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ine Kanäle -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
张乐怡,江西九江庐山人,出生于山明水秀的庐山,好山好水造就了她冰肌玉骨的容颜,加之父亲是建筑企业商人张谋之,家庭条件富庶,她自小聪明伶俐,漂亮出众,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金陵大学等,一度成为校花,毕业后,回到庐山牯岭帮父亲管理这家族企业。
这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民国新贵宋子文,他一看到张乐怡美貌超乎寻常,将近一米七的个头,身段修长,有一张雪白粉嫩的瓜子脸,眉目标致,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顾盼神飞,就一见钟情,便抛弃了曾经恋爱了十年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女儿盛七小姐,与张乐怡开启了“庐山恋”,不久便在山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宋子文在民国政坛上,可谓是呼风唤雨,叱咤风云,他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政治生涯长达26年。
张乐怡用青春夺目的美貌,和自身的良好素质,征服了这个权倾一时的宋子文,婚后,张乐怡和宋子文十分恩爱,情谊甚笃,恩爱和谐,不几年的功夫,陆续生下了三个女儿,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人称三朵金花都是如花似玉。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宋琼颐晚年回忆说,“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小孩被绑架事件,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父亲也放心”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张乐怡
有照片为证,童年时的宋琼颐,扎两个羊角辫、穿碎花连衣裙,亲昵依偎在父亲宋子文怀中,幸福浅笑。
大女儿宋琼颐,嫁的丈夫叫冯彦达(1921—2004),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是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丹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任驻墨西哥大使。
二女儿宋曼颐,丈夫是新加坡华裔余经鹏。
三女儿瑞颐嫁给了菲律宾杨姓华侨。宋子文夫妇对三个女儿自幼便关爱有加,待到女儿一个个长大成家,三个女婿也都英俊硕健,事业有成,大家庭一派祥和之气,亲情融融。
在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宋子文退出政坛,夫妇俩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这三个女儿,以及儿子的孩子身上。
宋子文张乐怡夫妇三个女儿成家后,也都育有子女。琼颐生有二子(冯英翰、冯英祥),曼颐生一子二女,瑞颐则生有二子二女。三个女儿共生育了九个外孙(女),这使得宋子文夫妇晚年生活充满了生气和乐趣。
对他们来说,节假日和生日就意味着与女儿和孙辈们的相聚。宋子文喜欢与外孙辈一起做游戏、捉迷藏,遇上吹生日蜡烛,宋子文总要拉上外孙们“帮忙”。
大女儿琼颐
随着年事渐高,宋子文舔犊之情更浓。特别是大女儿琼颐的二儿子冯英祥,从小便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是宋子文看着、带着逐渐长大的。

张乐怡晚年对女儿们表示,心系大陆,心系庐山,作为炎黄子孙,希望有生之年能回祖国看看,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因此,在她的影响下,当时担任纽约“华美协进社”主席大女儿宋琼颐,主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活动,曾向北京博物馆商借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展出,借此宣传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前发展,受到纽约广大华人的热烈欢迎。
杜月笙,这个名字对于不太了解民国历史的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对民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人中龙凤有很多,但是杜月笙绝对称得上是人中龙凤当中的翘楚。
在今天的很多评论当中,这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主要因为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帮会“青帮”的大佬,同时他早年通过经营鸦片生意发了大财,但是我觉得经营鸦片生意固然是错误和罪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他有缺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他的优点有很多,能力极强,情商极高,既有侠义之风,又有民族大义。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幅来为大家介绍此人,感兴趣的朋友请多多关注。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上)
早年经历
杜月笙幼年坎坷,四岁丧母,六岁丧父,被寄养在舅舅家,青年时在上海的一家水果摊打工,由于其切水果和削果皮的手法非常精妙,因此人称“水果月生”(需要说明的一点,他本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为杜镛,号月笙,此段故事之后会进行介绍),之后他拜在青帮第二代通字辈陈世昌门下,属于青帮当时的第三代,悟字辈(他的结拜大哥黄金荣虽未入帮,但却与第一代的大前辈们平起平坐,第一代为大字辈,二哥张啸林为第二代,第二代为通字辈。),青帮极重辈分,杜月笙当时的辈分并不高,但是他在机缘巧合的经人引荐之下,加入了当时的上海龙头老大,老上海华人督察长,也是他未来的结拜大哥黄金荣的公馆工作,帮助黄金荣经营赌场,同时也会署理一些鸦片和妓院的业务。
黄金荣
由于其办事漂亮麻利,八面玲珑,不仅取得了黄金荣的信任,同时也深得黄金荣之妻林桂生的赏识。之后更与张啸林(张啸林也是经人引荐加入黄金荣公馆,此人虽然不及杜月笙精明强干,但是此人善于好勇斗狠,且为人仗义,因此也很快获得了黄金荣的信任)一起协助黄金荣开设了几乎垄断上海鸦片市场的三鑫公司,在当时青帮的年轻一辈中可谓风头正劲,但是其真正的发迹,还是源于当时在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露兰春事件”。
发迹之初
露兰春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演员,专攻女老生,容貌姣好,文武双全,技艺精湛,在当时的梨园行声明显赫。黄金荣由于垂涎于露兰春的美色,于是力捧露兰春,一连两个月,每日都亲去戏院为其捧场,并且不惜本钱,不遗余力的花大笔资金在当时的各大报纸当中对露兰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最终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30岁,黄金荣依旧俘获了露兰春的芳心。
可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浙江实力派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偏偏也看上了露兰春,他对露兰春的大名是早有耳闻,于是有一天便慕名而来,第一次见露兰春便送给她一枚钻石戒指,并邀请露兰春与其共度良宵,不料被露兰春断然拒绝,这卢筱嘉本身就是一个浪荡公子,身边从来不缺女人,不成想这次居然被女人拒绝,于是便怀恨在心。偏巧露兰春当天状态不佳,有一句唱词唱的荒腔走板,于是卢筱嘉便趁机开始大喝倒彩以抒发心中的不满,搞得露兰春十分难堪,黄金荣当时也正在戏院内,见到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放肆,顿时火冒三丈,叫手下的打手将卢筱嘉拽到面前,虽然他当时认出了这是大军阀卢永祥的公子,但是碍于颜面,还是命令手下的心腹打手抬手就给了卢筱嘉两个嘴巴,并将其赶走,卢筱嘉见黄金荣人多势众,也不好发作,只得逃走。
事后虽然黄金荣也心有余悸,不过他觉得他毕竟是老上海的督察长,当时的军阀部队基本不敢进入租界里抓人,所以他觉得他只要不出租界依旧是安全的,没想到过了几日,上海督军何丰林(此人曾经是卢永祥的老部下,后来与张啸林结成了儿女亲家)在卢筱嘉之父卢永祥的压力之下,命令其手下的士兵全部穿便衣,在卢筱嘉的带领之下,硬是进入老上海将黄金荣抓到了监狱之中,黄金荣虽然势力颇大,但是其当时的势力远不及后来的杜月笙,所以在地方实力派军阀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黄金荣入狱,这可急坏了他老婆林桂生,还有他当时的左膀右臂,杜月笙和张啸林。杜月笙通过关系迅速帮助林桂生联系到了何丰林的母亲,林桂生更是亲自携带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作为见面礼,赠与何丰林的母亲,何母与林桂生一见如故,当场便把林桂生认作了干女儿。
杜月笙更是前往青帮大字辈中的泰山北斗,民国陆军上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青帮大佬张镜湖的府上请求张镜湖的帮助,张镜湖字仁奎,人称张老太爷,由于其当时年事已高,所以赋闲于上海,平日也基本不过问帮中事物,但是如果有人相求,他也一样会出面斡旋,毕竟他在上海滩乃至中华民国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杜月笙希望张镜湖可以居间调停,张镜湖也表示愿意鼎力相助,后来经过此事,黄金荣正式拜在张镜湖门下,当然这是后话。
张啸林自然是也没闲着,张啸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浙江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结识了一群至交好友,现如今他的这些同学正好成为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同事以及部署,经其武备学堂同学的介绍,他们很快联系上了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张啸林直接前往浙江杭州面见卢永祥,杜月笙而是前往何丰林的府邸,面见何丰林与卢筱嘉,杜月笙登门之后直接开始陈述了他设计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带着大量的金条,作为送给卢筱嘉和何丰林的见面礼(二人收下金条之后瞬间就变的对杜月笙非常客气)。其次,三鑫公司准备在上海之外再成立一家经营鸦片生意的公司,聚丰贸易公司,于是杜许诺将该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赠予卢氏父子以及何丰林。第三,黄金荣手下的几名心腹打手,对卢筱嘉下跪赔罪(黄金荣身边的这几位打手其实在上海滩也是赫赫有名的亡命之徒)。第四,将黄金荣治下的几个妓院中的头牌送给卢筱嘉。最后,在上海最好的饭店之中设宴,为卢筱嘉压惊,张镜湖为和事老,黄金荣正式向卢筱嘉敬酒赔礼,并且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标题为“张镜湖宴请卢筱嘉 黄金荣敬酒三杯”的专题报道。
听到这里卢筱嘉其实早已非常满意,于是马上便授意何丰林当时便放了黄金荣。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杜月笙超出常人的智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张啸林去杭州之前,杜月笙早已对他面授机宜,让他见到卢永祥之后把聚丰贸易公司的股份给他的同时,还要得到卢永祥的支持,毕竟有了军队撑腰,生意自会做的顺风顺水。
卢永祥
不仅如此,还要将上海民间以及政界对卢氏父子的不满也透露给卢永祥,原来卢筱嘉带领军队着便衣进入租界抓人,他自以为自己做的非常隐蔽,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是尽人皆知,老上海官方率先就表示了强烈抗议,希望卢永祥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后租界内的商人和百姓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军阀部队进入租界内肆意妄为是非常野蛮且目无法治的行为,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卢永祥经过调查了解了这些负面消息之后,也发觉了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还有上海滩的许多名流更是纷纷来为黄金荣求情,而且他想起了他早年间担任淞沪护军使时,曾为了结交上海的上层人士,授予过黄金荣上校军衔,但此时却为了儿子而将黄金荣抓入大狱,这对于他日后笼络人心也是大大的不利。
于是卢永祥立刻动身来到上海,召集部队以及上海各界知名人士,辕门升帐,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将卢筱嘉五花大绑带到帐前,只字不提卢筱嘉被打之事,只是对卢筱嘉擅自调兵遣将闯入租界抓人之事大加斥责,并说卢筱嘉违抗军令,按罪当诛,说话间就要将卢筱嘉枪毙,黄金荣听说此事之后自然知道这是卢永祥在给他一个台阶,他自然也不能不识时务,于是他匆匆赶到现场,为卢筱嘉说情,卢永祥看时机已经成熟,也就顺水推舟般的向黄金荣道歉,将卢筱嘉释放。
经过这件事之后两家不仅没有结仇,反而是不打不相识,关系更加亲密。黄金荣深感杜月笙张啸林的深情厚谊,决定摒弃辈分年龄,和二人结拜为兄弟,从此和他们二人平起平坐,分给他们二人土地房产以及更多的公司股份,这也是杜和张二人发迹的开始。
三大亨合照
通过此事,可以说杜月笙将他非同凡响的工作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结交了青帮前辈和地方军阀,拓展了生意,不仅把黄金荣的面子挽回了,还和卢家搞好了关系,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和利益。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中)
杜月笙担任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一期讲到杜月笙的结拜大哥黄金荣一不留神“跌霸”(在旧上海黑社会之中,黑帮大佬吃了亏一般被称为跌霸)了,杜月笙抓住机会妥善的处理了此事,从那个时候起,杜的实力与日俱增,一个上海皇帝正在逐步走向他的宝座。
广结人脉 长袖善舞
当然,杜月笙的出类拔萃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能力极强,同时他还非常急公好义。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人虐待童工,国民党人马超俊联合众多上海士绅提出严正抗议,英国人为袒护日本,竟然开枪打死打伤很多抗议的工人,杜月笙闻讯之后当即取消了一切应酬,全力支持国民党人和工人代表。张啸林对杜月笙的做法表示反对,他觉得我们住在租界之中,不应该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与外国人的关系,但是杜月笙却说:“我们虽然住在租界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在工人不懈的罢工和杜月笙等社会各界人士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最终为死伤的工人讨回了公道。
杜月笙又是一个非常慷慨大气的人,他积极的结交政客和艺术界文化界的名人。中华民国前总统黎元洪途径上海之时,他积极招待,黎元洪亲自为其撰写对联一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将杜月笙比作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杜月笙更是将这幅对联高悬于自家门厅之上。国民党特务头子、军统创始人戴笠,早年落魄时曾混迹于上海,偶然机会结识杜月笙,杜月笙觉得戴笠是个人才,于是与其结为兄弟并慷慨资助戴笠1000块大洋让其去广东投奔蒋介石考取黄埔军校,后来戴笠发迹之后一直对杜月笙礼敬有加,二人也一直互相帮助。
曾任国民党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广东省省长等职务的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因为他的弟弟宋子良(曾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总经理、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遇到了非常棘手的麻烦,也不得不去找杜月笙帮忙。原来宋子良在上海勾搭一名舞女,导致这名舞女怀孕,这名舞女不自量力,非要和宋子良结婚,如不结婚就要宋子良支付10万大洋的分手费,宋子良不知该如何解决,找到哥哥宋子文,宋子文思虑再三,觉得此事不能声张,虽然他之前并不认识杜月笙,但是还是亲自给杜月笙打去电话,请求杜月笙帮忙解决,杜月笙自然是不会含糊,派遣手下亲信和这名舞女进行交涉,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无奈这名舞女实在是油盐不进,最后迫使杜的亲信只得把这名舞女扔进黄浦江,虽然这件事情处理的确实欠妥,但是杜却因此结交了“国舅爷”。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侄子,在上海因为房产问题和人发生纠纷,据说被对方勾结官府抓进了大狱,章太炎虽是文化界的耆宿,但是在上海这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也是一样无能为力,思来想去,他虽然也不认识杜月笙,但是早就听闻杜月笙乐于助人,于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寄给了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可以帮忙解决他侄子的困难。杜月笙见信之后自然也是没有怠慢,很快便顺利的处理了此事,并亲自赶到章太炎的住处苏州去看望章太炎并告诉章太炎此事的处理情况,去之前章太炎本以为杜月笙作为尽人皆知的黑道教父级人物,应该是个性情豪放张牙舞爪的乖张暴躁之人,没想到见到杜月笙本人之后,杜月笙身着一袭长衫,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着实让章太炎刮目相看。杜月笙见章太炎生活拮据,更是在临走之前留下两千块大洋作为章太炎的见面礼,不仅帮助章太炎解决了困难,而且还资助了章太炎的生活,章太炎非常感动自然也就投桃报李,建议杜月笙改名为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杜月笙的名字也正是由此而来。后来章太炎还帮杜月笙考察并撰写家谱,杜月笙也长期对章太炎进行经济资助,二人由此深交。
上海商业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有一次遇到了非常严重挤兑风潮,形势非常危急,虽然中国、交通两大银行鼎力相助,仍旧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一筹莫展之际,陈光甫向杜月笙乞援。杜月笙当机立断,翌日亲携巨款登门,众目睽睽之下,存于上海商业银行。有杜先生撑腰,上海商业银行怎会倒?原本闹得沸沸扬扬的挤兑风潮,就此烟消云散。经此一事,早先与杜月笙泛泛之交的陈光甫也不得不“始敬佩而深德之”了。而陈氏确也当得起上海人所说的“拎得清”。日后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他亦一次性存银50万两,且从一般只存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不取分文利息,杜月笙也慨叹“陈光甫先生真正是漂亮的”,二人自此也结为知心好友。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的连襟)、政治活动家杨度、《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电影明星阮玲玉等政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也都是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宾。杜本人更是曾先后迎娶京剧名伶姚玉兰和孟小冬为妻。
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于1931年修建了“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当天仪仗队达到了5000多人,由各国租界部队组成,送匾额和派代表参加公祭仪式的有张学良、吴铁城、孔祥熙、何应钦,徐世昌、宋子文、曹锟、段祺瑞等,蒋介石送的是“孝思不匮”,班禅活佛的则为“慎终追远”。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被上海报界称为“天下第一堂会”,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分别从各地赶来,杨小楼、马连良、周信芳、金少山及李万春等57位名伶,连场献艺。典礼进行了3天,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每天要开四五次。最后一天的压轴戏,是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同时宴请万余名宾客,用八人一桌的八仙桌,摆了1200多桌酒席,这是整个民国历史中京剧名角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海上闻人 上海皇帝
在广结人脉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积极的涉足工商业,因为他深知鸦片虽然利润极大,但是其危害也是极大,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率先投身的就是银行业,1928年创办了中汇银行,通过结交咱们前面提到的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徐新六(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叔叔)、唐寿民(交通银行董事兼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等金融业大亨,他的中汇银行可谓是风生水起。之后他又相继经营其他行业,比如证券交易所、纱布交易所、纺织厂、面粉厂等等,有的是他独立开办,有的是他与人合营。之后他又做起了天使投资人,大量投资于各大企业,例如浦东商业储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在他的履历当中,在实业界列名董事长或董事的大型企业就有20多家,至于中小企业当中他挂名的董事、理事、监事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投身工商业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还创立了民国时期势力最为庞大的社团,恒社。恒社与黄金荣的荣社,张镜湖的仁社并称为三大社团。恒社由南京警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总务长陈群取名,名称由来于《诗经·小雅·天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寓意是希望恒社好像月亮一样,逐渐圆满,永久不落。恒社的成员多数为商人和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官员、军人、律师、医生、记者、教授、工会领导人等等社会上层人士,也正因为如此,恒社的能量之大,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后来杜月笙更是担任了老上海公董局的华人董事以及上海工商总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租界里面的最高职位。至此,杜月笙正式的从一个黑帮人士变成了名扬天下的海上闻人,时人称之为“上海皇帝”。
上海皇帝一杜月笙(下)
眨眼之间,抗日战争打响了,杜月笙这样的大佬自然逃不开这个旋涡,这位青帮大亨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又会怎样呢?
民族大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杜月笙积极支援抗战,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蒋介石),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共双方将领。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在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当中,大量的杜月笙的门徒为国捐躯。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他曾经的结拜兄弟戴笠的军统一起,从事获取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的策反了日本人所扶植的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的骨干,高宗武与陶希圣,制造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高陶事件”。然而最令人唏嘘不已的,当属他策划刺杀他的结拜二哥张啸林。
杜月笙之所以和张啸林交好并不仅仅是因为早年他二人同在黄金荣门下做事,而是因为张对杜有救命之恩,有一次在一个码头的争夺战当中,杜月笙被人砍成重伤,杜月笙本来就因为幼年时营养不良,所以非常瘦弱,又有轻微的先天哮喘,所以打架本就不是他的强项,幸亏当时张啸林及时赶到,果断砍倒两人,背起杜月笙就跑,否则杜月笙早已命丧当场,之后张啸林又对杜月笙精心照料,自此杜月笙便管张啸林叫啸林哥,从那时起,二人便结下了生死之交。可是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张啸林由于心浮气躁,始终在事业上远远比不上杜月笙,虽然他是杜月笙的二哥,但是他在各个方面却总是在杜之下。再加上张啸林非常要强,难免开始心理不平衡。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啸林为了获取更大的名望和利益,便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拉拢之下,成为了汉奸,并出任了浙江省省长。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不满,于是便授意戴笠除掉张啸林,可惜张啸林严防死守,每次出门身边都有30余人护卫,乘坐的汽车也都是防弹汽车,实在是不好下手,无奈之下,戴笠又找到了他的大哥杜月笙,寻求杜的帮助,杜月笙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民族大义为重,派遣自己的亲信物色了一名青帮内部成员,卧底在了张啸林身边,最终将张刺杀。
国共内战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令杜早年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自此,杜月笙终于明白了,蒋对他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根本不是真心待他。于是他便有了著名的“夜壶论”,“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搁到床底下。”当然了,杜也不是善男信女,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杜月笙这样的一条巨龙?三下五除二就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吴绍澍从上海副市长的位置上弄下来了,蒋介石也意识到了杜月笙的能量,到了上海,蒋也奈何不了杜月笙。
人生哲学
以上几点应该说全面阐述了杜月笙的过人之处,但是杜月笙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深度。他没有上过学,终其一生连认得字都不多,但是他的思想我认为比起很多大学者也不遑多让,由此也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与学历无关。
他说过一些名言,比如“人这一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不过虽然难吃,他还是将这三碗面吃的非常好,吃出了艺术。他还说“我觉得人分四等。末等人,没本事还脾气大。三等人,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人,既有本事也有脾气。头等人,不仅本事大而且没脾气。”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扼要的说出了人才的分类,为他选拔人才设立了标准,所以杜月笙一生都善于用人。还有一次杜月笙对一位友人说:“看看咱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可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可是比你要难的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炼1000年化身为龙,而我只是条泥鳅,我得先花1000年的时间修炼成鲤鱼,然后再花1000年的时间才能化身为龙,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是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因为假如咱俩都垮了,你不过还是变回一条鲤鱼,而我又要成为一条泥鳅了!”这也说明了杜月笙为什么一生都脚踏实地,不喜冒险,这种做事方法值得很多人学习。还有他曾说过“钱财用得完,交情用不完,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钱存的再多也不过是金山银山,可是交情用起来好比天地难量。”可能也正是因此,杜月笙一生都顺风顺水,逢凶化吉。
据当时人回忆,杜月笙待人谦和有礼,和蔼可亲,对待上层人士不谄媚逢迎,这已属难得,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于底层人士也不会有丝毫的轻视,甚至即使是黄包车夫、保安、保洁员,他也一样以礼相待。平时相遇或点头示意或上前打招呼交谈,如果底层人士遇到困难,杜月笙也一样会接济帮助,他老家有不少穷困的乡亲,杜每个月都会固定发给他们一笔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杜即使与底层人士攀谈也全无盛气凌人之态,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是发自内心而并不是在表演,如果说是在表演的话,一个人能表演一生也是非常不易。
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选择了离开上海,虽然国共两党共同挽留他,但是他心里清楚,早年诱杀了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汪寿华,再加上他的财富和身份,留在大陆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黄金荣的遭遇也证明了杜月笙的选择是正确的。当然了,对于把他当成夜壶的蒋介石,他也同样没什么好感,所以他也没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安度晚年。杜晚年弥留之际,将所有他生前别人给他写的借据全部付之一炬,他对子女们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我已经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这大概是“上海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句名言。
很多人觉得当皇帝很风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我想说,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如果你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乎寻常的思想,你是无法做一个呼风唤雨的好皇帝的。杜月笙出身低微,发迹于黑社会,他的出身也许为很多人所不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应该被后人记住的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上海皇帝”。
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正面、背面、边环
1916年财政部造币总厂铸
一对百年未曾现身的钱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印记,隐藏着不寻常的流转故事。今天,咱们就来揭开“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神秘面纱,探寻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铸造始末
要了解这对纪念金币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袁世凯说起。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由财政部指令造币总厂试铸的。
关于“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在1945年第76期《永安月刊》上可查到一篇由李伯琦所写的《中国纪念币考》,里面有相对专业的介绍:洪宪十元金纪念币: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重量8.3克),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统一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直径21毫米),面背皆轮齿纹。
在文中,作者似乎更欣赏“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制作。“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LuigiGiorgi)雕模,故甚精。”溢美之情,明显流于文字之间。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签名“L.GIORGI”,在“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上有出现,位于币左“圆”字左上。
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宣布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轰轰烈烈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也昙花一现,最终黯然流产。存世稀少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及样币,由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币珍品。
2021年,北京诚轩春季拍卖会机制币专场,1916年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飞龙“L.GIORGI”签字版拾圆纪念金币样币亮相,在经多轮角逐后,以460万元(含佣金)的价格成交,刷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公开拍卖最高成交纪录,可见其市场价值。
李家老宅
回到最初的疑问,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既然如此珍罕,那又怎会隐身李家百年?
李家自然也非一般人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家震与父母居住于安庆,那处老宅子被叫作“任家坡太史第”。
任家坡太史第规模在安庆数一数二:辟有三门,分三路,以正中一路(正宅)为主体,向东西二路(东宅、西宅)蝉联各筑偏殿,进深均为四进,围以住宅、更楼、戏楼、花园等,连成一完整府屋建筑群,占地2万多平方米。
李家震父亲李国模在安庆属一流名人。安庆最有名的风景是城西大观亭,大观亭有《大观亭志》,这个《大观亭志》的主编便是李国模。李国模夫人彭淑士,为苏州名门彭姓之后,苏州人说“无彭不开榜”,说的就是十全街南昀草堂彭家。中国历史共计551名文科状元,但同门走出祖孙状元的,只有苏州彭氏一家。李国模岳父彭名保,晚清时曾在安徽做官,身份是安庆电报局(官办)会办,中国第一部“争气电话”,就是经他的手研究出来的。
但是李国模仅是彭名保的女婿,饶是他再有影响力,也没有实力在安庆置办如此之大的家产。所以,老宅子是从上一代手上传下来的。
李国模与弟弟李国楷的父亲李经世,是地地道道读书人,14岁府学廪生、16岁丁卯科优贡、25岁江南乡试中举、29岁光绪庚辰科进士。李家老宅子就是在他手上大规模修缮,并最终命名为“太史第”的。但是经笔者查证,发现老宅子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其实是李经世的父亲——李蕴章。
李蕴章少年眼盲,但极其聪睿,跟随长兄李瀚章或湖北代办湘军饷需,或赣南管理税务厘金,无不备受赞誉。李蕴章在家排行老四,李鸿章是他的二哥。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问世于1916年,综合多种情况考虑,无论是李蕴章、李经世还是李国模,都没有机缘能够将这样一对带有原包装盒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归为家藏。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传承之源
重新回到李家震身上来。
李家震是李国模长子,从李蕴章这一代算下来,他是第四代长房长曾孙。但严格意义上,他只是李国模嗣子,并非他们亲生。
李蕴章生有四子:李经世、李经邦、李经钰、李经达。其中李经钰生有三子:李国瓌、李国枢、李国桂。这之中,李国瓌生有四子:李家孚、李家晋、李家继(嗣李国枢)、李家震(嗣李国模)。
也就是说,李家震的生身父亲,是李经钰长子李国瓌。
李家震生于1922年,1927年至1936年在安庆居住,后回上海,居康定路,入读上海东吴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李家震结婚时,同住上海康定路(涵养村)的李国瓌已年近古稀,虽李家震早过继给堂兄李国模为嗣子,但他仍为小儿子准备了一份厚礼——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
1916年袁世凯侧身像“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一对两枚 原包装盒
李国瓌生于1887年,据《合肥李文安公世系简况》“号敕荪,别号瘦生,晚号嚣嚣子,国学生,分部主事,加五品衔。诰授奉政大夫。授予五等嘉禾章,五等文虎章。”作为李鸿章家族后裔,李国瓌晚年极具影响力,先后任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安徽公学校长等。
还有重要的一点,李国瓌,字伯琦,并以“李伯琦”之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供词并跋(李国瓌)》《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程学啓冥报记》《清代帝后庙谥陵名考》等。
“旅苏安徽同乡会主席李伯琦先生近象”
刊《皖事汇报》1936年2月10日第三期
李国瓌算不上钱币收藏家,但他有关钱币的几篇文字,如《中国金币考》(《虞社》1933年第197期)以及开篇提及的描述“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中国纪念币考》,皆被认为是中国机制金币扛鼎之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关注,民国初年,李国瓌还曾任天津财政部造币总厂总收支主任(后任南京造币厂会办),作为决策者与执行者之一,他参与了“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制作的全部过程。自此,为何李家会拥有这一对珍贵非常的“洪宪纪元”纪念金币这一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但具体如何,还需进一步考证。
铸藏轶事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决策者,是复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从执掌财政部角度,他不仅“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并密计“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借此引巨利充盈国库。
最初商议纪念金币主图取袁世凯正面头像,只是“雕刻既艰,费时又欠,且印花时又非一次可成”。此外,“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最终,放弃“正面像”计划,“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样币是民国四年(1915年)冬试铸出来的,全部32枚。后“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32枚纪念金币样币具体流向,“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这32枚样币,币面应该都有意大利技师鲁乔奇的签名“L.GIORGI”。
“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的炒作,是1916年初就开始的,“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且当时就有伪币出现。但此伪币非彼伪币,虽然材质为银,但同样是以纪念金币钢模铸印的,数量为10枚。后流向社会的少量银币,收藏者以外表镀金冒充,从而形成“伪币”一说。
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军阀曹锟据财政部造币总厂为省有。因为“洪宪纪元”纪念金币索求者众,而此时金币钢模仍存,因此便“私铸二百余枚”,只是材质有所下降,“金皆八成”。
李家震收藏的带有原包装盒这一对“洪宪纪元”纪念金币,就是“私铸二百余枚”之中的两枚。
《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撰 刊登于《虞社》1933年第197期
上述轶事,取自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文章最早刊登于1933年第197期《虞社》。而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国纪念币考》中,他自己做有明确交代:“后曹锟据币厂,予被逐,毁其模而去。”
亲力、亲为、亲闻,李伯琦 在《中国金币考》《中国纪念币考》中的记述,无疑是“洪宪纪元”纪念金币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证明文字。
(本文出自2025年第3期《中国收藏》杂志)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出版者: 中国唱片上海公司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1979年,卡拉扬与中央乐团常任指挥李德伦握手。

1979年10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政府为其配了一辆红旗轿车。

1
大约在1979年的十月下旬,根据当时的国家总理与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由卡拉扬率领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中国,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会。其中二场由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场由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这三场音乐会的票子不对外公开发售,由文化部统一安排全国各地艺术学院、演出团体专业人士来京观摩。
西德政府派世界一流乐团访华来京友好演出一事(不收演出费),当时震惊了全国音乐界!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不多见的一次外国团体来华演出。这么一件大事,当然是由文化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在接待计划中也写得很清楚:团长卡拉扬、行政经理吉尔特及其他8名独奏演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每对夫妇给单间);其余220余人一律住前门饭店,均给双人间。如演奏员中带家眷者,则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后者没问题,全部落实。而北京饭店则迟迟不肯给10间标准间。
那时,党允武是接待组组长(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他三番五次亲自跑到北京饭店去“求爷爷,告奶奶”,并强调说:卡拉扬先生不仅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而且是欧洲音乐界的总指导、世界著名指挥家。他的身份、地位、威望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还要高。鉴于此,政府还特意为他配了一辆红旗轿车!(当时配给此车者绝对是部长以上的“特殊人物”)
可是,北京饭店就是不买账!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一个乐团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呢!?好说歹说,北京饭店总算在客人抵京那天(10月27日)下午4点半,答应给10间房。乐团是晚7点半到的,真够悬的!接待组心中的最后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于是老党同志发出命令:除个别接待组成员留在两个饭店,准备大队人马到饭店后的登记、分房工作外,其余人马立即开赴首都机场!
2
北京深秋的晚上,天早早就黑了。柏林爱乐乐团是从东京飞过来的,他们乘坐的飞机是美国麦道DC-10型客机。这种机型估计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可是在30年前,它可难倒了首都机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舷梯!也就是说,这么高大的客机第一次降落在首都机场。咋办?总不能让客人从飞机上往下跳吧!于是,机场有关部门让工人在原有的低矮的舷梯上接上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总算勉强够得着机舱口了。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是行政经理吉尔特……
卡拉扬等人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文化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姚仲明等领导。双方坐定后,姚部长正式致欢迎词,说:“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翻译,我正想张口翻译这句话时,抬头看见进来一位行色匆匆的德国人,他径直向卡拉扬走去并与他“咬耳朵”,卡拉扬听完立即起身,只掷下一句话:“我的乐手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快步朝门外走去。
出事了!当时中方接待班子短暂商议数分钟后,决定部领导也应立即驱车驶向市内反帝医院(即现在的协和医院),去看望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原来,临时加长的舷梯不结实,没走出一半客人,木板就被踩塌了,有两位乐手没能止住脚步,从5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3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去抢救。
经双方商定,受伤乐师只在北京做紧急处理,不动手术。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去那边手术治疗。那天我也被派往机场,看到波音飞机头等舱地方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伤员送到机场后,先用铲车将躺在行军床上的伤员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病床”上,然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飞机飞走了,总算划上了一个“分号”——不是“句号”。
此后10年左右,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协商受伤柏林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不知双方究竟打了多少年的笔墨官司,最后又是怎么结案的,终因笔者于1980年被派往驻瑞士使馆工作而未知其果。
3
1979年10月28日上午,柏林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馆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人在北京各场馆测试,看哪家音响效果好,最后选中了首都体育馆。排练当天,现场有百余名中国音乐爱好者观看。排练开始后,国人咳声不断,起立、坐下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不爽,于是他转过身来,面朝旁听者,不动声色地将拿着指挥棒的手交叉放在肚前。这一招很灵,听众终于安静下来。可是当他转过身去指挥排练,在乐章间停顿那片刻,他又听到从背后观众席传来的一阵阵咳嗽声,他高举着指挥棒,不肯将它挥下去!
排练中间休息时,卡拉扬对排练场地有这么多听众相当不满,问道:“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中演公司只好向他解释:“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他才没再吭声。
三场音乐会正式演出时,他自然也受不了观众来回走动、坐下起立,于是只好举着指挥棒,耐心等待观众安静下来。这种场面令熟悉音乐会礼仪的听众很着急,也很感没面子。
卡拉扬在北京一共举行了三场演奏会。地点在红道口的工人体育馆。第一场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的曲目是:贝多芬《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与中央乐团联合演奏,曲目为: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原来听李德伦讲他从广播里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曲目觉得不错,但有很多是吹出来来,言下之意卡拉扬的实际水平和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技艺比他留苏时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水平高不了多少。但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水平最高的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列宁格勒的搞音乐的认为莫斯科那帮人全是乡巴子,而莫斯科人认为列宁格勒搞音乐的全是假洋鬼子。两派人老死不相往来。
直到1965年穆拉文斯基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出访莫斯科,以精湛的技艺征服了莫斯科,人们这才相信这帮假洋鬼子还真不真吹的呢!首演当晚气氛刚开始不怎么好,现场老是静不下来,老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脚步声很响的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的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的指着那人,那家伙吓的就地蹲下,卡拉扬这才转过去打出了第一拍。
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那要比在磁带里听的的声音强太多的。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向来是大乐队大气派,加上他的华丽灿烂的音响效果很容易征服听众的。不过当晚可能热身不够,或是北京烤鸭吃多了的缘故,离卡拉扬的高标准还差那么一点。那样白发苍苍的乐师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拱卫着他们的统帅卡拉扬。就像警卫旗队的那些日尔曼战士拥簇着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神态。而不像现在的西蒙.拉特尔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乐师大大咧咧的把背靠在椅子背上。
下半场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真是让人开了眼,此生中听过的最好的现场也不过如此了。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和美仑美焕的色彩光辉。柏林爱乐的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末乐章园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震人心魄,与清彻如水、音响清朗的弦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最后全场掌声雷动,鼓掌长达二十分钟之久。无奈大师晚年有规矩,只谢幕,不加演。谢了一次幕后大师还没等送花篮的礼仪小姐上台,就径直回北京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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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李大爷好意,我们还观摩了柏林爱乐和中央乐团联合演奏的排练。前二场柏林爱乐的排练,除了少数陪同接待的中国人,卡拉扬不让其他中国人进排练场地。末场应是联合演奏就无理由不让人进。卡拉扬似乎不像小泽征尔那样友好,小泽征尔来联演一向是一半对一半的坐法,很平等。而卡拉扬则把中国乐师赶到末座,并不时的扯着公鸭嗓子在训斥他们。说他们发出的声音太毛燥,音量也太轻。然后让柏林爱乐的乐师站起来示范,并说八个中国乐师的音量抵不上一个德国乐师。
整个排练气氛是很紧张的,估计有些话翻译也不敢直话。全怪中国乐师也不公平,他们用的乐器也太烂了,后来小泽再次来华实在看不下去送了一批进口货给乐团。当晚《图画展览会》的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让中国乐手吹非吹爆不可。尽管如此当晚的演奏异常出色,特别是贝多芬的那个第七交响曲。可以看出卡拉扬还是满意的,并露出难得的笑容。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现场音乐会,此生不会再有了。
这场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西方音乐家在北京的音乐会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安排了庆祝宴会。我又被安排在宴会上为嘉宾们演奏,一首《流浪者之歌》,一首《二泉映月》。拉完后,卡拉扬紧紧地抱住了我,他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当时,著名的指挥韩中杰把这一幕拍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卡拉扬原来没那么可怕。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就跑了上来,拉着我,一定要我改学小提琴,他自称教过的学生都很有成就,我才19岁,改拉小提琴不算晚。他还许诺,如果我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再带两个人一起去,而且立刻就可以走。我原来也只是以为他一时激动开玩笑罢了,没把这话当真。可第二天,学校领导、教育部、文化部都来了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问我对这事到底怎么想?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闹着玩的,是动真格的。领导们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选择,但一定要我亲口把我的决定告诉德国的音乐家们。这下有了这件事,我还得去送他们上飞机,我对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我思想斗争了老半天,觉得怎么也丢不下二胡。
5
我(李德伦)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
我非常难忘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
卡拉扬一生中惟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
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也处理得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
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6
10月28日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大型招待会,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中国音乐界代表等约500人应邀出席。主桌上的主人是周巍峙副部长,主宾是卡拉扬,笔者坐在他俩之间当翻译。卡拉扬自负地向周巍峙副部长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
他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总理华国锋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宴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贺绿汀老先生(时年76岁,任中国音协副主席)向卡拉扬敬酒,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对卡拉扬说:“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我译完这句话,还特别强调一句:“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可是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对此,我久久不能释怀,总感到卡拉扬太傲视别人了。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终于理解了他。当年的卡拉扬也已经是71岁的老人,何况他已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等等,所以,他表现出了爱理不理的态度。
宴会后,热情的东道主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演奏几首中国民族乐曲,博得了柏林音乐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尤其对年方18岁的姜建华演奏的二胡独奏《江河水》赞不绝口。卡拉扬第一个鼓掌,为小姜叫好!余兴节目演完后,他甚至与首席施瓦尔贝先生一起找到吴祖强院长说:“姜可以改学小提琴,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言之凿凿。可是人家小姜已苦学二胡多年,哪肯轻易改弦更张呢!?卡拉扬的美意没能变成现实。
7
10月31日晚上没有演出,柏林爱乐乐团的行政经理吉尔特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中方文化部、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以及音乐界同仁等。显然,这是乐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可是,与行政经理有隙的卡拉扬没出席这次大型招待会,而是带着他的法籍娇妻出席法国驻华大使为他特意举办的小型宴会去了。柏林爱乐乐团相当尴尬,应邀出席的客人也相当别扭。
没过几天,与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就相当熟悉了。个别晚上,有的乐师还热情地邀请我(翻译人员)到他们房间里去聊天。记得一个晚上,该团副首席犹太人赫尔穆特-施特恩先生满腔热情地请我到他房间闲谈。虽然我早已筋疲力尽,可是又感到盛情难却,于是硬着头皮到他房间里去坐了一会。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向我直截了当地数落了一番卡拉扬的不是:“卡拉扬也是人,不是上帝。现在有些报刊、书籍将他捧上了天,其实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
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对于权威,不能盲目崇拜,得靠这个思考。”说完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脑袋。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别忘了,他的指挥棒前面坐着百来号音乐精灵,而不是白痴!”诸如此类的不满或怨言,我也从其他柏林音乐家那里听到过。
由于我在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前读了不少相关资料,所以对卡拉扬先生的所作所为都见怪不怪,每当柏林乐师向我透露对卡拉扬的这样那样不满时,我都一笑了之。
8
1979年10月29日晚,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首演。当晚,薄一波副总理出席了音乐会,并在演出前接见了卡拉扬等人。可是,心气颇高的卡拉扬只与薄副总理对话了14句,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10月30日晚,乐团举办了第二场音乐会。11月1日晚则是专场演出,柏林爱乐乐团与我中央乐团45名乐师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听众几乎全是我国专业音乐工作者,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
总体而言,卡拉扬先生对这次很不寻常的访华演出是满意的。离京前,他向中方提出四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很可惜,那个年代,就连大名鼎鼎的卡拉扬也没能叩开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拍摄一部世界著名作曲家创作的与中国有关的歌剧,由世界著名指挥家作导演兼指挥,中外著名演员加盟演唱……将会给后世留下多少佳话呀!
去过庙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陀佛,笑脸迎客,而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但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乐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拉四,没有好好的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而韦陀虽然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们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乐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珠必较,则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中,庙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小故事大道理】:其实在用人大师的眼里,没有废人,正如武功高手,不需名贵宝剑,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关键看如何运用。
卓别林的上海缘
1915年,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制作了一部30分钟的短片《诱拐》,讲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艘美国来上海的船上,船长骗人上船当水手的故事。有影迷称,卓别林在片中已表演了他后来的名作《摩登时代》(1936年)结尾时的舞步。
汤惟杰提到,根据目前可以在报刊上查到的记载,1915年8月30日在上海南市区开张的共和活动影戏园,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中,写到将放映“哑波林射猎趣剧”。
如果说此处“哑波林”疑似卓别林待定,那么1916年1月3日《字林西报》英文报道称,次日上海阿波罗电影院将放映卓别林《冠军》(Champion),写到Charlie Chaplin的全名,就是证据确凿了。汤惟杰介绍,阿波罗电影院当时位于虹口的四川北路、海宁路、乍浦路一带,上海最早的前几家电影院都在这一区域。阿波罗电影院在1920年被拆,原址现在是四川北路1288号的九洲黄金店铺。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中,编入了《申报》1936年3月10日刊发的报道《驰名世界喜剧明星卓别林昨日抵沪》。稿件提及,卓别林在新作《摩登时代》上映后,携片中女主角波丽德·古黛德乘柯立芝总统号轮抵沪,“靠泊浦江第十二号浮筒”,40多名记者乘坐小船登轮后,在甲板上偶遇卓别林,长枪短炮一时间狂拍不止。
稿件还记录了卓别林在船上及华懋饭店与记者交流等细节,称赞其无意中的姿态与电影中的真情流露相符,并评价其为“人生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意多讽刺,为一般人所同情也”。
汤惟杰介绍,上海还曾贡献了一部反映卓别林形象的电影,由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联手打造。这就是明星电影公司1922年拍摄的《滑稽大王游沪记》(A Visit to China),片长约30分钟,是一部故事片。剧组找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李却·倍尔(Richard Bell),演滑稽大王来上海的经历。这部片没有留下拷贝,但在当时电影报刊刊登的剧照上可以看到,片中展示的就是卓别林的形象。
城市漫步找好莱坞印记
最近Citywalk(城市漫步)火热出圈,汤惟杰举了两个例子提示读者,在上海城市漫步,挺容易遇到好莱坞元素。
从苏州河北岸、靠近河南中路桥的河滨大楼出发,走400多米,就可以到达苏州河南岸外滩源的光陆大楼。汤惟杰说,最早进入上海的好莱坞电影是由一些洋行代理的,他们买下片子到上海放映。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好莱坞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市场,国际票房里面有一部分来自中国,特别是上海,所以8家好莱坞公司纷纷在上海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
其中6家在和河滨大楼里面开设办事机构,2家在光陆大楼。当时光陆大楼二楼有光陆大戏院,1925年建造完毕,曾一度是上海首轮西片的放映影院。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美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当时叫美国制片协会)在上海也有办公室,也在河滨大楼。
汤惟杰还提到,从鲁迅在上海度过生命中最后9年的经历来看,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影响也非常大。根据鲁迅日记统计,他在上海看过155次电影,其中80%以上是美国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电影。“从他的阅片量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影院里面放的外国电影,九成以上是好莱坞电影。”汤惟杰提到,“这也跟好莱坞当时世界性的影响和流布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陆新村、多伦路、左联纪念馆、公啡咖啡馆旧址、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当行走在这一系列与鲁迅生活、工作、创作相关的地点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海虹口的四川北路地区也曾在中国的电影史上书写过重要一笔。从好莱坞到上海,一系列的历史关联还值得在细节层面多多搜寻。
摘录:
世界注目的喜剧明星,带着泪的笑匠查理·卓别林,在他第三次的环球旅行途中,于(1936年)3月9日下午初次到上海来,和他同伴的是他的名义上的爱人古黛德女士,少不得便有许多人要去一见庐山真面目,以便打破这一位在银幕上戴着破礼帽、穿着不整齐的褴褛礼服、留小胡髭、拿怪手杖、穿硕大的破皮鞋、撇着脚像鸭子般地走路的丑角印象。
轮船上只签一次名
在那天下午二点半光景,上海的中外新闻记者四十余人无形地组成了一个迎卓队伍。他们一到了装着卓别林的柯立芝总统号船上,就开始找来找去,一刻钟过去了才发现他和古黛德在三层楼的甲板上倚着铁栏,俯首闲眺黄浦江的平静景色。一刹那间,便把他团团围住。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卓别林:他身材很矮小,穿着花呢的春大衣、深灰色的西服、蔚蓝色的衬衫,反衬他的面容更是红润而充溢着健康美。脚上光亮亮的皮鞋,却没有穿上那双硕大的破鞋。头上戴着一顶灰色自由帽,脱去帽子能看见他一头灰白的头发。他已经有47岁的年纪了,但是健旺的精神,一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古黛德小姐斜倚着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棕色呢帽上戴着一朵明艳的鲜花,明眸皓齿,时常展着明朗的微笑。
大家拍好了照相,便要求他做简单的谈话,他便装着幽默的苦笑,然后肩膀向上一耸,很自然地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可以使得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限。”大家哄着一笑,他继续地说:“我这次做环球旅行,先经过日本,在日本逗留不久,现在又到了中国,在上海预备只勾留一夜,明天早晨九点钟,坐原船到马尼拉,再赴百丽。上海,这是我生平憧憬着的大都会。可惜这次只有几小时的勾留,隔两三个月后再到上海,那时我也许有两三星期的居住,好玩一个痛快。”
当时便有一个和他同来的美国人大声地向记者迎卓队宣布,六时半在华懋饭店谈话,于是卓别林又是肩膀一耸,便预备架子想要冲出重围。哪晓得有一个人要求他签名,他便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来签好,举起便帽向大家做手势,说出一句动人的话:“轮船上签名,我只签一次,决不再签第二次。”说罢便急急忙忙地拉着古黛德,两脚三步装着银幕上的撇脚跨下另一只小渡轮而去。又谁知道这位先生在小渡轮船舱里,隔着玻璃嬉皮笑脸,对大家招招手,很有趣味地用右手做了一次飞吻,样子很接近银幕上的英雄般的滑稽。
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到六点廿五分,一群记者迎卓队,一个也不少,集中在华懋饭店卓别林的会客室里。他已经叫了一个理发匠到房间里理过头发,叫了一辆汽车在南京路兜了一个圈子,这时换着一套整洁的斜条纹的衣服,坐在一只高背的椅子上,完全流露着他平常的态度,很滑稽地回答各人的所问。
“和你同在一起做环球旅行的古黛德小姐,你要和她结婚么?或者已经结过婚了吗?”
卓别林浅浅地笑了笑:“那只好问她自己了。”于是哄得大家都笑了笑。
“你用你那硬帽子、破皮鞋、司的克,一定赚了很多钱吧?”
“那不过是一种广告性质而已,这些东西,抛在马路上也是没有人要的。”他更有趣味地说。
“你对于现在流行的欧美电影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地反对有声电影,对白常常损害影片中的情调,别的意见很多,但因为讲起来时间太长,所以不想说了。”
“你有没有看到过中国电影?”
“记得两年以前,在好莱坞看过一张,是一张惨的悲剧片,不过名字是记不起了,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所以我对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不愿发表隔靴搔痒的意见。”
他每次回答,必定带着笑声,更因着他的滑稽的动作,引得大家时时发笑。就在笑声中,他答应大家签名。
吃过晚餐以后,他伴着他的古黛德小姐再叫了一辆汽车,做环游上海一次的汽车旅行。并且还应了梅兰芳的约,到共舞台去看《火烧红莲寺》,再到新光去看马连良的平剧,同时在舞台上合摄一影。
翌日朝晨九时,乘原船离开了上海。
好莱坞助推上海摩登
已故文史学者张伟2021在为《影院文录》一书撰写的《跋》中提到,“美国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八大电影公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已经分别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最高峰时,每年在上海放映的好莱坞影片超过四百部,一些大片的公映时间几乎和美国达到同步;今天大家熟悉的译制外片的方法,当年在上海都已经作过尝试;二十世纪前期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电影报刊,其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二百多种。”
《好莱坞在上海》一书以“美影漫谈”“文人谈影”“访沪影人”“访美影人”四大主题,汇编了68篇文章,均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报刊发表,反映了当时好莱坞电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上海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张伟主编的《海派文献丛录》电影系列新书,包括张伟编《影坛备忘录》《影院文录》,闵行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孙莺编《近代上海影院地图》《近代中国影院地图》《影人文墨》《影人忆旧》等。
《好莱坞在上海》的选题、书名和选文标准,均为张伟生前所定,孙莺从数万份与好莱坞相关的文献资料中,遴选出最能呈现好莱坞影响、生发、改变上海城市生活的文章,分辑而成。
自1926年华纳兄弟影业公司拍摄了歌剧片《唐璜》、1927年推出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爵士歌王》开始,美国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美国电影分默片时代和声片时代。默片以喜剧片、闹剧片和西部片为主,声片以歌舞片、盗匪片、侦探片、恐怖片和爱情片为主,如《掘金女郎》《风月无边》《呼啸山庄》等,还有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幻想曲》等。这些好莱坞影片大都在上海放映过。
孙莺认为,这些好莱坞电影大批进入上海,在当时“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上海城市摩登化的进程,还将一种外来文化的异质内核,深植于中国电影的著作方面。”
孙莺在新书前言中提到,好莱坞对上海的影响有多个方面。“好莱坞”这个名字一度炙手可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断有各行各业新开的店铺、公司使用该名。最有名气的包括1928年李小舟在北四川路月宫饭店对面开设的好莱坞照相馆、1935年开业的好莱坞舞厅、1938年开业的好莱坞乐园等。
好莱坞电影对上海的广告业以及摄影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莺认为,以摄影为例,好莱坞电影的浪漫主义和戏剧化表现,营造出一种独特时髦的好莱坞风尚,这对惯于追逐时尚的上海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年的照相馆营造了一种情调和气质,延续至今,所谓老上海味道、老克勒风度,与这种来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风尚有关。(Quelle: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版)
1936年,卓别林在三个月内先后两次来到上海。他见到了梅兰芳、胡蝶等新老朋友,欣赏了中国的国画和京剧。18年后的1954年,卓别林在日内瓦见到周恩来总理时,满怀感情地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 ”
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与《摩登时代》女主角宝莲·高黛同乘“柯立基总统号”海伦抵沪,由梅兰芳先生主持接待。下榻当时沪上最高级的华懋饭店(即今天的和平饭店)。卓别林这次在沪仅仅逗留十几个小时。午后稍微休息一下,就参观大上海,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炮火遗迹。
晚上五点半,卓别林到公园饭店参加为他举行的茶话会,主持人正是老朋友梅兰芳。梅兰芳早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就曾与卓别林“互加好友”。六年之后,老友重逢。卓别林双手搭着梅兰芳的双肩,幽了一默:“这太不公平了!几年前我见你的时候,我们的头发都是黑的,现在我的头发白了,而你还是全黑的,甚至没有一根白发! ”
在卓氏调侃的背后,正是他坎坷的人生体现。梅先生何尝读不出这层意思?于是赶忙“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
晚宴后,卓别林在这短暂的上海之行中,又赶到新光大戏院去看马连良的《法门寺》。他就像一位真正的戏迷,细细品味着马连良的唱腔,右手在膝上轻轻叩击着节拍,不时和观众一起叫好。津津有味地欣赏中国的国剧。
卓别林原只准备看十五分钟,可是直到一小时过去了,他仍不肯走,陪同的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加里素先生屡次催促,他只耸耸肩,连声说“NO”。
戏散后,卓别林还到后台向马连良祝贺演出成功,并同尚未卸妆的马连良合影,按中国传统礼节,作揖告别。
卓别林于该年5月12日再次来到上海,正逢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种种原因,他只留宿一晚,第二天早晨就乘船返美了。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便提及了银行的概念,而容闳等留洋人士也建议创立银行制度。这些早期的探索为银行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奠定了思想基础。
1 洋务运动的需要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清廷中央财政已陷入极度窘迫境地。1861年清廷岁入仅6300万两白银,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就高达2800万两,占比44.4%。至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李鸿章奏明:“开办经费共用银六万八千两,每月约需银一万两”。同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初期投资即达47万两,其中海关关税拨款仅20万两,缺口部分完全依赖法商洋行借贷。

(江南制造总局)
1867年福州船政局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30万两,月息高达1.5%,远超当时国内钱庄0.8%-1%的月息水平。这笔贷款以闽海关关税作保,开创了“以关税抵押外债”的先例。1861-1874年间洋务企业共举借外债17笔,总额达459万两,其中军事工业借款占63%,民用企业占37%。

(丽如银行旧址)
1868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的蒲安臣使团在欧美考察期间,参赞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详细记载了纽约花旗银行的运作:“每银百万存行,岁取息六万,通国汇兑皆赖此”。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中的梁敦彦后来回忆,他们在哈特福德亲眼目睹“银行汇通南北,转输军饷,活商便民,实为富强要术”。容闳在1868年《条陈四则》中明确提出:“当设银行以流通泉货,使商民交便”。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洋务派的极大关注。
1407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的圣乔治银行被公认为现代银行的雏形。该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达100万杜卡特(约合白银20吨),主要业务包括政府债务管理、外汇兑换和存款保管。1455年圣乔治银行通过发行“信用券”为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筹集了15万杜卡特军费,利率为7%,开创了银行承销战争国债的先例。至16世纪,安特卫普交易所(1531年成立)已形成完整的债券交易市场,1542-1551年间该市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行了价值500万弗罗林的战争债券。
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国债为英国筹集了1.2亿英镑军费,占战争总开支的78%。1763年英国国债规模达1.32亿英镑,其中银行承销部分占62%。
相较之下,法国因缺乏中央银行体系,同期战争筹款主要依赖包税商短期借贷,利率高达12%-15%,导致财政崩溃。拿破仑战争(1803-1815)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跨国汇兑网络为英国转运黄金1200万英镑,其伦敦分行在1818年为普鲁士发行的500万英镑重建债券,开创了国际银团承销模式。1815-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的欧洲国债发行总额达4.3亿英镑,平均利率4.5%-5.5%。
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需赔偿德国50亿法郎(约合白银7150吨),分三期支付。法国财政部长莱昂·塞的回忆录记载,1871年6月法国国家信用银行发行了首批20亿法郎国债,利率5%,认购者超预期2.3倍,其中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承销了35%。
1872年第二批15亿法郎国债通过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发行,利率降至4.5%。至1873年9月赔款全额付清时,法国实际支付本息合计52.5亿法郎,仅比本金多5%。法国依托成熟的银行体系,仅用2年3个月便完成相当于全国GDP 25%的赔款支付。
1871年法国赔款事件通过《万国公报》传入中国,引发洋务派震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3年致总理衙门函中称:“法败于德,赔款至五千兆佛郎,不三年而偿清,全赖国债票通行”。1878年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巴黎考察时发现“国债利息仅四五厘,而民争购之,盖信国家之必偿也”。1879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向朝廷报告:“德之胜法,固由兵精,亦因筹饷有术,其国家银行收发如流水”。
2 盛宣怀的银行梦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举荐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赞其“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时年26岁的盛宣怀甫入幕即参与天津教案善后事宜,并在1872年协助筹备轮船招商局。该局初创时额定资本100万两,实际募股仅18万两,缺口部分依赖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10万两(年息10%),这种资金困境使盛宣怀深刻认识到“商务枢机,全在铁路、银行两端”。
至1870年,外国在华银行已达20余家,形成金融垄断网络,仅汇丰银行在华流通纸币就达340万港元,占中国货币流通总量的7%。这些银行通过高息贷款控制洋务企业,如1874年福州船政局向汇丰借款60万两,月息1.25%,并以福州海关关税作抵。
盛宣怀在参与筹建中国首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时,核算出每里铁路造价约1万两,全程需200万两,远超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他在1879年《筹议铁路电线事宜折》中提出:“铁路为富国之经,银行乃筹款之纬”。其具体构想是仿照汇丰模式,设立资本500万两的股份制银行,发行债票筹集铁路资金,此方案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成立)的资本规模高出67%。1885年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尝试在局内附设“积余公积局”,该机构章程规定“每百两股银存行,岁给息八两”,实为中国近代企业自办金融的雏形。

(唐胥铁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在华设银行热潮。华俄道胜银行于189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额定资本600万卢布(约合白银360万两),计划在北京、上海设分行,其章程规定可“经理中国国库,发行纸币,代还国债利息”。
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1896年3月向英国政府提交《关于设立中英银行的备忘录》,计划募集资本1000万两,其中英商占60%,华商占40%,企图控制中国关税存储权。盛宣怀通过津海关道唐绍仪获知这些情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896年10月18日)向总理衙门急奏:“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急设中国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面对盛宣怀的提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1896年11月21日)致电军机处表示:“银行事体重大,若令一人独办,恐招物议”。他主张仿照轮船招商局旧例,由南北洋大臣各募商股250万两分设银行。但直隶总督王文韶支持盛宣怀,其十月二十五日(11月29日)奏折指出:“银行贵在流通,分设则势力涣散”。双方争执焦点在于银行控制权,盛宣怀在私人信函中直言:“香帅(张之洞)不欲见他人建此奇功”。
在翁同龢斡旋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896年12月7日)颁布上谕:“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在章程设计上刻意强调主权属性:银行英文名定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与汇丰银行(Hongkong and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形成对等地位;总行设于上海而非北京,避免受制于外国使馆区;钞票正面印有“大清帝国通商银行”满汉双文,背面加注“此票在沪京津汉粤各通商大埠汇兑通用”。
3 艰难的创办之路
尽管有了皇帝的支持,盛宣怀的银行之梦仍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抵京后,立即向总理衙门递交《关于中俄银行合办事宜说帖》,要求以200万卢布(约120万两)参股中国通商银行,并改组为“中俄合办”。其条件包括:俄方占董事席位3/10、共享货币发行权、优先承揽清政府对外借款。盛宣怀在十二月初八(1897年1月10日)致李鸿章电文中明确反对:“银行若允附洋股,权利尽失,终成洋商傀儡”。
1897年2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照会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将通商银行与法资东方汇理银行、奥资信贷银行合并,组建资本2000万法郎(约540万两)的跨国银行。该方案要求合并后银行总部设于巴黎,清政府仅保留1/3董事席位。盛宣怀在二月十五日(3月17日)《复南洋大臣函》中痛斥:“此乃假合并之名,行吞并之实,万难允从”,并指令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凡章程所载华商独办条款,一字不得更易”。
在列强压力下,通商银行原始股本结构发生重要调整:根据1897年5月股东大会记录,原定官商各半的500万两股本中,官股比例由40%压缩至20%(100万两),商股增至80%(400万两)。此举既满足清政府“官为维持”的要求,又通过扩大华商持股强化民族资本属性。开业首年吸收存款中,72.3%来自江浙商帮,外资占比不足3%。
道胜银行于1897年3月在上海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纸币,企图挤占通商银行发钞空间。盛宣怀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其一,要求江海关将每年600万两关税的50%存入通商银行;其二,奏请“凡地丁钱粮、关税厘金,均准以通商银行钞票缴纳”;其三,规定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收支必须使用通商银行本票。至1897年底,通商银行发行纸币达130万两,占流通中纸币总量的21%,成功打破外资银行垄断局面。

(华俄道胜银行纸币)
总理衙门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1896年12月27日)对银行章程提出17条修改意见,核心争议在于:第一,要求删除“发行银元”条款,坚持铸币权专属户部宝泉局;第二,规定“每季账册须送总理衙门稽核”,远超当时钱庄的监管强度;第三,反对银行经理“得保举官阶”的奖励机制。盛宣怀为此三次修改章程,最终妥协将铸币权改为“俟户部奏准后办理”,但保留了“总董可保举五品顶戴”的人事激励条款。
除了外部压力,银行的设立还触动了传统银钱业的利益。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山西票号行会22家联名声称银行既设,商贾利权尽归官夺。蔚泰厚票号掌柜毛鸿瀚在私人信函中指示分号:“凡与我号往来客商,不得在通商银行存汇,违者终止借贷”。
御史杨崇伊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年2月18日)上《劾盛宣怀把持利权折》,指责其“以招商局总办之身兼领银行,显系垄断罔利”。该奏折引用通商银行《招股章程》第5条“专办官商汇存款项”条款,声称“此例一开,各省司道库款皆归其掌握,流弊不可胜言”。
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1897年3月4日)上折子,针对清流质疑逐条驳斥:关于专权问题,指出“招商局、电报局皆系商办,银行事同一律”;针对监管漏洞,承诺“每年由北洋派员查账两次”。
在李鸿章运作下,光绪于4月13日明确“该银行系奉特旨办理,各督抚应妥为保护”。为安抚反对势力,盛宣怀将总行9名总董中的4席分配给江浙丝茶商、2席予票号代表,最终形成官督商办格局。
接下来是筹集股金的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通商银行筹备处公布的《招股章程》原定官商合办,户部拟出资200万两占股40%。此举立即引发商人疑虑,上海商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等联名上书,指出“官股若居其半,商权必受掣肘”。
为化解矛盾,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1897年2月11日)向户部提交《变通官款办理章程》,创造性提出:将户部200万两拨款改为“生息官款”,年息5%(低于市场官款存息7%的标准),分6年还本,自1900年起每年归还33.3万两,本息由通商银行上海道库税款担保。该方案经户部与总理衙门会商后,于正月廿五日(2月26日)获朱批允准。
借款方案公布后,商界响应显著改善,至1897年4月15日截止认购时,上海丝茶商帮认购82万两,占商股总额的34.2%,其中怡和源茶栈单笔认购10万两;江浙钱业公会成员认购48万两,占比20%;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认购32万两,占比13.3%。总募商股达214.5万两,超额完成原定200万两目标。宁波商人领袖虞洽卿在股东大会上坦言:“去官股之疑,方有今日之聚”。
4 中国通商银行的诞生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根据开业当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典礼上悬挂黄龙旗与“lmperial Bank of China"英文招牌,首批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纸币共计50万两,票面印有李鸿章亲笔题写的“中国通商银行”字样。开业章程规定总资本500万两,实收214.5万两,其中商股占比80%,官款借款仅占20%。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通商银行前三年工矿贷款总额达214.8万两,1897年放贷76.9万两,占全年贷款总额(213.5万两)的36%,其中汉阳铁厂获贷30万两,抵押物为铁厂官股10万两及大冶铁矿采矿权;1898年工矿贷款56.5万两,占比26%,包括萍乡煤矿20万两(年息7%,以焦炭产量每吨提银0.1两偿还),该矿次年产量由5万吨增至12万吨;1899年工矿贷款81.4万两,占比45%,其中南通大生纱厂获贷25万两,合同规定“以纱厂全盘机器作抵,分六年偿清”。
1897年12月与汉阳铁厂订立的《借款合同》规定,30万两贷款中15万两用于购买德国马丁炼钢炉,10万两支付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薪资,5万两采购萍乡煤矿焦炭。此笔贷款使汉阳铁厂1898年生铁产量从0.8万吨增至2.3万吨。萍乡煤矿1898年贷款合同更首创“产销挂钩”还款模式:约定每年售焦炭4万吨,每吨售价4.2两中提取0.5两还贷,至1901年提前2年偿清本息。

(汉阳铁厂)
通商银行打破外资垄断,至1899年累计发钞210万两,流通范围涵盖23个通商口岸,占全国纸币流通量的18%(汇丰银行占62%) ; 1898年开办对日生丝贸易信用证业务,年处理额达85万两,手续费率仅1.5%,低于外资银行2%的标准;吸收江浙丝商存款年均120万两,户部关税存款稳定在80万两,1899年存款总额达427万两,为实收资本的2倍。
经济学家汪敬虞测算,1895-1900年间中国近代工业新增资本中,通商银行贷款贡献率达19.7%。该行1899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工矿企业贷款占资产总额的38.6%,远超同期票号不足5%的实业投资比例。1901年海关报告承认:“上海金融市场,华商银行已能与汇丰平分秋色”。
一些常见的上海俚语:
阿拉:“我们”的意思,是上海话里最常见的词之一。
侬:“你”的意思。
勿:“不”的意思。
老吃老做:形容经验丰富,老练。
煞有介事:形容很认真的样子,有时也带点讽刺意味。
戆头戆脑:形容呆头呆脑,傻乎乎的。
想出挖出:形容绞尽脑汁,想方设法。
牵丝攀藤:形容做事拖拖拉拉,不够爽快。
夯勃啷当:形容做事不认真,马马虎虎。
杂格咙咚:形容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东西。
五六:形容忙碌,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响:沉默不语,不说话。
模子:形容一个人很棒,很优秀。
豁边:形容一个人说话不靠谱,胡说八道。
吃生活:形容挨打。
发嗲:形容撒娇,卖萌。
作孽:形容可怜,令人同情。
小赤佬:对小孩的昵称,有时也带点贬义。
老克勒:形容老派的,有品位的人。
勿要睬伊:不要理他。
谢谢各位:感谢大家。
【扎台型】
上海人的“扎台型”說得好聽點是爭強好勝,說得不好聽點是自我感覺太好了。上海小市民芝麻大點的事兒也會搬出來在人前炫耀一番,如“阿拉上個月去泰國白相睞!伐要太開心哦!”“阿拉今朝穿的新褲子,靈口伐?嶄口伐?”
台型原本指表演藝術中的舞台造型,舊時有些藝人為突出、抬高自己的“台型”,出資收買觀眾為自己捧場,講作“扎台型”。而有些藝人演出不力或者失手,被台下喝倒彩就如戲台倒坍一樣可怕,所以“坍台”、“坍招勢”自然就是丟面子了。
解放前常有有錢有勢的戲迷票友,為了追捧自己心儀的角兒,不惜動用重金給足“台型”。據《中國戲曲志?上海卷》記載,1921年著名京劇演員余叔岩來滬參加賑災義演,同台獻藝的另有程硯秋,當時滬上程派戲迷為數眾多,他們除了贈送大量花籃、銀盾、緞幛、詩文以外,還覓得高約三尺的大銀瓶一對,並刻以上下款,插上大花枝,在程上場前,分置台口左右。余派戲迷見後,發誓要壓倒對方,便臨陣派人四處尋購更大更氣派的銀瓶,結果真搬來一對高過三尺的大銀瓶,並重新上光上色,于余氏上台之際將其置于台口,因高過前者數寸且嶄新,故更加白光耀眼,台下為之熱烈叫好,可謂“台型扎足”。
不怕“坍招勢” 的人一定不思進取,相反好“扎台型”的人一定上進心強,對于一座城市,這是一樣的道理。這兩年讓上海“扎台型”的事情很多,比如APEC會議,比如大師杯網球公開賽,2010年世博會……但是有些上海小市民“鮮咯咯”扎台型扎過了頭,未免就讓人反感了。很多外省人就抱怨上海人動不動洋洋得意說“阿拉上海怎麼怎麼好”,有一回幾位山東朋友來上海,遇到個上海司機,人很熱心,但是他們實在受不了司機那些個“扎台型”的話,一會兒“阿拉上海有東方明珠!你們有伐?”一會兒“阿拉上海有金茂!你們有口伐?”搞得幾個山東大漢一路上“胸悶”像“養媳婦”一樣抬不起頭。
【別苗頭】
凡是上海人都喜歡扎台型,大家的“台型”碰到一起,自然就要“別苗頭”了,尤其是上海女人。
“別苗頭”最初指農村莊稼漢比誰家的稻苗長得好,後來才漸漸變成了上海人“攀比”的代名詞。最近在上海舉行的什麼風尚大典,就是一個娛樂明星別苗頭的 “莊稼地”,一個個明星得意洋洋從地毯上走走停停,供人品頭論足,仔細想來這些光鮮的姿態背後,卻也有著一點比試虛榮的農民意識。
女人之間攀比虛榮可不光是在“賣相”上,那些有知識有思想的,也是爭先恐後“別苗頭”,比如前兩年上海風頭最健的兩位美女作家,據說就爭得不可開交,還在公共場所比劃拳腳。這樣的“文化女人別苗頭”在上海是有傳統的,早在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那一批“小姐作家”,就相互之間作矜持狀,各自談及同時代的女作家,都流露自傲各不相讓:“目前女作家的作品,我不大讀”,“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看”,蘇青與張愛玲則互唱互和仿佛唱雙簧:“只看張愛玲”(蘇青語),“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張愛玲語)而蘇青在《續結婚十年?蘇州夜話》里,則用了只有女人才具備的尖刻,把關露描繪成一個“談吐很愛學交際花派頭,打扮得花花綠綠,只可惜鼻子做得希奇古怪”並且“對男人有幻想”的老姑娘
【有面子】
愛面子是中國人的傳統,上海人尤其愛面子,“面子”問題是上海人的大問題,有時候錢財可以破,面子是不可以失的。
舊上海有勢力的少爺如果看上了哪個舞女,她決不可以拒絕,否則就是不給少爺“面子”令其“坍台”,那麼她的後果不堪設想,搞得不好,是要遭潑硫酸的。
而那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更是深諳“面子”的重要。
蔣介石發跡前,曾在上海向幫會大亨黃金榮投過門生拜過帖子。事隔十多年,顯達後作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再到上海,並要去拜訪黃金榮。黃金榮通過杜月笙得知這個消息,自然臉上有光,喜不勝收:“阿元!(蔣介石原名瑞元)阿元要來啦!他還記得我?有良心額!我當初就說阿元好!”徒弟做了大官,師傅自然是要送見面禮表賀,可舊徒的地位今非昔比,究竟送什麼好呢?送金條吧,不倫不類,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好象斗富;送大金匾吧,也不妥,招搖俗氣。黃金榮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倒是杜月笙腦子“活絡”:“總司令現在什麼最重要?”黃金榮:“你說什麼最重要?”杜:“面子!”黃:“面子?這面子重要又怎麼樣呢?”杜: “我們就送給他面子!”杜月笙鬼靈精怪出了妙法,黃金榮茅塞頓開,蔣介石到上海後,黃金榮先托上海商會會長虞洽卿送去一件“重禮”,蔣介石收下禮一看,喜出望外───“重禮”就是他當年投門生時的帖子!而當時還是虞洽卿帶他去投黃金榮的,正是“解鈴還需系鈴人”。如此物歸原主可謂“給足他面子了”,既卸除師尊的架子又不失得體派頭,使得雙方都有“面子”,事後黃蔣重逢心照不宣,皆大歡喜,而杜月笙也因“退帖”與蔣介石挂上了鉤。
【賣相】
時髦的上海人講究“賣相”,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說法,號稱“十里洋場”的舊上海是“衣冠世界”,1873年4月7日的《申報》上《申江陋習》一文中例出“七恥”,其中第一恥就是“衣著不華美”,可想而知,上海人“以衣取人”由來已久。
懂得穿衣使上海人在全國人民面前“扎足台型”,曾經有一首上海民歌:“鄉下小姑娘,要學上海樣,學死學煞學不像,等到學來七分像,上海已經翻花樣。”這樣的民歌雖然有歧視外地小姑娘之嫌,但也有依據,即便解放後很久中國仍然延續了“穿在上海”的流行語。
【額角頭】
“額角頭”是上海人迷信的“運道”,“額角頭碰到天花板”經常被用來形容那些中了福利彩票大獎的朋友。
額角頭是人人皆有的,上海人卻有兩個額角頭,一個是有形具體的“腦門兒”,一個是無形抽象的“運道”,前者即使撞開花也不無關大體,後者可就關系重大。在舊上海有句俗話:“額角頭上有三盞火。”所以不許女人的手指頭在額角頭上亂戳,生怕把火戳滅了,成了“觸霉頭”。經常有人用手在額頭上輕拍三下,然後咳嗽一聲,說那樣使額角頭的三盞火更旺,一切鬼魅霉運都要退避三舍。而有些戴帽子的人很慎重,到了室內脫下帽子,不敢隨便放在靠背椅上,因為男人忌諱帽子被女人坐過後戴到頭上,如果女人剛好來例假,身上的晦氣會被帽子帶到額角頭上,把三盞火撲滅。這樣的想法未免荒謬,這樣小家子氣的男人簡直好被趕出上海了。不過從中可見,上海人對“額角頭”的重視不一般。
【十三點】
常省作“十三”,是上海人異性間使用率最高的詞之一,也是上海話中微妙的潤滑劑,其間的妙處,也只有上海人能體會到。
滬人常以“十三點”隱指“癡”,形容人做事沒腦子或舉止輕浮,也指口無遮攔、傻得可愛,象趙薇扮演的“還珠格格”恐怕是最標准的“十三點”了。但是,當這個詞在異性間跳出來時,它的意思就變得曖昧起來,表面上是罵人癡頭怪腦,實際上卻不是真的怪罪,而是“嗔怪”,也就是說不是魯智深打蔣門神的“煞勃勃” 一拳頭,而是王熙鳳扇璉二爺的嗲溜溜一記耳光。所以,“十三點”多半出自女人之口,罵的時候往往女人臉上笑瞇瞇,眼里泛著“儂哪能格能噶額啦”的挑逗光芒,被罵的男人也常常骨頭更輕。比如有一位四十好幾的彪形大漢,在大庭廣眾與老婆卿卿我我,並喜老婆喚自己為“囡囡”,這樣的男人誰見了都忍不住在心里送他“十三點”,但是他老婆當面拋一句“十三點”就好像當眾給他發一張獎狀一樣,頓時立刻他臉上有光。
【申報紙】
原來指《申報》,是英國人美查于1872年4月在上海創辦的中文報紙,從創刊號到1949年5月終刊,歷時77年,是中國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中文報紙。 1887年《申報》連續追蹤報道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引起社會巨大反響,之後人們把《申報》或其它的報紙一概稱為“申報紙”。
上海以前有很多回收舊報紙的在弄堂里吆喝“申-報-紙有口伐”,而現在上海著名的周報《申江服務導報》也常被簡稱為“申報”,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一聽“申報”,往往會問:“是從前的《申報》又複刊了麼?”
【殺胚】
“殺胚”這個詞,在上海小青年中普遍流行,一聽就是“五斤沆六斤”殺氣騰騰、橫衝直撞,難怪是用來形容魯莽。在上海的公共場所經常目睹這樣一幕───模樣小家碧玉的女駭突然對著手機嚷道:“儂只戇巴西(死)到哪里去了?!”見者暗自誇道:“格只女人殺胚額”。
如果要舉出上海灘上最“殺胚”的形象,恐怕要數申花隊以前的“範大將軍”───範志毅了,他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扛著一副“千斤頂”肩胛,頭發上汗淌淌滴,手朝前一指嘴巴噘起仿佛開射火箭炮:“儂冊那───!”“殺胚”不是專門用來形容男人的,上海開埠後流入很多洋妓,當時在國人看來就很“殺胚”:“其人大都厲齒蓬頭,無異夜叉變相,獅王一吼,見者寒心。”如今風水輪流轉,女孩“殺胚”反而流行起來,還美其名曰“野蠻女友”。
【混腔水】
“混腔水”是個充滿海派特點的上海方言,意思是“隨便馬虎、辦事不認真”。“腔水”本是英文中“Chance”的發音,“Chance”就是“機會”的意思,上海人在“Chance”前加個“混”字,“大鍋飯”一代人的精神特質就被“混腔水”生動劃出來了。
“文革”期間,不少工廠生產不佳甚至停產,不幹活的工人可以領到與日夜忙碌者一樣的工資,于是很多人覺得不幹活又能領錢反而省事光榮,到了80年代,這種好吃懶做“吃集體大鍋飯”現象在國企里比比皆是,上海曾拍了一部電影叫《阿混傳》,極盡搞笑之能事,講的就是大家混日子的故事,里面那個男主角阿混對待一切都是“混”,上班靠偷懶混,考試靠作弊混,戀愛靠吹牛混。扮演阿混的著名演員嚴順開天生一副“混腔水”的老油條德性,他之前扮演的靠“精神勝利法”混的“阿Q”,同樣是電影中混腔水的經典形象。
【搗漿糊】
隨著“大鍋飯時代”的淘汰,“混腔水”這個詞使用率漸漸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搗漿糊”。“搗漿糊”是上海十年來最流行的口頭語之一,它是“混腔水”的“升級版”。如果說“混腔水”是被動地稀里糊塗“混”,那麼“搗漿糊”就是主動地隨機應變地“混”;如果說“混腔水”是閉著眼睛混,那麼“搗漿糊”就是睜著眼睛混;“混腔水”是沒有尺度混到哪里是哪里,“搗漿糊”是心中有數有方向地搗;“混腔水”是非常時期沒有辦法的辦法,“搗漿糊”是大好時代所有辦法里最簡便的辦法。
總之一句話,“搗漿糊”是上海人求生存求發展的“萬精油”。
據說,“搗漿糊”這個詞,最初也是出自上海人熱衷的麻將桌上。麻將是四人搓的,每人依次捉13個牌,再依次輪流捉進一張,打出一張,當某位牌張成局,即可壺牌,上海話叫“和”。有些牌者大意,把沒成局的牌當成壺牌攤牌,但這樣的做法次數一多,難免有有意作詐之嫌,北方人稱之“乍壺”,南方人稱為“佯壺”,而上海人牌友之間雖不樂意,但態度比較婉轉,只能客氣地訓斥為“喔呦,儂又搗佯壺了”,漸漸的,“搗漿糊”這個詞就流傳開,用來形容那些耍滑頭蒙混過關的小計謀。
搗漿糊除了要有小聰明,還得有“佯裝”的表演本領與“皮厚”的本錢,也就是說,表面內里都要“做到家”。所以,能搗漿糊的上海人都不是“阿木林”。有一回看一場“新音樂”演出,有一支四川樂隊表演一首歌,把一句“毛主席萬歲”顛來覆去唱了半宿。接下來一位上海的音樂才子更是了得,在台上“啊───”從頭至尾一個感嘆字,台下歌迷被逗樂了:“統統是‘搗漿糊’的人才!”
【吃】
大概是因為上海人太看重口腹之事,所以“吃”這個字在上海話中十分“經用”,而且用法多樣,單一個“吃”字便是了得,直接明了表現了飲食男女間最深切的情感。
上海人表情達意的方式比較微妙,有不溫不火、避虛就實的地域特色,上海話中沒有“愛”這個字,即使說“歡喜”,也是有些“死樣怪氣”的扭捏,表達異性間的愛慕避避閃閃,躲來躲去,最後落在了一個“吃”───
“我老吃儂額!”“我吃死儂了!”就是“我好中意你”的意思。這個“吃”真是用得好,乍聽起來很平然一點不浪漫,仔細一想,竟是赤裸裸的肉麻,有了 “吃”便有了嘴和舌頭,那還不把“愛”的感覺徹底表達?───“喜歡”之外更有“要”和“占”的意思。上海男女就這樣“吃”來“吃”去,不事張揚卻實實在在,男歡女愛的色香味全有了。
【吃豆腐】
“吃豆腐”就是那個近年來在國內流行的詞“性騷擾”在上海的民間說法。男人占女人的便宜,比如摸個手,比如口頭上“我老想儂額”,都是“吃豆腐”。“吃豆腐”體現了上海人的“小男人”氣,連非禮也只是畏畏縮縮的小動作,一點肉葷氣也沒有。
據說,舊時豆腐店多為夫妻老婆店,丈夫半夜起來磨豆腐,白天由妻子掌櫃賣豆腐(這倒很似謝晉導演劉
曉慶主演的《芙蓉鎮》里的情形),豆腐店老板娘以豆腐為常食,自然生得細皮嫩肉,同時為招徠顧客未免有賣弄風情之舉(這點劉曉慶倒沒有),引得周圍男人以“吃豆腐”為名到豆腐店與老板娘尋開心,于是,吃醋的老婆們不滿意了,以“儂今朝又去吃豆腐了?”來訓斥丈夫。以後,“吃豆腐”便成了男人輕薄女人的代名詞。記得在電影《包氏父子》中,小包為了在男生面前顯威風,對迎面走來的女生捏了記屁股,這是典型的“吃豆腐”了。如今在上海灘,女人的地位是全國最高的,好“吃豆腐”的男人恐怕只能對不自重的女人“下口”,弄得不好,諸如捏女人屁股的行徑要被冠以“性騷擾”的罪名告上法庭呢。
【癟三】
“癟三”也是由洋涇濱英語“EmptyCents”而來,讀作“癟的生斯”,就是“窮的一個銅板都唔沒”。在舊社會,上海被傳說成機會主義者的大都會───“上海灘遍地是金子”,撿黃金的白日夢自然會引來囊空如洗的窮光蛋,于是,上海灘遍地除了“金子”,就是一名不文的 “癟三”。
我們從小到大最熟悉的“小癟三”,就是漫畫家張樂平筆下的“三毛”了。有“癟三”的環境,必然有世態炎涼,上海人比較勢利,任何一個小市民都可以隨隨便便罵一個衣裝寒酸者癟三,于是,出現了“洋裝癟三”,就是外面天天穿西裝,內里窮得叮當響,跟“穿長衫的孔乙己”是一個道理,李伯元撰寫的《文明小史》就描寫過看似風流倜儻其實日子潦倒的“洋裝癟三”,此人實際上連吃飯都成問題,卻偏要整天穿一套筆挺的西裝,永遠不換季,給人虛假的體面。這樣的人現今也有很多,一身頂級名牌,其實借錢度日,只是現在被叫作“新貧族”。
“羅宋癟三”則是華洋雜居的上海灘獨有的,開始 “羅宋”指的是“俄式的”即“RUSSIAN”,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大批舊俄貴族、資本家、地主等亡命上海,他們中的大多數為謀生在上海從事低等職業,被喚作“羅宋癟三”,隨他們流入上海的物資,比如羅宋面包、羅宋湯、羅宋大菜、羅宋帽子、羅宋皮鞋等,也一邊被上海人視作“不上檔次”,一邊因為廉價在崇洋的上海人中風行,後來,上海人發現大部分外國人其實都比較小氣,就省事地把所有露貧的外國人叫作“羅宋癟三”,而一切“廉價的、蹩腳的洋物”都被上海人冠以“羅宋”。
【揩油】
“揩油”是上海人典型的貪小心態,上海人習慣說“有揩伐(不)揩豬頭三”。揩油是上海人難改的劣根。
話說從前徽州有個財主,富有而吝嗇,就是“安徽的葛朗台”,他好撐面子,明明每天吃的是沒有油水的青菜豆腐,卻每每吃飯後揩一點豬油于嘴角,油光光立在大門口告訴人家:“我家今天吃豬油燉醬肉。”這就是揩油的祖師爺。
油是極粘的東西,油與他人接觸,總是被他人揩了些去,魯迅曾經對上海話“揩油”作出這樣的描述:“裝滿油的柏油桶,難免會滲油,有人若想要一張油紙引火,只要用普通紙在柏油桶上揩兩下就成了,而不論用肉眼還是以磅秤過磅,油桶內的油都絲毫不會減少。”最早“揩油”也多是風月場所男人對女人的輕佻行為,後來,“揩油”喻指一切占小便宜的行為。
價值觀上的實惠哲學,使精明的上海小市民們常把“揩油主義”作為堂堂皇皇的“門檻”,最常見的 “揩油”就是公共汽車上的“逃票”,以前上海乘車擁擠,好多人就混在重重疊疊中默然“混票”,如果有個小孩提醒媽媽“阿拉買票了口伐?”做媽媽的往往低聲喝道“噓───口伐(不)要響!”現在上海很多公交車實行自動投幣制,照樣也有很多乘客“缺角短分”蒙混過關。商店里那些“免費品嘗”、“免費派送”總是揩油者們偏愛的地方,在大賣場里,經常看見有些人這里嘗一口,那里吃一塊,兜一圈下來,一分錢不花肚子倒飽了;再比如好多人坐長途汽車趕到一家店里,花半小時排隊就是為了能不花一分錢領一包洗衣粉,更有甚者為了充分地“揩油”,還動員全家老小分頭排隊“積少成多”。在好幾年前一些大型展銷會上,外國人常被上海人蜂擁而上哄搶小包裝口香糖的場面嚇得目瞪口呆。難怪那些做廣告的說,巧設名目的廣告促銷在上海最有市場。
【做人家】
“做人家”在北方人眼里是嘲笑上海人小氣的把柄,在上海人眼里,“做人家”卻是不卑不亢的“我不占你一分,你也不要占我一分”的處世門道。
“做人家”有節儉的意思,與上海話中另一個字“摳”相近,“摳”與“做人家”常被用來貶人,如已故香港導演李翰祥就認為大明星周璇很“摳”。有一次,周璇去片場拍戲,衝進片場直呼“真氣死我了”,原來,她坐出租車來,為了想省錢,快到片場時趕緊叫司機停車,誰知剛要停下,計價器正好又跳兩角,“早知道這樣,我還可以坐到片場門口,真倒霉,錢也花了,人還走一段路!”我倒以為,周璇如此坦率地自爆其“摳”,是有些老實的。用“做人家”來形容更恰當,因為 “做人家”比“摳”更有些過日子的人間煙火味,這恰恰是上海人理性理財的優點。上海人講究經濟度日,不喜狂放不羈,即便是再好的親戚朋友間,也不作沒有理智地鋪張奢費,連張愛玲這樣才華橫溢的絕代才女,在過生活上亦極度節律,跟好朋友在一起從來是各付各的帳。那些盲目摜派頭“我請客”的“脫底棺材”是為上海人所不齒的。
【老克拉】
當新上海越來越有能力去複制好幾十年前的老上海時,“老克拉”就逐漸回到人們的嘴邊,變成了一個很時髦的詞,以至被用濫。“老克拉”原本是在黃昏里漸漸走開的“離休幹部”,不料走著走著,又被是個上海人就要懷舊的後生們拉了回來,變成了如今海派文化的“重要台柱”。
“克拉”是解放前的洋涇濱英語,是“Class”的諧音,“老克拉”指那些曾在解放前的上海生活過、家境殷實、講究生活品質的老人,或者迷戀老上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人,也可以直接形容某種體面的生活方式。
“老克拉”是上海中的一個特殊族群,他們中的很多人見証了上海的沉浮,他們自覺保持了很多既洋派又保守的生活習慣,帶有經典意味與雅致氣度,他們留戀的場所有華山路上的紅寶石、國泰電影院、德大西餐社、華僑大廈等,都是今日新生代們忽視的角落,可以說,“老克拉”印象中的上海已經被覆沒了,勉強找到的一些留存可見的痕跡無非也象漸漸衰退的記憶。
新時尚弄潮兒心里的“老克拉”卻是一個“粘著假胡子”扮深沉的小白領,是一個假想中的“小資情調”,他們想當然地將“老克拉”與煙斗、咖啡、爵士樂、和平飯店、“時光倒流”、“1931”以及無數條新建的“懷舊街”放到一起,然而,克隆時光是不可能的,仿制的經典終歸是便宜貨,所以,簡單的照貓畫虎離事實很遠。
目前被大家熟悉的“老克拉”有根據王安憶著名小說改編的舞台劇《長恨歌》中小眼睛呂涼扮演的“老克拉”,還有出身豪門曾寫出《最後的貴族》的作家樹??,以後更有電視連續劇《畫魂》中東北漢子劉燁扮作的“老克拉”……而我所認識的一位“老克拉”常年煙酒不沾,勤儉整潔的生活一如裝束,使你很難看出他會跳一身老到的華爾茲,他的口袋里除了一副“雷鵬”金絲邊墨鏡外,必定有一塊疊得方方正正無比幹淨的英國“寶塔”牌麻紗手絹。
【叉頭】
上海的出租業是全國最發達的,所以“叉頭”這個詞隨處可聽見,假若你初來上海,一出飛機場也許頭一個需要學會的上海話就是“叉頭”。
上世紀60年代初流行把動身走路講作“叉路”,如出發到某地,就說:“辰光到了,可以叉路了。”那時上海人經濟拮據,出租車也少,所以“叉路”通常是走路或者乘公交車,或騎自行車。70年代後,上海人生活水平提高,坐出租車越來越普遍,于是人們把“叉路”的車叫作“叉頭”,把坐出租車叫作“打叉頭”。民國初年上海曾發生過極為轟動的“叉頭血案”:1920年,上海有一叫英蓮的名妓,曾在新世界“花國總統”花榜選美中被評作“花務總理”,這麼“風花”的女人往往最容易惹來禍事。一天,一名在洋行任職、名叫閻瑞生的年輕人租了一輛出租車邀英蓮外出兜風,閻將車開到龍華後將英蓮殺死拋尸。由于英蓮的名氣,她的神秘被殺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工部局派出大量警力追查,後來追查到亨茂車行一輛帶有血漬的出租車,查出閻瑞生曾在案發時間租用,閻被捉拿歸案,至于閻殺害英蓮則成了市民紛紛地猜測永遠說不清的謎。這是上海乃至全國發生的第一起利用“叉頭”作案的凶殺案,後來被拍成票房極高的電影《閻瑞生》。
【老油條】
“老油條”是上海人“韌性”的體現。油條大家都吃過的,剛炸出來的油條松脆可口,但是存放一定時間的老油條就會發軟有韌性,不易咬斷,于是上海人以“老油條”喻做事拖拉、行為油滑的人,如“碰到你這樣的老油條,事體啥辰光做得好?”
“老油條”也用來罵那些臉皮厚,不怕別人說的人,比如每個單位里都有天天上班遲到的職員,老板反複警告也不見效,每個月扣他獎金,第二天他照樣遲到,十足“老油條”。而那些成天在媒體上風光,被緋聞傳來傳去一會兒跟這個一會兒跟那個談戀愛的明星,也有勇于面對、懶得“闢謠”的“老油條”,最油的就是周星馳了,要麼對著記者一臉木訥裝傻“我跟誰?”要麼索性牽著“星女郎”大大方方出風頭,讓你們大家猜去。
【洋盤】
善打如意算盤的上海人眼里,最弱勢的不是病人,也不是文盲,而是“洋盤”。不領市面行情,容易花冤枉錢受騙上當的人,就是上海人說的“洋盤”了。
“盤”字的來歷跟“錢”有很大關系,“盤”不是指盤碟,而是指中國人算錢的工具───算盤。我們現在知道交易所每天有“收盤”、“開盤”的行情,很早以前的上海,商店每天開門頭一件事,就是舉起算盤“叱叱叱”地搖,表示“開盤”了,晚上收賬完也要搖搖算盤表示“收盤”,而每逢商店大減價,也說成是“大放盤”。“盤”字漸漸成了“價格”的行話。從前商店營業,往往無一定鐵價,針對什麼人定什麼價格也就是“定什麼盤子”。顧客進門後,店主會先向他上下打量一番,聽他說話的口音,精明的店主一旦發現來的是外鄉人或者生客,自然會看作“客盤”,抬高價格。在清末上海的戲院里,外國觀眾一律加倍收錢,那些老外大多根本看不懂中國戲,還稀里糊塗付出高于中國觀眾很多的錢,甚至還目迷五色樂滋滋,于是被中國人叫作“洋盤”。後來,無論什麼生意,凡是和洋人交易,很多國人都會帶點敲竹杠色彩暗抬價格,把洋人當“洋盤”,直到今天,你去城隍廟之類的小商品市場,還常能看見小販口若懸河“斬”外國游客,隨著上海國際性大都市的開放程度加大,來來往往的洋人也學得越來越“懂經”,越來越精打細算,襄陽路市場的老外們面不改色討價還價比中國人還在行。
“洋盤”這個詞也早已不是專給外國人的,它是一切“外行”的代名詞,比如曾經遇到過一位老實到可愛的“洋盤”,一次,朋友們一起去錦江拉丁燒烤餐廳吃飯,記得那家餐廳是自助式的,98元一個人,冷菜自己取,燒烤類食物由燒烤師傅輪番送到你面前根據需要切給你。在座有一位男生是從山西汾陽(就是第六代電影導演的旗幟賈樟柯的故鄉)來的,他塊頭很大,胃口也一向很大,但那天他惟吃冷菜,燒烤只吃了一輪,大師傅後來再來,他總是客氣推托不要,大家都猜測他是不是要減肥,可是看樣子不像啊,因為他每過幾分鐘吃光了盤子里的就直奔冷菜區裝滿滿一座小山過來,難道是他吃不慣燒烤?直到結帳前坐他旁邊的一位女孩暗示他燒烤也是無限量供應的,他才大叫一聲“你怎麼不早說?!我以為送來的肉是另外加錢的呢!”
【人來風】
一個上海人很理智,兩個上海人比理智,三個上海人就失去理智了。理性的上海人也有感性的一面,這種感性集中體現在“人來風”,也就是軋鬧猛,說得文縐縐一點,就是“從眾心理”或者“廣場效應”。上海人容易“人來風”,一大群上海人以“人來風”交錯互動,就是壯觀的“一窩蜂”。
據說,早期上海電費和電扇的價格昂貴,大多數備有電風扇的家庭也只有到客人來訪時才使用電風扇,叫作“人來風”。之後“人來風”用來喻人,也是“人來瘋”的諧音,有了“瘋”字,情態自然就好玩了。小孩是容易人來風的,只要人一多,馬上興奮不已,活蹦亂跳“剎車剎不牢”。人來風不分年齡,很多擅開演唱會的歌星就有人來風之嫌,比如台灣女歌手張惠妹,站在台上聲音、身體亢奮地不得了,是個典型的人來風。“人來風”是“面對人群從身體里、血液里升騰起的一股熱情”,是可以成全人和事的力量,試想如果希特勒面對成千上萬的人緊張地犯結巴說不出話,或者一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就想“喔吆───噶多人,頭昏睞!”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概也打不起來了。
而上海人的“人來風”也成全了很多瘋狂的事情,最常見的是在街頭,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圍來一群人看熱鬧,每一個來看的人都很激動“啥事體?啥事體?”
“啥人闖禍了?”“啊里的?啊里的?”這些人都因為一個不甚明了的原由心甘情願擠著看熱鬧,浪費如金錢寶貴的時間,什麼上班、拋股票、約會……統統置于腦後。有一回新聞里報道一條消息,說上百個人在一幢高樓下圍觀,說是有人在上面要跳樓,但是遲遲沒有跳,如此性命攸關的事情當然引來人群,後來人越來越多,新聞車來了,消防隊也來了───救人要緊啊!但是要跳樓的人呢,找了半天也沒看見,問問圍觀者,回答不一,有說“太遠了我看不清”,有說“大概站在樓那邊”,有說“要麼已經被救下去了”,還有說“會不會已經跳下去了?”搞到後來才知道,根本沒有人跳樓,是某個人把大樓外廣告牌上的卡通人看成要跳樓了。
人來風的無理智在于,一件事個別人做沒有誰關注,但是參與的人一多,大家就會爭先恐後蜂擁而上仿佛熱昏了頭。如果說圍觀看熱鬧這樣的人來風不浪費錢倒也算了,最讓人看不懂的是,上海人有時候人來風起來連錢都可以不顧。比如買車子大家一窩蜂買,買房子大家一窩蜂買,送小囡出國大家一窩蜂送,到陽澄湖吃大閘蟹大家一窩蜂去……人“瘋”起來真是一點門檻也沒了,比如前一陣一窩蜂吃香辣蟹,算算上海人這麼精明,居然肯大把花錢排隊等吃臭水溝里撈上來的死蟹!大家人來風吃死蟹吃了好幾個月之後,各家媒體接著登場,一窩蜂狂“打”香辣蟹若幹時,然後再有別的風刮起……
上海人的“人來風”暴露了上海人優越表面下個體的極度優柔,從眾是因為不自信,迷信“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引用余秋雨先生的話,就是“缺少皈依感……好像有無數的聲音在呼喚他們,他們陷入了惶惑……”───于是靈魂深處疾呼───
“我到底是啥人?!我到底哪能辦啦?!”借外省同胞們的話來反省一下,就是───沒有魄力!
【作】
“作”是上海女人用來對付全世界男人的致命武器。“作”是帶有威懾意味的“嗲”,是一種軟性的暴力。當一個男人在一定距離外看見上海女人時,他看到的唯有“嗲”,只有當他走近上海女人的時候,他才能領教“作”。“嗲”是女人楊貴妃的一面,花頭再多,也是讓人渾身酥軟的;“作”是女人蘇妲己的一面,模樣再俏,也是讓人背心上滲汗的。
上海女人的“作”是千變萬化的,可以在飯店里菜都上齊後突然說想去吳江路吃生煎饅頭;可以在深更半夜打個電話來逼你大聲說“你比某某某還要漂亮!”;她可能會在你掏出幾千塊錢後埋怨你小氣,也可能會在你花費幾十塊錢後批評你浪費……所有這一切基于她時時刻刻提醒你的一條真理:她是最棒的女孩,而你呢,比你好的男孩有的是。
上海女人先天的優越感使她們有足夠的自信,深信男人都應該順從自己,上海女人的“作”顯然是被上海男人寵出來的,本質上是心計與無賴的混合。而上海人本身也以此“賴計”為榮,把女人們的“作”吹捧為是“上海女人的魅力”,前陣子上海有台話劇叫《作女》就為“作”塗脂抹粉“扮靚”,雖然那些個不是上海女人的人扮演的“作”更讓人胃酸翻騰。
【放白鴿】
務實的上海人講究信用,他們的價值觀崇尚“門檻精”,道德觀則鄙夷“放白鴿”。上海人靈魂里的理性使他們看重契約,講話算數則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果年輕人“神志糊之”,年紀大的人會提醒“下巴托托牢”。所以,上海人最頭疼遇到不兌現承諾,說話不算數的“放白鴿”,也許是上海人骨子里的精致,居然用了 “放白鴿”這麼優雅美好的字眼來罵那些不光彩的無信無義行為。
鴿子放到天上,總會自己飛回原地,借來形容一種貌似美好的騙術,倒也貼切。很早以前的上海話里,凡是“禽類”都不是用來說體面人的,比如老鴇、野雞、鴨子……這個“白鴿”也不幹淨:有些身世不明的不良女子,憑借幾分姿色,用甜言蜜語引誘一些男人掏出錢財“買”自己做老婆,嫁過去沒幾天,“新娘子”就席卷錢財不見了蹤影,害得男人人財兩空,這樣以色為誘的詐騙勾當,就叫“放白鴿”。還有一種“白鴿票”也害人不淺,解放前外國人在上海發行彩票,好多中國人投入血汗錢夢想發財,絕大多數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上了“白鴿票”的當。
現在社會上善放白鴿的人也不少,說話最漂亮的往往是做事最不牢靠的,烏鴉野雞容易識別,最難防的就是那些表面可人的“白鴿”。有一位來自東北的“娛樂界人士”在上海做“新上海人”,此人是個體制片,諢名“黑哥”,據說他慣于招搖撞騙出了名,更可笑的是,他在上海自家陽台上養了一窩鴿子,天天在家自娛自樂放鴿子,他自己開的公司里老板桌後就挂著巨幅“‘黑哥’放白鴿”照。如此形神皆備的放鴿者,倒也有幾分可愛。
【謝謝一家門/幫幫忙】
上海人交道中最常見的口頭語之一,也是最“寬厚”的罵人語,體現了上海人的調侃與自嘲。
上海話里有些詞語表面看是肯定認同的褒義,其實意思恰恰相反,就比如這“謝謝一家門”,“幫幫忙”,聽來那麼感恩戴德的客氣話,其實跟“東北人的活雷鋒”風馬牛不相及,反而是酸溜溜的嘲諷,說的人往往是在吃虧後痛心疾首送給對方,表示“你造的孽我可領教了,以後不敢再上當。”也有毫無辦法的自嘲意味,表示“我認了”。
中國人是宗族思想極重的國家,古代的法律有誅九族的滅門慘刑,後來雖然社會進步主張“罪不及孥”,然而民間的習慣,終不肯放過別人的家族,所以我們罵人難免要牽涉到人家父母、親戚,老媽與妹子常常最是倒霉,總是無端受不相幹的人詛咒侮辱,不客氣些,更會信誓旦旦要去奸污別人的祖宗,這是天大的荒唐。上海人也未能免俗,開口貶人常帶著別人家親戚,這“謝謝一家門”也是宗族思想的表現,仿佛是“謝謝你們家培養出你這樣一個混蛋。”所以,如果真要對別人全家表示感謝,寧可費事說:“謝謝你媽媽、爸爸,謝謝你姐姐、哥哥……”或者說“謝謝你屋里廂(家里、家人的意思)”,千萬不可說那句響徹的“謝謝儂一家門!”
【上只角】
估計全國再也找不出第二座城市象上海那樣把“上只角”“下只角”分得那麼清了。“上只角”“下只角”已經被上海人喊了一百多年。表面看只是地段概念,根本上卻是崇富心理。
舊時“上只角”指上海的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1845年、1848年、1849年英、美、法租界先後在上海縣城之北建立,在中國傳統方位用詞中有“北上南下”之說,所以租界被叫作“上只角”。後來“上只角”泛指上海市區內富裕階級聚居的地段,反之則被叫作“下只角”。
“上只角”觀念源自殖民時代的租界歲月,上海人的“上只角”觀念很重,直到今天,那些個住在陝西南路、茂名路街區的人,哪怕是天天倒痰盂的娘姨們與修皮鞋的小皮匠,在說到“下只角”時臉上總有頤指氣使的優越感。
在20年前,如果一個住在淮海路的女孩子跟住在閘北區的男孩子談戀愛,她的父母恐怕會急得睡不著覺,而那些住在棚戶區的小姑娘,天天盼著能夠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著名上海作家程乃珊在《窮街使我成熟》中寫道:“從這里搭車到‘上只角’,僅僅三刻鐘到一個小時的路程,然而環境反差的強烈,在讓我吃驚和感慨之余,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上世紀90年代初她的小說被拍成電視劇《窮街》,講的就是“下只角”的故事。即使在城市擴充更新的今天,很多上海人依然以住在好地段為榮,無奈大刀闊斧的城市建設使許多“上只角”的居民們搬到了陌生的邊遠地帶,象莘莊、金橋等地,在昔日都是地圖以外的地方,從一個地圖上引以為豪的中心挪動到地圖以外的“天涯海角”,這個過程中有失落也有希冀,畢竟時代不同了,上海每個角落都在做“整容”,黯淡的“下只角”該漸漸消褪了。
北京有“大腕”,上海有“大戶”。
法蘭西外灘路牌(今中山東二路)
【大戶】
90年代上海股市初興後,証券商按擁有資金數額或持有股票量的大小把股民分為“大戶”和“散戶”,並在交易所內設立“大戶室”。
90年代著名女影星潘紅主演的《股瘋》就對小打小鬧的散戶與得心應手的大戶有很生動的演繹,記得電影里給人印象更深的還是那些“一地雞毛”般的“散戶”,唧唧喳喳從公用灶頭間、弄堂和証券所門口來回聚集,要死要活仿佛隨時准備鬧起義。除了《股瘋》,當時最生動可見的“大戶”形象應該是一個叫“楊百萬”的高人。後來“大戶”除指股市中擁有大資本的股民外,也指在某方面擁有實力或資本的人,現在“大戶”已經不稀奇了,因為爆發戶越來越多,要成為“大戶”的渠道也很多,不是象以前只有炒股那麼單一,參加電視台的《財富大考場》,或者隨便跑到哪條馬路邊上買體育彩票,也能向大戶進軍。
【大興】
在老派的上海人眼里,貧窮不是可恥的,“大興”才是可恥的。在新派的上海人眼里,頂級不是可行的,“大興”才是可行的。
“大興”指冒牌的,不正宗。如“你這只手表不正宗,老是走不准,是大興貨”。
這個貌似興旺的詞本身,就和它的所指一樣具有欺騙性,不識上海水土的外鄉人一不留神就被它蒙騙。比如有一對山東來的小夫妻,勤勤懇懇在鬧市區開了一家家俱店,取名為“大興家俱店”,店面考究服務周到,就是無人光顧,必定是來客一看這店名不敢造訪,惟恐上當受騙。
“大興”一詞見于《清門考源?各項切口?江湖類》:“大興,假的。”早期,“大興”主要是指成色不足的非真金飾品,後來才用以喻非正牌的偽劣商品。20世紀初,上海曾有一條大興街,是通往火車站的道路,沿街店面專門出售廉價的“大興貨”。
50年代以後,江湖氣甚重的“大興”一詞幾乎消失不用,但是到了80年代後,隨著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一時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大興”一詞成為上海最流行的口語,任何假的差的東西均可以以“大興”冠之。而現在上海最“大興”的地方往往是最受歡迎的地方,比如襄陽路集貿市場,那些便宜的大興貨也銷路很好,從幾十元一只的路易?威登皮包到7塊錢一張的盜版影碟,上海人“淘大興”其樂無窮,畢竟,自己用用實惠就好。
【門檻】
對上海人來說,門檻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門檻是萬萬不能的!門檻不精的上海人不是合格的上海人!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門檻與其他建築構件一樣有等級制度,等級越高的建築門檻越高,如書院(高等學府)的門檻高達3尺,這種門檻恐怕只適合跳高運動員跨。當時的私宅也被規定了門檻的高度,門檻越高,說明該宅主人地位越高,反之則越低。于是有些貪慕虛勢的人私自增高門檻的高度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這種做法是違反封建等級制度的,一旦被告發會遭到懲罰。于是有投機取巧者備不同高度的門檻,平時用高門檻威風,一旦有高官顯貴來訪,立即拆卸改換低門檻,這樣的門檻稱為“活絡門檻”。
後來“門檻”就用來說做事的竅門。也有說上海話“門檻”原是英語“Monkey”的洋涇濱英語,中國人視猴子為機靈鬼,所以“門檻”就是精明的意思。滬語中如果說一個人“門檻精”,就是指此人精明世故,善于算計;如果說一個人有“潮州門檻”,那更是不得了,因為在舊上海有大量潮州人湧入,他們從事鴉片、蔗糖、百貨販運,肯吃苦,敢于經營,是上海客幫中的佼佼者。
“門檻”包含做人的竅檻,與上海人打交道,一定要了解上海人的“門檻”。“以小取大”是上海門檻的主心骨,就是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獲,比如買東西,如果買一整套,上海人會算一筆周密的帳,反複實地考察“貨比三家”,然後情願多跑幾趟到不同的商家,分別購來湊成一套,因為這樣算下來可以省一點錢。如此“門檻賊精”是外省人尤其北方人難以學會的,甚至被他們嘲笑為不大氣,近兩年“精明不高明”是最傷上海人自尊心的話,針對的就是上海人的“小門檻”。
【馬大嫂】
“馬大嫂”是獨特的海派男人作風,“馬大嫂”一詞是滬語“買汰燒”的諧音,指被家務事套住的人,帶著戲謔的自嘲。當海派男人“馬大嫂”的名聲傳遍天下時,“上海男人等于婆婆媽媽等于娘娘腔”的議論從全國各地蔓延開,于是,“馬大嫂”這三個字對于上海男人,就如勞模背負的沉重十字架。
在上海,男人扮演家務勞動主角的現象甚為普遍,走進上海菜市場,隨處可見拎著菜籃子的上海男人們,他們象婦女一樣在雞毛菜油豆腐之間反複挑選,並耐心與小販們討價還價,買完菜回家後還要煮牛奶熱油條、殺魚殺雞、淘米燒菜,上下班之外還要接送小孩服侍老婆修抽水馬桶……上海男人仿佛是全世界所有男人中最任勞任怨的。在上海有一定影響的電視片《海派丈夫變奏曲》中的主題歌這樣唱道:“男子漢哪里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籃呀,老王買煤球,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都說男人是頂梁柱呀,誰知男人的酸苦最多,白天幹活晚上洗碗,心里苦惱嘴上還唱歌……”幾年前,台灣女作家龍應台居心難測地寫了《啊,上海男人!》,瞎起勁給“馬大嫂”們大鳴大放做“先進報告”,她在文中盛贊上海男人可以買菜燒飯拖地板而不覺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妻子內褲而不覺得自己卑賤,感嘆 “上海男人不愧是世界的稀有品種,是新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料,她的感嘆讓敏感的上海男作家們立即群起斥之,甚至遠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也寫文章表示“深深傷害了上海男人的心!”後來龍應台討饒似的又寫了篇《上海男人,英國式》,意思是申辯自己“肯定上海男人”的好意。此舉依然不被上海人領情,本來嘛,上海男人一向低調,根本不用龍女士來大驚小怪,搞地沒見過世面似的,反倒被那些大男子主義的北方人得了取笑的把柄,甚至有人聲東擊西暗示 “馬大嫂”的本質是“妻管嚴”,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上海“妻管嚴”的笑話:某上海男子被朋友灌醉,其妻上前“拎”過丈夫,左右兩個大耳光,厲聲問道:“儂有私房鈿伐?───講!儂有姘頭伐?───講!”丈夫咕噥了一下,搖搖頭,于是,妻子對朋友們正言道:“沒關系,他沒有醉。”
面對各種對上海男人褒貶不一的激烈爭論,上海的“馬大嫂”不知道是感到光榮還是尷尬,遺憾的是,有很多上海男人承受不住壓力,氣短地“放棄自己的立場”稱自己“不太象上海人”,據說連提倡“大文化”的余秋雨先生也曾在某個場合表示“不認為自己是上海人”。
其實呀,是大男人還是小男人,歸根結底還不是女人最清楚?“馬大嫂”們不容易的,操勞辛苦還要被外省男同胞們不屑,所幸諸多女同胞們深知個中福滋味,說出了“嫁男人要嫁上海男人”這樣的體諒話。不過,隨著獨身子女一代的長大成人,要那些“小皇帝們”繼承“馬大嫂”忍辱負重的優良傳統,恐怕難矣。
【發嗲】
如果說“精”是上海人的性格,那麼“嗲”就是上海人的性情了。
“嗲”字原意是表示“媚嬈故作嬌態”,“發嗲”自然指嬌滴滴撒嬌的意思,而那一個“嗲”字單從字形看就如一副瞇眼撅嘴的臉,甜膩膩地仿佛要開口叫“幹爹”,這是一個在上海話中很可玩味的字眼。
“嗲”的“出身”不是很好,最初常出自地痞小混混之口或者解放前黃色小報,“嗲”雖然也有形容相貌姣俏、做事漂亮、上佳精彩的意思,但總歸帶有小家子氣。1962年4月的《新民晚報》上,曾有數位學者為“嗲”字發起一場大爭論,褒之貶之各不相讓。四十年過去,現在人們常說“上海小姑娘最嗲了!”仔細想來,豈止是上海小姑娘,“嗲”字其實點出了所有上海人骨子里的脾性。上海人慣于安富尊榮,形成了陰柔曖昧的氣質,與陽剛豪邁有好長一段距離,“嗲”必定與大血性大衝突大革命無關,“發嗲”是依附于“太太平平生活,樂樂惠惠消費”的意識形態的產物,所以上海人最會“發嗲”,上海從根本上就是一座“嗲性城市”。
比如上海的馬路上常見兩人吵架,一個車上,一個車下,雄赳赳揮拳吆喝“儂上來!”“儂下來!”圍觀的人里三圈外三圈,左等右等,兩人就是不開
打,其實誰也不想真正打架,只是“發嗲”。
再看上海一切流行的文化形態,都是很“嗲”的,文學是“美女寶貝”拍婚紗照發嗲,油畫是很“嗲”的“少奶奶搓麻將”,話劇更是一群“白領”或“旗袍”嗲過來嗲過去……酒吧更發懷舊的“嗲”了,比如有家酒吧特意起個人老珠黃的名字“1931”,里面的所有陳設都刻意營造一種1931年的氣氛,每一面牆都不放過,從月份牌,到汽車牌照,各種道具應有盡有,連廁所牆壁上都有模有樣挂了一盞小馬燈,色澤老舊,仿佛經歷了60年的滄桑,照亮過1931年的種種故事。
有一日,史學博士朱學勤先生踏入這個廁所,一抬頭望見這盞燈───一眼識出這是國營企業上海桅燈廠1969年的產品!“1970年插隊下鄉時我曾經買過一盞,價格都記得清清楚楚:人民幣2元6角8分。”(朱學勤語)1970年的2元6角8分,到了2000年的“1931”酒吧的廁所里,就“嗲”成了一只古董。
【巴】
在上海,被別人說“巴”比被說“笨”更要丟人,“巴”體現了上海人長久以來輕視外來人、農村人的陳腐優越感。
據民國《清門考源?各項切口》中記:“巴子”可能是“靶子”的俗寫,指在道中無地位的小人物。舊上海警察攔路抄身及工廠抄身工制也被叫作“抄靶子”或 “抄巴子”。先前上海人把初來乍到不懂上海市面的外鄉人叫作“巴子”,後來索性把不熟悉城市生活規則的土包子一律稱為“巴子”,才不管你是哪兒人呢!在上海大街上常可聽到駕駛員腦袋伸出車窗,對亂穿馬路的人惡狠狠吼一聲“巴子───!”而那些混跡于上海經常被本地人敲竹杠的香港人、台灣人,也被不留情面地喚作“港巴子”、“台巴子”。
【奎】
上海話稱吹牛裝大、盛氣凌人曰“奎”,“擺奎勁”指的就是那些自吹自大的討厭鬼。上海人中有一句話:“儂不要奎,儂再奎也奎不過陸連奎!”
陸連奎是舊上海興風作浪之徒。陸連奎是上海公共租界督察長,也就是公共租界勢力最大的人,連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如有牽涉到公共租界的事,也要跟陸打招呼。當時的公共租界督察長有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兩種,穿制服的精通英文,工資大,賣相好,但只管例行公事;陸是便衣督察長,行動範圍廣,有捉放之權,如有罪犯由巡捕房提起公訴,只要陸連奎一句話,就可以重罪輕判,甚至立即釋放。所以有很多人“買陸的帳”,托人情送禮金,讓陸撈了許多油水。很多黑道白道上的人也總是搬來陸的勢力壓制敵對方,陸從中牟利,比如兄弟分家、夫妻離婚等,至于打架、吃講茶、拉台子,只要以陸的名義出面,沒有不能解決的。于是,陸連奎成了上海灘最“老奎”的“大佬”,他利用職權幹了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他自己開的中央旅社、中南飯店,是租界時代唯一可以公開吃鴉片不被捉的地方,據說,他恃強凌弱慣了,連人家新婚的新娘子也要以“突擊搜查”為名奪來霸占為自己的小妾。這樣占了許多不幹不淨財禮、人情的“惡霸”終究沒有好下場,最後被槍殺在自己的旅社門口。
寶隆醫院中外文招牌
【螺螄殼里做道場】
“螺螄殼里做道場”是上海人持家理業一百年不變的“硬道理”,以小造大是上海人過“小日子”的至尊法寶。
上海“尺地寸金”,向來住房緊張,過去,常常一幢石庫門房子里要擠六七戶以上人家,舊社會更有一些二房東為了賺取更多房錢,挖空心思將原本面積不大的房子搭建、阻隔成豆腐幹似的窄小房型出租給眾多房客,家喻戶曉的上海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嬉笑怒罵講的房東欺房客、房客斗房東的故事。如若你要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形態,往往隨便走進一幢房子就能全然洞見,在1936年洪深編寫的《新舊上海》影片中,曾經描寫過一幅兩開面石庫門房屋中諸多房客的眾生相: “樓上統廂房里住的是絲廠職員袁某夫婦,客堂樓上住的是兩個舞女,亭子間內住的是小司機,閣樓上住的是小學教員,樓下統廂房住的是木器店跑街,而二房東則坐鎮在後客堂把守關口,時時監督房客們的一舉一動。”在趙丹、李天濟等主演的《烏鴉與麻雀》中,也十分生動地描寫了小官僚、小知識分子、小攤販等同一屋簷下的情景。還有些市民因為租不起寬敞的房間,只能居住在面積窄小的亭子間里,上海灘有名的“亭子間文學”,正是由一批長期居住在亭子間里的上海文人所創作的。
過去很多人家一家四五口擠在一間房間里,會客、吃飯、睡覺、洗腳、打牌都在這一間房間,仿佛一個多功能廳,局促卻熱鬧,小囡放個屁全家都聞得到,半夜樓上老娘舅起來小便,“滴瀝瀝───”的聲音成了每個人半睡半醒的搖籃曲。“螺螄殼”里的酸甜苦辣是如今的上海小孩難以體會的。住房條件簡陋,卻難不倒上海人的精明才智,上海人善于在“窮山陋水”中“樂惠”起來,于伶在30年代創作的《長夜行》中,就寫到當教員的俞辛白用貨箱將廂房分隔成書房、臥室、貨棧的“多室”。很多上海人更是把樓道、天井、曬台改造成“室內面積”,而五斗櫥、書架、簾布等更是劃分空間的絕好道具,難怪有人說:上海人家家戶戶都有室內設計的人才,無論十平米還是一百平米的住房,一千塊還是十萬塊的裝修費,都能裝潢得體面舒適。
“螺螄殼里做道場”還表現在上海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用一碗隔夜飯燒美味菜飯;用一塊舊窗簾裁一套改良旗袍;用幾只小喇叭拼一套環繞立體聲……以簡制豐,自得其樂,這就是上海人樂惠的“小日子”。
【砌牆頭】
又叫“砌長城”,就是搓麻將,是上海人最“生活”的群眾娛樂。
在上海開埠後,搓麻將這種帶一定賭博性質的娛樂形式首先在上海商界中流行起來,後來越來越盛行,在一些中年以上的婦女中尤其受寵。而一般上海人搓麻將目的在消遣而不是金錢。80年代,上海還因為“禁賭”一度禁止打麻將,記得那時,各條弄堂里都有人家拉著窗簾,壓低聲音偷偷摸摸砌牆頭。
有人認為“砌牆頭”不登大雅之堂,太市井太俗氣,可是很多時候,砌牆頭除了可以消遣,還是上海人的交際方式,甚至是緊要的“公關”手段,比如電影《烏鴉與麻雀》中,貧寒的華太太為了逃避被房東趕走的災難,不得已陪著房東夫婦“砌牆頭”;又如曹禺的《日出》中,小職員李石清為了達到往上爬的目的,命令妻子天天陪上司太太打麻將。
其它眾多關于上海的文藝作品中,也總有“砌牆頭”的描繪。解放前上海著名的文學雜志《現代》上曾發表一篇張天翼的小說《洋涇濱奇俠》,不想有讀者讀後寫信提意見,指出小說里史太太打牌時先喊一句“碰七萬”接著“自摸平和”,讀者認為這顯然不對,因為“我從小沒有聽說過碰了七萬,還可平和,張先生不會搓麻將!”事後,張天翼特地登文承認自己疏忽,還強調
“我很小時候就打過牌,吃了三素打六素,一點錯不了!”
【拎得清】
上海人對理性最集中的描繪是要“拎得清”,這既是上海人群體性自我評價,也是對他人的要求。
“拎”是思維過程,也是操作程序;“清”則是思維結晶,也是操作成果。如果上海人用“拎得清”贊譽一個人,無論他“出身”怎麼樣,都是對他個體生存質量的高度評價,是對他的精明的非常欣賞;如果用“拎不清”來形容一個人,就是對他的素質徹底否定。那些拎不清的人,在上海人眼里無疑于“自絕于人民”,在大家的心目中等于被“揩掉”了。
上海作為一個大都市,真可謂撲朔迷離,行情瞬息萬變,人與人的交往也是五花八門,其中很多事情是不好“打開天窗說亮話”的,不能直來直去,這就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高度默契,一個小小的動作,一處語氣中微妙的停頓,一個不經意的重音,往往都深藏了禪機或殺機。此地無聲勝有聲,于無聲處聽驚雷,這就是“翎子”,上海人的才華也就體現在天生的“接翎子”上,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它已經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基因里,只有 “拎得清”,才能“接翎子”。
【關儂啥事體?】
上海人口語中一句至高無上的反詰語,曰“關儂啥事體?”這句話表達了上海人斷然的“自管自”心態。
“關儂啥事體”可以用在任何事情上,可以用來截斷任何不必要的交涉與疑問,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憤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意思是一樣的。而聽的人往往心里也有潛台詞:“勿關我啥事體。”很多年來,上海人一直為一個問題反省、爭論不休,就是上海人的公德意識低下。公德是建立在一種“識大體”的共通基礎上的,而上海人呢,只要不侵礙到自己,只要沒有什麼“油”好揩,一般不願去介入別人的生活,上海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公寓公房里,每家每戶室內都收拾得整潔有序,可是過道、樓梯處往往垃圾亂扔,髒亂不堪。這個現象就是因為上海人“自管自”的結果,上海人的小市民心理認為,自家的東西才寶貴才要維護珍惜,公共的東西不需要我去呵護。
于是,很多公共場所在眾人眼皮底下受難,比如綠化地被隨意摘踩,公用電話被弄壞,街頭雕塑被戳壞甚至偷走,有人在公共場所行竊即使被看到也當作沒看到……很多外國游客覺得上海好些牌子上寫的文字很“幽默”,比如“請勿吐痰”,“請勿隨地亂扔”,有回在人民廣場噴水池邊看見“請勿洗澡”。
一句帶著孩子耍無賴口氣的“關儂啥事體”,使得上海人仿佛是那些在幼兒園里,需要阿姨教授基本公共行為准則的“小兒科”,未免讓人恥笑。
“洋涇浜英語”上海人靈動的表現
數數時,10個手指不夠用怎麼辦?腳趾也一起上。說話時,英語不溜怎麼辦?“洋涇浜英語”來幫忙。
有一個男廚,上工時和女人談工價和食宿,他對主人說:“TwentyDollarOneMonth,EatYou,SleepYou”。意思是說:“月薪20元,吃你的,住你的”。那女主人聽了這話,面孔都紅了起來。
上海人一向講究效率,那些在洋行里上班的“克拉們”總要會說幾句洋文,偶爾水平不濟時也難免蹦出些滑稽可笑的洋涇浜英語。更不用說那些英語水平有限的普通市民,“洋涇浜英語”實在是他們與西人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揀起僅識的幾個英文單詞,胡拼亂湊,洋人也一樣心領神會。盡管難免鬧笑話,但洋人們也都能心領神會,畢竟溝通才是語言的主要功能。
洋涇浜英語中的一些詞匯早已成了上海話的一部分,成了上海人的集體記憶。隔了一個世紀,要為這些詞正本清源實屬難事。
這便是上海人個性中極具創造性的部分。不以新事物為懼,不為窠臼所囿,如水中魚,優游自在,順勢而動。洋涇浜英語看似拙劣,其中卻可識得上海人的靈動,從此便無往不利了。
上海青年中最近流行的新洋涇浜英語
讓我seesee:讓我看看。(啥物事介靈啊?~。)
Oldthreeoldfour:老三老四。(拉我面前,儂居然也敢~啊?)
I服了U:我佩服你。(我靠,搿能個菌男儂還講酷,MyGod,~!)
開司米:吻我,即kissme。(我的狗狗,~!)
儂好ki:你好傻。(去買來只大卡,~!)
做Face:做臉。(今朝幫儂一道到美容院去~,好口伐?)
愛老虎油:我愛您,即Iloveyou。(我將~進行到底。)
擺pose:1)扮個造型,擺架勢。(要講就快講,勿要一歇歇擺個pose,一歇歇耍酷!2)發戇。(儂看伊~個樣子,可笑勿可笑!)
打kiss:接吻。(勿好了!辣妹跟淑男拉蓋~。)
我call儂:我打電話給你。(重要事體!今朝夜里,~。)
有feeling:有感覺。(伊一舉一動,常常使我~!)
奧特曼:外地人,即outman。(搿兩個是~。)
妹兒儂:發E-mail給你。(今朝夜到我有好東東~。)
到W.C去:(等一等,讓我先~一下。)
蹦D:去舞廳跳迪斯科舞。(明朝阿拉去~哪能?)
一個K司:一件工作,即一個Case。(早晨經理交撥Office小姐~。)
儂哪能介fashion啦:你怎麼這麼時髦。(近來~!儂真夠in個!)
舊洋涇浜語重新流行舉一例,如現在上海有的“的士”司機做了一個生意後說:“又做了一差!”“的士”舊稱“差頭”,源自英語“charter”(出租),1919年祥生出租汽車公司開業時,只有一輛出租汽車,每出租運客一次,叫“一差”。而今“差頭”、“一差”複活。
20世紀初在上海產生的洋涇浜語對上海早期的商業起步、促進經濟繁榮和國際交流是有積極意義的。如今21世紀又出現的新洋涇浜語卻是青年中在全球人類更為接近的背景下,在自由交際中先是順手拈來後又廣泛傳用的新流行語,出于表達瀟灑、活潑、幽默情調的需要。
闷特(上海话发音:闷特) 很容易理解.就是闷掉的意思
吃生活(上海话发音:切桑卧) 意思就是挨打.一般用于大人教训小孩的时候.
嘎梁(上海话发音:噶凉) 形容戴眼镜的人的代名词..中性词语
寿头(上海话发音:搜发三声 豆) 形容呆傻而且树大招风的人..
扎台型(上海话发音:则代应) 很风光很有面子..出风头..
笑不动(上海话发音:笑伐动) 很简单..就是笑不动~形容有意想不到的好事
小赤佬(上海话发音:小册老) 小鬼..褒义贬义语境下都能用..
阿飞(上海话发音:阿fi) 流氓的意思..老上海常说的词..
空麻袋背米(上海话发音:空木代呗米) 空手或者不带钱出门从事各种活动.
狠三狠四(上海话发音:狠塞狠四) 形容一个人凶神恶煞的样子..
老家裳(上海话发音:老噶桑) 形容很有价值很值钱~有些年代历史的东西
老三老四(上海话发音:老塞老四) 形容没什么阅历的人装资格老摆腔调~~
神之胡之(上海话发音:森字无字) 就是无法无天的意思..
斗五斗六(上海话发音:豆唔豆落) 形容一个人粗枝大叶到处坏事~~
一天世界(上海话发音:夜替四噶) 一塌糊涂的意思~褒义贬义都可..
轧姘头(上海话发音:个拼豆) 很容易理解的~就是男女在外插花出轨啦~
奥斯两百开(上海话发音:凹丝两八开) 暂停的意思
猜东里呀猜(上海话发音:才东里呀才) 就是石头剪子布的上海话版本~
猪头三(上海话发音:字豆塞) 骂人的话..猪头..
热昏(上海话发音:捏昏) 形容脑子发热~没有经过大脑思考~~
港币样子(上海话发音:刚比样子) 骂人的话~性质比较严重啦..
戆大(上海话发音:刚度) 白痴傻子~也可以是朋友间昵称哦~~
人来疯(上海话发音:拧来风) 普通话也有的..人来疯
搞搞路子(上海话发音:告告路子) 指教训教训你的意思~
认得侬算我路道粗(上海话发音:拧的弄算无路道粗) 认识你算我倒霉
辣手(上海话发音:了搜) 形容事情棘手
妖泥角落(上海话发音:yo泥过落) 形容极其偏僻不起眼的地方~~
五斤哼六斤(上海话发音:恩斤哼落斤) 形容喉咙响讲话声音巨大无比~
洋盘(上海话发音:样beui) 对某件事情外行~不在行不懂
弄松(上海话发音:龙松) 形容捉弄某人..
胸闷(上海话发音:胸闷) 比较直白..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叫胸闷..
泥心(上海话发音:泥心) 恶心~脏~或者形容人粗糙低级~
头皮撬(上海话发音:豆比缴) 头皮硬~固执的人...
豁翎子(上海话发音:或领子) 暗示的意思~~
拐倒(上海话发音:拐倒) 晕倒..绝倒..
碎玻璃冒充金刚砖(上海话发音:塞不里冒充金刚转) 不自量力
乡下人(上海话发音:乡无拧) 上海人喜欢讲别人的一个词..带点贬义了~~忽略哈
洋泾浜(上海话发音:洋今帮) 不标准的发音或者模仿得不到位的穿着...
缺西(上海话发音:却西) 跟普通话里的缺锌..没心没肺差不多的意思
莫知莫觉(上海话发音:摸子摸过) 后知后觉
扒分(上海话发音:不发二声 分) 拼命赚钱的意思~~
额头碰到天花板(上海话发音:ng过豆帮到替户百) 形容小概率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
饭泡粥(上海话发音:fai泡作) 形容话极其多极其唠叨极其婆妈的人~~
戆巴子(上海话发音:刚八子) 傻瓜~不领行情的人
撬边(上海话发音:翘比) 在一旁吹风插话的行为..
横竖横(上海话发音:王丝王) 大不了这样了~死活这样罢了~无所谓~的意思..
柴片(上海话发音:撒背) 形容一个人骨瘦如柴的样子...
贱骨头(上海话发音:西过豆) 形容某人很贱很讨打...
蹩脚(上海话发音:别接) 就是很蹩脚啦~不上档次~上海话常说的词
立壁角(上海话发音:列别过) 小时候罚站就叫立壁角..呵呵..
敲竹杠(上海话发音:拷作刚) 揩油 沾光的意思..
捉班头(上海话发音:作把豆) 就是指鸡蛋里面挑骨头~~挑刺挑剔~~
吃排头(上海话发音:切把豆) 挨批评..受到指责..
册那(上海话发音:册那) 上海话中最经典的骂人的话~和TMD的意思完全等同..
王蛋(上海话发音:王代) 指那些蛮横不讲理..撒泼的行为
假姿假态(上海话发音:噶子噶ngai) 装摸作样或者指不情不愿的意思..
一记耳光(上海话发音:也几泥光) 不一定真的给一个耳光..有时候是教训一下~~
狗比倒灶(上海话发音:够比到早) 指那些不磊落不光明的行为~~~
一刚(上海话发音:一刚) 上海话基本语气词!什么语境下都能用..常指竟然的意思
嗲(上海话发音:嗲) 就是很好..一切美好的事物或者人都用这个形容..
灵(上海话发音:灵) 上海话常用形容词..意思和嗲差不多..
噶许多(上海话发音:噶西读) "那么多"的方言发音..
烂污三鲜汤(上海话发音:来无塞西汤) 瞎弄 乱七八糟的意思~~
鲜格格(上海话发音:西个个) 形容某人贱格..或者献媚的样子..
摆标景(上海话发音:把彪今) 通俗地讲就是拗造型..
掼浪头(上海话发音:拐浪豆) 讲大话..不切实际..
一样过的(上海话发音:一样过的) 磨蹭..挑剔难伺候..黏糊..
作孽(上海话发音:作捏) 就是作孽的意思..很倒霉的感叹词..
特过子(上海话发音:特过字) 很地道的方言哦~就是一共总共的意思~
头他(上海话发音:豆特) 敲你一下头~~打头~~
穷心穷恶(上海话发音:迥心迥饿) 狠狠地..就这个意思啦..
脑列三(上海话发音:闹列塞) 骂人词语..脑子有毛病的意思..
神兜兜(上海话发音:森豆豆)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自得其乐~~
奥扫(上海话发音:哦扫) 快一点!快一点!的意思~~
不来塞(上海话发音:伐来塞) 不行的意思..来塞就是行的意思..
贼头狗脑(上海话发音:色豆够闹) 贼头贼脑..
戆腔(上海话发音:刚腔) 很简单,就是很傻的腔调~~
烂污泥(上海话发音:来无泥) 打牌时的2的发音~~
莫熏熏(上海话发音:摸寻寻) 形容一个人很木讷很笨重的样子..
乌苏(上海话发音:无素) 指颜色或服装发型搭配上不利落~~太繁复~~
了么桑斗(上海话发音:了么桑豆) 突然..一下子..的意思
老克勒(上海话发音:老可了) 特指讲究吃穿和精致生活的老上海人..
磨洋工(上海话发音: 木样工) 做事情拖沓..没有效率..
捣糨糊(上海话发音:倒江无) 指做事情不仔细做..糊弄过去..
哭出乌拉(上海话发音:阔册无拉) 带着哭腔的声音或样子~或者指尴尬的表情~
惨古(上海话发音:塞古) 可怜..
作(上海话发音:作发一声) 特指小姑娘很难弄很挑剔撒娇发嗲..有时带褒义..
嘎三湖(上海话发音:噶塞无) 聊天..侃大山..
拎不清(上海话发音:拎伐清) 脑子笨..不会察言观色分析形势..
连裆模子(上海话发音:里当木子) 就是北方常说的 托儿~~
抓(上海话发音:抓) 做啥?干吗? 的意思~应该是说"组撒"..说得快就成了"抓"..
瞎来来(上海话发音:哈来来) 乱来~~瞎弄~~
贼态兮兮(上海话发音:色特西西) 差不多就是鲜格格的意思啦..上面说过的
阿爹拉娘(上海话发音:呃嗲拉娘) 就是天哪!我的妈呀!的表示惊叹的意思..
塌扁夜壶(上海话发音:特比呀无) 形容一个人五官长得丑陋~~不好看~~
十三点(上海话发音:色塞地) 骂人的话~指某人很13啦..不正常..
结棍--解释[厉害,牢靠] ·吃生活--解释[挨揍,吃扳子]
吃酸--解释[没办法的事] ·翘辫子--解释[骂人死掉]
牵丝攀藤--解释[慢性子] ·蹩脚--解释[质量不好]
半吊子--解释[一知半解] ·老妖咯--解释[见鬼了]
刮皮--解释[小气、抠门] ·豁边、穿帮--解释[露馅]
阿拉--解释[我,我们] · 白相--解释[游乐、玩耍]
阿木林--解释[为人迟钝] · 帮帮忙--解释[省点劲吧]
呆呆侥--解释[正好,碰巧] · 打庞--解释[弄虚的事情]
抖攉--解释[内心抖抖缩缩]
参考:居港上海人
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量上海人逃至香港,在1946年国共内战开始后又有大量人为逃避战争和共产政权而来到香港,估计总数有1,400,000人。
他们带着大批资金和技术到港,经营工业、航运、金融等行业,使得香港在后来成为制造业王国。同时中共建政迫使众多原本以上海为基地的金融机构和人才迁往香港,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香港银行的管理层也是居港上海人。
上海人,在香港占重要地位始于1949年。
在香港,上海人泛指包含祖籍江苏,浙江,安徽等华东地区的族群,例如陈方安生祖籍安徽省寿县,也被归类为上海人。其他如非上海出生的,也大多在上海有成长求学经商经历,如邵逸夫,所以上海人的概念也泛指从上海来港的人。同时因为这些地区多数讲吴语,所以吴语在香港亦常被称为上海话。
著名人物
董建华:前香港特首,父亲董浩云是航运公司东方海外的创办人
包玉刚:香港船王
陈方安生:前香港政务司
余若薇:前立法会议员
陈淑庄:前立法会议员
王家卫:电影导演
唐英年:前政务司司长
杨铁梁:前香港首席大法官,祖籍广东省中山市,但在上海成长
邵逸夫:香港电影及电视制作人、娱乐业大亨、慈善家
陈廷骅:企业家
范徐丽泰:前立法会主席
汪明荃:粤剧演员
沈殿霞:艺人
邱德根:企业家
吴光正:已故船王包玉刚第二女婿,前九龙仓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首席顾问,曾担任港区全国政协常委,曾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2000年至2007年)。
郑希怡:歌手
倪匡: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金庸: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华人武侠小说泰斗
陈日君: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是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美)韩秀。 韩秀(Teresa Buczacki),1946年9月出生于纽约,曾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1978年返回美国,任教于国务院外交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个美国女孩在中国》中的西部书写可见,作者显然无意于仅仅袒露一己伤痕,她没有刻意渲染在山西插队时如何忍受“集体户”里令人窒息的冷漠,也没有过多地铺陈在新疆时因为不肯遵命批判只见过一次面的父亲而遭受各种惩罚,诸如被剥夺在广播站的工作,天寒地冻时节被驱赶住进没有火墙的“地窝子”,打埂子、修渠时被人算计等等,这些极易引发读者同情的情节,在韩秀的笔下不过是一笔带过,仿佛只是她身边的那些难友们不幸遭遇的陪衬和背景。
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位终生与中国分不开的美利坚女性,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之中,她的名字曾经被冷落,甚至被一度误读,而今,深藏于南京大学内的“赛珍珠故居”早已修缮并挂牌,就像暖风吹过,尘封的记忆苏醒了。
赛珍珠
赛珍珠父亲赛兆祥曾任南京神学院函授学院院长,是188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英文名叫阿布索伦·赛登斯特里克。赛兆祥不会想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后带来中国的女儿,日后会摘取世界文学的桂冠。这个洋娃娃叫珀尔·赛登斯特里克,英文原名中有珍珠的意思,后来她起中文名字赛珍珠,赛来自她娘家的姓的第一个音节。
赛珍珠的童年是随着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在镇江愉快地度过的。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方女性,却自幼受私塾先生教诲,遍读中国典籍。18岁回美国念康奈尔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论文却是《中国与西洋》。当传教士父母相继去世,写的传记又以中国为背景。1919年下半年,赛珍珠与丈夫卜凯来到南京,受聘于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住进了校园里的这一幢两层的独院小楼,直到1934年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中国。
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的赛珍珠故居 (佘治骏 摄影)
南京与赛珍珠一生辉煌关系密切。她在晚年的自传中,曾深情地说:“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她还坦陈:“当我生活在中国人世界里时,我是中国人,说话、做事、吃饭、思想、情感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就在南京的这栋小楼里,赛珍珠写出了著名小说《大地》,成为美国1931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2年获得普利策奖,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给她带来巨大荣耀。《大地》英文版印行70多版次,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赛珍珠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也是用英语写作中国题材获此奖的西方作家第一人,这个第一至今仍是唯一。诚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评语”所言:“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热情地称赞赛珍珠“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就在赛珍珠离开南京的3年之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2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赛珍珠竭尽全力,“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她在美国发表了广播讲演,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至今,我们读这位美国作家的讲演稿,还会热血沸腾,而她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漠视甚至鄙视的时代。 “美国人知道当时中国并没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他们觉得与久宿野心的日本相对敌,中国是支持不久的,是必会投降的。但我以为这是不会有的事,中国绝对不会屈服日本!因为我不能想象到我们认识的那些健壮实在的农人,那些稳健的中产商人,那些勤苦的劳工,以及那些奋勇热心的学界领袖,会受到日本降服的。所以在言论上,在著作上,我曾大胆地发表我的自信。我说,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
今天的我们,对于赛珍珠知道得太少了。
当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日来临时,斯诺的长篇通讯《西行漫记》又被提起,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最先发表于赛珍珠与丈夫办的《亚洲》杂志。当赛珍珠与林语堂的稿酬官司一再被人津津乐道时,我们却忽略了赛珍珠热情帮助过老舍、胡适、王莹、林语堂等许多中国文化人,曾安排并主持王莹在白宫的抗日宣传演出,请总统等美国政要观看。当赛珍珠的声誉在中国政治旋涡中沉浮时,我们也“淡忘”了赛珍珠如何带头为中国抗战捐款,动员美国名流与民众给经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写声援信,其中有九个州的州长,声援信雪片般地飞向大洋彼岸,达上万封之多……
当南京落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时,赛珍珠以她的方式,对中国这块土地投以最真诚的关注。她到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认定中国人不会向日本屈服。她由衷赞扬过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颇有微词。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却奉命拒绝参加。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赛珍珠在“红色营垒”似乎也不受欢迎。“东风压倒西风”的极端思维盛行,赛珍珠被判为“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当她被打入“另册”时,她仍痴痴地写道:“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林海音赴美访问,她在《作客美国》中写到赛珍珠:由她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位半生岁月在中国度过的赛珍珠,“暮年对于两个故乡的心情。”美国费城“赛珍珠基金会”办公楼,大门玻璃用红漆写着“赛珍珠”三个中国篆字。客厅有个彩色小喷水池,旁边有石观音像,雕花木椅和墙壁国画,都是地道的中国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赛珍珠渴望的中美关系“解冻”终于实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赛珍珠告诉新闻媒体,她也将访问第二故乡中国。不过,已经80岁的赛珍珠却没来得及等到中国的签证。
据说,赛珍珠生前亲自选定的墓碑铭文与众不同,镌刻的不是英文,而是“赛珍珠”三个篆体中文字。这是怎样的一个美国人啊!
10年前,1998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专程探望了南京大学的“赛珍珠故居”。两年后的2000年5月,“赛珍珠故居”正式挂牌。“赛珍珠故居”见证了中美两国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携手的真实历史。“赛珍珠故居”陈列的许多图片、书籍、史料,让人们想起美国著名学者汤姆森做出的一段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赛珍珠,一代代的美国人才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
(来源:《新华日报》2008 年 作者:傅宁军)
前言
岩仓使团 (Iwakura Mission or Iwakura Embassy ) 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伊藤博文做了日本首相。
19世纪60、70年代日本倒幕运动成功,成立了拥立明治天皇的维新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1868年4月6日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发布了维新诸贤共同撰写修改的《五条誓文》和《宣扬国威宸翰》,强调“雄飞世界”,“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海外”,然后迁都东京。《五条誓文》的内容: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2.上下一心,盛行经论;
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4.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
要实现这些目标,日本还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即旧幕府和新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条款,严重破坏了日本的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现代工业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比如关税方面,根据1866年《改税约书》的规定,欧美各国对日本的进出口税应是5%,但在新政府成立后的五年中,出口税平均只有3.022%,进口税平均只有3.46%,另外就还有一些商品可以免税进口,这就阻碍了日本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大隈重信提出“准备修改悖义背理的条约”。
另外,明治新政府还一个重要任务推进全面改革,把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制定法律?如何搞好外交?新政府官员正在讨论思考,要实现近代化,“脱亚入欧”,他们逐渐认识到必须派遣高官实地考察西方,对西方文明有“直接体验”,才能完整了解西方文明。
在内战前,1871年春,伊藤博文就建议新政府派遣即懂外语又熟悉国内事务的高级官员出洋考察,以便实地了解西方改订条约。内战结束后,因为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1871年9月,大隈重信又提出派遣使节团出国考察的计划,并自愿担任使节。新政府同意派遣,但不派大隈。
综上,维新政府成立和废藩置县成功后,日本新政府为了全面改革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决定派出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洋。
岩仓使团于1871年12月23日从横滨乘美国商船“亚美利加”号启航,总共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历时1年零10个月。
(Quelle: https://baike.baidu.com/)
正文
在回顾日本这15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笔者发现可以把这150年间分为三个阶段,这期间日本分别经历了成功和失败。第一阶段是最令人惊叹的明治时期。在这约50年的时间里,日本成功实现了初步现代化,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从而跻身世界五大强国行列。然而到了第二阶段,日本由于之前的成功过于骄傲自大,于是逐渐偏向军国主义路线,后来在彻底败北之后险些亡国。战后,日本人在美国的占领之下屈辱度日,勉强维持国体。等到重新获得独立以后,日本步入第三阶段,奇迹般地完成产业革命并甚至曾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现在,日本经济虽然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国内生产总值(GDP)依旧处于世界第三的水平,国民享受着和平富裕的生活。当然,正是明治维新以后现代化的成功构筑了现在的这份繁荣。那么,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明治初期果断实行的那场岩仓使节团环球之旅吗?
革命一结束,三位主谋便出国巡游海外
1871年7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废除了国内300个藩,成功实现了“废藩置县”这一项统一全国的不流血革命。这次革命的成功归功于自古以来以“天命”为信仰的神道教大祭司天皇的威望。由此,长达260年的幕府政治彻底结束,封建制度瓦解。仅4个月之后,明治维新主谋之一的岩仓具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作为副使,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欧美视察之旅。在紧接革命之后,为了寻找新国家的未来蓝图而远赴海外的这三位革命骨干所巡游的国家都是哪些地方呢?
《岩仓大使欧美派遣》山口蓬春/绘(圣徳纪念绘画馆所藏)。画中描绘了出行的人和送别的人。海面上漂浮的是一行人搭乘的“亚美利加号”商船
而且,随这次使节团同行的还有以伊藤博文为首的50名新一代国家精英和50名年轻留学生。幕末时期以来,福泽谕吉和涩泽荣一等人一直在推进现代化的相关预备调查工作。此次派遣岩仓使节团也是为了实现这份工作的集大成。如果没有新政府执行部门将想法立刻付诸实行的行动力,那么岩仓使节团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吧?
亲眼目睹西方文明的“光”与“影”
由政府主队和各省派遣小队组成的使节团是一支事先定好调查项目、有组织的探索队伍。他们走访了12个国家的120个城镇乡村,从政治、行政到军事、外交、经济、产业、教育、宗教、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全方位考察了西方文明的所有领域,并就此拼命展开一丝不苟的调查。他们还在各国拜访了当地的君主、首相、大企业领导以及一流学者,努力掌握西方文明的真实情况。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从横滨港出发。1873年9月13日,回国。
岩仓使节团一行对西方列强社会繁荣的构造原因进行了冷静的考察。他们认为,是技术进步、产业贸易昌盛以及国民刻苦勤奋带来了这份繁荣。尤其是在遍访英国各地时,他们对铁路、通信设施、煤矿、制铁所以及各种机械工厂、啤酒和饼干工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视察,近距离观察了产业革命的真实情况。回溯历史,他们发现这些进步都只是在这40至50年间达成的。
岩仓使节团一行不仅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光明面,也看到了黑暗面。在当时处于繁荣鼎盛时期的伦敦,岩仓使节团去了穷人居住的贫民窟。此外,他们还眼见耳闻了欺诈和抢劫。在拥有最先进文明的“花都”巴黎,他们还了解到不久前法国刚败给德国,又爆发了巴黎公社的惨剧。在柏林,他们受到俾斯麦的接见,听对方讲了“弱肉强食”的现实体会。此外,在搭船归国的途中,他们顺道游历了阿拉伯及亚洲各国,在那些地方亲眼目睹了简陋的娼妓屋,苏门答腊岛当地人的叛乱,香港的鸦片买卖等。一行人切身感受到了被列强支配的殖民地的凄惨现状。
岩仓使节团结合实际情况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学习研究。美国的国土面积过大,但历史却很短暂,和日本的国情相差甚远。实行绝对君主制的俄罗斯发展最慢。比利时、荷兰、瑞士都是小国。因此,使节团的大部分成员都觉得日本应该以英国为模式,目前则采用德国的发展方式。此外,他们还了解到日本在世界文明发展中所处的阶段位置,认为日本可以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列强,但“文明开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采取脚踏实地的渐进主义。
最令岩仓使节团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方面发挥作用的是基督教。他们发现,基督教给予人们伦理支撑,成为大家勤勉工作的基础。在日本能否找到可以替代基督教的东西?这成了一个重大课题。
回国后的使节团主要成员,制定新政府的发展方向
此次出行就如同一场研修集训。岩仓使节团一行每天都在相互讨论学习。这些共同的体验和认识关系到他们回国后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支柱则是对作为先觉者的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自幕末以来所提倡的“和魂洋才”(日本精神,西洋才技——译者注)的重新认识,亦是对“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才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赖以生存下去的条件。这份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
回国后,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制止了之前他们不在时政府逐渐偏向“征韩论”的政策倾向,并将政策方向调整为努力充实内政。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府成员为了警惕冒进行为,明确了分阶段推进文明开化的方针,采取了专制、发展型独裁的方式来主导新政府。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死后,伊藤博文掌握了政府主导权,开始着手制定日本自己的宪法。新宪法将天皇置于中心位置来代替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在巴黎时听到莫里斯·布洛克博士对天皇制的好评,后来在维也纳时又从洛伦茨·冯·施泰因博士那里得到了应该基于日本传统来制定宪法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都对日本宪法的制定工作产生了影响。
引领日本现代化的使节团成员
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成立一个“独立国家”,为了实现该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就是修改幕末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必须要实现现代化,比如发展工业技术和完善法律制度等。在推进这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岩仓使节团成员和随行的留学生们开始在大久保和伊藤的率领下大展身手。但是,在实行西式改革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保留日本传统风俗习惯的重要性。
在推进“殖产兴业”方面,有团琢磨促进煤矿的现代化,大岛高任负责金银铜的矿山开发。在外交方面,有英日同盟成立时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在日俄战争的议和阶段大显身手的金子坚太郎,巴黎和会时的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在内政方面,有历任各县知事的安场保和,历任宫内大臣的田中光显。在教育方面,有负责实施学制改革和制定教育法令的田中不二麿,创立了日本法律学校(现在的日本大学)的山田显义,开办了同志社大学的新岛襄,以及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塾大学)创始人津田梅子。在传媒方面,有《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在医疗方面,有普及卫生思想的长与专斋等人。
在作为国家根本的钦定宪法以及《教育勅语》的制定方面,有井上毅大展身手。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将岩仓使节团那次举世少有的旅行记录下来并汇总成《美欧巡游实录》(共5卷)的久米邦武。这套书充分证明了当时日本人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教养,现在已出版了英文版,是西方文明见闻录中“金字塔”一般的存在。
明治创业一代,对强权霸道心生排斥
明治初期,日本近代的创业一代被西方文明的便利性所震惊,开始努力吸取这些先进文明。但是,他们却不敢苟同那种主张贪婪追求利益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与节欲自足的东方价值观不同,不是通过仁义王道,而是用强力来追求霸权。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下一代,日本人都深深地受到了这种西方思想的影响,然后便步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战后,日本人经过深刻的反省,接受了和平宪法。直到现在,日本仍将“不战”作为国策。
日本分别从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和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这些人类重要文明中吸取文化营养,再融合日本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的思想(神道),从而创造出“和之文明”。现在,世界各地都在推进西化,但日本人依旧尊敬天皇,保持着和睦的精神。明治创业一代所真正追求的也正是这种社会形式,同时,这也是日本在不断全球化的21世纪中的存在价值。
标题图片:岩仓使节团主要成员。左起:木户孝允(副使)、山口尚芳(副使)、岩仓具视(特命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副使)、大久保利通(副使)。摄于旧金山(山口县文书馆藏)
作者泉三郎 IZUMI Saburō 简介
纪实作家。毕业于一桥大学经济系。生于1935年。自1976年起,花费8年时间追寻岩仓使节团的足迹,并多次将研究成果付梓出版。1996年,创立“美欧亚巡游之会”并担任负责人,活动内容为轮流朗读和研究由岩仓使节团书记官久米邦武所记录的报告书《美欧巡游实录》。主要著作有《岩仓使节团——一群令人自豪的男人们的故事》(祥传社,2018年),《伊藤博文的青年时代——他从欧美之行中学到了什么》(祥传社,2018年),《青年涩泽荣一的欧洲体验》(祥传社,2018年),《名曰“岩仓使节团”的冒险之旅》(文艺春秋,2004年)等。
(Quelle:nippon.com)
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的前身是私立崇德中学。解放前本市市立中学男中只有七所,女中只有四所。其他中学则多属私立。在私立中学中,不外由国内私人创办和由外国教会创办两种。
外国教会学校又分为天主教系统和基督教系统两种。属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后改名南堂中学),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莘中学等。
属基督教系统的则有: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属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育英中学和贝满女中(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崇实中学和崇慈女中(属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崇德中学和笃志女中(属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又称Anglican Church);此外还有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属伦敦会London Mission),但此二校早已于1925年停办,故能沿至解放后续办的基督教会学校只有前八所。
这些教会学校多半创立于民国初年前后,一般都是先建立教会,修建教堂,宣传教旨,吸收教徒;然后建立医院,行医传教;第三是创办学校,培养其教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这就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进行传教、行医和办学“三位一体”的基本体制和共同特征。
1927年以前,这些教会学校没有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校长都是由外国传教士(牧师或会长等)担任,学生作礼拜都是强制性的,圣经课是必修的;其他课程的设置则是各行其是,但都比较重视英语教学。这些特点也是基督教系统学校所共有的。
下面仅就崇德中学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学校沿革
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现在三十一中的校址(西城绒线胡同,原是一座古庙)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计有三层主楼一座,中层为教室,三层为学生宿舍及教员单身宿舍,底层为饭厅、图书室、办公室和实验室等。楼后地下室为暖气锅炉房和几间厨房。
主楼东面有两座二层楼,为校长和外籍教员住宅。这三座楼都是英国传统式的建筑,窗户又小又少,光线很暗。1916年又修建小礼拜堂一座;1921年纪铎甫又在校门内东侧自建住宅楼一座。
主要工程完成后,崇德中学于1912年10月28日开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为英传教士鄂方智(Frank Norris)。其后鄂方智晋升主教,由史多玛(T.A.Scott)继任。1921年史晋升山东区主教,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铎甫担任。
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中国传教士凌贤扬(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
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凌贤扬密谈协商,在燕大掩护下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两个年级学生共一百五十余人,九月开学,由凌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崇德校友和教师的倡议赞助下,崇德于同年九月复校。仍由凌任校长。一切从零开始,困难殊多,但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使学校在恢复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不到四年就成了有三百来人的中学。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学校曾一度变成国民党伤兵收容所,无法上课。凌贤扬在教会某人的怂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职员,并宣布学校无限期停办。这时学校地下党组织起教工学生护校队,日夜值班巡逻,迎来了北平的解放,胜利地组织师生迎接和参加了解放军入城式。
1949年2月学校如期开学。校董会进行了改组,教职员中成立了人民教育者联盟,使学校大权逐渐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贤扬辞职,校董会决议请李瑞启担任校长职务。
1952年10月全部私立中学由政府接办。崇德中学从此改名为市立第三十一中学,全部教职员工继续留用。党和政府委派陶棨同志为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学生按私立学校所缴纳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每个学生。全校师生闻讯之下,无不欢欣鼓舞,共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学校从此在党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配备干部,增添教学设备,扩建校舍,使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现在学校已由接办时的十几个班三百多人,增加到四十个班一千五百多人,教职工由三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这样的规模是当初创办者做梦也想像不到的。
旧日学校的英籍校长
1927年以前,校长都是英籍传教士,他们总揽全校大权,主管一切。教职员工的聘任和解雇,财务收支和预决算,课程的设置和各科教学时数,节假日的安排,学生的管理,都由校长一人承担。此外校长还主领每天的早晚礼拜和晨操,并担任两个班的英文课。帮助他办公的只有一名庶务员(兼文书和体操)。这位庶务员每天第一节课要到各教室查对迟到和缺席的人数,向校长汇报。行政机构的简单到了无可再简单的程度。据说这是英国私立学校的传统做法。
学校规模
英籍校长之所以能够一人总管学校,主要原因是在校学生人数很少,学校规模很小,发展缓慢。最初十几年,从创办一直到1923年,学生人数才由三四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那时学生人数极不稳定,每年中途退学的很多,学生能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的(中学是四年制)寥寥无几。
根据校刊记载,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两人,第二、三、四届毕业生每届也不过三至五人。1923年中学改为“三三制”后才比较稳定下来,并有较快的发展。1930年停办了小学三、四年级。到1939年学校停办时,已经发展到有近三百人的规模。
教员的职责
教员聘任,任期一年,按十二个月发薪。在任期内如果辞职或解聘,均须于一个月前互相通知。教员每周任课不多于24节,并监视学生自习二至三节,此外还要帮助校长料理校务。每两周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讨论校务和对学生的处罚问题。
学期未,教师必须对自已所任科目给每个学生计算、评定成绩,排出名次,写出评语。班主任还要计算本班学生的总成绩和总名次,写在给学生家长的通知书上。教员本市无家或愿在学校住宿的,可以在校住单身宿舍,膳费自理。学校派厨工一人为在校用膳的教员们做饭。
学生来源和不同的待遇
1.中小资产阶级及其上层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其中广东籍的最多,约占这类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些人都是自费生,他们大部参加甲组伙食。因为学杂费比一般私立学校高出许多,所以一般下层社会子弟的自费生非常少。
2.本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子弟:
所谓神职人员是指会长(牧师)、会吏、诲道者等,他们的子弟有优先入学的权利,可以不经考试就编班入学,并免交学杂费。教徒的子弟有两种,家庭经济宽裕的自费,家庭生活困难的享受免费或助(奖)学金的待遇,名为“学金生”。但要经过考试。这类学生约占全校的五分之一。
3.河北省农村教会小学选拔来的:
教会在河北省的永清、安国、博野、河间、献县、肃宁等县都设有传教牧区,各区的农村设立了一些教会初等小学。从1913年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各教区中心设立崇德高小招生点。被录取的学生每年交纳学费由5元至20元不等,报名时由学生家长自报能交多少。入学后免交其他学杂膳宿等费,享受教会的学金待遇(每年约计五至七英镑,由校长掌握),寒暑假回家时发给路费,回校时路费自理。
他们在校入乙等伙食。这类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六。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但中途退学的也时有发生,原因是,交不起那为数不多的几元钱,或是家中缺少劳动力。
课程的设置和特点
立案以前,学校有中学各年级,还有小学三至六年级。1930年撒消了小学三、四年级,只保留了五、六年级。小学毕业可直接升入本校中学一年级。
小学五、六年级每周课程:圣经二节,国文五节,英文六节,算术三节,几何二节,生理卫生、地理、自然、体育、劳作各二节,共28节。算术、几何、英文等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自行编印的。各科作业本也都是由学校出样子,找教会办的博益书社代为印制,学生不得在别处购买。
中学课程每周30节至32节。国文、英文、数学各六节,圣经二节,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生理,按年级不同有所差异,体育二节(包括太极拳一节)。
本校英语教学比较突出。中文教学比较重视古典文学,最初尽量聘请一些老学究任课,如左沛(榜眼),吴雷川(翰林),王鹤樵(拔贡),贺振三(举人),刘聿甡(秀才)。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来投考本校,其中有陈宝琛之子陈懋赓,王寿彭之子王世铨,刘春霖之子刘海云,杨度之侄杨康祖,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和梁思成,以及陆和九之子陆国燕等。
下面再谈一下某些课程的教学特点:
英文——从小学五年级起,都是用直接教学法。教师多数由美籍教员担任。课本从英国直接定购或由本校英籍女教员芮德兰编写,高中也选用林语堂等编写由开明书店印制的课本。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发音正确,符合学生的英语程度。许多在大学里不是专修英语科,或是没上大学的毕业生反映,他们后来都能顺利地从事和英语有关的工作,其基础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数学——小学和初中都是用本校编译的课本,编译者主要是英籍女教员卫淑祎。其突出特点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设平面几何课,初中一年级就开始讲代数。自编的几何课本由几何画开始,从直观引起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兴趣,不像一般课本一开始就讲一些抽象的概念。
例如,让学生画一个较大的三角形,再把每个角撕下来拼在一起,很容易观察到三个角对接连成一条直线,从而得出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的结论。
代数课本先是自译印刷英国数学家高福来与西顿思合编的《普通代数学》。这本书的特点也是从形象引入概念的,其中有许多直观性的插图。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用英语讲课,课本用的是影印本范氏大代数、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和三角等。用英语讲课的优点是,在学数学的同时加深了英语的训练;其缺点是,有许多名词,学生常常不知道它们的汉语对应名称。
地理课——地理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课本。小学地理从比例尺和实地测量开始。例如丈量教室、球场、校园等,再用比例尺画出它们的平面图,为以后用比例尺观察地图打基础。有一次一个英国地理教员把我国的西藏省说成“西藏国”,引起学生们的强烈抗议,她最后向大家承认了错误。地理教学主要采用边绘图边做笔记的方法。中学三年级学世界地理,就开始用英语讲述了。
历史课——中国史用国内普通课本;西洋史没有课本,只写笔记,用英语讲述。
物理化学等课,学校不大重视,设备很少,只能作一些最简单的实验。
圣经课在立案前是必修的。小学讲《圣经旨略》,中学讲《新旧约圣经》和教会史。
学校对国文、数学,特别是英文等重点课程的教学抓得比较紧,如英文每星期都要进行测验,教员根据测验情况对学生分别进行辅导、补课。学校对学生学习、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较严格,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读书成为风气。
七七事变前几年,北平全市中学毕业生统一会考,崇德学生成绩名次是比较靠前的,考入名牌大学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些学生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后,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知名的如关颂韬(脑外科专家)、裘祖源(结核病专家)、郑中立(耳鼻喉专家)、关肇直(数学家)、章禾瑞(数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孙道临(电影演员)等。
学生毕业后的情况
自费生毕业后不受任何约束。免费和学金生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若想升学,只能报考教会所同意的学校——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山东齐鲁大学医科、武昌文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能考取这些大学的(税专除外),教会发给学金直到毕业,但条件是毕业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因为那时中国的关税掌握在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税专毕业后是直接为其服务的,因此报考税专,教会不但不加干涉,反而替学生给该校领导写介绍信,即使不到毕业年限也可以报考。那时税专每年只招收24人,而崇德被录取的总占四分之一以上。所以解放前全国各地的海关差不多都有本校的毕业生。
毕业后不能升学的有的考入海关外班、邮政局和盐务署(那时都和英国有关)。由农村来的学生未能升学和就业的,有的被训练为传教士,多数则被送回农村当教会小学教员。
学生的政治活动
五四运动时,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市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时,校长史多玛休假回国,鄂方智代理校长,他极力阻挠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当同学们集合准备出发参加游行时,他站在队伍前面对大家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学好功课,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们不懂,你们管不着,也管不了。最后并威胁说:“你们要参加游行,学校大门是敞开的,要去就去吧!但是不要再回来!”
同学们不听他那一套,高呼着口号,涌出校门,参加游行去了。队伍在前门车站前受到军警的镇压,被驱散了。回校后同学们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印发传单,继续罢课参加运动。鉴于国内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鄂方智也无可奈何,没有敢处分一个学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崇德也被卷入了这个巨大浪潮,反英气氛特别高涨。同学们在学校南墙外面涂写了“不上英国人设立的学校”十个大字,大部分学生纷纷退学或转了学,使当时一个二百来人的学校,在九月开学时剩下不到百人。高三年级只剩下三个人,而且都是教会免费生,学校几乎垮了。(萃文中学和萃贞女中就是在这次运动中停办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崇德部分学生在12月16日一早,在操场集合,准备出去参加全市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校长凌贤扬曾来讲话劝阻。但当校外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路过崇德门前时,一部分学生即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队伍。
1936年11月,绥远的军队抵抗日军侵犯,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崇德住校学生也曾节约部分伙食费加以支援。
1945年复校后,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青组织,也有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会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相当激烈。由于国民党名声很臭,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不敢与三青团发生联系,因此三青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基督徒团契则处于中间偏右的状态,他们的活动着重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但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因为教徒学生人数比停办以前大为减少。学生会的大权主要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青联”和进步学生手中。因此在北平解放前夕,学校虽然宣告停办了,但地下党组织了师生护校队,使学校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学校生活
1.宗教活动多。
每天早晨6点起床,盥漱后教徒学生必须回到自己床前跪下默祷一两分钟,感谢上帝使自己平安度过一夜,祈求今天平安度过。6点1刻在操场集合,由校长率领跑步10分钟,然后上早自习45分钟。
早餐时,大家站在桌前由大学长领头“祝谢”,大家以“阿们”应之,然后坐下来吃。中饭和晚饭也都照此办理。
上午8点全校学生都要到小礼拜堂作早祷15分钟,座位是固定的,每排有一人查点出席人数,散会后将名单卡片送回校长室。下午6点半住校生在小教堂作晚祷半小时,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晚7点至8点半全校学生在大堂自习,由教员一人监视。8点3刻宿舍门开锁,9点熄灯就寝。上床前教徒又必须跪在床前默祷一番。
2.节假日多。
解放前学校的假日多,而教会学校更多。除一般假期,如暑假两个月,寒假一个月,春假五天,节日假八天(阳历年三天,“五七”国耻纪念一天,孔子诞辰一天,“双十”节两天,中山先生诞辰一天),总计一百多天外,许多教会节日也都放假,如复活节三天,升天节一天,圣诞节七天,暑假也比一般学校多七天。立案后才有所减少。
3.基督徒团契、主日学和查经班。
团契是学校最大的宗教活动组织,有圣诗班、歌咏队、表演圣经故事会等组织。除教徒师生参加外,非教徒学生也欢迎参加,由芮德兰任指导。他们也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夏令会和秋令会等活动。
每逢教会重大节日,如圣诞节,表演耶稣降生的故事,组织提灯会,唱圣诞歌报佳音;复活节去教会坟地扫墓等。
主日学是高小学生星期日的主要活动,其内容是听圣经故事,发圣经故事画片,学唱教会圣诗等,目的是培养学生对耶稣的敬仰。
查经班是培养学生入教的主要手段。名义上是自愿参加,但是免费生和学金生没有不参加的。经过半年学习《接收问答》,就可以被接收为“学道者”;再过半年学习,大部分就可受“洗礼”和“坚振礼”,成为正式基督徒。
因为英籍教员对教徒学生多有偏爱,所以有些自费生也参加查经班,为的是博得好感,而不致因圣经课不及格留级或不毕业。在学生中留传着一种耐人寻味的话:“文凭到手,耶稣变狗!”
4,学校的体育活动。
崇德学校特别注重足球、网球和墙球活动,有一个较合规的足球场,三个网球场和几个墙球场。那时崇德足球队在本市是颇有声誉的。这个队常和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兵足球队进行比赛,有时是在本校,有时在东交民巷足球场,每次都吸引了不少观众,双方各有胜负。
这个队还多次和清华学校(那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比赛,而且胜多于负,当时足球队歌有这样词句“……But once and again we beat Ching Hua,Rah,Rah……Ree!”
此外也有时和通州潞河中学、北京汇文中学等校比赛,常常得胜而回。所以足球一直是本校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培养了不少比较出色的足球队员。1950年还举行过五次足球义赛和义卖,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贡献。
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普遍,球拍和球都由学校提供,参加者多为高年级中学生和部分教师。1925年以后为了开展篮球,才把网球场撤销。墙球是小学生和年老教师欢聚的场所,师生共同玩要,颇为有趣。
本校对田径运动也比较重视。1920年至1923年,曾组织过四届“三角运动会”,参加者为崇实、萃文和本校,每年春季轮流在各校举行一次,获得总分第一者,在三角夺标杯上刻上该校名称。我校连续三年获得总分第一,所以银杯永属我校。该杯保存至1966年,不幸在“文革”期间遗失。
5.一种特殊形式的惩罚。
1927年立案以前,学校的惩罚制度,是记过、开除学籍,还有校长教师打学生手板。如果学生不愿挨打手板,可以接受另外一种惩罚——罚操。
罚操由体育教员执行,时间排在午饭后1点至1点20分。受罚的有时只有一人,最多不过二三人。除立正、稍息、开步走以外,大部时间是拔慢步和走正步,体育教员对执行罚操很不满意,但没有办法,所以拿学生撒气。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他拿把椅子,手持藤棍坐在树荫下,缓慢地碱着:“一,二,三,四!”让学生拔慢步。姿式不好时,就起来拿藤棍抽学生两下,旁边看的人真是啼笑皆非。立案后这种处罚制度才取消了。
6.校友会。
1922年当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时,成立了崇德校友会,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在本校毕业或肆业生,均为校友会会员。当时发行了一本纪念册,介绍了校史和所有毕业和肆业生名单,封面题字为“长毋相忘”,并将该题字刻在一块盾牌形红木板上,悬挂在二层楼大堂墙上。这次,校友参加校庆纪念的约七八十人。
1927年纪念本校成立15周年,也约请了校友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行了纪念册,内有“岁与国同”的题字,历任校长名单肖像,当时全校教职员合影及在校学生名单。那天还组织了一场校队与校友的足球表演赛。
五年后又举行了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到校友一百多人,并改选了校友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校友写信给凌贤扬校长和校董会,要求尽快复校,有的校友还表示愿尽义务任课。复校后,同年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校友会,改选了校友会,并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发动校友及有关社会人士为本校捐款。还约请著名戏剧演员在北京饭店礼堂演义务戏一场,所得款项虽为数不多,但却深刻地表达了校友们爱护母校的热诚和心愿。
“文化大革命”中校友们失去联系,不敢开展活动。近几年来校友们的年级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如1934年级同学有十数人时常聚会;1937年级同学一次聚餐,到会师生15人。在香港、新加坡的同学也时有聚会活动。在美国的崇德校友已经组成校友会开展活动,并派专人来京,倡议恢复崇德校友会。现在各地校友正在与母校联系,拟于1982年为母校成立70周年开展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文是李瑞启所撰,由于手头缺乏资料,全凭个人回忆,拉杂地写了这些,肯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诚恳地希望校友们和知情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