材质有所下降,“金皆八成”。
李家震收藏的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私铸二百余枚”之中的两枚。
《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撰 刊登于《虞社》1933年第197期
上述轶事,取自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文章最早刊登于1933年第197期《虞社》。而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纪念币考》中,他自己做有明确交代:“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亲力、亲为、亲闻,李伯琦 在《中国金币考》《中国纪念币考》中的记述,无疑是“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证明文字。
(本文出自2025年第3期《中国收藏》杂志)
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大洋洲赛 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中国队征战19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队员名单》 (如有回忆不准确之处,望指出!) 1号,李富胜(178,守门员,八一) 2号,蔡锦标(180,中卫,广东) 3号,刘志才(183,中卫,八一) 4号,林乐丰(177,右后卫,辽宁) 5号,迟尚斌(181,中卫,北京部队) 6号,黄向东(182,前卫,昆明部队) 7号,杨玉敏(176,前锋,辽宁) 8号,左树声(175,前卫,天津) 9号,徐永来(177,前锋,山东) 10号,刘承德(183,前锋,山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11号,陈金刚(181,前锋,天津) 12号,臧蔡灵(175,左后卫,空军) 13号,沈祥福(173,前锋,北京) 14号,刘利福(170,前卫,北京) 15号,古广明(169,前锋,广东) 16号,王峰(179,右后卫,广西) 17号,鲁妙生(182,前锋,上海)[只参加了小组赛 阶段的比赛] 18号,容志行(172,前锋,广东) 20号,陈熙荣(173,前卫,广东) 21号,吴育华(167,前锋,广东)[只参加了决赛阶 段的比赛] 22号,杨宁(182,守门员,广东) 小组赛回顾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比赛于1980年12月底在香港举行。 中国队在分组预备赛中以3-0轻取澳门,徐永来进一 球,容志行进两球,其中一个是角球直接罚进。 小组赛关键一仗是对日本队。上半场中国队表现较好, 容志行在第10多分钟距门30米突然远射,球直奔大门左上 死角入网。下半场,日本队以木村和司为核心不 断进攻,攻势如潮。木村和司和前田秀树曾两次将直 接任意球击中中国队门柱,金田喜埝和户塚哲也还各有一 次单刀机会,均功亏一篑。从当时场面上看,中国队几乎 大势已去。但日本队在最后阶段也犯下了急躁的毛病,换 上了身材高大的中锋长谷川直久,改打长传冲吊,终于落 入蔡锦标和刘志才的圈套。最终,中国队艰难地以一球小 胜。 半决赛对东道主香港队,120分钟打成0-0。双方前四 球,中国队全中,香港队只进三球。香港队最后一球罚出, 被李富胜奋勇扑出,正当中国队员拥抱庆祝的时候,裁判 员却莫名其妙地判李富胜脚步先移动,要重罚!香港队员 在重罚时不等裁判吹哨,便一脚踢进,李富胜没有反应, 但裁判员却判定进球有效!中国队员一起围上去争执,裁 判维持原判。此时,容志行挺身而出,说了句:“别争了, 我来”!(此话为后来报纸上见到),老容从容不迫地一 脚硬朗的半高球命中!中国队点球5-4胜。 小组决赛是1981年1月4日下午3:30在香港政府大球 场开始的。中国对朝鲜。双方90分钟你来我往,打成2-2 平。中国队进球分别是:黄向东在小禁区右侧接近底线处, 几乎零度角的情况下扣射而入;陈熙荣把对方守门员挡出 的任意球补射入网。加时赛上半场仍然是2-2。下半场开 始后不久,黄向东在对方禁区外大约30 米处左脚远射, 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3-2!之后,场上完全是中国队的 天下。容志行在禁区内接古广明妙传,转身左脚凌空射门, 球打中横梁弹回。紧接着,古广明在禁区右侧得球,带球 左晃右拨连过两人,左脚打左下角再次得分。中国队以4 比2获胜。 赛后,李富胜获最佳防守队员奖,容志行获最佳进攻 队员奖。 第二天,《足球报》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打 破玉笼飞彩凤,脱开枷锁走蛟龙”!这句话铿镪有力的话, 一直牢记在我心里。后来,当我拿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 时候;当我拿到大学毕业证书的时候;当我拿到留学签证 的时候;当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这句话都忽然间跳出 来,浮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永远给我无限的自豪和自信。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时间:1981年9月24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球队: 中国新西兰结果:0-0 当天,北京气候温和,阳光明媚。 当晚,有近八万观众到场观战。观众的热情之高是历来罕 见的,两块一张的门票,在场外被炒到了三四十。 中国队穿全身红色球衣,两肩有金黄色将军授带状的 条纹。新西兰队穿全身白色。 7:30,中国的陈金刚随着裁判员的哨声拨动了足球, 比赛开始。中国队利用两翼快马沈祥福和古广明的穿插, 展开地面进攻。新西兰则利用4号布赖恩.特纳189的身高 优势运用45度冲吊进攻。特纳原籍英格兰,曾于70年代初 期在昆士柏流浪(即QPR,也译:女王园林看守者队)踢 球,1974-1979年曾在美国著名的纽约宇宙队担任奇纳利 亚的替补,1981年4月才入籍新西兰。中国派出头球防守 最好的2号蔡锦标(180)死盯特纳,而林乐丰则专门防守 对方主要得分手9号史蒂夫.伍迪斯。 中国队15号古广明甚为活跃,多次在右边路为同伴创 造机会。其中一次是他突破后传中,沈祥福在小禁区右角 甩头攻门,正中对方门将威尔逊下怀。对方伍迪斯也有一 次禁区前左脚冷射,球贴地疾飞,被李富胜稳稳扑住。 上半场在平淡中结束。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中国队组 织核心18号容志行在中圈附近无球状态下,被对方队长1 0号萨姆纳踩伤,不得不中途退场。 在容志行下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队曾打出两次 小高潮。其中一次是林乐丰与古广明在右路做了个漂亮的 小配合,古广明挑球妙传,林乐丰反插向前,与威尔逊在 小禁区右侧形成一队一,但林乐丰未能大胆射门,而是向 中路横传,球被对方断下。另一次是古广明在右路晃过对 方一名后卫,下底传中,陈熙荣在罚球点附近跳起头球攻 门,打高。 最后十多分钟,中国队明显体力下降,虽换上快马杨 玉敏在前面左冲右突,但终归力不从心。 当晚观众席上“秩序井然”,由于相当一部分观众是 单位组织观战,并在赛前受到在场公安人员的再三警告, 全场几近鸦雀无声,只是很有秩序地喊过几次“加油”之 类的套话,但也算如雷灌耳。那是我所到场看过的最压抑 的一场比赛。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二场时间:1981年10月3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中国结果:1-0 新西兰那时候好象应 该是初春吧?晴空万里的天气。斯马克山体育场好象是一 个板球场临时改成足球场的,只有主席台一侧有少量座位 看台,其他都是依山坡而形成的草地,观众们坐在草地上 看球,一家围一圈,连吃带喝的,还有很多小孩在追逐嘻 戏或自己踢球玩,大人则有不少躺着晒太阳,那情形似乎 是来度假,而根本看不出这是一场重要的世界杯预赛。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上来就猛 攻猛打,颇有气势。李富胜表现出色,救出不少险球,其 中一次是8号邓啃.科尔在禁区线上的劲射,直窜右下角, 被李富胜扑出底线。 因容志行上一场受伤,此战未能随行,古广明撤得比 较靠后,担当中场组织角色。有一次,他在左侧妙传给中 路插上的杨玉敏,在门前10米左右的球门正中,与对方守 门员形成一对一,但杨玉敏的射门软弱无力,被威尔逊扑 住。 比赛进行到44分钟时,新西兰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获 一个角球。萨姆纳开出,奔前门柱而去,20号托纳头球向 后一蹭,埋伏在后门柱的3号里基.赫伯特(185)在无人 看守之下将球顶入球门左上角。 下半场,中国队大举反攻。最惊险的一次是:沈祥福 左路传中,对方后卫头球顶偏,球正好落在右侧无人看守 的左树声脚下,再次形成与对方守门员威尔逊一对一,威 尔逊弃门而出,以其188的身形猛扑过去,左树声犹豫了 一下,再射,威尔逊刚好赶到,把球压在身下。 新西兰队踢法勇猛,作风彪悍,中国队在上一场损失 了容志行之后,此役蔡锦标再被撞断手指。 之后,中国队越打越快,也越打越乱,加上体力不支, 终以0-1饮恨而归。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三场时间:1981年10月10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科威特结果:1-2 当时的亚洲杯冠军 科威特队当时威风凛凛,他们在亚洲区预赛第三组中势如 破竹,以6-0,4-0,2-0三战三捷,净胜12球,不失一球 而晋身四强决赛。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在94年率领巴西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阿尔贝托。球队颇具南美足球的细腻小巧 特色。 北京时间下午3:30,比赛开始。新西兰队以大刀阔 斧的欧洲风格不断发起进攻,而科威特队则表现得似乎有 点漫不经心。第21分钟时,科威特队自由中卫3号朱马在 禁区内头球解围,却恰好顶向站在葫芦顶内的新西兰队9 号伍迪斯,伍迪斯不等球落地,撩起左脚凌空就射,球私 流星,窜进球门左下角,科威特门将塔里布斯扑救不及。 其力量之大,角度之刁,令人嘡目结舌。 下半场的科威特队与上半场判若两队,开始表现出亚 洲头号劲旅的本色。比赛进行到下半场10分钟左右,科威 特6号塞义德将球直线传进禁区,对方3号赫伯特手球犯规, 被判点球。科威特队9号亚古布主罚,球射向球门左下角, 但威尔逊表现神勇,将球扑出底线。 大约又过了10分钟,科威特队右路传中,球被对方顶 出,科威特队10号安伯里迎球远射,对方6号阿尔蒙德再 次手球犯规,科威特队获得第二的点球。正在科威特队员 准备主罚这个点球的时候,一名新西兰观众从看台冲进球 场,用一个水果近距离打向主裁判,然后从球场另一侧跑 回观众席,比赛因此中断了近10分钟。比赛继续进行,科 威特队改派16号费萨尔主罚,他用触球前脚腕的迅速变化, 迷惑威尔逊扑向球门的另外一侧,球从左侧进网。1-1! 科威特队扳平之后似乎不满足于平局的结果,再度反 客为主,大举进攻,甚至两个边后卫也频频压上,攻势如 潮,气势如虹。新西兰队门前险象环生,几个后卫防守顾 此失彼。临比赛结束还有七八分钟的时候,科威特队右后 卫2号萨阿德助攻上前,在右侧传中,9 号“金头”亚古 布在距离球门八九米处一个鱼跃头球,应声而入。 科威特队首次出场就在客场以2-1战胜新西兰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四]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四场时间:1981年10月18日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队:中国科威特结果:3-0 在开赛之前,由于中国队前 两场一平一负,北京球迷的热情早已经同北京的气候一样 冷了下来。面对亚洲最强的劲旅科威特队,观众似乎对中 国队并不抱任何期望。 七万多观众闷闷不乐地坐在看台上,场外的黄牛票价 已经从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的三四十,跌到了十块以下。 这场比赛,苏永舜派出奇兵怪阵迎敌。主力中锋陈金 刚没有出场,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脚伤初愈的容志行!而刘 利福也取代了左树声的位置。把陈熙荣从右前卫换到中前 卫的位置上,成为组织核心。 19:30,中国队首先开球。双方僵持了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开始占据上风,且越打越好。容志行带伤出阵,极 大地稳定了场上军心,并首次出任中锋,在前场发挥穿针 引线的作用。本来不抱希望的观众也逐渐活跃起来。 第21分钟,古广明与陈熙荣在右路打出一个漂亮的二 过一,再盘球晃过阿提卜的贴身防守,斜传门前,刘利福 在左路小禁区顶扬手喊中路包抄位置不好的沈祥福将球漏 过,自己得球后向底线一趟,吸引了对方两三名后卫猛扑 过来,他却恰到好处地左脚传中,容志行在门前头球射门, 塔里布斯似乎已经扑到了来球,无奈球速太快,从他腋下 滚入。 观众憋闷了半个多月的情绪象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 全场欢声雷动。 可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分钟,就在观众的欢呼声还没 平静下来的时候,中国队12号臧蔡灵就在自己禁区内犯规, 12码!科威特队又派出上一场对新西兰时罚中点球的16号 费萨尔主罚。但是,李富胜奇迹般的把这个射向右侧的球 稳稳扑住! 中国队乘胜猛攻,三分钟后,在对方禁区左侧获一个 任意球。容志行轻巧地一撮,准备挑给已经越过对方人墙 的沈祥福,球被对方顶出,沈祥福快速回身再抢到球,回 拨给刘利福,刘利福看到沈祥福的回跑已经吸引了对方几 个后卫跟出来,便轻轻一挑过顶球,好一个古广明,心领 神会,好象泥鳅一样从对方后卫之中“滑”出,距离球门 十米多点,空中用左脚一点就射,球嘭的一声打在横梁上, 弹地而入。此球配合默契,古广明射门简捷有力,算是罕 见的佳作。 上半场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记得是射门10次,对方 除那个点球之外再没一次机会射门。下半场,中国队打防 守反击,带上上阵的“菜头”蔡锦标死盯“金头”亚古布, 林乐丰紧跟费萨尔,臧蔡灵贴着7号“小福星”卡米勒, 黄向东缠住中场核心安伯里。大概在第15分钟,回撤中场 协助防守的古广明断球成功,马上直传对方身后,沈祥福 快马杀到,形成单刀赴会,冷静地射向左下角,球入死角。 中国队以3-0完胜对手,一举改变了排名形势,三战 一胜一平一负,积三分,净胜二球,跃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五]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五场时间:1981年11月4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育 场球队:沙特科威特结果:0-1 当时的沙特还不是亚洲强 队,他们在小组预赛中出人意料的以1-0战胜了当时的亚 洲劲旅伊拉克,爆冷出线。沙特在备战期间花费了二百多 万美元巨资,到欧洲训练,这笔钱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 的大数目。当时据说国家体委为中国队备战特批的一笔训 练费为10万人民币! 沙特的观众都穿着白色的阿拉伯长袍,看台一片雪白, 秩序井然。 比赛开始后,沙特借主场之利不断进攻,科威特防守 反击。双方都很谨慎,精彩场面不多见。大约在第30分钟 时,科威特队卡米勒从右路突破后传向门前,亚古布在球 快出底线时漂亮地探身鱼跃顶回,费萨尔再一个头球摆渡, 卡米勒凌空射进。但这个进球被我所没有看到的犯规所抹 杀了。科威特球员并未争执。比分仍是0-0。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5分钟左右时,科威特队10号队长 安伯里在中场截获对方的一次横传,快速从中路突破,一 闪一拨连过两人,在距离球门大约25米处一记硬狠刁钻的 远射,球直进球门左下角,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科威特队凭此一球客场战胜了沙特队。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六]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六场时间:1981年11月12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沙特中国结果:2-4 由于当时中国和 沙特还未建交,所以比赛在中立国马来西亚进行。 电视转播开始时,比赛已经进行了快10分钟了,而且 画面模糊,还没有声音(也许是俺家电视天线没调好吧)。 第一个镜头就是:沙特队在中国队大门左侧罚角球, 20号马吉德在小禁区顶一个漂亮的狮子甩头,进了!中国 队中圈开球后没多久,6号萨阿德在中圈里断下刘利福的 传球,马上直线传中国队后卫身后,马吉德心领神会,快 速插上,得球一趟,单刀直入,巧射低球,再得一分! 此时开场才12分钟!中国队员还如同梦游球场一般。 中国队随后拼命反扑,占据场上优势。多次很好机会,均 无功而返。 下半场开始后,中国队仍然大举进攻,压得对手喘不 过气来。无奈十扣柴扉久不开。第15分钟,苏永舜使出杀 手锏,以天津的左树声和陈金刚换下北京“西线二福”。 这一招立竿见影。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陈熙荣在右前场 快速掷出一个的界外球,容志行底线低平球传中,左树声 在罚球点附近用右脚外脚背打出一个弧线球,直进大门左 上角。这是左树声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一分钟后,聪明的陈熙荣故伎重演,在右路快速发出 任意球,黄向东传中,容志行后仰身头球摆渡,陈金刚头 球攻门,沙特矮小的门将马尔旺(173)鞭长莫及,2-2! 此时,中国队的进攻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10分 钟后,又是陈熙荣在左路连续过人,角旗附近大力打出半 腰球传中,古广明在罚球点前横身凌空怒射,球似飞箭, 直挂网窝,此球清脆玲珑。赛后,沙特领队(某王子)说: 中国的15号(古广明)在任何国家的球队中都会有他的位 置。三分钟后,容志行左侧盘球过人,斜传门前,古广明 一个飞铲,再次破门!但裁判判此球古广明越位在先。记 得从慢镜头看,当时古广明与对方后卫是平排,这如果按 照现在的规则就不算越位了。临近比赛结束时,中国队在 对方禁区前获直接任意球,大炮迟尚斌一脚地滚球猛射, 被马尔旺将将用指尖挡出底线。中国队再获角球。容志行 开出角球,球掠过前门柱,被埋伏在后门柱的黄向东连人 带球撞进大门!4-2! 这场球中国队前12分钟先失两球,最后30分钟连扳四 球,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经典的反败为胜佳作!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七]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七场时间:1981年11月19日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默迪卡体育场球队:中国沙特结果:2-0 赛前,吉隆坡下 了一场大雨,场地湿滑泥泞,这对于不善打水战的沙特队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开球后,沙特队继续背负着上一 场失利的阴影。中国队占据绝对优势。大概25分钟,陈熙 荣在中场长传给禁区右角的容志行,容志行得球后转身过 一人,往中间抹,吸引对方两三人上来围抢,他突然回敲 给黄向东,黄向东在距门25米左右不停球就射,球穿过人 丛,贴地而入。1-0。 两分钟后,古广明在右路如演杂技一般,连过两人传 中,沈祥福在门前凌空左脚打门,马尔旺虽然没有来得急 作出反应,但球刚好打在他脸上,弹出底线。角球。容志 行精确的角球开到了助攻上前的中卫蔡锦标的头顶,“菜 头”不负众望,一头顶入。2-0! 下半场,中国队依然攻势如潮。特别是古广明左右逢 源,单骑突进,煞是好看。第15分钟前后,陈熙荣在组织 反击中妙传给穿插到左路的古广明,古广明先是突然启动, 一趟,过了对方后卫,再一个假动作晃过守门员,射门, 可惜被补位的对方后卫在球门线上将球挡出。 此役之后,中国队三胜一平一负积7分,净胜6球,高 居榜首。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八]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八场时间:1981年11月28日地点:奥克兰斯马克山 体育场球队:新西兰沙特结果:2-2 新西兰队野心勃勃, 他们不仅想跟中国队一样在沙特队身上捞足四分的积分, 还打算在净胜球上与中国队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 新西兰队一开场就猛攻。仅仅五分钟就初战告捷。托 纳在禁区左侧突破时被沙特后卫拌倒,19号卡尔顺利罚进 点球。1-0。 新西兰继续猛攻,却开始求胜心切,忽视了防守。沙 特队一次快速反击,马吉德速度飞快,在小禁区角上追上 球就射,球从威尔逊裆下漏进大门!1-1。 上半场快结束时,又是马吉德,以速度越过对方后卫, 再将球高高挑过威尔逊,飘然进网。沙特队令人吃惊地后 来居上。 下半场,新西兰队始终进攻,进攻,再进攻。直到临 近比赛结束时还是1-2。最后三分钟,新西兰观众都开始 泄气了,有些人往外走。这时,新西兰队在沙特队球门左 侧,靠近角旗的地方获得一个掷界外球的机会,又是8号 大力神邓肯.科尔将球掷到前门柱,托纳向后一蹭,赫伯 特门前头顶,进了!与进中国队的那一球如出一辙。 比赛以2-2结束。沙特彻底被淘汰。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九]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九场时间:1981年11月30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中国结果:1-0 科威特队吸取了在北京失 利的教训,自始至终积极防守,以快速反击进攻。使中国 队全场只有一两次真正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开始仅仅八分钟,科威特队长安伯里在中场得球 后连过两人,离门20多米突然远射,球进大门左上角。1 -0。 中国队古广明曾有一次在罚球点前接容志行传球,头 球攻门的机会,可惜打太正,被塔里布斯揽入怀中。 下半场,说句实话:是裁判的天下!那可以说是我第 一次看到大名鼎鼎的“黑哨”!新加婆主裁判李国良明显 地偏向科威特队。中国队一传到边路就被判越位,一到抢 球就被吹犯规。特别可气的是,距离90分钟结束还有一分 多钟的时候,容志行中路妙传给小禁区前的古广明,古广 明此时只面对对方守门员一人,离门四五米远,几乎是抬 腿欲进!而主裁判此时却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那 三声哨音吹得是那么短促,那么迫不及待,那么鬼鬼祟祟! 比赛结束后,中国队林乐丰和臧蔡灵等马上围住裁判 试图论理,但被容志行很快劝阻。 此役结束后,中国队已经打完了全部比赛,只好听天 由命。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场时间:1981年12月7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育 场球队:科威特沙特结果:2-0 沙特此时已经被淘汰出局, 剩下的比赛就是陪太子读书,自然踢得不卖力气。 科威特射手16号费萨尔.达希勒此役独抡二元,成为 科威特的英雄。上半场第10分钟前后,沙特曾有一脚非常 漂亮的远射,6号萨阿德.里法维在禁区线上一脚劲射,塔 里布斯魔高一吃道高一丈,一个漂亮的鱼跃,将球扑出! 此球传射扑俱佳。 上半场快结束时,久攻不下的科威特队终于迎来了机 会:费萨尔在中路摆脱对方防守,左脚远射,球飞进左下 角,1-0! 下半场,科威特队基本控制局面,55分钟左右,费萨 尔又把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科威特队把2-0的比 分维持到终场。 这样,科威特队终于获得了亚大区第一个出线资格! 这也是82年世界杯24支决赛圈队伍中的第23个出线队伍。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一]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 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 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一场时间:1981年12月14日地点:科威特国家体 育场球队:科威特新西兰结果:2-2 在10月10日科威特作 客新西兰时,新西兰观众曾在看台上打出过一个横幅:“ 骑骆驮的人滚回去”!这极大地激怒了科威特人。在科威 特对新西兰的比赛开始之前,科威特某王子说:“我们要 通过这场比赛让新西兰人知道骑骆驼的人是懂得足球的”。 这句话也曾使极为担心已经出线的科威特队会在这场比赛 中放水的中国球迷似乎放心了许多。 双方入场之后,四名科威特骑士骑着骆驮从新西兰队 面前昭然而过。 比赛开始后,科威特队果然气势高涨,很快便有两次 极好的得分机会,但一次中柱,一次被威尔逊扑出。第4 0分钟左右的时候,科威特队终于攻进一球,7号卡米勒把 安伯里罚出的角球顶进大门。1-0。下半场开始后,新西 兰队作出垂死挣扎的姿态,全线压上猛攻。第30分钟左右, 在科威特队禁区前获一任意球机会,队长10号萨姆纳不等 对方排好人墙就起脚射门,球挂左上死角。科威特门将塔 里布斯曾举手表示应重罚,但裁判依然示意中圈开球。 中圈开球后,新西兰队马上将球抢到,直接长传到对 方禁区内,9号伍迪斯用高大身材抢得身位,传给第一次 代表新西兰队出场的7号温顿.鲁弗(就是后来在德甲云达 不莱梅队大放异彩的那个鲁弗),鲁弗让球从身边滑过, 随即一个大转身,拔脚劲射,球再次洞穿科威特队大门。 一分钟内连进两球,顷刻间后来居上。 之后,新西兰对采取拖延战术,频频回传。仅剩最后 一分钟了。科威特队在新西兰队大门左侧获角球。这几乎 是科威特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安伯里开出,球飞后门 柱,9号亚古布在对方3号赫伯特的防守之下显示出“金头” 威力,争得最高点头球顶到门前,替补上场的15号中卫哈 夏西将球顶进大门。比赛以2-2结束。这时的形势对中国 队有利。新西兰队在最后一场对沙特必须获胜,而且至少 要5-0获胜才能和中国队平起平坐。考虑到新西兰在主场 曾被沙特2-2逼平,这次在客场大胜5-0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般人都认定中国队已经出线无疑。中国队也在这一 天解散放假。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二]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二场时间:1981年12月19日地点:利雅得国家体 育场球队:沙特新西兰结果:0-5 沙特队在比赛开始后采 取短传配合的战术,步步为营向新西兰大门渗透。在前1 5分钟曾有两次极好机会,一次是6号里法维在距离大门十 一二米的地方面对空门,胡乱地把球踢出底线;另一次是 7号奈伊姆在球门右侧离门七八米处,也是面对空门,却 莫名其妙地轻轻推了个地滚球,被补位的新西兰后卫轻松 得到。这时候,中国的电视观众已经开始发觉这场比赛将 有蹊跷。 随后的半个小时,出现的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目瞪口呆 的场面。 17分钟,新西兰队后场长传,前面所有比赛一直未出 场的替补前锋5号詹姆斯向、前猛冲,沙特后卫即不追也 不抢,詹姆斯从容射进。 一分钟后,新西兰队右路斜吊进小禁区,沙特后卫把 球稳稳当当地把球轻轻顶给站在罚球点前的新西兰队9号 伍迪斯,伍迪斯左脚凌空射进。 五分钟过后,新西兰队5号詹姆斯在禁区线上一脚看 似很随意的似传似射的一脚半腰球踢向沙特大门,沙特门 将马尔旺把这个伸手可得的来球眼睁睁地目送入网,未作 任何接球动作。 沙特队中圈开球后,立即出现一个令人匪疑所思的传 球失误,新西兰队在中圈内得到球,马上直传给已跑到沙 特禁区前的4号特纳,特纳地滚球射门,马尔旺面对这个 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射门竟然脱手,跟进的萨姆纳在 小禁区内补射入网。而沙特队员除守门员外此时均站在小 禁区之外看着。 仅仅又过了一分钟,新西兰队高吊入禁区,但落点比 较靠前,跟进的中锋伍迪斯已经收步,沙特门将马尔旺本 来可以轻松地接到球,可他却故意狠狠地撞向几乎是原地 站着的伍迪斯,点球!4号特纳把球罚进。5-0! 转眼之间,新西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以5-0领先。 下半场双方只是在中场象征性地来回倒脚,沙特表面 上的攻势有所加强,但也只是虚张声势,几次很好的射门 机会,沙特队员都是在即将起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忽然 滑倒了!当年沙特的主场采用的是人工草坪,初来乍到的 新西兰队员都不会滑倒,在这块“草坪”上比赛和训练了 近两年的沙特队员却忽然显得不适应了! 比赛以极为幽默的5-0结束。这样,新西兰队取得了 与中国队平起平坐的成绩,按照国际足联事先的规定,新 西兰队与中国队还必须在1982年1月16日之前,在中立国 家再赛一场。胜者将成为1982年第12 届世界杯决赛圈第 24支,也就是最后一支入选队伍。 当晚,中国队紧急通知已经放假回家,准备欢度春节 的全体队员次日在广州集合! 回忆82年世界杯亚大区预赛[之十三] 文/锐马本系列全面回顾198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大洋洲赛区决赛阶段的所有比赛。 回顾苏永舜所率领的中国队在一只脚踏进世界杯决赛 圈的情况下,又与之痛失交臂的惨痛历程。 第十三场 时间:1982年1月10日 地点: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球队:中国新西兰结果:1 -2 中国队同新西兰队的附加赛原定于1月9日在吉隆坡举 行,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坚决反对,比赛只好改在1月 10日,于新加坡举行。 新西兰队在比赛开始后先发制人。仅半分多钟,10号 队长萨姆纳在距离中国队大门40米远的地方一脚冷射,球 吊向大门左上角,李富胜迅速向后移动步伐,奋力托出底 线。新西兰队由于头号主力中锋4 号布赖恩.特纳在上一 场对沙特队时获得黄牌而累计两张黄牌停赛,这场比赛, 新西兰队派出年轻的7 号温顿.鲁弗配合9号伍迪斯打前锋。 而中国队则一如前两场对新西兰时那样惧怕冲撞,打 得缩手缩脚。第24分钟,新西兰门将威尔逊大脚把球开出, 中国队2号蔡锦标头球失误,球蹭向他侧后方禁区内的对 方9号伍迪斯脚下,伍迪斯快速一趟,甩开林乐丰的盯人 防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脚射出一记极其刁钻的地滚 球,李富胜鞭长莫及。上半场新西兰队就凭这一球,以1 -0领先。 下半场开始仅仅一分钟,新西兰队6号阿尔蒙德在后 场一脚长传到中国队禁区前,9号伍迪斯头球摆渡给7号鲁 弗,鲁弗虽然在下半场一开始就伤到了眼睛,此时却勇猛 异常,他得球后晃过中国队自由中卫迟尚斌的铲球,在禁 区线附近突然一个硬狠刁钻的猛射,球直挂球门右上死角。 2-0! 新西兰队扩大战果之后,即采取全场防守战术。中国 队派上吴育华左冲右突,但他的几次边路传中均被对方身 高188的门将威尔逊出击化解。 第24分钟,新西兰队3号赫伯特在自己禁区内做了个 危险动作犯规,中国队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任意球,迟尚斌 一晃,黄向东一脚劲射,球窜进大门右上角,力量奇大, 威尔逊反应不及。 中国队进球后士气大振,全场紧逼拼抢,球基本上控 制在中国队脚下。但是,中国队一到对方禁区前就办法不 多,射门也不够果断,加之体力下降,终于以一球之差饮 狠狮城。新西兰队获得了第12届世界杯赛第24个,也是最 后一个入选资格。 这次失利,使中国足球开始了长达近20年的世纪恶梦。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人体艺术在中国的“合法”空间的探索,既包含着社会的宽容度也依赖于艺术家个体意识的独立。在文革及文革前的一段时间,这种空间是不存在的。尽管毛泽东曾经两次批示人体模特对于艺术的必要,但在1978年之前,人体艺术基本没有其存在空间。
这样一直持续到1988年。这一年不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裸体艺术专著《裸体艺术论》,而且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北京油画人体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览。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已经出现了表现人体的美术作品,如唐大禧的《猛士》便以裸体女英雄的形象来歌颂张志新烈士,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也有少女沐浴的情景。之后,在北京油画研究会、星星画会等美术团体举办的展览中也多次见到人体题材作品。这在当时均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曾因此一度被遮盖,成为国内外新闻热点。不过,这些讨论大部分还是发生在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小圈子内。
1988年12月22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体专题画展。这次展览是由中央美院油画系葛鹏仁等20多位教师策划举办的,其中还邀请了靳尚谊、詹建俊等几位老画家。也因为这次大展,1988年成为中国人体艺术最为辉煌的一年。
葛鹏仁表示,“我们没有想到画展开始后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举办展览的契机也很偶然,所有的工作都是想一步做一步,有点类似于艺术创作时的突发奇想。”
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不久,各美术院校就恢复了人体写生课,相关作品的展出也经常举办,尽管没有举办过以人体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但无论是总策划者葛鹏仁,还是受邀参加画展的靳尚谊,都以为这只是一件艺术圈内的事。没想到,展出的18天中,约有22万人拥至中国美术馆观看了这个展览。
摄影批评家刘树勇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盛况,在门口排队买票等待入场的长龙曲折蜿蜒,“足有一公里长”。很多出差来北京的人,听说这样一个展览,都特意赶去看这个从没见过的“西洋景”。
1989年1月31日,“(观众)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二楼西厅内靳尚谊、杨飞云、孙为民、王征驿等人的写实作品前,严肃地沉思,其中的认真者,鼻尖与画面的距离仅尺寸之遥;然后转入东厅,在通过孟禄丁等大的抽象作品时脚步加快……”
“当时媒体宣传得很厉害,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对这种展览觉得很稀奇,于是有非常多的报道,结果越报道,来的人越多。”靳尚谊回忆。
对于这次展览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文化批评家张柠在其《文化的病症》中评价,“如果上个世纪初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选用人体模特和展出人体素描,曾经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艺术家刘海粟、徐悲鸿他们是勇敢的先驱……那时候,人体艺术是具有革命性的。经过十年动乱之后,80年代中期北京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也有相似的意义。”
1988年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无疑是80年代呼吁“艺术的春天”的有力实绩之一,但由于“人体”的敏感,还是让它身处于各种舆论漩涡之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心理使人体艺术更多地局限于艺术圈子之内创作和欣赏,1988年大展之前还出现1983年12月上海某大学艺术系学生因画裸体并借给他人传阅而被逮捕,1986年南京艺术学院模特儿张素华回乡探亲,被闻讯的村民逼疯等事件。
“在开展之前,就有人找到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反对这件事。还好展览期间官方并没有制止。”葛鹏仁说,“但画展开始后,社会上的反应很强烈,后来甚至发生游行、打官司等事件。”
无论人们对画展抱着怎样的心态,尽管争论甚至充满了火药味,但无疑这次画展给中国的百姓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人体艺术普及。虽然这种普及本身也是艰难的:在展览期间,一位模特儿被观众认出并遭讥讽,丈夫因此而与她离婚;还有一位模特儿在电视新闻中被公婆认出,并由此引发一场模特儿与美术学院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葛鹏仁也承认,“确实是在那次画展之后,人体内容开始陆续在摄影、影视等艺术形式中出现。”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社会的宽容度还是艺术的多元化表现都与以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金奖作品《黄土风情》中的模特儿,田静当年始终没摘下她那宽大的墨镜,虽然面对记者,她说 “我觉得很自豪,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当人体摄影模特。”
那是在2001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首届中国人体摄影艺术展现场。展出的100多幅照片是从全国各地送来的作品中评选出来的。据媒体报道,在那次摄影展中引发的非议,倒有很多是针对征集作品的表现水平上的。
几乎同时,在古城西安,也先后举办几次人体艺术摄影。西安人体摄影展始作俑者、西安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马琪,回忆当时展览时的一个细节,“当时我也不知道大家看了后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就躲在后面观察。一对夫妇走在前面,其中的丈夫说:‘拍这些东西,太下流了,不是流氓吗?’他的妻子反驳他:‘你知道什么,你只是看照片,别人是在读照片。’”
这段话让马琪印象很深,“它反映了面对人体摄影作品,从艺术角度来欣赏的人还是很多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在《艺术:写在人体上的百年》中,分析了90年代初的人体艺术与1988年的不同。其中一点是,在90年代初,出版物中大量出现摄影人体画册,而在之前人体艺术画册多为绘画和雕塑,人体摄影是极少见到的,即便有也多是从外国画册中翻拍。
而当舞蹈演员汤加丽出版自己的写真集时,表明人体摄影艺术已经基本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人体艺术的发展,在社会上逐渐被接受通常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美术、摄影、电影和舞台剧表演。西方人体艺术发展过程也是这样一个“闯关”历程。
人体艺术进入中国不到百年,锋芒已直抵第三、第四道关口,在与传统文化心理相冲突的背景下,这种舶来艺术主题的浓缩激进的发展过程更显得有些惨烈。
在此过程中,无论身处何时,“社会事件”的热闹总是淹没对艺术影响的思考,艺术工作者们在艺术突围和“反围剿”的过程中挣扎,而人体艺术存在的“合法”空间就在历次的冲突中不断延展。
《北京青年报》1988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