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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 German
Catalog Review

Großes Haus/Big house
Dazhai
大寨村是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的一个小山村。大寨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是个穷山村,解放后,在陈永贵,郭凤莲的领导下,大寨人决心组织起来改变山村落后的面貌。从53年开始,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用了十年的工夫修成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稳产海绵田。可是,1963年,大寨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涝灾害,山流、地冲、房倒、窑塌,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十年心血付之东流。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开展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热潮。
Geist von Dazhai
1960er bis 1970er Jahre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生产大队位于太行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从1953年开始,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深沟变良田,将坡地垒成水平梯田,实现了粮食大丰收,创造了奇迹。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精神概括为: “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号召“农业学大寨” ,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大寨经验在全国的推广,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中止。
Wandzeitung
Sechziger Jahre /六十年代
Schubkarre mit Überdach
1917年,四川,带篷子的独轮车。西德尼·戴维·甘博摄,西德尼·戴维·甘博(1890-1968)是美国社会经济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摄影家,中国城镇和乡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的终身致力者。 1908年-1932年间,甘博四次来到中国进行城镇和乡村调查,拍摄城市和农村生活,他的足迹遍布华北、华东、西南等地区。
Hudson Taylor
戴德生(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原名詹姆斯·哈德森·泰勒(英语:James Hudson Taylor),英国基督新教公理宗来华传教士,中国内地会(今日的“海外基督使团”)创办人。戴德生在华51年。他创立的差会(传道会)差派了超过800名传教士及建立了125间学校,并在中国带领一万八千人归信基督教,在十八省成立了三百多所由五百多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stations of work)。 戴德生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敏锐,对传教的热忱而闻名。他也在只有很少的传教士穿唐装的时代已穿起中国服装。
Baumwolle(durch Schleudern oder Zupfen) locker und flausching machen
Alte Stadt von Dangtu
当涂城墙,位于中国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境内。据传始建于孙吴黄武年间(222-229年)。追溯当涂古城,已有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史料记载,城肇筑孙吴黄武间。东晋兴宁二年(364)大司马桓温移镇姑孰,重建姑孰城。南唐保大三年(945),刺史林仁肇扩建、增高姑孰城,土垣城墙高三丈,围15里。 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太平府知府林一材与当涂知县杨维城为使城池更加坚固,组织人力物力,将土城墙削去一半。至清朝乾隆年间,城垣已修成砖石城“高3.6长,周9里18步”。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陷城后,悉撤城垣砖石,改筑天宝城。同治三年,清军克复金陵,拆天宝城砖石,运修金陵城,而当涂县城遂成土垣。这也是南京城墙至今也能找到当涂城墙砖石和当涂明代古窑址烧制的城墙砖的原因。东:行春门 西:澄江门 北:清源门 南:自西向东为龙津门、南津门和湖熟门
Straßenbahn
北京的有轨电车发端于1899年。清末朝廷阻止铁路修进城,怕震动龙脉(但慈禧1888年同意修了西苑小火车,仅用于皇室游玩)。进京的火车就修到了城外七、八里地远的马家堡。为了接驳火车旅客进城,于1899年修了从马家堡火车站到永定门门脸儿的有轨电车线路,也没进城。等到了1900年闹义和团,马家堡车站和这段有轨电车线路就被拳民给捣毁了。作为城市裡公共交通的有轨电车,北京则晚于其它大城市,天津于1906年开始运营,上海是1908年开始运营,北京迟至1924年才有了第一条城内有轨电车线路,那已是北洋政府的晚期了。有轨电车司机是站著开车的,在车厢前后下面安有铃铛,地板上有踏键,司机脚底下一踩,铃铛即响,“噹噹”声新奇悦耳,熟练的司机还能踩出不同节奏的声音,这声音就成了有轨电车的标志。
Spekulant; Schieber ; Bsp.: 倒爺倒賣商品 倒爷倒卖商品 -- die Spekulanten verkaufen die Waren mit Gewinn weiter
“倒爷”是计划经济价格“双轨制”的产物,指20世纪70至80年代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人。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时代,由于同时存在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就给那些嗅觉灵敏或者拥有关系的人带来了利用价差牟利的机会。在60年代,“投机倒把分子”要被绳之以法;在70年代,“二道贩子”也是不光彩的称号;到1980年,就有了“倒爷”这一毁誉参半的称呼,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