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艺术在中国的“合法”空间的探索，既包含着社会的宽容度也依赖于艺术家个体意识的独立。在文革及文革前的一段时间，这种空间是不存在的。尽管毛泽东曾经两次批示人体模特对于艺术的必要，但在1978年之前，人体艺术基本没有其存在空间。

这样一直持续到1988年。这一年不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裸体艺术专著《裸体艺术论》，而且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北京油画人体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览。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已经出现了表现人体的美术作品，如唐大禧的《猛士》便以裸体女英雄的形象来歌颂张志新烈士，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也有少女沐浴的情景。之后，在北京油画研究会、星星画会等美术团体举办的展览中也多次见到人体题材作品。这在当时均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曾因此一度被遮盖，成为国内外新闻热点。不过，这些讨论大部分还是发生在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小圈子内。

1988年12月22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油画人体艺术大展”，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体专题画展。这次展览是由中央美院油画系葛鹏仁等20多位教师策划举办的，其中还邀请了靳尚谊、詹建俊等几位老画家。也因为这次大展，1988年成为中国人体艺术最为辉煌的一年。

葛鹏仁表示，“我们没有想到画展开始后会有那样大的影响。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举办展览的契机也很偶然，所有的工作都是想一步做一步，有点类似于艺术创作时的突发奇想。”

事实上，文革结束后不久，各美术院校就恢复了人体写生课，相关作品的展出也经常举办，尽管没有举办过以人体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但无论是总策划者葛鹏仁，还是受邀参加画展的靳尚谊，都以为这只是一件艺术圈内的事。没想到，展出的18天中，约有22万人拥至中国美术馆观看了这个展览。

摄影批评家刘树勇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盛况，在门口排队买票等待入场的长龙曲折蜿蜒，“足有一公里长”。很多出差来北京的人，听说这样一个展览，都特意赶去看这个从没见过的“西洋景”。

1989年1月31日，“（观众）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二楼西厅内靳尚谊、杨飞云、孙为民、王征驿等人的写实作品前，严肃地沉思，其中的认真者，鼻尖与画面的距离仅尺寸之遥；然后转入东厅，在通过孟禄丁等大的抽象作品时脚步加快……”

“当时媒体宣传得很厉害，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对这种展览觉得很稀奇，于是有非常多的报道，结果越报道，来的人越多。”靳尚谊回忆。

对于这次展览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文化批评家张柠在其《文化的病症》中评价，“如果上个世纪初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选用人体模特和展出人体素描，曾经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艺术家刘海粟、徐悲鸿他们是勇敢的先驱……那时候，人体艺术是具有革命性的。经过十年动乱之后，80年代中期北京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也有相似的意义。”

1988年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无疑是80年代呼吁“艺术的春天”的有力实绩之一，但由于“人体”的敏感，还是让它身处于各种舆论漩涡之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心理使人体艺术更多地局限于艺术圈子之内创作和欣赏，1988年大展之前还出现1983年12月上海某大学艺术系学生因画裸体并借给他人传阅而被逮捕，1986年南京艺术学院模特儿张素华回乡探亲，被闻讯的村民逼疯等事件。

“在开展之前，就有人找到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反对这件事。还好展览期间官方并没有制止。”葛鹏仁说，“但画展开始后，社会上的反应很强烈，后来甚至发生游行、打官司等事件。”

无论人们对画展抱着怎样的心态，尽管争论甚至充满了火药味，但无疑这次画展给中国的百姓做了一次实实在在的人体艺术普及。虽然这种普及本身也是艰难的：在展览期间，一位模特儿被观众认出并遭讥讽，丈夫因此而与她离婚；还有一位模特儿在电视新闻中被公婆认出，并由此引发一场模特儿与美术学院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葛鹏仁也承认，“确实是在那次画展之后，人体内容开始陆续在摄影、影视等艺术形式中出现。”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社会的宽容度还是艺术的多元化表现都与以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金奖作品《黄土风情》中的模特儿，田静当年始终没摘下她那宽大的墨镜，虽然面对记者，她说 “我觉得很自豪，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当人体摄影模特。”

那是在2001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首届中国人体摄影艺术展现场。展出的100多幅照片是从全国各地送来的作品中评选出来的。据媒体报道，在那次摄影展中引发的非议，倒有很多是针对征集作品的表现水平上的。

几乎同时，在古城西安，也先后举办几次人体艺术摄影。西安人体摄影展始作俑者、西安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马琪，回忆当时展览时的一个细节，“当时我也不知道大家看了后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就躲在后面观察。一对夫妇走在前面，其中的丈夫说：‘拍这些东西，太下流了，不是流氓吗？’他的妻子反驳他：‘你知道什么，你只是看照片，别人是在读照片。’”

这段话让马琪印象很深，“它反映了面对人体摄影作品，从艺术角度来欣赏的人还是很多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醉在《艺术：写在人体上的百年》中，分析了90年代初的人体艺术与1988年的不同。其中一点是，在90年代初，出版物中大量出现摄影人体画册，而在之前人体艺术画册多为绘画和雕塑，人体摄影是极少见到的，即便有也多是从外国画册中翻拍。

而当舞蹈演员汤加丽出版自己的写真集时，表明人体摄影艺术已经基本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人体艺术的发展，在社会上逐渐被接受通常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美术、摄影、电影和舞台剧表演。西方人体艺术发展过程也是这样一个“闯关”历程。

人体艺术进入中国不到百年，锋芒已直抵第三、第四道关口，在与传统文化心理相冲突的背景下，这种舶来艺术主题的浓缩激进的发展过程更显得有些惨烈。

在此过程中，无论身处何时，“社会事件”的热闹总是淹没对艺术影响的思考，艺术工作者们在艺术突围和“反围剿”的过程中挣扎，而人体艺术存在的“合法”空间就在历次的冲突中不断延展。

《北京青年报》1988年12月20日

   车道沟十号院中一座树木掩映的小楼，就是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所在地。30年前的9月20日，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从这里发出——“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通过互联网听到中国的声音。

    1987年9月14日，试发后等待来自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正确字符。图片由吉佳盛提供当年这封邮件的发出，对改变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国际形象，推广网络应用技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1987年9月25日中国日报的新闻稿。 图片由吉佳盛提供30年后，中国互联网不仅规模庞大，技术和应用也居于领先。尤其在即将到来的5G及万物互联时代，中国将成为最有发言权的国家。中德联手“当年这个名单是我手敲的。”坐在科技日报记者的对面，阮任成一句话就把时钟回拨了30年。他口中的“名单”是指第一封邮件的落款中署名的中方人员。作为“中国—西德国际联机系统”的项目负责人，名单由他拟定。和他一并列入发件人的，还有已经作古的原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顾问王运丰教授、早已移居美国的时任所长李澄炯及其他参与测试的人员，共计7人。旁边一列是德方人员，领头的维纳•措恩当时正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任计算机系主任。

    科研项目合同封面。 图片由阮任成提供王运丰是中方的领导者。这位1952年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从海外归国的老一辈科学家，是中德计算机网络合作项目的倡导者和带头人，也是中国互联网的先驱者。阮任成如今已年逾八十，这是他第一次开口披露这些30年前的往事。“从1982年正式调入计算所开始，我就参与大型计算机的开发和维护。从1986年开始做连接国际科技网的项目，一干就是5年。”在他的悉心“照料”下，项目资料如今仍被完好保存着。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他展示了当年与计算所订立的承包合同，封面上的项目名称依旧清晰——中国—西德国际联机系统。1986年12月，“中德计算机网络领域内的合作协议书”签订。协议的第一步计划就是：在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和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之间首先建立计算机的点对点联系。据李澄炯回忆：“从1986年开始，我们研究组就在一台西门子7760大型计算机上做方案设计和实验。那时候没有Internet的概念，在计算机应用方面，发达国家对我们心存戒备，重要设备、技术都不向我们开放，计算机软硬件不兼容的问题非常突出。直到1987年7月，卡尔斯鲁厄大学的维纳•措恩教授从德国带过来可以兼容的系统软件，我们研究所的计算机才具备了与国际网络连接和发送电子邮件的技术条件。”1987年9月，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在所内建成，发送邮件的条件基本具备。

    首次面世的中方第一封邮件截图。 图片由阮任成提供迟到一周的成功李澄炯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到邮件内容的来历：“1987年9月14日晚上，我们大家都聚拢在‘7760’周围（注：用于发送邮件的西门子7760大型计算机），开始进行电子邮件的试验发送，并在邮件上方标明‘testing’字样。邮件传输的调试完成后，就剩下写邮件内容了。写点什么呢？措恩当时坐在电脑前问我们。我问技术顾问王运丰教授，国内正在改革开放，我们应该传达中国人要走出去，向世界问好，你觉得如何？王运丰赞同了我的观点。”虽然这与阮任成的记忆中的情节不尽相同。但能肯定的是，最终，措恩用英文输入了这行字，李澄炯随后将其译为中文——越过长城，走向世界。但这封邮件并未顺利发出，而是被存储在系统内。针对网上流传的“邮件在9月14号开始发送、20号到达德国”的说法，阮任成首次予以澄清：“网上说走了7天，这是不可能的，稍有常识的人就不会这么想。14号我们发送过去了，但实质上还是作为一个用户在跟国际网沟通，北京这边并没有形成网络，就说明还不成功。”查找失败原因的过程很艰难，最终发现的问题让阮任成哭笑不得。“我们的大型计算机要呼叫意大利的打包分包器，告诉它‘我有事儿找你’，但是我们呼叫得太频繁了，对方反应不过来，回过来就是一串问号。只要在两次呼叫中间停一会儿就好了。”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障碍，将原定于14号的成功推迟到20号。措恩也曾回忆：“不管如何，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星期日，9月20日，20:55，准备好的第一封邮件成功地发送到了卡尔斯鲁厄，然后从这发送到了其他网络。”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谬误是，这封邮件在国内已下落不明，且目前所见版本确是2002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委托外籍高级顾问安玛莉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找回的。

2003年9月29日，安玛莉来京座谈，左一为时任计算所所长李澄炯，左二为项目负责人阮任成。 图片由阮任成提供但事实上，阮任成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整保存了当时所有邮件往来。采访中，“中国第一封邮件”的原始样貌得以重现。看似寻常一日，实则筚路蓝缕。至此，故事以成功作结。但对亲历者来说，那只是另一段征程的开始。从“学徒小兵”到互联网大国从第一封邮件起，中国互联网蹒跚起步，开始“走向世界”。30年后，一个互联网大国已崛起，世界迎面走来。

    阮任成当年工作日志摘要。 图片由阮任成提供与国际计算机网络连接成功后，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成为当时中国进入国际科技网的唯一入口。通过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及中科院等20多家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都陆续登入国际科技网，享用网络资源，与国外对话。这一入口也为日后互联网进入中国继而大放异彩埋下伏笔。“1997年，我把第一封邮件发给了同学。那时还没有基于浏览器界面的应用，操作台上显示的是黑屏幕绿字符。”武汉闪达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吉佳盛对科技日报记者说，“这些年的变化太超出想象了。最开始的邮箱都是几兆，现在都以千兆计，每天邮件的数据流量也是指数级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六月，我国已经有超过2.6亿活跃电子邮件用户，邮件地址数超过20亿。只是，曾把电报和平信送入历史的电子邮件似乎也在被渐渐遗忘。“短信，微信等信息沟通方式虽然方便，但是对信息量有限制，内容也缺乏正规性。合同、电子发票、账单类型的高价值数据信息的传递依然依赖电子邮件。中国的邮件使用习惯与国外不同。在国外，电子邮件依然是重要的信息沟通方式。”吉佳盛特别强调，“电子邮件属于B2C商业模式，是提升客户粘度的有效方式。被特殊加密过的邮件存证是可以作为法律取证依据的。”但对很多普通人来说，电子邮件的确已渐渐远离他们的生活，转而被微信取代。

    “这种替代的背后，是中国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强大。”GSMA（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大中华区战略合作总经理葛颀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互联网的应用上如此突飞猛进，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能够在未来具有强大的互联网实力。”8月3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工信部信息中心发布了“2017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2016年，百强企业的互联网业务收入达到1.07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同比增长46.8%，带动信息消费增长8.73%。随着互联网百强企业营收和利润水平的大幅增长，他们越来越有愿望和能力投身于研发。数据显示，2016年，互联网百强企业研发投入达到749.6亿元，同比增长29.7%，平均研发强度达到11.76%。同时，他们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的大量投入，加速了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其应用场景遍及综合门户、垂直门户、综合电商、垂直电商、产业服务、网络营销、B2B电商、IDC和CDN3、网络游戏、网络视频、个人工具、在线旅游等互联网主要业务领域，无所不包。5G的全面商用意味着互联网技术的全盘迭代更新。葛颀认为，中国将成为下一代互联网时代的风向标，诸多仍存诸于想象的应用将只有中国有能力实现，一个新的创新时代的大幕将真正拉开。

(Quelle:https://www.ncsti.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