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便提及了银行的概念，而容闳等留洋人士也建议创立银行制度。这些早期的探索为银行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清廷中央财政已陷入极度窘迫境地。1861年清廷岁入仅6300万两白银，而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开支就高达2800万两，占比44.4%。至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李鸿章奏明：“开办经费共用银六万八千两，每月约需银一万两”。同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初期投资即达47万两，其中海关关税拨款仅20万两，缺口部分完全依赖法商洋行借贷。

（江南制造总局）

1867年福州船政局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30万两，月息高达1.5%，远超当时国内钱庄0.8%-1%的月息水平。这笔贷款以闽海关关税作保，开创了“以关税抵押外债”的先例。1861-1874年间洋务企业共举借外债17笔，总额达459万两，其中军事工业借款占63%，民用企业占37%。

（丽如银行旧址）

1868年清政府首次派出的蒲安臣使团在欧美考察期间，参赞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详细记载了纽约花旗银行的运作：“每银百万存行，岁取息六万，通国汇兑皆赖此”。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中的梁敦彦后来回忆，他们在哈特福德亲眼目睹“银行汇通南北，转输军饷，活商便民，实为富强要术”。容闳在1868年《条陈四则》中明确提出：“当设银行以流通泉货，使商民交便”。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洋务派的极大关注。

1407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的圣乔治银行被公认为现代银行的雏形。该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达100万杜卡特（约合白银20吨），主要业务包括政府债务管理、外汇兑换和存款保管。1455年圣乔治银行通过发行“信用券”为威尼斯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筹集了15万杜卡特军费，利率为7%，开创了银行承销战争国债的先例。至16世纪，安特卫普交易所（1531年成立）已形成完整的债券交易市场，1542-1551年间该市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发行了价值500万弗罗林的战争债券。

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英格兰银行通过发行国债为英国筹集了1.2亿英镑军费，占战争总开支的78%。1763年英国国债规模达1.32亿英镑，其中银行承销部分占62%。

相较之下，法国因缺乏中央银行体系，同期战争筹款主要依赖包税商短期借贷，利率高达12%-15%，导致财政崩溃。拿破仑战争（1803-1815）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跨国汇兑网络为英国转运黄金1200万英镑，其伦敦分行在1818年为普鲁士发行的500万英镑重建债券，开创了国际银团承销模式。1815-184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主导的欧洲国债发行总额达4.3亿英镑，平均利率4.5%-5.5%。

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需赔偿德国50亿法郎（约合白银7150吨），分三期支付。法国财政部长莱昂·塞的回忆录记载，1871年6月法国国家信用银行发行了首批20亿法郎国债，利率5%，认购者超预期2.3倍，其中罗斯柴尔德巴黎分行承销了35%。

1872年第二批15亿法郎国债通过伦敦、阿姆斯特丹市场发行，利率降至4.5%。至1873年9月赔款全额付清时，法国实际支付本息合计52.5亿法郎，仅比本金多5%。法国依托成熟的银行体系，仅用2年3个月便完成相当于全国GDP 25%的赔款支付。

1871年法国赔款事件通过《万国公报》传入中国，引发洋务派震动。直隶总督李鸿章在1873年致总理衙门函中称：“法败于德，赔款至五千兆佛郎，不三年而偿清，全赖国债票通行”。1878年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巴黎考察时发现“国债利息仅四五厘，而民争购之，盖信国家之必偿也”。1879年出使德国的李凤苞向朝廷报告：“德之胜法，固由兵精，亦因筹饷有术，其国家银行收发如流水”。

同治九年（1870年），盛宣怀经杨宗濂举荐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赞其“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时年26岁的盛宣怀甫入幕即参与天津教案善后事宜，并在1872年协助筹备轮船招商局。该局初创时额定资本100万两，实际募股仅18万两，缺口部分依赖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10万两（年息10%），这种资金困境使盛宣怀深刻认识到“商务枢机，全在铁路、银行两端”。

至1870年，外国在华银行已达20余家，形成金融垄断网络，仅汇丰银行在华流通纸币就达340万港元，占中国货币流通总量的7%。这些银行通过高息贷款控制洋务企业，如1874年福州船政局向汇丰借款60万两，月息1.25%，并以福州海关关税作抵。

盛宣怀在参与筹建中国首条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时，核算出每里铁路造价约1万两，全程需200万两，远超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他在1879年《筹议铁路电线事宜折》中提出：“铁路为富国之经，银行乃筹款之纬”。其具体构想是仿照汇丰模式，设立资本500万两的股份制银行，发行债票筹集铁路资金，此方案比日本第一国立银行（1873年成立）的资本规模高出67%。1885年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尝试在局内附设“积余公积局”，该机构章程规定“每百两股银存行，岁给息八两”，实为中国近代企业自办金融的雏形。

（唐胥铁路）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掀起在华设银行热潮。华俄道胜银行于1895年12月在圣彼得堡成立，额定资本600万卢布（约合白银360万两），计划在北京、上海设分行，其章程规定可“经理中国国库，发行纸币，代还国债利息”。

与此同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1896年3月向英国政府提交《关于设立中英银行的备忘录》，计划募集资本1000万两，其中英商占60%，华商占40%，企图控制中国关税存储权。盛宣怀通过津海关道唐绍仪获知这些情报，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896年10月18日）向总理衙门急奏：“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急设中国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面对盛宣怀的提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1896年11月21日）致电军机处表示：“银行事体重大，若令一人独办，恐招物议”。他主张仿照轮船招商局旧例，由南北洋大臣各募商股250万两分设银行。但直隶总督王文韶支持盛宣怀，其十月二十五日（11月29日）奏折指出：“银行贵在流通，分设则势力涣散”。双方争执焦点在于银行控制权，盛宣怀在私人信函中直言：“香帅（张之洞）不欲见他人建此奇功”。

在翁同龢斡旋下，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896年12月7日）颁布上谕：“着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 盛宣怀在章程设计上刻意强调主权属性：银行英文名定为"Imperial Bank of China"，与汇丰银行（Hongkong and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形成对等地位；总行设于上海而非北京，避免受制于外国使馆区；钞票正面印有“大清帝国通商银行”满汉双文，背面加注“此票在沪京津汉粤各通商大埠汇兑通用”。

尽管有了皇帝的支持，盛宣怀的银行之梦仍面临重重困难。首先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阻挠。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抵京后，立即向总理衙门递交《关于中俄银行合办事宜说帖》，要求以200万卢布（约120万两）参股中国通商银行，并改组为“中俄合办”。其条件包括：俄方占董事席位3/10、共享货币发行权、优先承揽清政府对外借款。盛宣怀在十二月初八（1897年1月10日）致李鸿章电文中明确反对：“银行若允附洋股，权利尽失，终成洋商傀儡”。

1897年2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照会南洋大臣刘坤一，提出将通商银行与法资东方汇理银行、奥资信贷银行合并，组建资本2000万法郎（约540万两）的跨国银行。该方案要求合并后银行总部设于巴黎，清政府仅保留1/3董事席位。盛宣怀在二月十五日（3月17日）《复南洋大臣函》中痛斥：“此乃假合并之名，行吞并之实，万难允从”，并指令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凡章程所载华商独办条款，一字不得更易”。

在列强压力下，通商银行原始股本结构发生重要调整：根据1897年5月股东大会记录，原定官商各半的500万两股本中，官股比例由40%压缩至20%（100万两），商股增至80%（400万两）。此举既满足清政府“官为维持”的要求，又通过扩大华商持股强化民族资本属性。开业首年吸收存款中，72.3%来自江浙商帮，外资占比不足3%。

道胜银行于1897年3月在上海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纸币，企图挤占通商银行发钞空间。盛宣怀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其一，要求江海关将每年600万两关税的50%存入通商银行；其二，奏请“凡地丁钱粮、关税厘金，均准以通商银行钞票缴纳”；其三，规定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收支必须使用通商银行本票。至1897年底，通商银行发行纸币达130万两，占流通中纸币总量的21%，成功打破外资银行垄断局面。

（华俄道胜银行纸币）

总理衙门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1896年12月27日）对银行章程提出17条修改意见，核心争议在于：第一，要求删除“发行银元”条款，坚持铸币权专属户部宝泉局；第二，规定“每季账册须送总理衙门稽核”，远超当时钱庄的监管强度；第三，反对银行经理“得保举官阶”的奖励机制。盛宣怀为此三次修改章程，最终妥协将铸币权改为“俟户部奏准后办理”，但保留了“总董可保举五品顶戴”的人事激励条款。

除了外部压力，银行的设立还触动了传统银钱业的利益。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1897年1月），山西票号行会22家联名声称银行既设，商贾利权尽归官夺。蔚泰厚票号掌柜毛鸿瀚在私人信函中指示分号：“凡与我号往来客商，不得在通商银行存汇，违者终止借贷”。

御史杨崇伊在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97年2月18日）上《劾盛宣怀把持利权折》，指责其“以招商局总办之身兼领银行，显系垄断罔利”。该奏折引用通商银行《招股章程》第5条“专办官商汇存款项”条款，声称“此例一开，各省司道库款皆归其掌握，流弊不可胜言”。

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二（1897年3月4日）上折子，针对清流质疑逐条驳斥：关于专权问题，指出“招商局、电报局皆系商办，银行事同一律”；针对监管漏洞，承诺“每年由北洋派员查账两次”。

在李鸿章运作下，光绪于4月13日明确“该银行系奉特旨办理，各督抚应妥为保护”。为安抚反对势力，盛宣怀将总行9名总董中的4席分配给江浙丝茶商、2席予票号代表，最终形成官督商办格局。

接下来是筹集股金的问题。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通商银行筹备处公布的《招股章程》原定官商合办，户部拟出资200万两占股40%。此举立即引发商人疑虑，上海商界领袖严信厚、叶澄衷等联名上书，指出“官股若居其半，商权必受掣肘”。

为化解矛盾，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1897年2月11日）向户部提交《变通官款办理章程》，创造性提出：将户部200万两拨款改为“生息官款”，年息5%（低于市场官款存息7%的标准），分6年还本，自1900年起每年归还33.3万两，本息由通商银行上海道库税款担保。该方案经户部与总理衙门会商后，于正月廿五日（2月26日）获朱批允准。

借款方案公布后，商界响应显著改善，至1897年4月15日截止认购时，上海丝茶商帮认购82万两，占商股总额的34.2%，其中怡和源茶栈单笔认购10万两；江浙钱业公会成员认购48万两，占比20%；轮船招商局高级职员认购32万两，占比13.3%。总募商股达214.5万两，超额完成原定200万两目标。宁波商人领袖虞洽卿在股东大会上坦言：“去官股之疑，方有今日之聚”。

经过重重艰难险阻，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根据开业当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典礼上悬挂黄龙旗与“lmperial Bank of China"英文招牌，首批发行1元、5元、10元三种面额纸币共计50万两，票面印有李鸿章亲笔题写的“中国通商银行”字样。开业章程规定总资本500万两，实收214.5万两，其中商股占比80%，官款借款仅占20%。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通商银行前三年工矿贷款总额达214.8万两，1897年放贷76.9万两，占全年贷款总额（213.5万两）的36%，其中汉阳铁厂获贷30万两，抵押物为铁厂官股10万两及大冶铁矿采矿权；1898年工矿贷款56.5万两，占比26%，包括萍乡煤矿20万两(年息7%，以焦炭产量每吨提银0.1两偿还），该矿次年产量由5万吨增至12万吨；1899年工矿贷款81.4万两，占比45%，其中南通大生纱厂获贷25万两，合同规定“以纱厂全盘机器作抵，分六年偿清”。

1897年12月与汉阳铁厂订立的《借款合同》规定，30万两贷款中15万两用于购买德国马丁炼钢炉，10万两支付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薪资，5万两采购萍乡煤矿焦炭。此笔贷款使汉阳铁厂1898年生铁产量从0.8万吨增至2.3万吨。萍乡煤矿1898年贷款合同更首创“产销挂钩”还款模式：约定每年售焦炭4万吨，每吨售价4.2两中提取0.5两还贷，至1901年提前2年偿清本息。

（汉阳铁厂）

通商银行打破外资垄断，至1899年累计发钞210万两，流通范围涵盖23个通商口岸，占全国纸币流通量的18%（汇丰银行占62%) ; 1898年开办对日生丝贸易信用证业务，年处理额达85万两，手续费率仅1.5%，低于外资银行2%的标准；吸收江浙丝商存款年均120万两，户部关税存款稳定在80万两，1899年存款总额达427万两，为实收资本的2倍。

经济学家汪敬虞测算，1895-1900年间中国近代工业新增资本中，通商银行贷款贡献率达19.7%。该行1899年资产负债表显示，工矿企业贷款占资产总额的38.6%，远超同期票号不足5%的实业投资比例。1901年海关报告承认：“上海金融市场，华商银行已能与汇丰平分秋色”。

有一位伙伴，个人很优秀，但团队经常看不到他，每次公司活动都很少看到他的影子。几星期过后，老板和同事决定去探访他。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老板和同事敲开他的门，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炉旁。 他也猜到老板来探访的目的，一定是请他参与会议。但他心里却想：“成功是我个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方法去做呢？”

出于礼貌，他请老板和同事进来，坐在炉火旁的椅子上，等待老板说明来意。 但老板坐下后，并没有说什么。在一片死寂的安静中，他们只是注视着火炉中的炭火，那火焰正燃烧着木块，发出啪啪的声音。

几分钟过后，老板拿起夹炭火的钳子，小心翼翼地捡了一块烧得通红的木头，夹到旁边搁着。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继续沉默着。这个朋友也安静地看着这一幕。

过不久，那块烧红炙亮的炭火闪过它最后一道光芒，很快就熄灭了，不再红也不再亮。 冷却后的炭火静静地躺在那冰冷的地上，看起来像是一块死寂的黑木炭。

老板仍然没有说话。不久，老板起身，捡起这块死掉了的木炭，把它再放回烈火当中。立刻，这块黑木炭又开始燃烧起来，跟着旁边一堆烧得正炙的炭火，一起发出熊熊的火焰。

老板说：“回来，跟我们一起燃烧吧！”

这个人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说：“感谢你！我立刻融入团队中去。”团队就是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力同步、执行到位、严格复制、互相帮补扶持。

再优秀的人离开群体是无法生存的，因为生命需要相互激励，方能迸出火花。自扫门前雪的人，常常落入自私并感到孤单！

离开团队的你，可能什么也不是了！

当今是一个抱团合作取暖的时代，唯有放下自我，融入团队，才能一起共赢！每个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上海老歌》，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坛风貌，以及中国原创歌曲的起步和最初的发展轨迹的系列作品。该系列经过4年整理编撰，对数千张制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歌唱片金属模版进行梳理、清洗，最终选择了393首在中国原创歌曲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利用音频工作站对老歌母版进行修复，尽量去除杂音，加以适当修饰，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增强欣赏性。《上海老歌》系列在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唱片录制年代和重点曲目的背景，既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上海乐坛的风貌，也介绍了那个时代名流艺人的成名经历，重现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使之成为有声有色的三四十年代上海歌坛史。
　　在收入的393首歌曲中不仅选编了作为上海三四十年代流行乐坛主流的情歌和流行曲，以及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更有相当篇幅是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还侧重选取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这些歌曲雅俗共赏，题材各异，中西合璧，风格多样，是所谓“海派文化”的老上海人文风情的缩影。
Pop songs between 1930s and 1940s in Shanghai
曲目:
CD-01 王人美
．渔光曲 5:47
．关不住的春光 3:08
．铁蹄下的歌女 2:38
．梅娘曲 2:57
．恭贺新禧 5:14
．春回来了 2:50
．小天使 2:59
．卖饼儿 2:35
．芭蕉叶上诗 6:09
．玫瑰花开 3:07
．新毛毛雨 5:57
．雷峰塔影 1:56
．盼郎归 2:57
．春花秋月 5:37
．洞庭月 2:52
．青春的梦 2:36
CD-02 龚秋霞
．蔷薇处处开 3:12
．是梦是真 3:03
．秋水伊人/思母 4:43
．欢迎新年 2:33
．梦中人 2:59
．春 2:58
．莫忘今宵 3:14
．春恋 3:15
．女工歌 2:26
．春风野草 2:43
．丁香树下 2:53
．落难的人 2:49
．白兰花 3:16
．溜冰曲 2:57
．我在呼唤你 2:37
．初阳 3:03
．摇妈妈 3:15
．船歌 2:37
．四季花开 3:24
．宵之咏 2:46
CD-03 白虹
．郎是春日风 3:10
．海恋 3:11
．浪花 2:50
．别走得那么快 2:20
．三年 3:08
．塞外情歌 2:55
．疯狂乐队 2:18
．春怨 2:51
．夜半行 2:42
．雨不洒花花不红 2:28
．春天的降临 2:19
．春之舞曲 2:21
．太平春 2:42
．乘风破浪 2:43
．忘了我吧 2:47
．香岛风月 2:49
．咪咪 2:41
．花之恋 2:21
．勇健的青年 2:25
．莎莎再会吧 2:54
BONUS TRACK:
．祝福 2:14
CD-04 周璇
．天涯歌女 2:27
．夜上海 2:46
．凤凰于飞 2:44
．采槟榔 2:17
．花开等郎来 3:22
．五月的风 2:58
．百花歌 2:52
．月圆花好 2:49
．凤阳花鼓 2:55
．四季歌 2:04
．天堂歌 2:45
．花样的年华 3:01
．一片痴情 3:02
．拷红 3:15
．春花如锦 3:07
．长相思 2:36
．特别快车 3:00
．卖杂货 3:08
．晚安曲 2:53
．何日君再来 5:19
BONUS TRACK：
．风雨中的摇篮歌 2:52
CD-05 姚莉
．玫瑰玫瑰我爱你 2:24
．踏车寻春 2:42
．风雨交响曲 2:56
．春风曲 2:29
．哪个不多情 3:05
．卖相思 2:36
．是真是假 2:52
．白兰香 2:31
．莺儿飞 3:03
．默默无言 3:01
．西子姑娘 6:18
．可爱的秋天 2:26
．秋的怀念 2:34
．恋 2:31
．重逢 2:47
．等待 2:27
．人隔万重山 2:35
．又一春 2:36
．得不到的爱情 2:55
．哈恰恰 2:47
BONUS TRACK:
．秋雨送相思 2:37
CD-06 白光
．如果没有你 2:27
．莫负今宵 2:47
．等着你回来 2:57
．恋之火 2:50
．我是浮萍一片 3:00
．今夕何夕 2:58
．墙 2:24
．葡萄美酒 2:47
．桃李争春 2:56
．魂萦旧梦 2:52
．何处是儿家 2:33
．春 3:04
．秋夜 2:56
．相见不恨晚 3:04
．寒夜的街灯 2:47
．让我走 3:17
．小花 3:01
．怀念 2:39
．四季想郎 3:11
．假正经 2:31
BONUS TRACK:
．细雨绵绵 2:35
CD-07 欧阳飞莺
．香格里拉 3:05
．莺飞人间 2:48
．风花雪 2:52
．雨濛濛 3:13
．好时光 2:47
．怀想 3:05
．节食歌 2:27
．记得 2:57
．你去吧 2:57
．梅花操 2:39
．东风多情 2:35
．妈离不了你 3:15
．春天的花朵 2:24
．花月之歌 3:11
．自由的歌唱 3:05
．创造 2:37
．湖上春 2:52
．我不要情人 3:07
CD-08 吴莺音
．明月千里寄相思 2:53
．好春宵 2:30
．红灯绿酒夜 2:34
．我想忘了你 2:45
．秋华月满 3:09
．岷江夜曲 2:42
．玫瑰，我为你陶醉 3:00
．爱情永远在身旁 2:22
．听我细诉 3:01
．江南之夜 3:01
．夜莺曲 2:43
．断肠红 3:14
．月落乌啼 2:42
．何必相逢 2:38
．大地回春 2:46
．春风带来烦恼 3:06
．湖畔情侣 2:38
．侬本痴情 2:50
．恨不钟情在当年 2:41
．垄上一朵玫瑰 2:30
BONUS TRACK:
．天边有个你 2:54
CD-09 李丽华
．谁在我的心头打个结 2:45
．千里送京娘(与姚敏) 2:57
．三个世界 3:06
．落花恨 2:26
．快乐天使 2:53
．墙头草 3:02
．爱人的心(与姚敏) 3:06
．天上人间 2:29
．窗前蜜语 3:13
．西湖春 3:27
．桃花红 2:36
．我的妈妈作主张 3:02
．花月良宵 3:05
．两朵花 2:48
．桃花堤上春风软 2:53
．小山歌 2:45
．群莺飞 2:48
．你也要回头想 3:03
．花荫相逢 2:40
．卖花女 3:12
BONUS TRACK:
．新四季歌 2:41
CD-10 严华
．桃花江(与周璇) 2:55
．哈雀雀 2:51
．一个小东西 2:46
．莫记仇 2:50
．可爱的鲜花 3:11
．野花朵朵鲜 3:18
．秋江忆别 3:09
．人海飘航(与白虹) 2:48
．爱如金玉(与白虹) 2:46
．人生多岔路(与龚秋霞) 2:57
．四季问答(与龚秋霞) 2:52
．爱的波折(与李丽华) 3:04
．百鸟朝凰(与李丽华) 3:13
．大地之歌(与梁萍) 2:50
．并肩前进(与姚莉) 3:07
．叮咛(与周璇) 2:58
．扁舟情侣(与周璇) 2:47
．探情(与周璇) 2:46
CD-11 姚敏
．田园之歌 2:58
．苏州河边(与姚莉) 2:49
．永远不分离(与周璇) 2:30
．花锣花鼓(与李丽华) 2:33
．马来风光(与姚莉) 2:34
．青山绿水 2:53
．春泛街头(与谷莺) 3:02
．迎春歌(与姚莉) 2:53
．女大当嫁(与张帆) 2:34
．星心相印(与周璇) 3:02
．何处是青春(与姚莉) 2:39
．花月佳期(与白虹) 2:45
．乡下人 3:01
．丁个儿铃鼓铛(与梁萍) 3:03
．天长地久(与周璇) 5:33
．苏三(与姚莉) 3:05
．郎情妹意(与李丽华) 2:39
．心心相印(与姚莉) 2:49
BONUS TRACK:
．三轮车夫歌(与姚莉) 2:47
CD-12 李香兰与“三陈”
．夜来香(李香兰) 3:14
．恨不相逢未嫁时(李香兰) 3:28
．春之颂(陈娟娟) 2:44
．幸福的船(陈娟娟) 2:58
．燕燕(陈燕燕) 3:02
．海燕(李香兰) 2:36
．云裳仙子(陈云裳) 2:56
．听我唱(陈娟娟) 2:52
．我想回家(陈娟娟) 2:19
．花香为情郎(李香兰) 2:46
．春之恋歌(陈云裳) 3:06
．心灵的窗(陈娟娟) 2:51
．黄莺儿(陈燕燕) 2:59
．月亮在哪里(陈云裳、梅熹) 4:27
．忘忧草(李香兰) 2:29
．一夜皇后(陈云裳) 6:09
．小孤女(陈娟娟) 3:10
．第二梦(李香兰) 2:58
CD-13 张帆 张露
．贺新年(张帆) 2:22
．满场飞(张帆) 2:48
．桃花朵朵红(张帆) 2:53
．我还有一线希望(张帆) 2:42
．苏堤春晓(张帆) 2:38
．臭虫歌(张帆) 2:34
．玫瑰花(张帆) 2:53
．我要梦见你(张帆) 2:30
．唱不完的郎(张帆) 2:42
．朦胧月(张帆) 2:29
．叹烟花(张帆) 2:47
．你真美丽(张露) 2:21
．满天星(张露) 2:27
．我要你的爱(张露) 2:44
．春游曲(张露) 2:52
．淑女窈窕(张露) 2:50
．露珠和蔷薇(张露) 2:59
．恨海难填(张露) 2:39
．小巷春(张露) 3:19
．谈爱要小心(张露) 2:38
．退了色的梦(张露) 2:51
．俏冤家(张露) 2:57
BONUS TRACK:
．无语问苍天(张帆) 2:23
CD-14明月巨星（1）
．毛毛雨(黎明晖) 5:28
．新凤阳歌(黎莉莉) 3:17
．桃花江(王人美、黎莉莉) 6:06
．如此繁华(黎莉莉) 2:36
．洋化青年(徐来) 2:29
．妹妹我爱你(黎莉莉) 4:57
．水东流(徐来) 2:44
．桃李争春(黎明晖) 2:36
．红顔军士(黎莉莉) 3:08
．人面桃花(黎明晖) 2:52
．征求女友(徐来) 2:29
．醉卧沙场(黎莉莉) 3:03
．花长好(黎明晖) 2:58
．劳苦农工(徐来) 2:51
．铁马金戈(黎莉莉) 3:00
．老凤阳歌(黎莉莉) 5:13
．特别快车(王人美、黎莉莉) 6:27
CD-15 明月巨星（2）
．麻雀与小孩(黎明晖、白虹、张静)5:00
．钟声(张静、周璇、黎明健) 2:46
．你的花儿(周璇、黎明健) 2:47
．五芳斋(周璇、严华、严斐) 3:02
．爱情与玫瑰(薛玲仙) 2:56
．龙翔凤舞(胡笳) 2:21
．锦城春色(严斐) 2:44
．小小家庭(张静) 2:44
．花木兰(严斐) 2:55
．神女(胡笳) 2:27
．说爱就爱(薛玲仙、严华) 4:37
．南岛傍晚(严斐) 3:34
．杨柳青青(薛玲仙、郑漠) 3:46
．今夜曲(严斐) 2:49
．十字街头(薛玲仙) 2:23
．影城艳史(胡笳) 2:58
．睡的赞美(张静) 3:15
．鸟语花香(严斐) 3:00
．我侬词(张静) 3:08
．寄来的吻(张静) 2:59
CD-16 群星合辑(1)
．春天里(赵丹) 2:42
．长亭十送(张翠红、严华、韩兰根) 3:08
．牧歌(李丽莲、张曙) 2:34
．节节花开(袁美云) 2:58
．湖上之歌(王人美、梅熹) 3:13
．定情歌(金焰、郎毓秀) 3:05
．王老五(蓝萍、王次龙) 2:47
．摇船歌(高占非) 2:25
．龙船曲(袁美云) 2:57
．花花世界(英茵) 2:59
．春风袅娜(陈绮霞) 2:45
．渔村之歌(李丽莲) 5:29
．花开花落(袁美云) 2:39
．夜来香(胡蝶) 2:40
．爱秋香(韩兰根) 3:03
．四季吟(张翠红) 2:58
．今夜曲(宣景琳) 3:04
．湖上悲歌(陈波儿) 2:56
．思君吟(张翠红) 2:27
．侬心许(宣景琳) 3:00
．牧歌(龚秋霞、梅熹) 5:47
CD-17 群星合辑(2)
．看着我(逸敏) 2:26
．我的冤家(逸敏) 2:29
．同是天涯沦落人(逸敏) 2:38
．湖畔良宵(逸敏) 2:36
．常在我心中(逸敏) 2:50
．骑马到松江(白云) 2:37
．牛背情歌(白云) 2:42
．上海小姐(张伊雯) 2:41
．丹桂飘香(都杰) 3:08
．荒唐浪子(陈琦) 2:42
．海的怀念(佩妮) 2:51
．哈哈镜(佩妮) 2:42
．丰年(佩妮) 2:53
．星和月(金溢) 3:15
．恋痕(金溢) 3:03
．爱的流连(曼萍) 3:15
．少年的我(梁萍) 3:01
．昭君怨(梁萍) 3:24
．春来人不来(梁萍) 3:08
．蔷薇和玫瑰(梁萍) 2:54
BONUS TRACKS:
．倚窗情歌(张伊雯) 2:37
．小姐变太太(金溢) 2:19
CD-18 学院派歌手合辑(1)
．关不住了(周淑安) 2:55
．安眠歌(周淑安) 3:03
．天伦歌(郎毓秀) 3:22
．早行乐(郎毓秀) 2:20
．飘零的落花(郎毓秀) 3:10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郎毓秀) 3:07
．新婚的甜蜜(郎毓秀) 3:00
．西湖春晓(郎毓秀、胡然等) 2:36
．我们的家乡(郎毓秀、蔡绍序) 2:40
．满园春色(郎毓秀、蔡绍序) 2:56
．千里吻伊人(蔡绍序) 5:32
．教我如何不想他(斯义桂) 3:16
．狂欢之夜(黄友葵等) 2:41
．三轮车上的小姐(云云) 2:56
．今夜的街灯(云云) 2:47
．无名氏(云云) 2:47
．简单的生活(云云) 2:29
．我为你歌唱(云云) 2:50
CD-19 学院派歌手合辑(2)
．郊游(喻宜萱) 3:05
．慈母心(喻宜萱) 3:02
．长城谣(周小燕) 2:54
．红豆词(周小燕) 2:50
．BONUS TRACKS:
柳条长(周小燕) 2:52
．思乡(应尚能) 2:20
．山中(伍伯就) 3:00
．壁画词(伍伯就) 2:45
．今夜又是好月亮(路明) 2:44
．黄浦江(路明) 3:04
．樵歌(黄飞然、白虹) 3:04
．哪一天回家乡(黄飞然) 3:10
．初恋女(黄飞然) 2:39
．海上(黄飞然) 3:11
．我自从遇见你(黄飞然、白虹、姚莉、黄颖仪) 2:38
．热情的眼睛(黄飞然) 2:47
．起誓(黄飞然、欧阳飞莺) 3:10
．青春舞曲(黄飞然) 2:36
CD 20左翼进步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袁牧之、顾梦鹤) 2:48
．救亡进行曲(李智勤等) 2:58
．思故乡(沙蒙) 2:30
．热血(金山、姚萍、塞克) 3:00
．大路歌(金焰、郑君里等) 2:37
．告别南洋(金焰) 2:51
．开路先锋(金焰等) 2:43
．慰劳歌(袁美云) 2:18
．新女性歌(陈燕燕、黎莉莉等) 5:55
．搬夫曲(张曙等) 2:57
．抗敌歌(胡蝶、高占非) 2:55
．码头工人歌、苦力歌(森森歌唱团) 2:28
．十九路军(胡蝶) 2:36
．向前走(谈瑛) 2:27
．自由神之歌(王莹) 2:57
．毕业歌(袁牧之、陈波儿等) 2:31
．黄河之恋(施超) 2:33
．大无畏歌(袁美云) 2:16
．大众的歌手(辛瑞芳) 2:58

[0:00] 相思河 Missing By the Riverside
[2:24] 昨夜你对我一笑 Smile At Me Last Night
[5:15] 明月千里寄相思 The Moon Tells My Love
[8:27] 如果没有你 If Without You
[10:47] 采槟榔 Picking Betel Nuts
[15:00] 夜上海 Shanghai Night
[19:14] 月光小夜曲蔡琴 Moonlight Serenade
[23:37] 给我一个吻 Give Me A Kiss

[0:00] 敲敲门 - Knocking at Your Door
[3:14] 落花流水 - Utterly Routed
[7:00] 上日拉 - Shangrila
[10:54] 流浪的歌女 - Vagrant Singing Girl
[14:50] 五月的风 - Winds of May
[18:33] 夜来香 - Evening Primrose
[21:55] 十个迹象 - Ten Signs

夜上海 Shanghai Nite 
天涯歌女 Vagrant Singing Girl
花好月圆 Blooming Flower and Full Moon
月光小夜曲 Moonlight Serenade
五月的風 May Wind
香格里拉 Shangri-La
落花流水 Falling Flowers and Flowing Water
我家在哪裡 Where is My Home  
給我一個吻 Give Me A Kiss
蘇州河邊 Over the Suzhou River

翻过生命的山

趟过岁月的河

金海泉/吴献忠：

在时光里沿途跋涉

在商海中奋斗拼搏

朱圣杰/徐章来：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钱堃/邰正彪：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张学旺/伍俊峰：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李建平/张春：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合唱：

我们都是徽骆驼

朱盈/冯伟：

吃得苦中之苦

能耐渴中之渴

戴国中/高超/苏舒

敬业爱国报社会

我们是天下徽商客

洪清华：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合唱：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站是一座山

卧是一条河

迎朝阳创业

披星月放歌

敢为天下先

宏图大气魄

诚信激情担责任

我是天下徽商客

我们都是徽骆驼

Gemeinhin wird in neuerer Zeit das Huang Di Nei Jing als das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Nei Jing) übersetzt. Joseph Needham zufolge bezieht sich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Nei (Innen) und Wai (Außen) auf die klassische Aussage der Daoisten, dass sie "außerhalb der Gesellschaft wandeln", dass der Bereich der Weisen "außerhalb von Zeit und Raum" liegt. Innen (Nei) steht deshalb für alles Innerweltliche, Rationale, Praktische, Konkrete, Wiederholbare, Verifizierbare, Wissenschaftliche. Außen (Wai) bedeutet alles Außerweltliche, alles was mit Göttern und Geistern, mit Weisen und Unsterblichen zu tun hat, alles Außergewöhnliche, Wunderbare, Fremde, Ungewohnte, nicht Irdische, Außerkörperliche oder Unkörperliche.

Als korrekte Übersetzung schlägt Needham deshalb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der praktischen Medizin" vor, zumal in den alten Bibliographien auch ein Huang Di Wai Jing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außerphysischen Medizin") erwähnt wird, dass allerdings schon vor vielen Jahrhunderten verloren ging und, wie Needham vermutet, die magisch-religiösen Aspekt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beinhaltet hat. 

Eine spätere Unterscheidung, die jedoch nicht weiter zurückreicht als in die Zeit der Song-Dynastie (420 - 479) unterscheidet zwischen "innerer Medizin", die der internen und allgemeinen Medizin im heutigen Sinne entspricht, und "externer Medizin", die neben chirurgischen Behandlungen auch Dermatologie (Behandlung von Verbrennungen, Hautausschlägen etc.) und die Behandlung von Brüchen und Ausrenkungen umfasst. Diese Klassifizierungen der Medizin, die in der Ming-Zeit (1368 - 1644) bis auf 13 Spezialrichtungen erweitert wurden, haben jedoch, so Needham, keine Gemeinsamkeiten mit den Unterscheidungen von Nei Jing und Wai Jing des Huang Di Nei Jing.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chin. 黄帝内經), auch als Nèijīng (内經) bekannt, ist eines der ältesten Standardwerk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ird unter anderem als "Innerer Klassiker des Gelben Fürsten", "Buch des Gelben Kaisers zur Inneren Medizin" und "Die Medizin des Gelben Kaisers" übersetzt und besteht aus zwei großen Teilen. Dieses medizinische Fachwerk ist bis heute grundlegend und richtungsweisend für die Ausbildung innerhalb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 Es wurde von der UNESCO in die Liste des Weltdokumentenerbes aufgenommen.^[1]

Seit der Han-Dynastie (漢朝/Hàncháo – ca. 206 v. Chr. bis 220 n. Chr.) und der Jin-Dynastie (晋朝, Jìncháo–ca. 265–420 n. Chr.) bekannt als Jiǔjuàn (九卷 - „9 Bände“) oder Zhēnjīng (针经 - „Meridian“)

Seit der Tang-Dynastie (唐朝/Tángcháo - ca. 618–907 n. Chr.) bekannt als Língshū (灵枢 -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2]

Das Gesamtwerk des Huángdì Nèijīng gliedert sich in 18 Bände, die aus insgesamt 162 Kapiteln bestehen. Die ersten neun Bände beinhalten das Huángdì Nèijīng Sùwèn (黄帝内经素问) - oder kurz Sùwèn (素问). Übersetzt wird dieser Teil mit "einfache Fragen" oder „unbefangene Fragen“. Dort behandelt Huángdì im Gespräch mit seinem Meister Qí Bó (岐伯) vor allem die Naturgesetzmäßigkeiten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Mensch und Himmel und wie man alle Kräfte in Harmonie miteinander bringen kann. Diese Fragen und Erkenntnisse bilden das Fundament der grundlegenden Philosophie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3]

Die weiteren neun Bände wurden erst im Laufe der Jahrhunderte hinzugefügt und waren auch immer unter anderen Bezeichnungen bekannt (siehe Entstehungsgeschichte). Seit der Tang-Dynastie werden diese Bände als „Língshū“ („Angelpunkt der Struktivkraft“) bezeichnet und beschäftigen sich vor allem mit der äußeren Anwendung von Therapieformen wie der Akupunktur und Moxibustion sowie der Organ- und Meridian-Theorie.

《黄帝内经》在主流社会认为是现存最早中医理论著作，对后世中医学理论的奠定有深远的影响。此书相传是黄帝与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师、鬼臾区、少俞等多位大臣讨论医学的记述，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成书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东汉至隋唐时期仍继续修订和补充。《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该书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也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发展的基石^[1]。 西汉汉成帝时，刘向等人曾大规模校理古籍，李柱国则负责校理方伎，原书目先载于刘向《别录》，后载于其子刘歆《七略》，今二书已佚，但其目录内容被东汉班固引录于《汉书》〈艺文志〉中，后世仍可以推见其原貌。《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黄帝内経』（こうていだいけい、こうていだいきょう、こうていないけい、黄帝内剄）は、現存する中国最古の医学書と呼ばれている。古くは『鍼経』（しんきょう）9巻と『素問』（そもん）9巻があ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ら9巻本は散逸して現存せず、現在は王冰（おうひょう）の編纂した『素問』と『霊枢』（れいすう）が元になったものが伝えられている。黄帝が岐伯（きはく）を始め幾人かの学者に日常の疑問を問うたところから『素問』と呼ばれ、問答形式で記述されている。『霊枢』は『鍼経』の別名とされ、『素問』が基礎理論とすると、『霊枢』は実践的、技術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

2011年、ユネスコが主催する世界記録遺産にも登録された。

『黄帝内経』は、前漢代に編纂され、『鍼経』と『素問』の合計18巻と伝えられている。その内容は散逸して一旦は失われたが、762年唐の時代に王冰の表した『素問』と『霊枢』が伝えられている。現代の研究では『鍼経』もしくは『九霊』は『霊枢』（9巻）のことであるとされている。ただしこの9巻本も散逸してしまって残っていない。現在は1155年に南宋の史崧が霊枢を新たに校訂し、24巻81篇として編纂したものが元になっている。

『素問』が理論的であるのに対し、『霊枢』はより実践的に記述されている。『素問』の内容は医学にかぎらず、易学、天候学、星座学、気学、薬学、運命学と広くさまざまな分野に及び、医学書というより科学書と呼ぶべきであるという意見もあり、道教にとっても原典の一つとされる。現在、医学書とされている理由は、紀元前1世紀の図書目録である『漢書』「芸文志」に医書として分類されていることによる。

『内経』の原本は残っておらず、さまざまな写本が存在する。日本では京都の仁和寺に、日本最古の『黄帝内経太素』の写本が所蔵されている。『太素』（たいそ）は7世紀ころの写本で、唐代の楊上善が、『素問』と『霊枢』を合わせて編纂したものである。

『黄帝内経』18巻のうち、1部にあたる9巻を『鍼経』と呼び、2部の9巻を『素問』と呼ぶ。『鍼経』は経脈、経穴、刺鍼、また営衛、気血など系統的で詳細に説明されている。ここで9という数字には意味があり、古代中国において、数は1から始まり9で終わるとされていた。すなわち1巻には1章から9章が記述され、9章の次は2巻となる。1部は9巻×9章で81章で一まとまりとなり、『黄帝内経』は2部構成であった。『素問』は、古くは紀元前202年の前漢代の頃から編纂され始め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現存する『素問』は、762年に王冰によって編纂された。王冰はそれ以前の『素問』を大幅に変更したことがわかっており、王冰の『素問』からは古い『素問』を伺い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批判されている。

『霊枢』は『素問』より新しい時代のもので、20年から200年ころ編纂された。『素問』より前に『鍼経』が編纂され、それが後に『霊枢』に引き継が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芸文志」には、『内経』（18巻）の他に『外経』（37巻）があったとの記録があるが、『外経』は現存せず、詳しいことはわかっていない。

Huangdi N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黄帝内经; traditional Chinese: 黃帝內經; pinyin: Huángdì Nèijīng), literally the Inn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or Esoteric Scripture of the Yellow Emperor, is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 that has been treated as the fundamental doctrinal source for Chinese medicine for more than two millennia. The work is composed of two texts—each of eighty-one chapters or treatises in a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between the mythical Yellow Emperor and six of his equally legendary ministers.

The first text, the Suwen (素問), also known as Basic Questions,^[1] cover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diagnostic methods. The second and generally less referred-to text, the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ivot), discusses acupuncture therapy in great detail. Collectively, these two texts are known as the Neijing or Huangdi Neijing. In practice, however, the title Neijing often refers only to the more influential Suwen.

Two other texts also carried the prefix Huangdi Neijing in their titles: the Mingtang (明堂; Hall of Light) and the Taisu (太素; Grand Basis), both of which have survived only partially.

The earliest mention of the Huangdi Neijing was in the bibliographical chapter of the Hanshu 漢書 (or Book of Han, completed in 111 CE), next to a Huangdi Waijing 黃帝外經 (“Outer Canon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at is now lost. A scholar-physician called Huangfu Mi 皇甫謐 (215-282 CE) was the first to claim that the Huangdi Neijing in 18 juan 卷 (or volumes) that was listed in the Hanshu bibliography corresponded with two different books that circulated in his own time: the Suwen and the Zhenjing 鍼經 (“Needling Canon”), each in 9 juan.^[2] Since scholars believe that Zhenjing was one of the Lingshu's earlier titles, they agree that the Han-dynasty Huangdi Neijing was made of two different texts that are close in content to the works we know today as the Suwen and the Lingshu.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Huangdi Neijing, 黃帝內經)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cient text in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a major book of Daoist theory and lifestyle. The text is structured a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Yellow Emperor and one of his ministers or physicians, most commonly Qíbó (Chinese: 岐伯), but also Shàoyú (Chinese: 少俞).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using this device was for the (anonymous) authors to avoid attribution and blame (see pages 8-14 in Unschuld for an exposition of this).

The Neijing departs from the old shamanistic beliefs that disease was caused by demonic influences. Instead the natural effects of diet, lifestyle, emotions, environment, and age are the reason diseases develop. According to the Neijing, 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various forces and principles, such as Yin and yang, Qi and the Five Elements (or phases). These forces can be understood via rational means and man can stay in balance or return to balance and health by understanding the laws of these natural forces. Man is a microcosm that mirrors the larger macrocosm. The principles of yin and 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wind, damp, hot and cold and so on that are part of the macrocosm equally apply to the human microcosm.

Le Huangdi Nei Jing (黄帝内经) ou Classique interne de l'empereur Jaune est le plus ancien ouvrage de médecine chinoise traditionnelle. Il se divise en deux parties : le Su Wen et le Ling Shu. Tous les aspects de la médecine y sont abordés, avec leur traitement,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 traitement par acupuncture. Il y est fait allusion à l'usage de poinçons de pierre qui auraient pu être utilisés avant l'apparition des aiguilles en métal : « Mon désir est […] qu'on ne se serve plus des antiques poinçons de pierre ». Cette méthode était appelée bian jiu¹. 

Huangdi Neijing, Libro Interno (o Esoterico) dell'Imperatore Giallo, è un antico trattato di medicina tradizionale cinese, attribuito a Huangdi.

In Cina è considerato come il testo medico più influente. Gli è stato assegnato il primo posto tra le opere di categoria incluse nel Ssu-k'u Ch'uan-shu, catalogo delle più importanti opere di letteratura antica, pubblicato nel 1772 sotto gli auspici del governo cinese.^[1] È diviso in due tomi, lo Huangdi Neijing Suwen (le "Domande semplici"), abbreviato come Suwen 素問, e lo Huangdi Neijing Lingshu (Il "Perno spirituale") abbreviato come Lingshu 靈樞. Ogni tomo è, a sua volta, diviso in ottantuno capitoli; la trattazione è dialogica e discorsiva, caratterizzata dal confronto tra il leggendario Huangdi e sei dei suoi leggendari ministri imperiali. Il testo, in virtù del suo valore storico-culturale e medico, è comparabile al Corpus Hippocraticum greco, alle opere di Claudio Galeno ed alla trattazione di medicina medievale di ispirazione islamica (Averroè, Avicenna) ed europea.^[2]

Sebbene alcune fonti storiche conformate alla leggenda considerino la stesura del Canone come risalente all'epoca imperiale gialla (2697 a.C.), la maggior parte degli storici cinesi sostiene che la redazione vera e propria del trattato sia contemporanea al periodo dei Regni Combattenti (453-222 a.C.) e prosegua fino alla dinastia degli Han posteriori (25-222 d.C.). In ogni caso i contenuti medici e filosofici del Canone risalgono ad un periodo antecedente la redazione del trattato. Alla luce di ciò, la tradizione cinese individua nella figura di Huang Di l'autore ed il redattore dell'opera.^[3]

Ciò di cui si è certi è che il Lingshu sarebbe di poco anteriore al Suwen. I vari testi vennero poi divisi e riorganizzati da vari autori, fino a quando, nella dinastia Tang, Wang Bing (710-804 d.C.) organizzò il testo nella stesura che conosciamo oggi.

Nel Suwen 素問 il Maestro celeste Qi Bo risponde alle domande (wen, parte del titolo, dove Su sta per seta grezza, semplice, quindi le domande semplici, nel senso di basilari, fondamentali) di Huangdi. Nel rispondere alle domande, Qi Bo affronta sia la fisiologia (studio dei visceri e dei meridiani o tragitti d'animazione), sia l'eziologia, sia la diagnosi, sia la terapia.

Nel Lingshu 靈樞 si parla della relazione fondamentale dell'uomo con il Cielo, tramite gli Spiriti, si dice cioè che le attività terrene sono sempre basate su influssi celesti. Si potrebbe parlare di un trattato di psicologia cinese, se non fosse che la categoria della psiche non è presente nel mondo cinese (nel senso che una divisione tra psiche e soma non viene presentata). Il tutto viene esposto secondo la dottrina dello yin e dello yang e delle cinque fasi wuxing (五行), le categorie del qi che dal I secolo a.C. sono servite a declinarlo.

Huangdi Neijing ( chino simplificado : 黄帝内经 ; chino tradicional : 黃帝內經 ; pinyin : Huangdi Neijing ), también conocido como el Canon Interior de Huangdi o Canon interno del Emperador, es un antiguo texto médico chino que ha sido tratado como la fuente doctrinal fundamental para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a desde hace más de dos milenios. El trabajo se compone de dos textos, cada uno de ochenta y un capítulos o tratados en un formato de preguntas y respuestas entre el mítico Huangdi (Emperador Amarillo o más correctamente Emperador) y seis de sus ministros igualmente legendarios.

El primer texto, el Suwen (素問), también conocido como Preguntas básicas,¹​ cubre el fundamento teórico de la medicina china y sus métodos de diagnóstico. El segundo y generalmente menos que se refiere al texto, el Lingshu (靈樞) (Spiritual Pívot), discute la terapia de la acupuntura con gran detalle. En conjunto, estos dos textos son conocidos como el Neijing o Huangdi Neijing. En la práctica, sin embargo, el título Neijing menudo se refiere sólo a la más influyente Suwen. Otros dos textos también llevan el prefijo Huangdi neijing en sus títulos: el Mingtang 明堂 ("Salón de la Luz") y el Taisu 太素 ("Gran base"), ambos de los cuales han sobrevivido sólo parcialmente.

“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唐仕凯表示，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据了解，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昨日(8月5日)，梅赛德斯-奔驰与宁德时代宣布，深化双方在动力电池技术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高新电池技术，支持梅赛德斯-奔驰车型阵容的大规模电动化。梅赛德斯-奔驰正加速推进其“电动为先”战略，而锂离子电池技术领导者宁德时代将为其提供符合碳中和标准的先进电芯、模组及电池系统。

据了解，双方协议的内容涵盖了各领域的动力电池技术，包括为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产品提供电芯及模组，为梅赛德斯-奔驰轻型商务车产品提供整体电池系统，并将具备前景广阔的创新技术指标。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宁德时代为部分项目提供的CTP(无模组电池包)设计，其省去了传统电池模组，将电芯直接集成到电池包。

“戴姆勒将继续通过携手实力强劲、创新进取的合作伙伴们，推进包括电动出行在内的未来战略，以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加速创新。在中国，多年来我们已与业内领军者及科技公司建立起深入的伙伴关系。得益于此，戴姆勒不仅保持了长足发展的良好势头，同时提高了从生产到采购、研发的效率。”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表示，“现在，我们很高兴与世界领先的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再上新台阶，该合作关系将助力我们推进‘电动为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坚信，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戴姆勒加速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表示：“梅赛德斯-奔驰是宁德时代特殊并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很高兴可以进一步扩展、升级这一合作，这对促进双方的未来发展均有裨益。梅赛德斯-奔驰在130多年前发明了汽车，并以无数创新技术推动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其与宁德时代锂电专业与经验的结合，将成为双方电动化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合作开发并提供可靠且有竞争力的电动化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

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曾毓群博士

电池系统高度复杂，电芯是其核心所在，其化学体系对电动汽车的性能、续航里程和使用寿命都有着关键的影响。通过与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梅赛德斯-奔驰将推进现在及未来对一流锂电池技术的开发。双方已经开始下一代电池的研发工作，研发成果将应用于梅赛德斯-奔驰未来几年推出的新车型中。

双方明确的研发目标包括缩短研发周期，通过提高能量密度以大幅增加电池的续航里程，并减少充电时间。为提高电动车在豪华车市场对客户的吸引力，双方设置了很高的目标，配备宁德时代电池模组的豪华纯电轿车EQS将于明年交付客户，其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WLTP标准)，充电速度比现有车型快一倍。

“我们致力于在电池技术领域引领未来，为此，我们将结合自身研发专长和勇于创新的合作伙伴们的优势。通过集成先进的电池系统，我们将打造拥有出色的续航里程、充电速度、安全性及可持续性的豪华车。与宁德时代的合作将助力我们加速向碳中和的转型。”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表示，“宁德时代将成为梅赛德斯-奔驰的一家头部供应商，保障下一代EQ产品未来几年的电池供应。”

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均致力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大化的同时，开发生产在质量和性能方面均有一流表现的动力电池。

梅赛德斯-奔驰和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还将进一步加速高新电池技术在德国的产业化发展。随着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的建设推进，宁德时代正在建立与完善欧洲的服务体系，为梅赛德斯-奔驰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及更稳定的电池供应。梅赛德斯-奔驰可以从宁德时代图林根工厂采购电池，也进一步提高了其供应链本土化采购率。

动力电池生产的本土化是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电动化战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灵活且高效地满足全球电动汽车需求的关键要素。梅赛德斯-奔驰在全球市场上从不同的合作伙伴采购动力电池电芯和电池组。为保持竞争力，梅赛德斯-奔驰将继续构建平衡的供应商组合。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梅赛德斯-奔驰专注于高能效电池系统的生产，并在世界各地积极布局动力电池生产网络——未来，这将包括位于三大洲、七个地点的九家工厂。

韩医学（韓語：한의학），又称东医（韓語：동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称为高丽医学[1]，是朝鲜半岛的传统医学，主要是在傳統中醫的體系上结合朝鲜本土医药發展起來[2][3][4]。中国境内的朝鲜族自治区域称为朝医。朝医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医学之一[註 2]。

朝鲜半岛本土传统医学最初称为“乡药”[6]:5-6。朝鲜王朝中期，朝鲜医学家许浚将《黄帝内经》和金元四大家的中医理论与本国传统乡药統合开创“东医”[6]:95。朝鲜王朝末期，医学家李济馬创立以四象为纲的“四象医学”成为韩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7]。韩医以“天、人、性、命”整体观和“四维之四象”结构为理论指导，在临床上施行辨象施治[2]。韩医与中医有许多共通之处，但韩医发展了其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融合了除中医以外的其它医学知识[2]。在临床方面，韩医非常注重针药并用的治法[7]，應診甚少使用脈診[8]。

1986年，韩国将日本式的“汉医”一词改称“韩医”。2006年，韩国为配合2013年东医名著《东医宝鉴》问世400周年的纪念活动申请将此书登录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此后，《广州日报》在头版上援引民俗专家白庚胜的话以《韩国拟将中医改为韩医申报“世遗”》为题进行报道，引起舆论对韩医的关注和不满。韩国被指欲割断韩医与中医的源出关系，以突出其医学的本国化[9]。不过也有舆论表示《广州日报》的报道存在“常识性错误”，并支持包括韩医、中医在内的传统医学都成为文化遗产[10]。

藏语（藏语：བོད་སྐད་，威利转写：bod skad，THL：Böké，藏语拼音：Pögä），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以藏族为主的喜马拉雅文化圈使用的主要语言。藏语使用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藏语使用者分布。

藏文是藏语的文字书写系统，在藏语各方言间通用，是根据古典藏语发音而制定的文字，亦是整个藏缅语族最早的文字之一。其他语言，如西夏文、缅甸语的文字创制时间比较晚。关于藏文的起源，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受梵文拼写影响。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从梵文翻译的内容，不论词意，藏语文是其中一种可以还原梵文的语言文字。[4]

藏语的分支语言为卫藏方言[5][6]（如拉萨话）、康方言[5][6]（如昌都话）、安多方言[5][6]三大方言。这三种语言可能同样源自古书面藏语，其中只有安多方言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保持了古藏语的特色。藏族不同方言的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采用相同的文字系统藏文。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方言。

Die tibetanischen Sprachen (kurz Tibetanisch) bilden eine Untereinheit der bodischen Sprachen, die zu den tibetobirmanischen Sprachen gehören, einem Primärzweig des Sinotibetischen. Die etwa 50 tibetanischen Sprachen werden von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im Himalayagebiet, vor allem in Tibet, Nord-Indien, Nepal und Bhutan gesprochen. Die größte Einzelsprache ist das Zentral-Tibetische, das von etwa 6 Millionen Tibetern in den Städten Lhasa, Shigatse und Ngari gesprochen wird.

藏语文学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学之一[4]。藏语文是唯一、完整地记录自释迦牟尼佛诞辰两千多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佛教科学的文字，包括那烂陀传承中，所有的显、密论典。特别是因明论典的完整教、学传承和方式，当今惟有藏文中记载和保存。[7]除了藏传佛教的大藏经（包括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还有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诗集等，都是世界文学遗产中不朽的经典。

一、藏语方言研究状况

在藏缅语族中语言使用面积最大的是藏语。使用现代藏语的地域除了以中国的西藏为中心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诸省以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邻近诸国的大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①藏语的使用面积尽管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使用中心的西藏的面积却是很清楚的，这就是120多万平方公里，仅这一点就比约3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总面积要大近3倍。到新中国成立为止，这个地区的四周被沙漠、高山和大草原等自然屏障所隔断，加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封锁的政策，致使西藏成为外人难以接近的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语言学家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而在国外则是1959年以后的事情。不用说，到本世纪（指上世纪，译者注）的50年代，与藏文有关的文法著作、字典以及现代藏语各方言的简单语法、词汇集、简短的单词表等虽然时有出版，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除了一本外，语言学家的手里就再没有别的资料了，因此，从质和量上真正阐明现代藏语各方言的整体情况的著作是找不到的。仅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地区广为使用，一般被称之为西部方言的藏语方言，曾经有过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出版和发表过一些论著，他们是加斯克（A.H.Jaschke）、福朗克（A.H.Francke）、贝利（T.G.Bailey）、瑞德（A.F.C.Read）。我想，从他们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关这一方言的明确的东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内的现代藏语的研究首推王尧的《藏语的声调》（1956）和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接着在中国国内发表了一些藏语方言的调查成果，它们是瞿霭堂的《卓尼藏语的声母与声韵的关系》（1962）、《藏语概况》（1963）、《藏语的复辅音》（1965），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1964）。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以往的研究状况，使语言学家对现代藏语的实态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这期间包括藏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都全部终止。“文革”结束后，经过数年的准备，《民族语文》于1979年2月正式创刊，与此同时，现代藏语的研究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有所增加，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在一些创刊、复刊的专门学术杂志（《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报》）、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纪要性杂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学报》、《云南民族研究》）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宏观论述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金效静的《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1981），瞿霭堂的《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1981）、《藏语韵母的演变》（1983）、《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1985），格勒的《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1985），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1985），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1985）等。
微观上研究某个藏语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的情况提要》（1982）、《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1980），华侃的《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变化》（1983）等。胡坦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80）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卫藏方言②的拉萨话为中心，但是也涉及别的藏语方言。此外，研究阿里地区各方言的论文有瞿霭堂（1980）和谭克让（1980、1982）的几篇论文。涉及康方言的论文有格桑居冕论及巴塘方言的《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1985），另外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论文也涉及到了阿里改则地区的方言。对安多方言进行研究的论文有瞿霭堂的《藏语中的异根现象》（1982），华侃的《安多藏语（夏河话）中的同音词》（1985），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夏河方言。

从单行本的情况看，有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1983）则详细涉及了阿里地区的各方言。在《藏语简志》中有关“方言”的部分恐怕是由瞿霭堂来承担的。
至今为止，由于在中国进行的藏语方言调查的详细资料（调查的地点数、调查的地区，以及各调查点的调查密度、调查项目、调查内容）还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正确的观点还不清楚。根据瞿霭堂、谭克让（1983）著述中的例句和包含动词时态变化的词汇项目（1638个）数量来看，调查的项目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从上面的著述所涉及的调查地点看，卫藏方言有21个调查点，而安多方言则超过26个调查点。实际已经调查过的地点和正在调查的地点数恐怕是这个数的几倍以上。但是各个调查点的调查密度却不是很高。在阿里地区的方言调查中，基本上每个调查点的发音合作人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总之，中国的藏语研究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其整理后的成果主要发表在金鹏（1958）和瞿霭堂及谭克让的调查报告（1983）中。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
1959年以前，P.M.米勒（P.M.Miller）、R.A.米勒（R.A.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藏语的研究始于本世纪的60年代。这是因为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1964）以及张琨夫妇在1967～1968年之间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夫妇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1970），M.Goldstein（ed.）的《现代藏英词典》（Tibeta—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1984）。但是在西欧等国主要热衷于西藏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研究几乎没有。
在日本，以当时东洋文库的多田等观（现已故）和北村甫两人为中心，招募了3名西藏人，开始了对拉萨方言和藏语文献的研究。拉萨方言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体现在北村甫的《西藏口语教材》里，③另一部分则通过藏语讲习会表现出来。在他们之后，日本培养出了一批藏学专家和藏语研究专家。在以后的10年间，日本的藏语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藏语的标准语即拉萨方言的调查和描述上，当然研究的范围还涉及中国境外的藏语，可以说这种研究对推进藏语方言的全面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给予藏语的研究以重大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还表现在“暑期语言学院”（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SIL）在尼泊尔的语言调查活动。1966年，“暑期语言学院”在尼泊尔卡托漫志的托里布般大学设立了自己的尼泊尔支部，动员了众多的SIL语言学家，开始对尼泊尔国内的4个不同语族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其众多成果从1969年开始分别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得以发表和出版，对藏缅语族各语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调查，除了最西部以外，人们对尼泊尔国内的藏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比1970年以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在1975年由于种种原因，SIL支部撤离了尼泊尔。其结果是，尼泊尔方言中的4个藏语方言：几热尔（Jirel）方言（［Maibaum-Strahm 1973 a/b］，［Strahm1975，1978］，［Maibaum-Strahm1971］等）、夏尔巴（Sar-pa：Sher-pa/Shar-pa）方言（Gordon-Shoettelndreyer 1970，［Gordon1970］，［Schoettelndreyer-Schoettelndreyer1973a/b1974］，［B.Schoettelndreyer 1975a/b等］）、卡噶特（Kagate）/休巴（Syuba）方言（［Hoehlig-Hoehlig 1976］，［Hoehlig 1978］）、落米（hLo-mi）/辛萨巴（singsapa）方言（［Vesalainen-Vesalainen1976，1980］）以外的方言都无法再进行研究了。此后，“尼泊尔的语言调查”计划继续在当时西德的尼泊尔研究中心（The Nepal Research Center）和托里布般大学的尼泊尔——亚洲研究中心（CNAS＝The Research Center for Nepal and Asian Studies）共同来实施。他们使用了一些受过德国和尼泊尔语言学家训练的尼泊尔人去进行调查，但是由于与藏缅语有关的调查受到一些限制，所以什么成果也没有交上来，实质上是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另一方面，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通过与CNAS共同研究的形式，派长野泰彦参加了1980～1981年在尼泊尔的噶恩达克河流域进行实地调查。他对西尼泊尔的卡里噶恩达克河上游流域的卡古贝里（Kagbeni）、扎卢廓托（Zharkto）、丹噶卢宗（Dangardzong）以及洛（gLo＝Mustang）等地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于1985年发表了这次调查点的成果（Nagano1982 a；1982b）。
此外，在1970～1980年期间，日本的藏语方言研究还包括：西田龙雄在青海海东地区的湟中县对安多方言进行了调查（1970），长野泰彦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夏尔巴（A-mdo sar-pa）方言进行了调查，星实千代对西部方言的散噶尔（Zanskar）方言（1976）进行了调查，武内绍人对西藏日喀则的定日方言（1979）也有研究论文和资料。在欧美学者的论文中，斯博日基（R.K.Sprigg）的论文涉及了巴尔底方言（Balti），涉及果洛（mGo－log）各方言的论文也有不少（1966、1967、1980年等），萨恩（J.T.S.Suen）的论文则是对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安多—左格（A-mdo mDzo-dge）方言音韵史的研究（1981）。
以当时西德波恩大学的D.S.Chuh为中心，从1979年开始实施了收集藏族民间传说的计划，他们不光对喜玛拉雅地区的传说进行丁收集，还对中国西藏各个方言区的传说和故事进行了收集。其成果被立为Beitra ge zur Tibetischen Erza hlforschung第十六卷，于1985年出版，该书是由R.Bielmeier用巴尔底方言收集的民间传说，名为Das Marchen von Prinzena obzan。在这本书中，不光有文本和德语译文，还增加了方言的音韵、语法的描述和词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这本书之外，都没有文本和德语译文，所以作为方言资料是没有价值的。
印度于1969年成立“印度各语言中央研究所”（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Indian Languages）后，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组织工作得以向前迈进了一步。藏缅语的研究在这以前虽然已经在各地的大学和相关的研究结构中进行，但是，仅限于藏语方言的研究，在该研究所成立以前，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与论文好像还没有。该研究所刊印了一整套的“音响读本”和文法书籍，但是在与藏语方言关系方面至今仅出版了S.Koshal的《拉达克语音读本（Lsdaki Phonetic Reader，1976）、S.Rangan的《巴尔底语音读本》（Balti Phoneticr Reade，1975）和《朴尔克语法》（Purki Grammar），另外他们还计划出版一个有5000个词条的包括各个语言的辞书，我们期待他们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学者对藏语的研究还有廓夏尔（Koshal）在1979和1982年发表的东西，此外夏玛（S.R.Sharma）也发表过有关斯比提（Spiti）方言音韵的文章。
对从锡金开始，经过中国的西藏日喀则的亚东，一直到不丹所说的藏语方言，曾经有人在1977年写过一本有关不丹标准语“宗卡”（rDzong-kha）方言的入门书（著者不详，可能是不丹人）；此外M.Mazaudon也写过一本叫《“宗卡”方言的数词》（rDzong-kha Numerals，1982）。其他的研究就再没有了。
以上简单回顾了1950年以后世界各地研究现代藏语方言情况，遗憾的是，如果除去当时东德的E.R.ichter所写的Grudlagen der phonetic des Lhasa-Dialektes（1964），有关当时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现代藏语的研究情况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些地区不会有影响很大的著述。
如果与1980年以前相比的话，可以肯定地说，现代藏语的整体面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现在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如果照这种势头进行下去的话，的确可以大大地丰富藏语方言的知识。当然，对藏语研究者来说，一些非常必要的资料的出版物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最迫切希望得到的资料是像贝尔（Bielmeier）的Das Ma rchen von Prinzenc obzan或者是瞿霭堂和谭克让的调查报告《阿里藏语》这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特别期望那些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能够尽早地出版。
还有一点就是最有必要进行藏语方言调查的地区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它们是：从印度的西玛恰尔邦（Himachal Pradesh）和乌塔尔邦（Uttar Pradesh）的北部边境地区开始，到尼泊尔的多颇（Dolpo）地区；锡金到不丹。有关这些地区的藏语方言调查都时有进行，如果在日本的年轻人中间也有人参与这种调查就再幸运不过了。
二、藏语和藏语方言
藏缅语族和藏语　藏缅语族西从巴基斯坦的巴尔底斯坦开始，东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老挝和泰国，北从中国甘肃开始，一直到缅甸的最南端。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大约有上百种语言。该语族的语言的系统分类，实际上是始于西弗（R.Shafer）的支那——藏语大语族的分类方法（1955、1966）。这以后，西田龙雄（1970、1978）和白达克（P.K.Benedict，1974）等⑤也进行尝试性的分类。鉴于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可以真实地推定出原始藏缅语的形式，斯尔古德（G.Thurgood）在1985年采取了在第一、二人称以及动词上附加人称接辞的方法，然后将这个新的改革形式作为指标，并剔除了下位分类明确的彝缅诸语言，再对藏缅语进行分类，而斯尔古德之外的分类却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基本的指标。对于包括藏语在内的下位语群来说，在将它们放在分类的哪个阶段问题上，其一致点是不少的。
西弗将藏缅语族中3个主要的区分（语支划分）看作一个，建立了藏语语系（Division），然后将它同喜玛拉雅地区的3个语系（Section）合并，划分为4个语系。在藏语系中，包括藏、藏拉（Tsangla）、嘉绒（rGyarong）、古温（Gurung）4个语系。
白达克的大分类特点与“主要划分”相比较，他更乐意考虑属于下位阶段的东西，他把西弗分类中抛开的喜玛拉雅系语言的一部分（Bahing-Vayu/Kiranti语群）集中起来，视作藏——卡拉乌尔语群，然后将它分为藏（Bodish）诸语和喜玛拉雅（Himalayish）诸语。在藏诸语中，有藏语、塔库巴语（Dagpa）、藏拉语（Tsangla）、嘉绒语（rGyarong）、古温语（Gurung）。
西田龙雄将藏缅语族分为4个语群。其中之一的藏语群分为藏语支、嘉绒语支、喜玛拉雅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等5个语支。⑥比起“主要区分”来，斯尔古德的分类是按低位顺序，先设立藏诸语，然后在它的下面再分为藏、塔满——古温（Tamang-Gurung）、古温（Gurung）等3个语支。
西弗的藏语支、白达克的藏语支、西田龙雄的藏语支和斯尔古德的藏语系都是所谓的藏语，而剩下的与藏语有关系的诸语言都是沿着藏语圈的南边和东边的，时时与藏语发生着混杂的分布夫系。下面我将谈到这些问题，但是在他们4人中，我更想谈一谈西弗和西田龙雄的藏语方言分类。
在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个语系时，被认为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要素的“保留”（retention）作为问题是有所不同的，方言分类也是在其延长线上存在的同系语言的下位分类，所以凡是学者要决定语言是不是属于同一语系的时候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都要考虑属于同一种关系的语言双方究竟属于多大程度的“革新”( innovations)。在关系比较近的语言之间，如果要提到共同的“革新要素”，那是没有边际的，重要的是对语言体系的整体以及音韵、语法、词汇的基本部分有影响的“革新”。藏缅语诸语言的研究在近10年间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只知道音韵体系的一部分或者是有限的词汇的语言还是要多一些，而有关原始藏缅语的音韵、语法体系和词汇等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一致认识。所以，哪个要素是“保留”下来的，哪个要素是“革新”了的，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在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或者是中国四川一带众多的藏缅语系统的语言中看到的动词人称的一致性（在藏缅语言学的领域，传统的人称一致性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ation＞语言，具有人称一致性的语言则被称为“代名词化”＜pronominalized＞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⑦这个动词的一致性究竟是原始阶段的东西还是这以后的下位语群的“革新”要素，其观点是不同的。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人称接辞的形式，那么它是动词词干的前接辞还是后接辞呢？另外，它与句子中的哪一项，比如是与“主语目的语”的机能（主语、目的语等）还是与意义的范畴（动作者、被动者、起点等）相一致呢？其细微之处是不一样的。嘉绒语、羌语、景颇语都是典型的“代名词化”语言，与此相反，藏语、塔满（Tamang）诸语言以及现在被划入中部“门巴”语群的藏拉语（Tsangla）等却是‘非代名词化”（nonpronominalized）语言。西田龙雄（1983）认为藏语在某个时期与嘉绒语、景颇语一样具有动词的人称一致体系。所谓的喜玛拉雅系统的语言包括了很多的语言，它们都是“代名词化”语言，但是这个体系却是形形色色，特别是尼泊尔中部以西的“代名词化”语言的人称体系与嘉绒语等的人称体系是否可以比较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基本词汇以外的所谓“文化”词汇，由于受到了来自若干世纪的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同语系还是不同语系，其周边地区的语言，无论是那一个，都有来自不同分期的藏语的大量借词。根据金鹏（1957）的研究，在嘉绒语梭磨方言的2726个词汇中，以不同的形式与藏语的词汇有联系的就有975个（占37％以上）。另据长野泰彦的研究（1984），除了与核心的词汇有关的部分，不用说嘉绒语同卡玛入番（Kamarupan）诸语言（这是对博多噶罗诸语言、库克·钦·那噶诸语言、阿博鲁·米利·达布拉诸语言的总称）是可以比较的。如果说嘉绒语不是藏语的话，那么与藏语有关的多数词汇就会成为借用语，但是嘉绒人则主张自己是藏族，即使包含了众多的借用语也不是不可思议的。⑧
西佛、白达克和斯尔古德都认为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是塔库巴语（Dagpa）和塔满（Tamang）诸语言。西佛曾经把霍德森（B.H.Hodgson,1853）记录的词汇即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误认为是西藏的塔库博（Dwags-po）地方的语言。当时由于人们完全不知道北部门巴（Monpa）的语言，所以将这个语言当成了保留有若干个古音特征的东部藏语方言。现在，语言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塔库巴语（Dagpa）是不丹中部的布穆塔恩语（Bumthang）或不丹东侧的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一带分布的北门巴语群的一个语言，即和不丹相连的边境地带居住的游牧民的语言。这个北门巴语，恐怕是至今为止所知道的与藏语关系最近的语言，它同样属于藏语方言，而不是尼泊尔语。
塔满（Tamang）诸语言与北门巴语一样同藏语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它同藏语所共有的基础词汇多数是由原始藏缅语所再构的，在统辞（主语和目的语）结构中同藏语的相似点虽然比较多，但是不能认为它们属于“革新”的范畴。塔满（Tamang）诸语言即使在原始语的阶段，其命令式的接尾词也像*｛－Co｝一样，如果除去能够再构的点（这是多数的“喜玛拉雅”系统语言所共有的），就会像古藏语的动词那样由于词干的曲折变化而可以分为助动词和他动词，另外，为了表示时态或体（命令式）会让动词词干的辅音或元音交替变化，还会有附加接头辞和接尾辞的痕迹，但这些痕迹不能说全是好的，否定接头辞是*｛＜h＞a－｝，而命令式的否定接头辞*｛t＜h＞a－｝如果被认为是别的东西的话，人们就会怀疑并真的将它看作和北门巴语一样是属于藏语系的语言。但是，将它看作别的语系的语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的根据又不充分。现在，在藏缅语诸语的下位分类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待人解决。
最后是西佛就白达克所说的藏拉语（Tsangla）。这也是西藏拉萨市墨脱县（现在属于林芝地区。译者注）通用的中部门巴语。虽然同样被称为门巴语，但实际上是各有差别的语言。与藏语比较起来，还不能说它与北门巴语的关系更近。⑨
1983年孙宏开完成了以四川的康定为中心，包括甘肃省到西藏昌都地区和山南地区藏缅语族众多语言的调查报告，在他的报告中，将上述地域的语言分为5个下位语言：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在藏语支中，包含了藏语、墨脱——门巴语（中央门巴语）、藏拉——门巴语（北门巴语）、白马语。⑩关于两个门巴语都有论述。孙宏开（1983）对白马语虽然有简单的概述，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该语言是藏语支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孙宏开还把羌语和嘉绒语视为羌语支的一部分，并将景颇语也看作景颇语支的一部分。
正像我已经叙述的那样，我们知道藏语方言中多数方言的名字，但是关于其中大部分的方言，是因为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还是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只是尚未公开出版？不管是属于哪个原因，包括中国国内见不到的境外藏语方言的一般性论述似乎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承认通过与周边藏缅语族诸语言的对比所发现的藏语的统一性是可以的。这个统一性中最容易认知的就是词汇了。金鹏的《藏语简志》（1983）中认为，中国国内的卫藏方言、安多方言、康方言分别以拉萨方言、德格方言和拉卜楞发言为代表，并列举了各个方言间同源词的共有率（但是，不同的方言其比较的词汇数是不同的，大约在2700～3000之间）。
卫藏——康方言　　86％（2602÷3030）
卫藏——安多方言　75％（2030÷2710）
康——安多方言　　72％（2012÷2811）
印度和尼泊尔的藏语方言，都从周边的语言中借用了众多的词语，但是属于核心（基本）词汇中的藏语词汇（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血”、“头发”、“足”、“水”、“七”等）是不能用借用语来替换的。从所有的词汇来看，与周边的藏缅语族的诸语言相比，一般来说，借用率是不高的。这是因为藏族人虽然居住在印度和尼泊尔，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那种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倾向性依然被很好地维持了下来。现在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排除了借用语后的现在藏语诸方言形式中的多数的例外，可以追逆到古藏语。也就是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和经过了以9世纪初期的卫藏方言为标准的第二次厘定的古藏语形式之间，［11］存在着清楚的对应关系。不用说在现代藏语方言形式的某些部分，反映了文字厘定以前的藏语方言间的变异情况（比如，浊声和清声的变异），另外，第二次文字厘定时被去掉了的末尾辅音（后置辅音）*｛－d｝（da－drag［再后加字］）也反映在现代拉萨方言和日喀则方言声调的例子里，这些例子从古语的形式来看，难以说明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古语形式被当做现代藏语方言共通的母语形式有力地推进了我们的研究，今天，大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从方言间的互相理解度（mutual understa　ndability）来看，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那样，安多方言区的人所说的话，康方言的人不能理解。正如米勒（R.A.Miller,1956）所论述的，同样是说西部方言中的巴鲁齐方言（バルチ）、朴里库方言（プリク）、拉达克方言（ラダク）的人们，其相互间的理解度却是有差别的。不仅如此，全都叫“藏语”，方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与以拉萨方言为中心的卫藏方言相对的其他方言的他律关系（heterogamous）存在，可以说这就是通过古藏语所形成的统一性。
三、藏语方言的分布和分类
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　霍尔曼（M.Hermanns，1952）极力主张“自然的境界（地域）就是语言或者是方言的境界（地域）”，这种观点，他指出，康地方的藏语是安多人理解不了的土著人的语言，他认为“安多和康这两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分为地理的、民族的、语言的境界（地域）。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分水岭造就了大致的境界（地域）。”乌瑞（G.Uray，1949）则提出：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可以分为两个方言群，即集中于东部藏语群的藏语方言可以归入黄河流域安多地区的“东北方言群”，另一个就是长江流域和与之并列的各河域的康地区的“东南方言群”。霍尔曼还指出，在安多地方的藏语里，前接辞（前置辞）和末尾辅音（后置辅音）已经消失。使元音发生变化的“农民的语言”（rong－skad）以及明显有前接辞和末尾辅音的“牧民的语言”（vbrog－skad）是藏族人的说法，这也是一种方言划分法。乌瑞（1954）是最早坚持以明确的标准为基础来对藏语进行分类的学者，他一贯主张“方言的分类首先应该以语言现象为出发点”，提出了另一种新的方言分类方法，这就是以现代藏语诸方言中存在的古典藏语（古藏语）的前置复辅音（声母）的表现形式为基础的分类方法。由于资料不足，所以他的主张在当时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霍尔曼所说的与方言差和语言差相关的“土地的人们”的观察，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常常是不正确的，但是值得充分讨论。
瞿霭堂、谭克让（1983）在阿里地区进行方言调查时，据说当地的人将西部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县的方言称为“农民的语言”，把革吉县和措勤县的方言称为“牧民的语言”，而把改则县的方言叫着“康（地方）的语言”。以后，他们通过对方言资料的比较研究，证明当地群众的见解是正确的。
瞿霭堂等中国藏语研究专家，对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类不是采取了“主要分类”的方法，而是采用下位分类的方法，这与藏族的方言观是非常一致的。瞿霭堂、谭克让（1981）暂定的分类将中国国内的藏语方言分为如下的样子（中国的学者将“方言”一词用于“主要分类”的范畴，把个别的方言则被称为“…话”，而对两者之间的方言群则叫“土语”。严格地说，我认为将现阶段最末端的藏语方言简单地称为调查地点的俚语会好一些。这里依照习惯的用法，全部叫作方言）：
1、卫藏方言　分布在除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①前藏方言（例如）拉萨方言
②后藏方言（例如）日喀则方言
③阿里方言（例如）噶尔方言
瞿霭堂、谭克让（1983）认为，阿里方言中的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个方言属于前藏方言，革吉、措勤两个方言属于后藏方言，改则县的方言则属于康方言。
2、康方言　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的林芝县、阿里地区的一部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
①德格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例如）昌都方言、甘孜方言
②玉树藏语（例如）结古方言
③云南藏语（例如）中甸方言（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④乡城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⑤黑河方言（那曲方言）（例如）改则方言
⑥卓尼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⑦舟曲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另外格桑居冕（1985）将康方言分为南路方言群、北路方言群、中路方言群、游牧地区方言群，这个方言群与瞿霭堂和金鹏的下位方言群的关系不明确。
3、安多方言　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地区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①游牧地区的方言（例如）阿力克方言（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本字无法显示“氵+尺”）库方言（青海省黄南藏族目治州）
②农业地区的方言（例如）化隆方言、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方言
③半农半牧地区的方言（例如）夏河方言（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④道浮方言、炉霍方言（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藏语各方言名称表
a.“·”符号表示本文中所涉及的方言
b.该表的号码同分布图的号码一致。比如，101是西部方言的巴尔底方言。
c."（　）”内，尽可能不用藏语和汉语的正字来表示。并根据地域的情况，在比较复杂的场合，使用惯用的专有名词来表示。
1、西部方言（Western Archaic Dialects）
01、巴尔底方言（sBal-ti：Bslti）（巴基斯坦北部）
02、朴里库方言（Bu-rig:Purik/Purki）（印度西北部）
03、拉达克方言（La-dwags:L d ks/Ladaki）（同上）
2、西部革新的方言（Western Innovative Diakects）
01、拉霍尔方言（Lahul）（印度西北部）
02、斯比提方言（Spiti）（印度西北部）
03、亚玛方言（mNyam）（印度西北部）？
04、噶瓦尔方言（Garhwal）（印度西北部）？
05、嘉德方言（Jad）（印度西北部）？
3、中部方言（dBus-gTsang：卫藏方言［Central Dialects］）
01、噶尔方言（sGar）（西藏阿里地区）
02、日土方言（Ru-thog）（西藏阿里地区）
03、普兰方言（sPu-hreng）（西藏阿里地区）
04、扎达方言（rTsa-mdav）（西藏阿里地区）
05、革吉方言（dGe-rgyas）（西藏阿里地区）
06、错勤方言（mTsho-chen）（西藏阿里地区）
07、江孜方言（rGyak-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8、日喀则方言（gZhis-ka-rtse）（西藏日喀则地区）
09、定日方言（Ding-ri）（西藏日喀则地区）
10、拉萨方言（hLa-sa）（西藏拉萨城关区）
11、澎波方言（vPhan-po）（西藏拉萨地区）
12、曲水方言（Chu-shur）（西藏拉萨地区）
13、浪卡子方言（sNa-dkar-rtse）（西藏山南地区）
14、泽当方言（rTse-thang）（西藏山南地区）
15、隆子方言（hLun-rtse）（西藏山南地区）
16、洛方言（gLo）（西尼泊尔）
17、巴拉噶温方言（Baragaun）（西尼泊尔）
18、吉萨方言（sKyid-grong）（西藏山南地区）
19、卡噶特／修巴方言（Ksgate）（东尼泊尔）
20、几热尔方言（Jirel）（东尼泊尔）
21、夏尔巴方言（Sharpa／Sherpa）（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山南地区）
22、落米方言（hLo-mi）（东尼泊尔）
4、南部方言（Southern Dialects）
01、卓木方言／亚东方言（Gro-mo）（西藏日喀则地区）
02、锡金／德迥方言（Sikhimese）（东北印度：旧锡金）
03、不丹方言（Bhutan）（不丹）
5、康方言（Khams：康）（Khams Dialects）
01、卓尼方言（Co-ne）
02、舟曲方言（Vbrug-chu）
03、治多方言（vBri-stod）（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4、称多方言（Khri-vdu）（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5、结古方言（sKye-rgu-mdo）（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6、囊谦方言（(Nang-chen）（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07、那曲方言（Nag一chu）（西藏那曲地区）
08、改则方言（rGer：-rtse）（西藏阿里地区）
09、昌都方言（Chab-mdo）（西藏昌都地区）
10、察雅方言（Brag-yab）（西藏昌都地区）
11、德格方言（sDe－dge）（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2、甘孜方言（dKar-mdzes）（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3、巴塘方言（vBav-thang）（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14、雅曲卡方言（Nyag-chu-kha）（四川雅江）
15、木雅方言（四川雅江）
16、乡城方言（Phyag-phreng）（四川雅江）
17、得荣方言（sDe-rong）（四川雅江）
18、迪庆方言（bDe-chen）（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19、中甸方言（rGyal-thang）（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
20、林芝方言（Nying-khri）（西藏林芝地区）
6、安多方言（Amdo：安多）（Amdo Dialects）
01、天祝方言（甘肃武威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
02、拉卜愣方言（bLa-brang）（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3、碌曲方言（Klu-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4、码曲方言（rMa-chu）（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5、安多夏尔巴方言（A-mdo shay-pa：Amdo Sherpa）（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06、阿力克方言（A-rig）（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7、刚察方言（rKang-tsha）（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08、天峻方言（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09、湟中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0、乐都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
11、化隆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12、循化方言（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13、共和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4、贵南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5、同德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6、尖扎方言（Gcen-tsho）（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17、同仁方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8、泽库方言（rTse-khog）（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19、甘德方言（bsKal-ldan）（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0、久治方言（Gcig-sgril）（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21、若尔盖方言（mDzo-dge）（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22、道浮方言（rTa-vu）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23、炉霍方言（Brag-vgo）（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注：
① 椐据1982年的人口调查，中国国内的藏族人口是3，847，875人。具体说，西藏是1，765，600人、青海省是753，897人、甘肃省是304，573人、四川省是921，984人、云南省是95，925人。其他省、自治区的藏族人口不超过2000人。另外。根据尼泊尔1981年的人口调查，夏尔巴人以外的藏族，包括全部的称之为博提阿（Bhote=Bhotia）人的居民，二者合并总共是73，589人。但是，这个博提阿是包含有边境山丘地带的藏缅语族系统的居民的称呼，并不是仅仅限于藏族人。根据印度的人口调查，按照母语区别（藏语、巴尔底语、拉达克语、拉霍尔语＜Lahul＞等）来分类，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博提阿语群（Bhotia Group）或藏语群（Tibtan Group）。根据1961年的调查，其总人口为207，353人。其中，尚未确定的博提阿（Bhotia Unspecihed）人有29，873人。关于巴基斯坦和不丹的藏族人口没有详细的统计。

② 藏文的转写方式与本书其他章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它涉及到方言的关系，所以不得不这样做，这也是把古语形式解释为大致的诸方言之共通形式的需要。另外，对地名之外的古语形式或古语音都加上了“*”号。还有就是方言名（所有的地名），一共有3种：1、藏文名同缀字在一起才明白的方言名；2、仅有藏文名的汉字记音就明白的方言名；3、仅有中国名就明白的方言名。

③ 这个材料是昭和39年北村甫教授到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后，作为东洋文库的客座研究员，与当时在日本的藏族学者一起研究的成果，并不断地修订、补充刊行。在北村甫教授的门下学习藏语的星实千代、长野泰彦等都曾承担过其中一些章节的执笔任务。

④ 该计划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但还在继续实施。

⑤ 白达克（Benedict，1972）首先划分了支那——藏大语族和藏——卡愣语族（Tibetan-Karen）—，而藏—卡愣语族进一步划分为卡愣语和藏缅诸语。藏缅语诸语包括藏—卡拉瓦里语群等7个核心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谱系树的姊妹关系来表示，景颇语（Kachin）是藏缅语族诸语的分歧焦点，往往被置于“语言是十字路口”，人们要从三个层次来考虑其他语言同它的远近关系或语群间的亲疏关系。西田龙雄曾把景颇语看作一种“媒介语言”。

⑥ 西田龙雄在1978年，将景颇语系从藏语群中划了出去，景颇语无论在词汇、形态结构上都与藏缅语族诸语的4个语群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点，所以可以称为“媒介语言”以作为语言的代表。不用说这又回到了西田龙雄以前的立场上。

⑦ “代名词化”（verb＜pronominalization＞）这个用语，是由包括语言在内的喜玛拉雅地域研究的先驱哈德森（B.H.Hodhson）在1955年的论文中首次使用提出来的。在科隆（S.Konow）的文章中（收集在格尼尔森＜Grierson＞编辑的《印度藏语概观》＜Lin-guistic Survey o f India＝LSI＞）把喜玛拉雅地区的藏缅语族诸语言分无“代名词化”语言和“非代名词化”语言。

⑧ 西田龙雄在1983年，从历史的角度把藏族（恐怕还有嘉绒族）同中国古代的殷王朝相抗衡的古代羌族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藏族是其中一个具有相当势力的部族。另外西田龙雄在1978年针对嘉绒语和羌语说道，“虽然可以发现两者若干个共同的现象，但是，与直接与体系整体相关的问题则很复杂，还存在覆盖成为了核心部分的藏语层和上述问题的别的语层。这个别的语层也许与博多——拉噶语系（长野泰彦所说的卡玛卢帕恩诸语的一部分）的语言有关联。”

⑨ 1980年底在尼泊尔暂居的卡托曼智从出生于不丹东部察恩拉语地区的塔喜岗（rKa→s is-sgang）的土著人那里收集了300个语料。挑选出这个资料以及达斯噶颇特（Das Gupta）之德拉恩地方的中部门巴语和墨脱 ——门巴语中那些相当于斯瓦底喜（Swadesh）语中基础的100个词语来进行了比较，但是，塔喜岗和德拉恩同墨脱县相隔着300～400公里的山丘地带，然而它们之间却是惊人的相似。这三个地区语言的分歧难道是以前就存在着？还有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的往来难道不顾国境的存在和困难的地形？这些都是我们想象的。

⑩ 白马族被汉族称之为白马藏人，但是，“pe53／贝”是人的自称，他们属于居住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区南坪县下塘地方和甘肃武威地区文县铁楼一带的少数民族。

［11］关于缀字的第二次厘定和缀字的变异形式可参考：西田龙雄文（1970）、罗秉芬和安世兴文（1981）、车谦文（1981）、王尧文（1981）、瞿霭堂文（1982）及张琨文（1986）。

［译者简介］：周炜，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1895年冬天，袁世凯来到位于天津和大沽之间的新农镇，接收了由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后者则被清廷调任芦津铁路督办。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又名小站。

当初，清军入山海关，夺大明江山，依凭的是12万八旗兵。当时的八旗兵骁勇善战，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天下太平时，八旗兵驻守各地，享受着朝廷给予的丰厚待遇，却不事生产，无须征战，操练懈弛。至嘉庆年间，已沦为没有战斗力的膏粱子弟。

此后，绿营兴盛，逐步取代了八旗的地位。绿营是清军入主中原后收编的汉人军队，所以清廷一直不放心，处处牵制，时时提防，设置了许多节制方法，还不断往绿营中掺入满人，使得其重蹈八旗的覆辙，逐渐腐化。

太平天国起义，八旗与绿营一触即溃，清廷无军可用，只得放权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官员另组营勇，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营勇显示出惊人的战斗力。然而，甲午年中日之战，作为清廷主要国防力量的淮军不堪御敌，连连惨败；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同样一败涂地。

清廷强烈地意识到，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是捍卫疆土、稳定统治的基础。甲午之战告急时期，清廷召见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汉纳根(vonHanneken)，他是北洋水师的总教习兼副提督。在这次召见中，他提议先组建一支2000人的外国军官队，再由这些外国军官仿照西式练兵办法，为清帝国编练10万新式陆军，并装备洋枪、洋炮，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指挥。他的这一提议遭到李鸿章、胡燏棻等大臣的反对，未被清廷采纳。

甲午年十月，清廷为救亡图存，匆匆设立督办军务处，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庆亲王奕劻为帮办，翁同稣、李鸿章、荣禄、长麟等重臣为会办，着手编练新军。次月，军务处任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前往天津附近马厂屯驻，主持招募新军，聘请德国军官任教习，购置新式武器，仿照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早年，胡燏棻就曾上书直陈旧军之腐败。翌年春，胡燏棻初步编练成“定武军”十营，共计4750人，其中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

甲午战争期间，袁世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强办理转运粮械、接收溃卒等后勤事务。期间，他耳闻目睹清军溃败的惨状，萌生了重建帝国军队的想法。甲午之战刚刚结束，他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分析战败的原因，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李鸿藻非常认同他的设想，并向清廷举荐他。清廷很快颁布上谕，将袁世凯调到军务处，职位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意思就是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的督办军务处工作。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职位安排——前者为虚职，是为了解决官员的实际待遇，后者才是实职。后来，袁世凯赴小站练兵，他的虚职是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驻朝鲜期间，曾因协助朝鲜练兵，获得“知兵”之美誉，军务处会办荣禄也听到同僚们称赞袁氏善带兵。进入军务处后，袁世凯主动向荣禄呈递了自己编译的兵书，荣禄阅后，大为称赞，随后对袁世凯处处提携。

1895年底，胡燏棻被朝廷调任他职。督办军务处亲王奕訢沂、奕劻会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稣、荣禄、长麟等联名保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清廷允准。11月1日，袁世凯到创、站，正式接任定武军统帅。

袁世凯是德国军制的“粉丝”，他认为德国陆军是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所以，接管定武军后，他主要仿照德国陆军的建制、方法训练新军。他派部下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州县招募新兵，为防止会党、流氓、罪犯、吸食鸦片者等的渗入，他对兵源把关严格。入伍者必须是当地背景清白的农民，而且由地方政府担保，一旦查出不合格者就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定武军在原有基础上扩编至7000多人，改称“新建陆军”(简称新军)。新军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在组织架构上，设督练处(即新军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居等机构。各处、局由专人专责，体现了现代军队专业化的特征。新军还设有参谋、电讯等职能，配备军乐队。

袁世凯不惜重金，从德国购置了先进的武器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厂出产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装备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

新军开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袁世凯高薪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学期两年，学员毕业后可以担任下级军官。袁世凯从自己每月的俸禄中拨出三分之一(银二百两)作为奖学金，奖励考试成绩优异者。学业出众的人会被选派去德国或日本留学。此外，轰世凯还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培养基层军官。

新军的管理异常严格。袁世凯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军法、军纪，如《简明军纪二十条)《行军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兵丁驻扎营内章程)等，这些制度涉及新军的训练、行军、宿营等各方面。士兵必须严格遵守制度，一旦违纪，就会受到打军棍、示众、扣发饷银等惩罚。袁世凯还制定了“斩律十八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有意违抗军令”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凌辱长官者斩；长官战死而士兵无伤亡，士兵全部处斩……袁世凯在小站附近设立关卡，抓捕逃兵，抓回的逃兵会被重罚，常常会被公开处斩，逃兵一月无下落就追究家属的连带责任。

新军的军饷较高，由户部直接发放。为了避免各级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恶劣旧习，袁世凯规定，军官一律不得插手军饷的发放，而是由放饷局把每月的饷银包好，按照兵士名册发放。士兵本人直接领饷银，袁世凯派一至二名军官负责监督发饷。

1897年，22岁的直隶人徐世昌来到小站，他看到的是一支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令出必行的军队；统帅袁世凯和普通土兵一样站在操练场上，一身戎装，声音洪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年轻的翰林院庶吉士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自此开启了他与袁世凯长达数十载的合作。两人互为同道，在晚清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袁世凯很重视将领的培养和选拔，他物色的将领，一部分是湘军和淮军的宿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一部分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如号称“龙、虎、狗”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段棋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冯国璋也去过日本。这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军人们，从小站这个起点出发，逐步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担任督军以上职务者30多人，担任内阁总理、陆军部总长的6人，担任总统的4人。

1898年，清廷命荣禄督练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军，袁世凯所练的新军被收编为武卫右军。翌年十二月初，清廷派袁世凯暑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随袁世凯从小站调往山东。庚子年(1900年)，武卫军被八国联军打得七零八落，聂士成所统率的武卫左军竟全军覆没，聂士成战死。唯独武卫右军因袁世凯镇压义和拳民、支持东南互保而得以保存。此后，袁世凯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编练北洋常备军、续备军、巡警等。

1901年11月，李鸿章逝世。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年，朝廷决定彻底淘汰绿营兵制，重新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的编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师)。第二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袁世凯任督办。1903年12月，朝廷成立练兵处，军机处领班大臣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任会办，握有实权，他以新军的老部下为班底，在北京、天津、山东建成北洋六镇军，合计7万余人。北洋军各镇将领几乎都出自小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由此形成。当时，全国各镇新军总计13万余人，北洋军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远胜于其他新军，是绝对主力。

1905年秋末冬初时节，北洋新军在河北河间举行军事演习——“河间秋操”。清廷邀请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来观操。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支军容严整、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部队，而且，所

有的土兵都剪去了中国男人独有的长辫子。自甲午战败后，清帝国终于拥有了一支像样的军队，这为坐在观操台上的帝国统治者们树立了信心。

第二年，清廷决定扩大演习规模，调遣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北上，与北洋新军在河南彰德展开一场模拟搏杀，参与演习的官兵多达33000多入。谁也不曾想到，五年后的辛亥年，两军就在武昌城外展开了真正的残酷厮杀。

201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整整10年，但他创造的奇迹仍旧推动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他的高尚品格至今感染着众多的人。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之大、之多，涉猎的范围之广、之博，让我们甚至不知该如何概括他的身份，只能笼统地称他为“大科学家”，然后加上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火箭之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诸多称谓。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钱学森的母校。校内，建有钱学森纪念馆。细细参观馆内有关钱学森的丰富展品，可以从中深深领略这位“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晚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母校望上一眼

钱学森80多岁时，在思考“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这一问题时，亲笔写下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17人。这些人，我们也能在馆内一一认识。

北师大附中是钱学森的母校。1923年至1929年，中国风云变幻，北京更是动荡不安，但钱学森却幸运地拥有这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遇到一批学识丰厚、认真负责、心系祖国的优秀教师，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进步、最开明、最优秀的教育，为他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读中学之前，钱学森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附属小学，即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还学过4年。师大附中的副校长梁原草告诉我，这所小学后来迁走，原校址划入师大附中，“也就是说，钱老在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度过了至少10年光阴。”

钱学森小学读过书的那幢二层红色小木楼至今保存完好。钱学森在世时，附中就把小楼改造成了他的事迹陈列馆。“陈列馆2009年暑假布置完毕。我们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开馆，例如钱老毕业多少年、归国多少年、多少岁寿辰。但10月底，钱老却走了，是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的……那天，北京下着很大的雪。”时隔10年，说起此事，陈列馆筹建人之一的梁副校长仍旧唏嘘不已，“我们还希望钱老能来看一看呢。”

钱学森曾多次回母校。晚年身体不好，没能再来，“但他说，坐车路过时还会远远地朝这里望上一眼”。钱老告别仪式后不到一周，他的夫人蒋英教授就来到这里，“代他来看一看，完成他的夙愿”。

那以后，钱学森事迹陈列馆改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武昌起义打响整整两个月，清王朝刚刚灭亡，各路豪杰或枭雄伺机而动。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但未必知道他的家族有多了不起。

钱氏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江浙望族，直到现在仍人才辈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钱学森的堂弟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学榘的长子与幼子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钱永健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次子是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

在钱学森纪念馆，我还认识了他的父母。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字均夫），先就读于我国最早中西合璧的学堂之一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曾与鲁迅等5人合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宅，回国后投身教育，把开明思想带给学生，也带给儿子。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工，还擅长数学，记忆力与想象力超群。她不仅教儿子读书识字，背古诗词，还教会他热爱自然。

钱学森列出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首先是父母：父亲教会他“写文言文”，母亲让他懂得“爱花草”。

其实，钱家治教会儿子的，还有很多。他从不向儿子生硬灌输，而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培养他的多种爱好。他送钱学森学钢琴、小提琴、绘画，让他感受美；带他收集岩石化石，捕捉昆虫，制作标本，让他接受科学启蒙，还为他买来大量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学森曾在《人民日报》上说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1914年，钱家治携妻带子来到北京，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几年后，钱学森进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1920年又转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这所小学的来头可不小。办学思想先进开明，教师严挑细选，课程丰富多彩，从书法、音乐到地理、自然。钱学森非常感激级主任于士俭教会自己“广泛求知，写字”，把他列入17人名单。

钱学森纪念馆中有个房间的一半还原成当年的教室。师大附中党委副书记李磊告诉我，有一天晚上，邓颖超坐车过来，“没有别人，只有她和司机，在这间教室里呆了很久。”邓颖超是这所小学聘请的第一位女教师。纪念馆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1921年9月的一次晨会。照片最右边站着的正是邓颖超，她旁边有一大片孩子，看不出哪个是钱学森，但他肯定就在其中。因为这层关系，归国后的钱学森把邓颖超尊称为“邓老师”。

照片左侧露出的正是当年钱学森读书的小楼，也就是我们所在的纪念馆。著名电影《城南旧事》曾在这里取景，几乎不看电影而且沉稳内敛的钱学森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他已过七旬。

“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是终生感谢的”

1923年，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母校对他的影响。“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十年前在师大附中所受的教育，我们这些人是终生感谢的，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

师大附中最初叫五城学堂。北京人都知道四九城，可什么是五城呢？梁副校长说，这应该是指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也就是全北京城！学校敢起这样大气的名字，因为它确实有这样的底气。

1898年的戊戌变法被镇压了，但变法提出的废八股、培养新型人才的主张已如滔滔江水不可阻挡。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建立了，为了给大学输送人才，各省还需要建立中等学堂。中国一直在私塾或书院里教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新式学堂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于是，1901年11月，政府独立创办了五城学堂，作为各省学习的典范。1902年学堂改名为五城中学堂，我国从此有了“中学”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后，它又数次改名，1923年成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

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中学，全国中等教育的示范，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期间（1922－1930）还大胆创新，使它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学校首创课间操制度，实行男女同校（但初期还不同班）、“三三”学制，文理分科，还依托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自定课程标准，自编教材。林校长的全人格教育，强调老师因材施教，学生全面发展，学习重理解而非死记硬背。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宽广而深厚的知识基础，除了人人必学的系统知识，还开设了超过70种选修课，从天文学、微积分、测量学一直到哲学概论、修辞学、伦理学，连音乐、美术这些“副科”学校也不含糊，因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也是全人格教育的一部分。

有些课程用的是大学课本，有些直接用英语讲授。学校还设有日语、德语、法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钱学森选修了德语，二战后他随美国恩师去德国审讯纳粹科学家时，当年的语言底子还发挥了作用。

课程虽多，但钱学森后来回忆，“一点没有受不了的感觉。我们思想上没有压力，我们没有受苦。没有人为考试而‘开夜车’，更没有人死背书。”“附中的学生求知欲强，把学习当成一种享受……在学校玩得好，不天黑不回家。”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老师的教学理念非常先进，他们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重在学生学到多少，理解多少，而不死抠背了多少，考了多少。

1924年1月，鲁迅应邀来到附中，做了公开演讲——《未有天才之前》。他强调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起来的，就像花木需要土壤一样。“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师大附中就是这样一方沃土，为社会培养出大批人才。而钱学森，正是他们中的骄傲。

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

钱学森列出的17位对他影响巨大的人中，有7人是附中的老师，由此也可见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之大。

国文老师董鲁安被钱学森列为七人之首。董老师不仅会忘情地给孩子们讲“妙哉，妙哉”的文章，还常把国文课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课，针砭时弊，传播民主、科学与爱国思想。1935年初夏，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特意去看望董老师。他不知道，老师此时已经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有人说，老舍《四世同堂》中深明大义的钱默吟先生就是以董鲁安为原型。1955年，钱学森历尽艰难回到祖国，马上激动地去看望董老师，得到的却是老师已经故去的噩耗。

钱学森从小喜爱画画，后来父亲送他去美术老师高希舜开办的暑假绘画训练班。先生教得出色，学生学得认真且有天分，进步神速。多年后，钱学森曾对儿子说，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高希舜与毛泽东是同乡，在湖南第一师范时还是同学。一个以国画出名，一个以文章著称。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后，高希舜赠他一幅国画——《荣华下之哈巴》，提醒主席远离像哈巴狗一样阿谀奉承的小人。现在，纪念馆里有这幅画非常逼真的仿品。

数学老师傅仲孙治学严谨，还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用古汉语自编讲义，将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科学体系整合在一起。不过最让钱学森难忘的，还是他强调定理是根据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没有第二种定理。在中国是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拿到火星上它也得是如此。”傅老师为钱学森打下的数学基础，给他种下的“严谨治学”的种子，都让他终生受益。

校长林砺儒，除了负责大局，也教授伦理学。深谙教育的钱家治还带着儿子去校长家拜师。林砺儒讲课深入浅出，中西文化对比补充，在道德、哲学、思想等各方面都对钱学森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称他将“伦理学社会化”。

此外，生物老师俞君适教他解剖动物、采集标本，提高了他的动手能力。博物老师李约（士博）编的十级硬度顺口溜，钱学森近60年后还能倒背如流。李老师还培养了他因陋就简、开拓创新的精神。多年后，钱学森在我国一穷二白的背景下，在大西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创建了“两弹一星”的辉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化学老师王鹤清，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却讲出先进的知识，而且把化学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让钱学森明白了理论与实验的相互关系。

在人生最可塑的这6年中，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学习了大量知识，以及爱国情操、伦理道德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将来奠定了基础。纪念馆里有一份特别珍贵的展品，那是钱学森的中学毕业证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委托儿子赠予师大附中的。证书被保存了80多年，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足见钱学森对这所中学的珍爱与重视。

被叶企孙破格录取，转修航空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直属的交通大学。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方针先进，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有“东方MT”（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毕业生去欧美留学不用入学考试。尤其，大学里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全国仅有的。坚持实业救国的钱学森，希望能像詹天佑那样，为中国铁道事业做出贡献。

救国的责任很重大，但钱学森的大学生涯却很轻松。因为在师大附中已经学到很多大学的课程，加上极高的天赋，他入学前两年可以把很多精力投入艺术与文学上。他参加了军乐队、管弦乐队、雅诗社等数个文艺团体，纪念馆里还有他吹过的一只口琴。可以说，他是乐手中的学霸，学霸中的乐手。大学期间，他在《浙江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是《音乐与音乐的内容》。此外，他还醉心摄影，很多作品都达到了专业水平。

钱学森并不认为这些影响了他的学业，相反，纪念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他晚年的一句话：“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2005年，他还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大地。次年1月，日本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国民党却无力应对，因为那时全中国只有270架飞机，大部分还不能升空应战。钱学森意识到，航空比铁道更重要，飞机比火车更能保家卫国。之后他开始苦读航空知识。

1934年10月，钱学森被录取为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留学生，主修航空。其实他的总分并不很高，但负责招考的叶企孙教授发现他的航空工程考到87分的高分，就破格录取了他。叶教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等诸多大科学家，被誉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这次破格，决定了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当时中国还没有航空工程专业，叶教授与清华大学为钱学森聘请了当时国内顶尖的几位航空专家进行指导。其中的王助是中国航空界最早出国学习的先驱之一，为波音公司设计出第一架商用飞机，时任杭州制造厂首任监理。王助与交通大学的两位老师钱兆琳、陈石英成为这一阶段对钱学森影响最大的人。

1935年8月，钱学森在黄浦江码头登上赴美的轮船。仅仅一年后，他就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来转入加州理工大学，成为大科学家冯·卡门的学生。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但被他列入影响者名单的只有卡门教授一人。卡门对钱学森的赏识，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让这个来自弱国的亚洲人有机会施展才华。钱学森能力超凡，以至美国政府让他从事大量涉及军事机密的工作，虽然他仍旧保留着中国国籍。

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1945年，钱学森与恩师卡门一起，奉美国政府之命去德国审讯效力于希特勒的科学家。

师大附中对外合作与宣传中心办公室主任刘宗尧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你看，钱学森、钱学森的老师卡门，还有卡门的老师普朗特。这是师徒三代人会面，不过场景有点儿尴尬。”

卡门本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当政后逃到美国。没想到仅仅几年后，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同样大肆迫害无辜人士，钱学森也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到1955年钱学森成功归国，其间的艰辛可以写成一本书。钱学森回国后对祖国的巨大贡献，一本书都写不尽。

钱学森认为，归国后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在美国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在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的中国，创造出“两弹一星”的奇迹，把一个“黄包车王国”变成了航天大国。但钱学森一直强调，取得这些成就，靠的是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进行发射试验时需要大量通信线路，邮电部把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提供给他们。为了保证线路安全，每个电线杆下派两个民兵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钱学森真诚地说。

走出纪念馆，旁边是钱学森的塑像，一个身穿长袍、围巾飘逸的翩翩少年，目视前方，从容而自信。我们探寻他成为大师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每天从钱学森纪念馆边走过，看着他的雕像的学生中，将来能有人像他一样做出伟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孙炎 

笕桥位于浙江杭州东北十里外，宋代咸淳年间开发，在镇边走马塘筑桥，属于一个没没无闻的小镇，有公路直通杭州市区，沪杭甬铁路也在这里设者一个小站，无论搭乘火车或汽车，距杭城不过二十余分钟距离。这里是一个淳朴农村，有江南一般的秀丽景色，境内多桑麻农田，小桥流水，镇上有一条崎岖长街，有小学、镇公所、警察局及商店市场，日常用品，应有尽有，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附近有一风景区，名为「牛山」，山上草木扶疏，风景奇佳，空军烈士公墓，就建在遗儿，供人凭吊。每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桃红柳绿，令人赏心悦目而流连忘返。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航空处；民国十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南京附设航空班，是为中央空军教育的开始；民国二十年，航空班迁至杭州笕桥，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民国二十一年，修建飞机场，成立中央航空学校后，笕桥之名不胫而走，一时之间远近驰名。提起航校，很自然的会联想到杭州笕桥，因此笕桥以航校而开名，就好像广州黄埔 与陆军官校不可分。笕桥除航校外，附近还有浙江大学农学院，及高级蚕桑学校，蚕桑学校后被政府征收，在原址创立防空学校，而防空学校后又迁往南京。 

笕桥航校光耀古今，这个「笕」字，原是劈开竹子见白的意思。在古代，农人为了将山中溪水引进稻田灌溉，除了挖掘沟圳导水之外，还有就是利用粗竹，劈成两半，将其中竹节削掉，然后一根衔接一根，顺着山势，或依附路旁，或以支柱架空，横越溪壑，从水源地导水，沿着竹管一节流向一节，迂回曲折，直抵水田，别看导流的水势不大，但潺潺细流，夜以继日，仍可灌溉许多稻田，还引水入厨，盛入水缸，作洗涤饮用之「自来水」。 

当年杭州城外流水人家，几乎都用这种竹节引水的方法取得水源，供应耕作和生活所需，因之名为「笕桥」。 

凡是去杭州西湖观光的人，莫不设法到笕桥一游，以能参观航校为荣。到了笕桥，首先即听到隆隆机声，仰望则铁鸟蔽空，那广阔的飞机场，那雄伟的航校大门，一一呈现在你眼前。

而校门内，一片青青草地，十字水泥大道，交叉贯穿其中，在正中央，建有旗座，上有铜铸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堡垒。草坪四周，广植花木，为了纪念航空先进，特将面对大门建筑的三层大楼，命名为「家枚堂」，底层为礼堂，中层为教室，上层为办公室，左侧建有图书馆，右侧为实习工厂。学生寝室，则分设东西两侧，为中式平房，各三列三排，合计十八幢。家枚堂后方，为一高级露天游泳池，右后方建有一现代化运动场，包括田径、足、篮、排、纲球场多处。校外正前方，为飞机修理工场、飞机棚厂及主机场。另在乔司及翁家埠两地，建有辅助机场，专供练习起降及疏散之用。

乔司机场距笕桥约二十余公里，靠近钱塘江岸，是一片开阔平坦荒地，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敌机空袭我笕桥基地，由石邦藩、赵普明等四人，自乔司机场，紧急起飞迎战，予敌以重创，迫使日机仓皇投弹，弹落荒郊，得保我笕桥、乔司两基地，人员器材，安然无恙。而石邦藩因受伤失去左臂，成为独臂飞将军，赵普明为了捍卫领空，打击外寇，为国捐躯。政府为追念国殇，特明令褒扬，并将乔司机扬，改名为「普明」机杨，这一伤一死，除挽救了笕桥、乔司两机场厄运，对「笕桥精神」之建立，已带头奠下基础。

在学校左后方，建有新式小洋房住宅多幢，取名为「醒村」，分甲、乙、丙三种，设备十分现代化，专供学校教职员住宿。并创设子弟小学，便利校区子弟就学，设想周到，为一理想社区，在国内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如登「家枚堂」顶楼平台，纵目远眺，晴空万里，一望无垠，铁鸟在些空中交织往来，起飞降落，甚为壮观。有时专为参观团体，安排飞行特技表演，则更为精彩。此外还可参观军中内务，了解军人生活，或利用各种大小不同机种作背景，拍照留念，这些都是在当时国内任何地力，难以宝现的。待回到家里，更可向那些从未去过的亲友，大大地炫耀一番，增添不小谈话情趣。

      每年到了觀光季節，天天都有到筧橋航校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成隊的青年男女學生，有海外歸國僑胞，有國內工商團體，尤其一些名媛淑女，歌星影星，個個妝扮得花枝招展，儀態萬千，使筧橋添不少英雄美人的佳話。記得有位空軍先進傅清石將軍，曾撰寫了一首「西子姑娘」的歌詞，最能寫出當時的景況，後經名音樂家劉雪庵先生譜曲，名歌星周漩演唱曾傳誦一時。

西子姑娘
    柳線搖風曉氣清　頻頻吹送機聲
    春光綺旎不勝情　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
    輕渡關山千萬里　一朝際會風雲
    至高無上是飛行  殷情期盼莫負好青春

    鐵鳥威鳴震大荒　為君親換征裳
    叮嚀無限記心房　柔情千縷搖曳白雲鄉
    天馬行空聲勢壯  逍遙山色湖光
    鵬程萬里任飛揚  人間天上比翼羨鴛鴦

    春水粼粼春意濃  浣沙溪映花紅
    相思不斷筧橋東  幾番期待凝碧望天空
    一瞥飛鴻雲陣動  歸程爭乘長風
    萬花叢裡接英雄  六橋三竺籠罩凱歌中

笕桥中央航校简史

革命建国 航空救国
民国初年，中国空军之创建，渊源于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与「无空军无国防」之理想，在内忧外患之艰苦环境中，历数十年之经营发展而有今日一流空军之规模。 
民国前二年五月十三日，国父曾向革命党人 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并号召华侨与国内青年学习航空。民国九年，国父深感编练空军之迫切需要，乃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二队，为我空军建军正式编制、组织之始。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1928年11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军校航空队，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之一。 

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1年春，校舍和机场等建成，设立机构，采购飞机，招生办学，并先后在洛阳、广州设立分校。 

至1937年抗战前，1至6期共培训学员计663名。抗战爆发后，航校先后迁往云南昆明、巴基斯坦拉合尔，并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而笕桥机场作为空军的主基地使用。至抗战胜利学校又迁回杭州原址。 

航校聘美国人为顾问，并向美国购买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型号飞机作教练用机。学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从第4期开始设立)。学习内容有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 

中央航空学校旨在培植空军人才。学员为年龄在空中服役期限以内、技术体格适合深造的空军军官，补授必要的空军技术与知识。学生班招收高级中学毕业以上程度，年龄在18-24岁，体格、志愿适合飞行者。入学生班的先授6个月的入伍士兵教育，考试及格升入本科；本科教育分初、中、高3级，各4个月。初、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习驱逐、攻击、侦察及轰炸飞行。 

航校设立之初，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副校长兼代校长为毛邦初，后由葛敬恩继任。 1934年起由周至柔任校长，其后继任者有陈庆云、黄光锐、胡伟克等人，总顾问裘育德(美)。 

笕桥中央航校旧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组织健全完善，管理最严格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学校设施齐全，设备先进，由国内优秀的军事人才担任教官，教学模式先进。笕桥航校为中央航空学校，影响遍及全国，吸收广大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抗战前培养了6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航校的许多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笕桥机场是抗日战争初期空战的主战场，1937年8月14日，高志航大队长率机击落多架日本海军航空大队战机，“八·一四”空战创造了中国空战史上光辉的战绩，这一天也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笕桥中央航校大大加速了中国空军建设的步伐，对研究中国空军发展史、航空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当时航校东部为机场等军事设施区，有弹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部为教学生活区域，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等建筑和设施。抗日战争中部分建筑被破坏，后予以修复。目前航校旧址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其建筑时代特色鲜明，类型独特，对研究民国时期军校建筑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航校一共培訓了1至16期飛行科學生統計表：僅供參考

(Quelle: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 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版权所有)

宋氏家族唯一的全家福，1917年夏摄于上海宋寓。前排：三子宋子安；二排左起：长女宋霭龄、长子宋子文、次女宋庆龄；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父亲宋查理、母亲倪桂珍、三女宋美龄。

我们今天要谈的人物，名字叫宋查理，你会问，谁是宋查理？ (宋嘉澍（1861年10月17日—1918年5月4日），字耀如，教名查尔斯·琼斯·宋（英语：Charles Jones Soong），昵称查理·宋（英语：Charlie Soong，或遵循东方序称宋查理），广东省海南岛文昌人，本姓韩，过继宋姓，晚清传教士、富商及革命家，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大金主；民国著名的宋氏家族的家祖，子女有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的长老、父亲、宋氏一家之长。他的长女宋霭龄，次女宋庆龄，长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龄，都在从民国到1949年中共建址，产生重大的影响。

他的次子宋子良比较少被注意到，第三个儿子叫宋子安，两个人都去了美国，娶的老婆都是有银行背景的，宋子良娶了出生于纽约银行家的女儿席曼英，宋子安娶了旧金山银行家庭背景的胡其瑛。

为什么要讨论宋查理？因为那是一个完全变动中的中国，在那个时代里，每一步路你走对了，人生完全不同，你走错了，就是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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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当时宋氏家族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不会有人注意到宋氏家族，而当时中国的处境是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外国殖民的攻击。所谓的上海，不过是一个位于在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小渔庄，主要居住的都是一些客家人。

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有风的时候，船夫们就沿着海边的道路，把一艘艘的货船拖往上游，因为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唯一的优势就是它在地理上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可是没有人注意到上海这块地方。

在那个时刻，由于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开放港埠的要求，英国开始用东印度公司把鸦片卖到中国来。

当时的鸦片主要产自印度东地区，一些鸦片商先以非常廉价的价格在印度和中东地区收购，再以10倍的价格卖给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的某些华人。透过这些华人，卖给海南岛走私的人，在海口转售到中国大陆内地。

旧上海南京路

所以我们明明没有开放港埠，但是鸦片还是卖到了中国内地，其实这就是秘密。

当时香港，还没有被英国殖民，有很多的香港人以及一些随着郑和下西洋移居到马来西亚或是某些东南亚地方的华人，他们跟东印度公司合作，透过自己的关系，把鸦片卖到中国内陆。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我们所说的买办，鸦片是进不了中国的。

另外一个可以进中国的方式是美国。美国不是清朝官员查的主要对象，还有清朝的腐败，清朝某些官员也参与到违禁的贸易里，他们主要进口的港口也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广州。

透过这两个港口，美国人秘密运输英国的鸦片，甚至跟英国的船员说，你就挂我的美国旗，分我一点钱就可以了。

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在争执过程中打死了一个中国村民，英国领事馆拒绝让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审判，就在这个过程里，中国发现原来鸦片都是他们运进来的，于是开始彻查，接着有了林则徐烧鸦片，有了鸦片战争，英国对华宣战。

宋查理

但中国打败了，支付了巨额的赔款，对英国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其中一个就是香港，另外一个就是代表着买办崛起，代表中国近代史里最重要的繁华地点——上海。

这是宋家崛起之前的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每个人要赚钱，都得跟老外有点关系，跟洋行有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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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想要讲的故事跟你们听到的宋氏家族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我查阅了很多书还有纪录片，其中有一本书，作者是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美国传记作家，他参考了非常多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的档案、美国国务院的档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将这些档案一个个列出来，然后重新写了《宋氏家族》这本书籍。

关于要写宋氏家族，Seagrave说是“格外的困难”，他直指出来由于宋氏家族政治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宋美龄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力，她在美国华府的游说能力，包括时代杂志都可以几乎说是变成她的宣传工具。

所以你要真的了解宋氏家族是很困难，宋家花很多钱去宣传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并不想让人们真正了解宋查理这个人，所以这次为什么我谈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宋美龄，而是他的爸爸宋查理？因为他的爸爸的出身跟大家想的故事完全不同。

第一个，先告诉大家，这个家族根本不姓宋。

关于宋查理所有的故事，都是传说。如果按照很多美国的国家档案，还有其他的相关资料来看，这些传说本身是想创造一个属于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

宋氏三姐妹合影，左起：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

宋美龄希望创造的神话就是，她的爸爸原来出身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透过自己非常刻苦的努力，他结识了一个了不起的船长charlie jones，船长可怜这个小孩，就收下了他，为了感恩他的恩人，所以就改名charlie song，宋查理。

这个了不起的船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带着他乘着克尔法斯克号的船抵达了北卡州，就交给了一个监理会（教会）。

之后在教会的栽培之下，他去了现在的杜克大学，那时候叫三一学院。后来又把他送到了田纳西州，现在是乡村音乐的圣城。可是他到那个地方不是要去学乡村音乐，而是去范德堡大学神学院深造，然后等待时机成熟，用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向他的同胞传播上帝的福音。

整个宋氏家族的故事在过去几乎都是这么千篇一律的版本，他们来自于海南岛一个非常刻苦非常贫穷的家庭，在上帝的各种祝福里头，他的爸爸聪明的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学习，上帝的受洗。

到了上海以后，仍然受到排挤，虽然他已经有了传教士的身份，但是外国人并不想给他一个真正的传教士的身份。他在那个时刻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印《圣经》，他因此发了大财，然后他再利用这笔钱资助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而宋查理一生有6个子女，后来都成为在民国时期的当权人物。 可是这个故事几乎80%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宋查理

首先他爸爸搭的那艘船叫克尔法斯克轮船，从来没有在Boston，也没有在北卡停留过，而宋查理的父母亲并不是贫苦的农民，他们压根不知道儿子去了美国，不知道他改了姓，因为他们的姓氏是韩，而不是宋……

当时的海南岛当地卖鸦片，也供种植鸦片，他家是在当时“走私者的天堂”的地方——文昌。当地的船就是一排一排地连在一起，船民们就以船为家，有些穷苦的人就长年在船上。

宋查理的父亲经营的行业很特别，是一个造船厂的老板，韩氏一族，也就是宋查理真正的家庭并不贫苦，他的父亲是当地相当富裕的商人，而且是一个靠走私秘密社会里的一位长老。

他从事的走私活动里有一些大远洋货船，而这些远洋的货船定期的从澳门出发，一路南下，到越南的河内，当时叫安南，再抵达苏门答腊，航程大概六天左右。他们的先祖据说更早之前来自于山西，在1644年清兵入关之后，许多中国人就从北方开始往南逃。

据考证，很多姓韩的人都是客家人，有人逃到了安徽，有的人更往南逃到了广东，逃到了海南岛。所以宋美龄是一个客家人，而她的本姓应该是姓韩。

这个事情是怎么被发现的，最主要的是1881年，当时宋查理已经到了美国，那为什么宋查理有机会坐船，本来是搭他们家里的船，他们家有一个习惯，要让孩子见世面，所以他就跟着他的一个舅舅叔叔经常出船。

有一次这个船去到了美国，1881年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和母亲，当时他已经离家6年了，他告诉父母亲说，“我已经离开了亚洲，不是像你们想象中的，我还在苏门答腊，在印尼在这些地方徘徊。 ”

那个时候他文字不是很写得很清楚，中文底子不好，在这封信里，他就说他的父亲是住在中国东南方广州的一个县城，其实后来查了半天，广州根本没有这个县。

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信的底部，他写他爸爸的名称，韩宏义，然后查理还会写自己的中文名称，他的本名叫做韩教准，但他基本上在是用英文拼下来。

所以我们确定他完全知道他姓韩。

为什么会变成姓宋，你可能很难理解真正的过程。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档案馆里有宋查理在一艘美国船上的服务记录，查理的真实姓名是由于发音的问题被搞错了，他本来是姓韩，然后他就被写成姓松。

后来回到了中国之后，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姓，所以回到上海之后，就干脆去找了一个百家姓里，比较有一点地位的姓，他最崇拜的朝代就是宋代，而且跟松差别也不大，就变成了姓宋。

而他当时已经有英文名叫查理了，所以就叫宋查理，而宋美龄姓宋就是这样来的，实际上是姓韩。

根据美国国务院一份很多人几乎没有办法找到的资料显示，当时宋子文曾经写信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他自己也说：

我今天想转赠你海南远扬舢板船模一具， 此次船模由我国海关监制，完全按照实物精制而成。海南为广东省沿海岛屿，我家祖辈是世居于此，岛上居民吃苦耐劳，远近闻名，他们每年定期驾驶这种小船出海贸易，最远可以抵达印度。

所以宋子文其实也知道家里是从海南出身的，那个时候韩教准写信给他爸爸，写广州可能是因为他太小了，离开家里的时候搞不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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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海南岛的舢板是一种很特别的三轨的帆船，非常适合海浪，他们说形状像一个大香蕉，在海洋里头破浪前行，这种船看起来远远像一个很大眼睛的公鸡，所以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大眼鸡”。

每年夏天，韩家的大眼鸡船队就会离开海南，会有一年一度的传统贸易之旅，西南季风吹来，他们就会驾着船和货物向北驶往澳门、汕头、厦门，在西南季风之后，东北季风随之而来，船队就随着风、随着不同的季节，风的方向，满载而归。

剧照资料图

宋家，准确说是韩家，他们真正在海上的状况，除了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贸易之外，也进行海盗行为，所谓的贸易其实跟走私差不多。

当时，韩氏家族拥有强大的客家宗族的势力，从山西移居到海南，他们透过当地的帮会，某个程度间接操控了19世纪的海南商业圈，而且发展海上贸易，同时透过联姻跟潮州帮彼此联系在一起。在韩家定居海南岛之后的几百年之内，双方产生的依附关系，使得家族的商业扩展到东南亚一带。

这一家族当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才会那么小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出去见世面，因为这个是你将来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们认为小孩子坐船跟着大人出海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非常重要。

例如查理的哥哥被送到印度群岛的一个韩氏家族里头当学徒，查理也曾去那里一个亲戚那儿做雇工，查理是比较有野心的小孩，他当时因为看了很多地方，有开锡矿的，有开商铺的，有些人是从内陆地区往返海边的贸易贩卖各种原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鸦片。

他看了别人怎么致富，而不是只在那个地方，像父亲他们一样走私一些小东西。他就不甘愿在那里只是做学徒，他觉得他爸爸对孩子的培育的心眼不够远大，他要有自己的梦想。

虽然他当时才12岁，但是他就已经非常有抱负了，这让他的人生截然不同。

当时，宋查理跟着一个远方舅舅出海，但这次他们为什么从东南亚去了美国？是因为当时这个舅舅告诉他：当时有很多有抱负的人，都会自己出钱买船票跑到美国。

宋查理一听就觉得我不要跟我的父辈一样了，也不要跟我哥哥一样在这里做学徒，我要跟你去美国。

旧上海租界

美国那时候是大幅开铁路的时刻，铁路工头很喜欢雇用欧洲的移民，还有华工，这些华工不是被抓的，是自己去那里打工的，因为他们觉得在那里赚到的钱比他们在中国可以赚到的钱多很多，而美国人也乐意用他们。

因为中国劳工第一个工作卖力，很少抱怨，而且他们的薪资相对很低，所以中国劳工在那个时候，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员工比例最高的时刻可以高达80%，工人可以坐在柳条筐里从悬崖峭壁吊下去，在坚硬的石壁里头开凿路基，而且他们的薪水比白种人的劳工少了1/3，同时食宿要自理。

所以当时加州的州长就曾经这么描述，没有这些中国人，我们要想在议会规定的时间里头完成宏大的国家的铁路工程的西部路段，是不可能的。

而查理去美国的这个决定，也从此改变了宋家的命运。

但是我还是要再回来告诉各位，他不姓宋，他根本就姓韩。

(Quelle: 时事、世事、事实，凤凰网陈文茜)

“平生不识高司令，自称军迷也枉然。”作为抗战空军的第一人、空军军魂、“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他的事迹被很多军迷所熟悉，只要提到抗战空军，就必离不开高志航这个名字。然后在很多描写他的传记里，却充斥了一些虚构的桥段。本文将结合各方资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年5月14日出生于辽宁省通化县三棵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幼年务农，9岁入学，1924年，高志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奉天中法中学。

在校期间，他亲眼目睹日本人在沈阳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行径，中学毕业后放弃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毅然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

这个学校是在东北名将郭松龄的主持下成立的，只招收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员的军事业务素质，东北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决定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新的兵种技术。

1925年，学校从1000多名学员中筛选了27名学员，作为第二批留法人员，装备启程去欧洲。

高志航知道此事后，急忙找到队长要求去法国学习飞行。队长看他年纪虽幼，但态度坚决有志气，愿意帮他找校方说情，结果得到了单独应试的机会。

由于他身体好，学习成绩佳，尤其是曾在奉天中法中学（法国天主教堂经办）学习过法文，所以比较顺利考取录用了。赴法留学前，张学良特地接见并勉励了这批学员。

高志航也正式将名字从高铭久改为了高志航，意为身负航空救国的重任。

1925年10月，高志航等28名学员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

张学良原打算把这批精心挑选出的学员，全部送进当时法国最好的牟拉纳航空学校。但这所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非常苛刻，尤其是身体条件，差一点都不录取。最后只有高志航等18人被录取。

其余10人，只得进入法国西南部克鲁特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受训。

牟拉纳航空学校是当时法国的一流航校，训练使用的教练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种，而其教学的方式也是最新式、最先进的。

在此学习的外国人中，除了18名中国人外，还有2名西班牙人，而高志航则是这20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此时只有18岁。

但是高志航以饱满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严格刻苦的训练精神，深得教官的赏识和同学们的尊敬。

1926年7月，高志航从牟拉纳航空学校毕业后，同27名同学一道转入马塞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集中学习驾驶和作战技术。高志航选择了驱逐专科，由于其飞行成绩优良，深受校方赞赏。

毕业后，高志航被授予军士军衔，并于同学们一起被编入驻南锡的法国空军第23驱逐团（另有资料称为驻里昂的法国空军第35团）的战斗序列，进行实际战斗见习。

1926年底，为了避免这批学员被其他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拉拢过去，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由准尉晋升为中尉阶级。1927年1月，高志航等人身着崭新七扣军装，在欢迎团的护送下顺利回国，张学良将高志航等28人全部授予少校军衔（陆军衔），作为骨干充实到飞鹰队，此时的高志航年仅19岁。

然而在此后的一次飞行演习中，高志航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次飞行事故。因为机械故障，他在驾机降落时右腿折断。

被送到南满医院治疗后，他的右腿仍然稍有些弯曲，这对飞机驾驶是有障碍的。为了不影响飞行事业，高志航又到哈尔滨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把右腿打断重新再接。

这次手术很成功，虽然康复后右腿比以前短了一些，但却不再弯曲，穿上后跟鞋后，对飞机驾驶并无影响。

高志航的同事和队员也因此常戏称他为“高瘸子”。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都被日本人掠去，东北空军已不复存在了。

918的前夜是星期六，在东北航校作教官的高志航正好轮到回家外宿。

此时高志航全家已经搬到了沈阳居住，还在当地开了一家汽车行，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第二天一早听到枪声时，高志航就知道出事了，他急忙赶往东塔航校。在路上，他就被日本浪人给拦住了，恶狠狠地告诉他：“已经发生事变了！”。

高志航知道航校已经回不去了，而当局也无任何抵抗计划。于是，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在第二天（9.19）化妆成一个仆人，告别父母兄弟妻儿后，搭乘最后一列火车驶往北平。

战时的中国到处兵荒马乱，火车在路上还遇到了土匪打劫，高志航身上的百元旅费也被全部掠去。几经周折，高志航终于在老朋友刑铲非的介绍下进入中央航空署所属航空队任了一名飞行员。

1932年“1.28”淞沪事变爆发，中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对决。

中央航空署派出第6、7队共9架飞机前往参战，广东空军也抛弃前嫌，派出7架飞机前往增援。

而高志航在参战的前夕，由于又一次的飞行事故而错过了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

而当他再一次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时，却已是五年之后了。

“1.28”空战的失利，让全国上下高度重视起空军的建设工作。高志航也在此时进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担任空军少尉见习一职。作为原东北空军的一员，高志航在这里时常受到排挤。

由于他飞行技术高超，多次在飞行表演中完成各种高难度飞行动作，因此他还是被任命为中央航校驱逐机班的教官。

正当一切步入正轨时，高志航的婚姻生活却又遭到了重大变故。

高志航此时的妻子嘉利亚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由于当时的中央航空署规定空军军官不得与外籍女子结婚，因此要求他要么离开部队，要么与妻子离婚。

高志航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当时他依照父母之命，与邵文珍女士结婚，由于并不是自由恋爱，两人感情很是一般，一年后邵文珍便因病去世。

邵文珍去世后，当时邵家还想把她的妹妹再嫁给高志航，吓的高家连忙拒绝。高志航留法前，家人又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孩，但那女孩去他家看了后，嫌他家人多，回去写了封信，说结婚后必须两人搬到外面去单独住，但高志航的家庭观念非常重，便回信拒绝了她。

高志航从法国回到东北后，一次在黑龙江执行任务时，到一架外国人开的商店买东西，由于店员只会说俄语，高志航用法语与其无法交流。正当两人大眼瞪小眼儿时，一位白皮肤、高鼻梁、有着一双灰蓝色眼睛的年轻女郎出现了，而这就是嘉利亚。“我会法语也会俄语，我可以帮你”。

嘉利亚说道。于是两人相识了，由于高志航曾留学法国，在法国期间学会了跳舞，生性活泼，也不拒绝和外国女郎交往，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高志航的家庭是一个教会家庭，而嘉利亚却是一名异教徒。

起初高志航父母并不接受这个儿媳妇，根本不让她进门，最后由于嘉利亚已经有了身孕，只得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多年后曾回忆说：“爸爸和妈妈相爱后，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简单直接，热情浪漫，在当时的农村，大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思想封建的奶奶。为了融入爸爸的大家庭，妈妈不再穿高跟鞋，学会穿中式衣服，而且还学会说东北话。但是，无论妈妈怎么努力，奶奶都不太喜欢她。”

在高志航的几段婚姻中，他与嘉利亚的感情是最好、也是最真挚的。在这条禁令面前，高志航表面上同意离婚，暗地里却在市郊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和小女儿高友良藏在了那里。但不久，他租房藏妻的事被当局知晓，并对高志航下达了最后“通牒”。

高志航明白，在自己的心中，飞行至高无上，但是爱情与家庭同样也很重要，他做不出这么残酷的决定。嘉利亚也明白他的心思，知道他不愿意与自己分开。但是此时此刻，为了爱情，为了所爱的人，最后总得要做出一个决定。

爱是什么？是朗月高照，亦是飓风过境；是心有千千结，亦是难愈生死劫。在莫问对错的因果里，在情起情灭的纠葛里，最终嘉利亚还是做出了最服膺内心的决定——与高志航离婚。

嘉利亚与高志航离婚后，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中国。嘉利亚在给高志航的信中写到：“我知道你一生的志愿，你还是选择飞行吧，否则你会悔恨终生，后悔一辈子的，国仇家恨不是儿女事情可以湔雪的，别为我操心。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沈阳有姑姑照顾，小的在你那里有婆婆爱护，我也毋须牵挂。”两人此后再也未曾见过面，但是书信的往来却依旧不断。

从此山水不相逢，只念旧人长与短。

与嘉利亚离婚后，高志航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他与上海英语专科学校的校花叶蓉然女士结婚。

据说他俩相识于一次学校组织的向空军英雄献花的活动中，后又经人介绍两人得以进一步认识。

赖名汤时任空军驱逐机第一队队员，此时的队长正是高志航。

他曾回忆道：“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俄习飞行，当我们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注：高志航牺牲时也才三十岁，此时应该只有二十五六岁，赖名汤此处记忆有误。），短小精悍，飞行技艺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他每逢周五必飞上海，以便周六与星期天跟女朋友相会。”这里的女朋友正是指叶蓉然女士。两人婚后育有张（高）耀汉、张（高）忆春一子一女。

但两人由于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婚后感情其实很一般。

1934年，高志航成为新成立的空军第八队队长。

1935年，高志航受命前往意大利考察航空，他在意大利待了一年时间，由于他勇敢豪放，飞行技术出众，再加上很短时间便学会了流利的意大利语，颇得意大利航空界的赞誉。回国后，他便被任命为教导总队的总队副，1936年又被任命为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

空军总部在南昌集训驱逐机部队的所有飞行员，以便做好中日开战前的训练准备。高志航对训练抓的非常严格，所有的战斗飞行科目他都会亲自示范一遍。

对新进的飞行员，他也会亲自带着飞一趟，以了解各人的天赋与基础。队员或成队练习时，他都会在地面仔细观察、考核。

张光明时任第四大队22队队员，他曾回忆在南昌的那段日子：“大队长高志航规划部队炸射训练计划，将此一炸射训练，连续竟达六个月之久，如单机之格斗，乃至分队、中队、大队之战斗…大队长高志航严格要求所辖三个中队全体战斗飞行员的技巧及炸射命中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在每一课训练最后阶段，其每项成绩不达标准者，不要休息，不要吃饭。继续不停飞行演练，直到达到规定成绩为止。一次在空对水上浮动目标射击测试中，全体飞行员，均通过测试，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纪录。唯独我们的大队长报来的成绩未达规定要求。这位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当即面露愧色，然而仍然流露技艺超群，充满自信的英雄本色，他立刻一次又一次飞上去落下来，做不休止的射击演练。我们全体奉命回营房休息。真的，他不休息，也不吃饭了，由近中午一直打到天黑，才传来他达到射击标准的消息。翌日晨，在飞行线上讲解训练科目时，把他的浮动标靶，给全体观看，证明他的记录是真实的。”

高志航不光对队员的技术要求很高，他还尤其注意训练中队长、分队长等指挥员的领导才能。高志航培养他们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驱逐机部队中最坚强的柱石。

四大天王中的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空军头号王牌柳哲生、王牌飞行员董明德、罗英德、梁添成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高志航还非常注重学员的思想养成，他曾在给学员的训话中说道：“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也有父母妻女，但是如果大家都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敢拼命，不肯牺牲，那中国还有救吗？一旦当了亡国奴，那是生不如死，什么都没有了，光有生命做什么？所以我才要求大家拼命，督促大家苦练，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作战时才能救自己，也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使我们的子孙不会成为亡国奴！”

高志航不光训练严格，治军同样严格。一次在全队集体进城休假的车上，二十三队分队长秦家柱因故与同级机械军官发生了争执，冲动之下动了手，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调职处分。（秦家柱后来被调往第五大队，抗战时任第五大队十七队分队长，驾驶波音281战机，1937年8月23日，在吴淞上空被日机击落阵亡，生前拥有击落日机一架的战绩。）

抗战爆发后，时任空军第三大队见习飞行官的高庆辰回忆第一次见到高志航时，就见到其在大发脾气：“大约是二十三日下午，我从总站去棚厂，顺着停机线一大排飞机的前面走。看到高志航（作者注：高此时已任驱逐司令）在一架飞机前，大骂一个穿飞行衣、卡白脸的文弱书生。后来知道是五大队二十四队的王倬分队长（四期），当时骂的很难听，你找死呀…怎样怎样。骂的好凶，来往的人赶紧远远就都绕到飞机后面的草地上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大队长，我的本家，一笑。”

由于高志航治军太严格了，他的部下和学员私下里又给他一个绰号“高德隆”。（作者注：高德隆是一种非常难以驾驶的法国飞机。）而正是高志航这样严格的训练和治军，才让空军驱逐部队的战力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为开战初期空军取得的辉煌成绩，也为整个抗战中空军的战力建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当大伙练的热火朝天之际，西安却传来一个让大家无比震惊的消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给扣住了。此时西安为了消灭红军的需要，已经驻扎进了大批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一同也被东北军给扣住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急令第四大队进驻河南洛阳，并对潼关进行轰炸，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并侦察张部动态。

赖名汤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他回忆道：“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大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穿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空军第四大队秘密进驻周家口机场，准备在北平战线发动空中突击。此时第四大队共有32架战机，而日军在百灵庙仅有6架飞机。为了显示我空军的战斗力，威慑敌军，高志航特意命令不得攻击日军地面的飞机，要待其起飞后在空中将其击落，一泄我国仇家恨。

然而淞沪会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计划。根据《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命令，8月14日，空军第4大队从周家口向杭州作700千米距离的转场飞行。

21队队长李桂丹率领全队9架霍克Ⅲ到达笕桥机场时，发现地面上已经摆出布板表示有敌情。先期抵达的大队长高志航和笕桥总站站长邢铲非此时已冲到起飞线上，向他们急打手势，示意连续飞行，并大喊“敌机就快到了，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

李桂丹在得到警报后，立即率领4架飞机起飞离场，另4机则在分队长王远波带领下等待紧急加油，第2、3分队的各机也重新复飞。此时曹士荣驾驶高志航Ⅳ—1座机刚刚落地，就被高志航抢过飞机紧急起飞。

此时，日军新田少佐率领的轰炸编队已进入机场进行轰炸，我第四大队当即与其发生空战。

谭文分队长抓住了新田编队飞在前面的第3架96陆攻展开攻击，但是他明显缺乏经验，在最佳射程之外便开火射击。

经验丰富的高志航发现这点后，立即冒着这架日机上2名护尾机枪手密集的火力，从高空俯冲而下进行攻击。

他首先射击日机护尾机枪手，将其击毙后便肆无顾忌地逼近到敌机只有20米的距离，双枪齐发，将敌机左发动机击毁，机翼油箱随之猛烈燃烧，同时由于着火引发舱内炸弹全部于空中爆炸，碎片纷纷落在了钱塘江畔。

随后，高志航又看到自己的部下正在围攻山下一空曹驾驶的2号机，于是他按下机头，再次英勇驾机贴近到日机尾部，将扳机扣到底，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到敌机上，该机左发动机当即停车起火。

但是此时，高志航的座机已经燃油用尽，他眼睁睁地看见自己飞机的螺旋桨停转，然后冷静地操纵飞机滑回了机场跑道。这架96陆攻用剩下的右发动机，挣扎着飞回了海航基地，由于受伤过重难以操纵，该机在着陆时完全被损毁。（该机未计入高志航战果）事后检查该机发现其右主翼中弹21发，左主翼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

战后，日军还将该机送回东京向天皇和民众展示“皇军”渡海空袭的“武功”。

8.14空战，我方取得3.5：0的战绩，是空军的首个胜利，它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中国空军摇篮笕桥中央航校的美梦，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1.28”空战战败的阴影。

第二日，日军为了报复中国空军，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34架三菱89式轰炸机分多批次前往杭州进行轰炸。高志航率领第四大队进行全力拦截，他再次身先士卒，冲入日机防御火网攻击日军带队长机，当即将其击落。四大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当日共击落击伤日三菱89式轰炸机18架之多，连日第2航空战队司令也惊叹：“今日中国非他日之支那。”

然而高志航却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伤。

中山雅洋在《中国的天空》一书中写道：高志航追击89舰攻机（三人轻轰炸机）时，高机亦被命中二弹，一弹伤及右腕，一弹伤及飞机。中山雅洋认为其应被89舰攻机后座射手所伤。然而高志航本人和多名飞行员均认为这很可能是遭到了自己人的误击。1937年11月上旬的某天，高志航在兰州机场碰到了他的部下张光明，他曾问到：“光明，8.14拂晓空战时（作者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首次空战时间有8.13和8.14之争，以此类推，8.15空战的时间也有8.14和8.15之争，此处引用张光明的原话。），我已占到有利攻击位置，此时后方并无敌机只有我方飞机，我正预对日本轰炸机痛下杀手，突然就感觉到右臂弹伤流血。事后在医院才发现子弹是由后向前贯穿，并非被锁定目标的日机后座枪手还击所致。到底是哪个菜鸟，未在有效射程内就乱扣扳机？”张光明回答说：“报告队长，我不知道。”其实大家心里都觉得应该是自己人误伤的。

高志航受伤后被送往杭州广慈医院，后由转至汉口医院疗伤。

蒋介石闻讯高志航受伤，特专电褒奖，并发一万五千元的受伤慰问金和营养金给高志航进行慰问。

此时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高志航受伤这段时间，中日空中战场风云突变，日军由于投入了新型三菱96舰战，使得我军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劣势。

高志航出院后，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专责南京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大队抗击日军空袭。为了对抗96舰战，高志航将原本用于战斗、轰炸的霍克Ⅲ战机进行了轻量化改装，使之成为了专用制空格斗战斗机，其由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是可以与日军96舰战一搏的。

1937年9月26日，日第13航空队12架96舰爆在5架96舰战护卫下向我首都袭来。

我军第四、五两个大队共计21架战机在南京上空与其展开激烈对战。这次战斗的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其激烈程度却绝对可排在抗战中的前列。中日双方在此战中都尽遣精锐出战，日方第13航空队是日海军海空兵的绝对主力，是全军首先换装三菱96式舰战的部队，此次出战由四大天王之一的山下七郎领队护航。

而中方出战的第四、第五大队是抗战中的两支王牌飞行大队，此次战斗更是聚齐了空前豪华的阵容，包括我军全部四大天王: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和乐以琴，更有后来成为中国空军头号王牌的柳哲生，后任四大队大队长的王牌飞行员郑少愚等多名空战英豪。

就这样，中日双方最优秀的飞行员在南京紫金山上空展开了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空战。高志航首先识别出山下的指挥机编号，于是直接驾机向山下冲去，双方在空中展开了激烈的格斗，从高空一直打到低空不足100米，彼此追尾多次，最终高志航抓住山下的破绽，双枪并发，击伤了山下的座机。

山下领教到了高志航的厉害，深知不可力敌，加大油门脱离了战斗，向东面逃窜。由于在“8.15”空战中右臂的旧伤复发，高志航并未继续追击，而是向南京大校场返航归去。

但山下终究逃不过被击落的下场。他被第五大队二十四队副队长罗英德驾机在南京紫金山附近进行巡逻飞行时发现，最终被击落于昆山附近。

10月12日，这天是重阳节，也是高志航最后一次在空中与日军作战的日子。当日上午，日军两架水上飞机前来镇江。我军飞起4架霍克Ⅲ战机进行拦截。由刘粹刚领队，高志航、袁葆康、黄泮扬尾随。（作者注：这又是一支超级精英的小分队，袁葆康，王牌飞行员，国外史学家认为其共击落8架日机；黄泮扬，王牌飞行员，著名华侨飞行员，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刘粹刚首先攻击其领机，高志航遂攻击第二号僚机，仅一次攻击就将其击伤，直冒大白烟，4机最终共同将这两架日机全部击落。

午后三时，日96驱逐机6架掩护96陆攻9架，自北面突袭南京。我军起飞霍克Ⅲ战机5架、波音281战机2架，菲亚特CR.32 1架，由刘粹刚带队进行拦截。高志航位于霍克Ⅲ战机的最后一位，由于没有氧气瓶，他始终飞在领机的后下方。

当飞至紫金山北侧时，见一架霍克Ⅲ战机正被日机96舰战所攻击，遂急降下对该敌机攻击之。根据地面观察，该敌机亦升入云，旋入旋出，忽上忽下，约两分钟后坠于仙鹤门南侧，驾驶员身中17弹。此时又一架霍克Ⅲ战机与日96舰战飞来，高志航又加入到与此敌的缠斗中，向敌前方攻击两次，后方攻击一次。

此后7.9毫米机枪弹药用尽，12.7毫米机枪又卡壳，高志航急忙复拉装弹。不料又来了两架96舰战对高进行围攻，高志航遂急剧俯冲脱离，降至镇江附近连绵山谷中，低飞至溧水降落，由于高志航异常疲惫，还静卧了一小时，才在黄昏时飞返大校场。

由于第四大队飞机消耗殆尽，10月中旬高志航赶赴兰州接收苏援的伊-16-6战机。为了尽早接回这批飞机，高志航率先对该机进行了试飞。伊-16战机是一款极难驾驶的飞机，为了衬托高志航的技艺的高超，几乎所有的报道均是这样记载的：“他在未经苏联飞行员讲解飞机性能，未得到飞行手册的情况下，驾驶伊—16战机进行了单飞，并且还在空中做出了多种特技动作，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苏军官兵，被奉为中国空军的战神，使得空军接收伊—16战机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赖名汤当时正是在场的一员，他的回忆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

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作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叮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高志航对伊—16战机很满意，他曾对刘荫桓说：“这款苏制战机比霍克Ⅲ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与日军作战，日必败，我必胜，不久就要回老家了，让他们放心，为国家好好干吧！”

为了尽早将飞机飞回南京参战，高志航自己首闯六盘山航线进行试飞。途中要经过西安机场，而在那里训练的空军第三大队飞行员韋鼎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志航的风采：“这时候我听到室外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嚷着：大家快来看呀！我们的新飞机来到了！…'啊，这家伙飞的真棒呀！''我看八成是老毛子。'…'我看八成是高大队长飞的！''对！一定是他飞的，你看这种气派，只有他才这样勇敢！'…飞机刚飞过长安西门城墙上，就降落在T字布板旁边。…此时机械人员及四大队高级人员，统统围过去欢迎。我站在一旁，很仔细的看那驾驶员的面貌，他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他未下机前，就先把座舱盖打开，飞行帽也脱了，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居然是一位中国飞行员，一点都不错。下机后，四大队全体人员都围拢过去并向他敬礼问好…高大队长站在人群里，以身材高矮而论，乃属于中等，可是体型结实茁壮，举止稳健而实在，态度非常从容而沉着，…他的面孔圆而红润，鼻高而挺直，肤色古铜，浓眉粗眼，双目炯炯发光…使人看了悠然生敬畏之心。像这种人物十足是空军人员的典型仪态，空军有了他自是增光不少！我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更是感到荣幸…”

高志航试飞这条航线成功后，于11月中旬率李桂丹、董明德、黄光汉、毛瀛初、赖名汤、乐以琴等15名飞行员冒着恶劣的天气先期飞往1500公里外的南京，但在再次飞越六盘山时，却遭遇暴风雪，途中有6架伊-16-6战机迷航。

除蔡名永迫降外，其余5架均跳伞，幸而人员无碍。高志航痛惜不已，发誓要在南京上空以击落5架日机的方式换回。他命令余下的所有战机重新在兰州集结，并会同前来支援的苏联空军远征分队，组成了一支中苏联合空军编队再次飞往南京参战。

当他们在西安飞机场中转时，时任西安总站总站副的罗中扬最后一次见到高志航，多年后他回忆道：“他（作者注：此处指高志航）飞经西安总站的时候跟我说：中扬，不要叫我司令。叫我教官。我不过是一个阶级较高的战斗员。不是坐办公室拿红蓝铅笔的人。想不到第二天，26年11月21日，他在周家口机场壮烈成仁。令人永念。”

11月21日高志航率10架伊-16-6战机飞抵周家口机场，由于南京连日大雨，他们被迫在周家口机场休整。因汉奸告密，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派出11架96陆攻，由管久恒雄少佐领队前往周家口机场进行轰炸。由于地面监视哨的延误，直到日机临空的前一刻高志航才接到防空警报。（据赖名汤的回忆，当时大家正在机场加油，作飞赴南京的准备工作，高志航的战机也在加油。）

高志航当即下达命令全体登机起飞迎战，所有中国飞行员均奔向自己的战机，但随队而来的苏联飞行员和顾问们却不愿起飞，四散而逃。高志航最先进入战机的驾驶舱，帮他发动战机的是第四大队地勤主任于觉生和军械长冯干卿，这两人已经是大队中技术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地勤人员，但高的战机连续发动3次都未能成功。（作者注：伊-16战机的发动机毛病很多，尤其冬季天冷时启动极为困难。）此时日机已经临空，高志航对于觉生和冯干卿喊道：“你们快跑吧！”于觉生马上从飞机上跳了下来，跑进了旁边的防空洞，而高志航此时的战机正好被日机的炸弹击中。

日机离开后，大家跑去一看，高志航大队长的飞机都被炸得竖了起来，机尾指向天空，机身燃起大火，主翼也被炸断了。高志航被炸得飞出了驾驶舱，倒在左侧主翼后面，已经壮烈牺牲了。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军械长冯干卿。

高志航的死对总个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很多驱逐机飞行员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地震撼。高庆辰多年后回忆当时刚听到高志航死讯时的那一幕说：“11月21日，已经天黑了。童子军叫吃晚饭。正吃着，外面石阶上走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十五队的郭耀南同学。

有人就叫：'郭耀南，快来吃饭'。郭正在十五队飞道机，现在当交通机用。他提着伞包。我们都是拿着保险伞包当行李袋。郭耀南平时就是个讲话慢吞吞的人，叫他吃饭，他一本正经的说：'吃什么饭啊！高志航都死掉了。''什么？什么？你胡说什么？''高志航被炸死了。''你怎么知道？'他说：'高志航今天领了几个俄国志愿队，飞了9架伊—16，从兰州要到南京来。在周家口加油时，因为那边没有防空监视哨，敌机突然临空。有的人起飞，有的人逃走。高志航刚一支腿跨进座舱，一颗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他粉身碎骨，只剩下座舱里的那条腿。'他刚讲完，孙副大座一拍筷子，站起来，上楼去了。部队长们一个个也跟着上楼。我们也都丢下饭碗，回自己床上一躺，一声不响的看天花板。饭都没有人吃了，也没有人打牌了，一点声音也没有。”

高志航殉国时，年仅30岁。其根据官方认可的战绩为击落日机3.5架，另有多架未认可战绩。各方均对高志航高度赞扬，日本方面称：高志航是中国空军最有价值的飞行员、指挥员。蒋介石评价高志航：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周恩来评价高志航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牺牲的。

1993年，张学良为这位自己曾经的老部下题写：“东北飞鹰，空军战魂”。八个大字。高志航的遗体被葬在湖北宜昌，目前南京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里和吉林通化市的高志航墓实为衣冠冢。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高志航，将空军第四大队命名为“志航”大队。1941年4月10日，又追授高志航为空军少将。

高志航虽然已经牺牲了8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人们却从未忘记过他。1946年3月，从国军投诚起义的飞行人员，专程去高志航的老家，看望了高志航的母亲，并送上“航空之母”的红绸横幅。1980年8月14日下午，解放军高级机关宴请驻京空军部队及在院校任职的原国军空军人员座谈，缅怀高志航。

2002年8月14日，又在吉林省通化市龙泉路40号的高志航故居建立起高志航纪念馆。2014年，高志航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很多高志航的学生和老部下，几十年后，提到高志航时，仍然竖起大拇指，极为佩服的称他为空军军魂。

高志航从37年8月参战到11月殉国，只有短短4个月的时间，但他对中国空军驱逐部队的贡献却是极其巨大的。我们都说高志航伟大，那高志航到底伟大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伟大，不光是他飞行技术高超，而在于他是空军的头号王牌部队第四大队的缔造者，更在于他任航校教官和教导总队总队副时对空军的人才队伍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很多后来都成为了空军驱逐部队中的中高级指战员，而他们正是空军中最坚固的基石。

在整个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共牺牲190余名将军，而高志航是唯一的一位空军将军，这虽然与空军的军衔普遍偏低有关，但他不畏强敌，舍生取义的精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空军部队。空军能够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抗战，高志航对空军的精神影响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高志航可能不是空军中飞行技术最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是击落战机最多的飞行员。但是高志航却是抗战空军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他是真正的空军军魂，是中国空军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面精神旗帜！

凌云壮志撼敌胆，血洒长空终明志。

长江黄河不相忘，白山黑水永铭记！

主要参考文献：

《东北飞鹰，空军战魂——高志航》，作者：陈应明。

《人像》（1946年第二版），作者：朱民威。

《抗日天神——血染蓝天的中国王牌大队长高志航》，作者：吴华、玉文等。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我是高志航的女儿，我想找我的俄国妈妈》，作者：高丽良。

《高志航子女、亲属今抵宜，到烈士林园缅怀先烈》，作者：宜昌广电新闻。

《笕桥精神——空军抗日战争初期血泪史》，作者：何邦立。

《蓦然回首感恩深——罗中扬将军回忆》，编者：刘永尚、黎邦亮。

《赖名汤先生访谈录》，编者：何智霖。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战斗要报》（1937年10月12日），作者：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于1929年追随父兄祖辈的脚步加入怡和洋行，至今仍担任董事。在远东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对外贸易的资深观察家。这段个人记述既描绘了他初入商行的青葱岁月，也记录了其后来作为上海负责人的峥嵘历程。

正如十九世纪一样，二十世纪上半叶同样充满剧变——中国内战、中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在东亚与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战乱带来的饥馑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如影随形。

我于1928年在伦敦加入怡和洋行，1929年元旦即被派往纽约麦迪逊广场的办事处。我们经手金融、茶叶、毛皮、生丝等业务，甚至专门开通了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桐油专列（当时这种长江流域特产用于制造高级清漆）。

在茶叶部门工作两月后，我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此前怡和曾向一家波兰裔工人为主的缫丝厂大量出售生丝，因对方无力支付货款，我们转而获得了该厂股权。在这里，我首次从波兰工人那里学到了丝绸加工技艺——他们将中国已脱茧的丝绞重新绕制并捻合成丝线。

我从温哥华乘船抵达上海时，童年记忆瞬间苏醒——父亲执掌怡和远东业务期间，我们曾栖居香港：冬日住东角，夏日宿山顶。兄长威廉·凯瑟克（我们惯称托尼）直接把我从码头接至他的船屋，周末带我去上海近郊猎鹬。周一清晨，我首次踏入外滩办公楼。当我提出学习汉语时，总经理贝斯（B. D. F. Beith）笑道："好主意——虽然我们都没学过"，买办潘庆甫随即为我寻得一位京师老儒，专教沪上闺秀官话。尽管进步迟缓，我倒练就一口京腔。

彼时的上海是座世界主义都会，每年拔地而起的公寓与写字楼见证着繁荣。通商口岸与香港同样商贸兴盛，怡和作为商业先锋，网点遍布沿海、长江要津及东北。凯瑟克家族更深度参与公共事务：祖父、伯父、父亲与兄长都曾任上海工部局主席，香港行政立法两局也总有怡和高管席位。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账房——葡萄牙裔科斯塔先生递来那支父兄用过的钢笔。传统认为通晓账目即掌握商业命脉，账房团队确能窥见全盘业务。当时我们经营着覆盖全中国的出口网络：福建茶叶仍是重中之重，另有籽仁、毛皮、生丝、植物油和蛋品等。相关加工厂遍布上海：缫丝厂、皮货打包厂、两家专供欧洲市场的蛋黄冷冻厂，以及棉麻毛纺厂。

阴差阳错间，怡和竟成酿酒巨头——因三十年代初对德茶叶贸易遭遇通胀，最终以抵债获得的啤酒厂出产优质皮尔森（EWO啤酒）。二战期间德籍酿酒师坚守岗位，1945年我们重返上海时，他亲自将钥匙交到我手中。

纺织厂是我们在华最早产业，记得兰开夏普拉特兄弟公司1890年代的织机仍在运转。维持"中国货"品质需倚重英国经理，他们的成功促使我们拓展黄麻与精纺业务，这些工厂均设于上海杨树浦。

航运是商业命脉，既有沪港中转的沿海航线，更涵盖上溯重庆的长江内河贸易。家父曾预见汉口——这座长江与南北铁路交汇的枢纽——将成为"中国芝加哥"，遂大肆购地建仓。

东北业务则充满戏剧性：张作霖时代我们在奉天、哈尔滨经销农机，1928年某夜日军炸弹终结了这一切。少帅张学良在北平建立流亡政权时，我被派去追讨农机货款。出乎所有人预料，这位被国联谴责的年轻统帅最终偿付了债务——尽管让我苦等数周。

恐怖的悲剧

1930年代阴云密布的内战岁月里，军阀混战与政府军冲突不断。1931年，史上最惨烈的江河决堤更令中国雪上加霜——当我乘张学良的三引擎福特飞机从北平返回上海时，250英里航程下尽是汪洋，唯见零星树梢与屋顶探出水面。这场洪灾夺去六百万人生命，如此触目惊心的航程，让我首次真切体会到中国的深重苦难。

南京政府随即成立以财政部长宋子文为首的全国水灾救济委员会。美国运来大批赈灾米粮，英国则派遣印度治水专家约翰·侯普-辛普森爵士统筹救援。作为怡和代表，我被借调参与英日中三国船只的粮运调度工作，沿长江逆流输送救命物资。

从个人视角看，当时建立的政府人脉极具价值：既有旧式官僚世家，也有现代知识精英——尤其是宋耀如牧师家族，其子宋子文后任财政部长，三位女儿分别嫁给蒋介石、孔祥熙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孙夫人宋庆龄始终是我们的挚友，她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时，我们仍常在京沪会面。

一战后，列强决定退还庚子赔款。1920年代这笔资金用于派遣中国留学生，至1930年代初，这批通晓外语与西方文化的青年才俊怀揣报国热忱归来，许多人加入政府或银行系统，如外交界的顾维钧、王正廷，北大胡适，海关的骆清华，中国银行的张公权、贝祖贻等。外国年轻人首次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迥异于过去仅通过买办沟通的时代。

国民党面临着诸多难题。蒋介石不得不一路从广东打到上海，最终在南京建立首都。北方仍由军阀割据。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华中地区势力日益壮大，而主张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聚集于上海。局势可谓举步维艰。若要维持对外贸易——尽管规模有限——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保持通商口岸的畅通，而最主要的保障便是上海作为国际租界的特殊地位：这里受条约保护，为所有外侨提供安全庇护。许多外侨加入了上海万国商团（S.V.G.），其中热衷骑术者则加入了上海轻骑兵队。若遭遇现代战争，他们的反应或许稍显迟缓：首当其冲的任务是下马安置坐骑——这恰恰是维持治安的重要环节。

资金短缺

随着局势持续动荡，货币体系最终趋于疲软。在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与阿瑟·萨尔忒爵士的建议下，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转而推行纸币。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持续寻求外国顾问协助：让·莫内（后创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巴黎赴华重组铁路财政体系，另有专家前来协助石油勘探。1930年代中期，费唐法官受邀来华，就上海工部局治理权及领事裁判权问题提供咨询——这两项特权始终刺痛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神经。

凭借其备受尊崇的商业地位、规模庞大的资产，以及在社会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管理层，怡和洋行深度参与了所有这些事务。而在伦敦，凯瑟克家族因拥有D·G·M·伯纳德、大卫·兰代尔等中国通人才，长期被视为远东事务的领军商号。

全球经济深陷困境，不仅远东地区如此，欧美各国亦因经济萧条而备受煎熬。怡和洋行与其他企业一样，不得不紧缩开支。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削减一切成本——不再招募欧洲籍员工，而1932年我在香港航运部任职期间，月薪也被削减了百分之五。金库空虚，实在无力支付全额薪资。

常言道十九世纪中国饱受英帝国主义摧残，但与日本在一战后的侵华行径相比，实难相提并论。日本怀揣构建亚洲"共荣圈"的宏图，其军政要员通过吞并满洲推行此策。早在1895年台湾、日俄战争后朝鲜便已落入日本掌控，此时后者更成为进攻中国北方省份的跳板。

1937年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本土，上海租界很快陷入战火包围。我们身处交叉火力之中，整日震颤于投向城区与黄浦江日军舰队的炸弹。闸北华界被焚为焦土，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我们这些原住虹桥路界外区域的商贾，为安全迁入租界，竭力维持贸易。时值家兄托尼休假返英，我名义上暂代其职。母亲自苏格兰来电："忧心尔之安危"，我回电："儿亦自危"。事实上，除却参加万国商团值勤时段，生活大抵如常。我们为饶家驹神父组织的难民救助会募捐钱款衣物药品，其余时间仍办公、打马球网球、夜间赴宴跳舞——这般刺激而虚幻的生活持续着。

紧急救援行动

作为国际通商口岸，上海港虽在日本军舰对长江三角洲实施局部封锁的情况下，仍维持着贸易往来。怡和洋行、太古洋行与日、美、中各方航运公司，均持续运营着从上海经汉口直至重庆长江航道终点的定期航线。后中方为阻日军西进，决定在长江主航道沉船筑坝。此举若导致航运中断，不仅将重创船运公司，更会危及华中地区的命脉贸易。为此，我们刻意将部分轮船部署在江障上游，另一些则留在下游，并立即派遣侦察队——由一名英国皇家海军退役潜艇兵率领——寻找绕行支流突破封锁的航道。不久后，大宗货物便得以重新流通。我们甚至与中方"振华"公司合作，成功用摩托艇经支流将英国驻华使馆人员从上海运送至汉口。

然而，中日双方均禁止使用无线电通讯，信息断绝遂成重大难题。怡和洋行随即加入上海信鸽协会——我们的轮船将信鸽运至外埠，这些飞禽便带着系在腿上的"怡和"专函，跨越八十余英里航程返回总部。连续数周，竞争对手对我们总能抢先掌握货运情报惊诧不已。可惜某只缺乏经验的幼鸽中途降落中式茶馆饮水，不仅信鸽遭擒，我们的秘密渠道也随之暴露。

与此同时，啤酒厂正面临酒瓶短缺的困境。我们发现：正如英军靠粮草行军，日军则依赖啤酒推进。乡间田野四处散落空酒瓶，我们以每只两分钱的价格向战火中的农民收购，最终在怡和啤酒厂堆积起两百万只酒瓶的巍峨"山峦"。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此刻正不惜以每只十美分的高价，拼命从海外重新进口酒瓶库存。

那是个艰难困苦的年月，但公司的精神气概始终高昂。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中国腹地并扶植汪精卫傀儡政权，多数妇孺已撤离至经济渐趋复苏的香港。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仲夏，汉口亦告失守，日军兵锋南指。然而我们最忧心的却是欧洲局势——1939年大战爆发时，前景一片黯淡，众多英籍职员回国参军，我也离职加入英国经济作战部。只有年长者与维持上海运转的核心人员留守，其中包括时任上海工部局董事局主席的家兄威廉·凯瑟克。

此后两年间，日军气焰日炽。上海财政捉襟见肘，至1941年已不得不增税。纳税人在跑马厅召开大会时，当家兄发表主席致辞之际，日侨首领突然登台，在其身后掏出手枪连开两枪。幸而当日天寒地冻，他身着厚实皮袄，加之子弹质地粗劣，仅擦过肋骨飞出。混乱中托尼乘救护车脱险，加税议案被迫延期。待重提议案时，日方因刺杀闹剧颜面尽失未再反对，议案遂顺利通过。不久托尼离沪归国，而行凶者林八郎却在日本被奉为"民族英雄"。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终结了公司的自主经营。船队残存舰艇被英国政府征用执行战时任务，部分船只与众多优秀船员永远沉没。香港迅速陷落，新加坡紧随其后。上海租界自动易主，怡和职员与大多数欧美侨民一同被羁押入集中营。

在这段动荡岁月中，有一件事格外熠熠生辉：以制造机车与铁路设备闻名的德国奥伦斯坦-科佩尔公司，因雇佣犹太裔经理——我们的朋友汉斯·伯恩斯坦——而遭到纳粹当局的刁难。伯恩斯坦被解雇后，怡和洋行立即介入，凭借苏格兰血统的"雅利安纯正性"接管了业务。但我们未曾声张的是：那位遭解雇的经理随即被我们秘密聘用。后来当怡和职员被羁押时，身为德国人的汉斯·伯恩斯坦仍能自由行动。他倾尽所有积蓄为集中营里的朋友们输送食物，极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这堪称友谊最崇高的见证。

与此同时，H·H·托德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小型船运代理处，以维系我们船队残存的少量业务；而在尚未沦陷的重庆，H·H·伦诺克斯独自坚守着一间单人办公室，让公司的旗帜继续飘扬。我们通过一条脆弱的口信传递渠道，与仍有些许中国友人的上海保持着联系——后来其中几位，尤其是徐鸿彦先生，也辗转抵达了重庆。

终见和平曙光

战争甫一结束，怡和便与所有企业一样急切盼望复工。彼时我正担任蒙巴顿勋爵麾下东南亚战区司令部政治联络官，受命飞赴香港协调三方：蒙巴顿总部、香港夏悫海军上将及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兼首相特使卡顿·德·维亚特将军。这趟任务需驾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从马德拉斯直飞香港，历时二十四小时。同行的还有殖民部首席代表戴维·麦克杜格尔，他将协助夏悫恢复民政。艾伦·里德（Alan Reid）已先行抵港组织紧急粮食运输，而我完成政治使命后便回伦敦外交部复命。

在香港，怡和成为最早重启商业活动的企业之一。J·J·帕特森与D·L·纽比金虽经赤柱监狱拘禁后健康堪忧，仍带头复工。上海获释员工同样迅速返岗。我取道美国、檀香山与约翰斯顿岛飞返上海，战时在伦敦成婚的妻子克莱尔则花82天乘军船经巴拿马运河抵马尼拉，再转乘玛丽·凯瑟克（Mary Keswick）在英国新下水的怡和货轮来华。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曾遭拘禁的同仁们竟精神抖擞——获释当日，怡和三代老臣华人顾乾麟（J. L. Koo）便妥善安置众多同事，待我抵达时，外滩27号已重张营业。

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条约》将上海租界主权正式归还中国。战后首任市长吴国桢博士正是我在重庆共事过的故交——战时他任外交部长，如今以干练的行政手腕重建城市秩序。

银行系统迅速重启，幸而电厂与自来水设施完好无损。随着欧美侨民回流，卜内门洋行（ICI）、壳牌石油、太古洋行、沙逊集团等企业纷纷复业。怡和的房产、工厂及办公楼也悉数收回，唯1945年寒冬略显窘迫——日军为炼钢拆走了所有供暖系统。我至今记得，自己裹着中式丝棉长袍在办公室蜷缩取暖时，一名美国水兵推门嚷道："嘿中国佬，那个叫凯瑟克的家伙在哪儿？"

战时作为中国主要盟邦的美国，战后继续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等多渠道提供关键援助，但这些政策旋即引发争议。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虽以腐败闻名，但吴国桢主政的上海却是例外。作为怡和大班，我参与了他组建的高效顾问委员会，其治下上海的重建堪称奇迹。

蒋介石政权已因战争元气大伤，即便有美援支撑仍岌岌可危。战时国共联合抗日的短暂休战结束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始终保持独立，如今更在华北稳步建立政权——虽在青岛、天津等条约口岸影响稍弱，但其力量之强已令上海精英们忧心忡忡。当时我们仍坚持贸易，但内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蒋介石虽可能倒台，共产党却无法真正统一中国；更认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如今回望，这番判断何其谬误！

妥协之策

1948年夏，共产党军队自北平南下，横渡长江时与英舰"紫石英号"爆发冲突。这场悲剧源于我方低估了共军实力，而对方亦在英舰反击中伤亡惨重——此役让上海租界真切感受到革命洪流的迫近。

长江防线失守后，国民党匆忙在上海市区搭建巨型木栅栏。有人视其为防御工事，有人怀疑是官员敛财的工程，更多人则报以嗤笑。我们如同置身木幕剧场，静待终场。怡和与其他外资企业一样，仅保留核心团队看守资产，遣散非必要人员。当毛泽东声明将公平对待留守外侨时，我们选择观望——尽管后来证明这种希望终将落空，但当时多数人认为，再糟糕的治理也会优于国民党的溃败。

蒋介石率残部退守台湾时扬言"一年内反攻"，无人当真。我们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和解，并考虑承认北京的新政权。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爵士将此意见传回伦敦，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最终在1951年予以事实承认。

上海解放过程出人意料地平和：外滩仅有个别机枪手象征性抵抗，纪律严明的共军入城时秋毫无犯。清晨我们从公寓目睹一个连队翻入隔壁英国领事馆围墙，总领事穿着睡袍出来，彬彬有礼地提醒对方这是外交领地，士兵们便安静地从正门退出。唯一的惊险时刻是早餐时，一颗流弹击穿窗户嵌在我头后的屏风上。

怡和大部分员工已撤离，我们留守小组既要维护八千余名沪津汉等地雇员的权益，还需处置价值800至1000万英镑的资产。更棘手的是接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50万吨大米分发工作——此前奸商哄抬米价，我们三人委员会三日内便将粮价压降25%。

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胀令纸币成箱作废，新政权迅速推行币制改革与物价管制。出乎意料的是，这些通过工会系统执行的措施既务实又高效。随着外贸暂歇后重启，我们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工会实为贯彻党政方针的治理工具。

怡和工会迅速成立，初期确曾经历政策性的艰难磨合。所幸我们与华人员工素来交好，经过长达两三年耗资巨大的拉锯谈判，最终达成以企业资产置换外籍人员离境权的协议——期间新政府似乎决心榨尽最后一滴外汇。

1950年的个人生活尚属优渥：饮食无忧，行动虽受限却得以亲历"铁幕"内的社会变革。但商业层面令人沮丧：封锁轰炸摧毁了贸易，水电几近断绝，苛税与"胜利公债"（虽名义自愿实则难以推拒）更如附骨之疽。面对国库空虚的新政权，外企成为唯一税源——这种刮骨疗毒式的征税虽残酷，却创造了无贪腐的财政奇迹。

1950年6月出现经济松动的苗头：首艘进港的"茂生轮"（Mausang）让我们提心吊胆生怕触雷，但随着老练船长们驾着沿海旧船陆续通航，政府也放宽银根。棉纱、香烟与啤酒率先复苏，贸易冰河渐融。我与妻子克莱尔乘火车北上游历，破旧却整洁的车厢、拒收小费的乘务、挎着毛瑟枪的女乘警，连同北京四合院的慵懒时光与北海泛舟，构成新旧交织的奇异图景。

彼时我已预判中苏关系本质："以中国千年文明积淀，终不会久居莫斯科篱下"。尽管朝鲜战争阴云中断了与北京外贸局的谈判，那些试探性合约却埋下未来商业的种子。

1951年9月我获发离境许可，后续接力的伦诺克斯（H. H. Lennox）、身陷囹圄的罗宾·戈登、继任者休·巴顿，直至最终签署移交文件的汤姆·比斯利，连同所有中外员工，都以非凡勇气完成了这场世纪谢幕。怡和虽结束在华120年经营，却未放弃未来重启贸易的期望。四年后，当克莱尔与我重新踏上罗湖桥走向北京时，新的序章已然揭开。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 、陈 正人的信 。 （1942 年） 图片来源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部队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部队庞大、机关臃肿，兵多难养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据地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 为了应对困局，减轻老百姓负担，中共中央一方面号召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

一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批评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的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号召党员要 和党外人士合作，鼓励大家多提意见。 时任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与其他10名参议员响应毛泽东号召，根据边区群众几年来经济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 济 ，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 案，同时提出 5 条具体实施建议。 议案一经提出就招来一些反对声 音，指出该议案有碍军队建设和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知道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 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毛泽东的肯定和说服下， 11月18日，大会通过提案并成为边区政府的决议。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1月27日 ，参议 会闭幕后的第6天，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重点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上，李鼎铭重申了该案的要义，谢觉哉、 萧劲光分别就精兵简政问题提出建议。会议决定设立由刘景范、高自立、 周文、周兴、南汉宸组成的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 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定于12月15日以前拟出精简方案，年底办妥，翌年1月1日起实行。 12 月初，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重点讨论精简方案问题，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会后分别以训令和指示信的形式，向各厅、院、 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精兵简政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实施。 边区机关率先示范 ，迅速展开行动。至12月20日，边区民政厅精简工作基本完成；22 日，边区政府保安处精简完成；24 日，边区政府财政厅精简完成；26日，边区政府建设厅精简完成；28日，边区高等法院精简完成，边区银行总分行也精简就绪；30日，边区保安司令部开始实行精简……同月25日，清涧县政府召开会议部署精简工作，成为边 区第一个精兵简政的县级政府。

二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 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 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决心实行彻底 的精简，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 危险”。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 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起到 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持续指导和陕甘宁边区的 影响带动下，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 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 1942 年 1 月 15 日 起 ，晋 察 冀 军 区 开 展 了 缩 编 主 力 、加 强 地 方 武 装 和 民 兵 建 设 等 工 作 。 整 编 后 ，军 区 总 兵 力 由 1940 年底的近 11 万人减至 9.5 万人， 民 兵 由 1941 年 底 的 30 万 人 增 至 约 40 万人。晋冀鲁豫军区精简整编工作与 晋 察 冀 军 区 同 时 展 开 ，除 充 实 战 斗 部 队、加强地方武装外，还着力做好部分 人员的送校学习和转业工作。八路军 第 129 师 对 编 余 人 员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划 定了 4 条标准，分别是参加革命斗争 5 年以上者、家在根据地以内者、家在根 据 地 以 外 或 在 敌 占 区 者 ，以 及 其 他 情 况 者 ，不 同 情 况 处 理 方 式 不 同 。 为 了 稳定军心，第 129 师还规定，对于所裁 汰人员应“妥为资潜回籍与适当安置， 特别是对抗战有功的老年同志与残废 同志，尤应郑重处理，否则破坏政治影 响”。经过精简，八路军第 129 师、晋冀 鲁豫军区成功达到中央提出的精简标 准 ，将 党 政 军 脱 产 人 员 控 制 在 全 区 人 口的 3%以下。 1941 年 11 月 ，晋 西 北 军 区 召 开 军 分区首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共中央 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军区具体情 况制定了部队精简计划和编余人员处 理原则。翌年 2 月，军区又对精简整编 工作进行了调整部署。八路军第 120 师 师部专门组成工作组，分头下到第 358、 第 359 旅和大青山支队进行深入动员， 指导开展整编工作。至 3 月，晋西北军 区主力部队由 3.9 万人精简为 3.5 万人， 裁减公务人员 731 名，八路军第 120 师 和新军部队共减少伙食单位 118 个。 1942 年 4 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和 山东军政委员会也展开整编，将一切领 导集中于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 山东纵队第 1 旅划归八路军第 115 师建 制；八路军第 115 师师部、山东纵队队部 和山东分局合署办公，机关人员精简 1/3 （约 0.35 万人）。

三

精兵简政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不 断有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与党内外 人士多次沟通后，认为主要症结在于调 查研究做得不够，应进行全面精密的分 析，拿出切实的举措来。 1942 年 4 月 9 日，陕甘宁边区召开 第二次全体会议，对前一阶段精兵简政 进行了总结。会议还接受了李鼎铭等 人的建议，兼顾军政民三方利益，邀请 党与军队方面参与编整委员会并加强 其职权，筹备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总结精兵简政经验的通知，指出了各 地区第一阶段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 8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就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 区工作问题发言，指出：总的目标就是 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即整 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中央和军 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 行大整。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 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 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 9 月 1 日 发出，作为整风文件。会上，毛泽东提 出 精 兵 简 政 的 目 的 是“ 精 简 、效 能 、统 一、节约、反官僚主义”，并指出“精兵简 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 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 各方面，关系到根据地的存亡。 9 月 7 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 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 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什么 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 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 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 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 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 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 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 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 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 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 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 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 地战胜敌人。”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 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政策”。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 加 强 统 一 领 导 与 精 兵 简 政 工 作 的 指 示》，强调了精兵简政的迫切性，要求 部队实行彻底的精简，而不是小的不 痛不痒的精简。指示还指出，除特殊 情况外，各部队原则上不再补兵；作 战 损 失 后 ， 连 、 营 、 团 两 个 并 为 一 个，旅的番号撤销一部分，军区、军 分 区 许 多 性 质 相 类 似 的 机 关 合 并 办 公 ； 全 军 精 简 后 ， 做 到 “ 量 小 而 质 精，更有战斗力”。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各抗日根据地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 开 展 了 第 二 次 、第 三 次 甚 至 第 四 次 精 简，历时 2 年多，至 1944 年基本完成。 “精兵简政”对抗日根据地克服严 重困难，完善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 政策”之一。(Quelle: 刘 征 徐亚涛 解放军报)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有600余位宾客参加的新中国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史称“开国第一宴”。

国宴历来是中国礼宾工作的重头戏，在这个生动而紧张的舞台上，在一个个故事里，历史蜿蜒展开……

65年前，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的特色佳肴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

对北京饭店来说，不仅办“开国第一宴”是头一回，就是办如此正规的大型中餐宴会也是首次。过去，北京饭店一直经营西餐，只有在国共谈判时，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才专门从泰丰楼饭庄请过来几位中餐厨师。

当时的“宴会总管”由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郑连富担任，他在北京饭店长期任宴会总管一职，对业务比较精通。为了办好这次国宴，北京饭店的领导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时任政务院(现在的国务院)典礼局局长的余心清也亲自出马。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餐饮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多少位名厨，经营情况如何，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考虑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郑连福对“开国第一宴”的组织与安排几乎完美无瑕，几十张餐桌摆得疏密得当，主桌的安排既突出，又可以和一般的来宾席互相呼应，便于主桌上的首长们互相交谈，也便于主桌上的首长和其他来宾交流。上菜的路线宽窄适当、布设合理，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周到细致。

而说到“开国第一宴”的菜品菜式，就不得不提有着80余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饭庄——玉华台。如今，玉华台饭庄依然以它特有的古朴风韵接待着众多宾客。在后厨掌灶的申建国，正是当年参与“开国第一宴”的淮扬菜大师张福祉的关门弟子。申建国说：“听我师父回忆，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神秘，用的也不是高档华贵的原料，在今天的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郑连富回忆说：“时间虽然过去了60多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宴会由开胃小碟、冷菜、热菜、点心和水果几部分组成，其中冷菜数量最多，共设有8道，随后是6道热菜：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东坡肉方、蟹粉狮子头、鸡汁煮干丝、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最后还有炸年糕、黄桥烧饼、艾窝窝、淮扬汤包4道点心和水果供客人享用。”

虽然“开国第一宴”上的菜肴听上去都很平常，但是它背后蕴含的东西很多。

比如，一道“佛跳墙”，至少要熬三天三夜，由此看来，国宴菜的精髓并不在于样式的奢繁，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其功夫往往深藏于其中。厨师的水平高低主要是体现在调味的汤上。最好的汤就是用鸡熬出的汤，看起来清淡，但味道很浓。所谓开水白菜就是用这样的汤调制出来的。

65年前，成立伊始的新中国就是用这些虽不豪华但却制作精良、口味适中的特色佳肴，令满堂宾客对中国传统美食产生了好感，也为日后国宴的风格定下了基调。此后10年间，每年一次的国庆招待会都在北京饭店举行，这样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

在开国第一宴上，餐厅的服务员们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感觉。过去，他们经常为达官显贵服务，今天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是朴实的农民、像山岩一般坚强的战士、如铁塔一般强壮的工人，他们和自己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最平凡不过的老百姓，这使北京饭店的员工有了一种亲切感，更体会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参加宴会的还有驾驶着战鹰，同时肩负受阅和保卫开国大典双重任务的飞行员们。他们之中有最早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的刘善本同志，还有为人民空军建设做出过宝贵贡献的邢海帆同志等，他们来不及脱下飞行服，就应朱总司令的邀请来到北京饭店参加宴会。

在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从服务员的手中接过酒杯，向飞行员们祝酒。他高兴地说：“同志们，今天是历史性的一页！”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

1959年国庆节前夕，在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内，上千人正在为一场有5000人参加的国宴做着最后的准备。

1959年8月底的一天，26岁的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王义均被派到北京饭店，参加国庆宴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这项工作的厨师都是北京各大饭店的一些名厨，玉华台、惠丰堂等名店都名列其中。

五千人的盛宴究竟该拿什么招待客人？空前盛事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搅在一起，厨师们只能借助以往经验去准备。

虽然是吃饭，讲究却很多。比如不能有带骨头的东西，因为一边吃，一边吐骨头不文雅；要尽量避免有冲突的食物，很多食物不能同时食用，否则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菜品要适合外国嘉宾口味，有些菜品外国嘉宾不知道食用方法，如灌汤小笼包等，最好要避免。

几经讨论，厨师们定下菜单，并交由周恩来审定。秉承国宴菜的一贯特点，此次菜肴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由于大会堂加工能力有限，多数菜品为冷菜，热菜只上两道，另有点心、水果、饮料供宾客享用。

菜单一经确定，厨师们便立即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对所有原材料进行粗加工，然后再用卡车将加工好的原料运送到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细加工。整个流程下来，犹如在进行一次“大兵团”式的协同作战。

大多数厨师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来不及环顾四周，就忙着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多人几天几夜不合眼，任务之重，至今让人难忘。有的厨师切菜时受了伤，简单包扎后仍坚持工作，有的厨师连续作战，甚至靠在墙上就睡着了。

1959年9月30日晚7点整，备受瞩目的五千人盛宴终于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拉开帷幕。

宴会厅内，摄影师们用镜头记录着这一空前盛况。此时，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服务员张善兰就站在距离毛主席不远的位置上。张善兰回忆：“第一杯水就是我送去给毛主席的。端着这杯水时，我好像连路都不会走了。”走到毛主席面前时，毛主席看出她有些紧张，便问她是哪里人，还和她聊天。事实上，紧张的不仅仅是张善兰，现场一千多名服务人员每个人都捏着把汗。因为，—千多人要保持步调一致，整齐有序，可不是简单的事。

为宴会服务的整个过程分工也很细。上热菜的时候，几十位服务员同时推着车进入宴会厅。而所有人的工作如何整齐划一呢？当时创新地采用了“红绿灯”方法，黄灯亮表示准备，所有人员必须各就各位；绿灯亮表示开始行动，按程序走菜、上菜；红灯亮表示原地肃立，停止一切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现场的安静，也保证了秩序井然。这个统一指挥的方法，简单易行，效果很好，那天的宴会服务始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纰漏。

在1959年的中国，这场有五千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无疑是一场震撼人心的盛宴。此后，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国宴开始频频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宴似乎成了大规模、高规格的象征。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

对于国宴来说，食品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为此制定了多个严格的制度。

国宴菜的原材料都是定点供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食物在源头上不出问题。此外，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验收制度。比如，食品运进人民大会堂后，要通过验收，除了目测，还需要卫生检验报告等数个证明文件。此外，还要经常进行抽查。大会堂设有专门的化验室并配有专职人员。入库后的保管、发料以及领料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卫生制度。

而最为特殊的环节是在餐点的制作中：切菜时，两名专职化验员会拿一个小盒、一根镊子，夹两片菜肴放入盒中拿走；等热菜刚出锅，化验员又马上过来，再次取样，放到培养基里培养。直到用餐结束后24小时不出问题，样本才能销毁。

说到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就不能不提及设在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食品“特供处”。

多年来，这个部门对外只用数字“34号”代表。这个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食品“特供”机构，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以及国宴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出于保密的需要，长期以来，这里只能用门牌号码“34号”来命名。

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为了备齐宴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34号特供处的工作人员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得知美国客人喜欢吃海鲜时，有关方面便决定准备新鲜的黄海鲍鱼以作备选。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是采自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

在欢迎尼克松的国宴上有一道“芙蓉竹荪汤”，其中用的原料竹荪产自四川长宁。当年，县里接到上级通知，紧急调集2斤长宁竹荪，还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千万耽误不得。后来，当地官员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竹荪：从国宴到世界》的文章，才确信当时的竹荪就是为尼克松访华的国宴准备的。在这次国宴上还有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可是要在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浙江省平阳县供应组大部分同志被临时召了回来。最后在平阳县钱仓镇一带找到了长势良好的蚕豆地。据当地人介绍，这就是在农业界被称为“钱仓早”的蚕豆。由于当时蚕豆还比较小，于是工作组多次请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可以长到多大。当得知运输那天的蚕豆的豆肉已经可以入菜时，工作人员向北京方面作了汇报。就这样，经多方努力，这批新鲜蚕豆终于赶在尼克松抵达之前被送到了北京。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国宴的规格有过一系列批示，在一次谈话中他批评说：“现在的宴会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花钱多，而且又不实惠。有些东西外国人根本就不吃。我们请外国人，我看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这之后，周恩来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本维持这一标准。

据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国宴总厨的孙应武介绍，那时为外国元首举行国宴，经他报上去的菜单都要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

时至2008年8月24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再设“奥运国宴”，宴请参加奥运闭幕式的各国贵宾，标准为“三菜一汤”。

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一般为1小时15分钟，而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从“四菜一汤”到“三菜一汤”，一道菜的删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两个标准的树立，在当时都是为了精简节约。

原标题：“开国第一宴”，餐桌上的艺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事务管理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前身是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教会医院，创建于1866年，是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医院之一。

186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谒礼（Rev. Elliot Heber Thomson）用慈善捐款在上海建立了同仁医局，于同年11月正式对外接受病人就诊并给药。随着用房的扩建，1868年初，同仁医局更名为同仁医馆，因地处上海虹口，遂为当地居民称为“虹口医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同仁医馆”更接近于一个药房而非一所医院。

1880年8月，圣公会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的到来，给“同仁”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1839年生于印尼雅加达。其父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是美国圣公会首任驻华主教，被认为是“上海美国租界的创始人”。

文恒理幼年曾随父亲居住在上海。后回美国学习，于1860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1879年4月，上海圣约翰书院成立不久后，他被美国圣公会任命为驻华教会医生，负责开办医院、医学院。次年8月，正式接受任命。

肩负使命的文恒理在原有医馆的基础上，着手筹建医院。1880年12月14日，新医院正式开业，文恒理出任院长，院名定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此时的医院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幸运的是，医院得到了一位名叫李秋坪的广东富商的大力资助。在文恒理的建议下，李秋坪于1881年将医院所在街区余下的土地及房屋一并购下，拆除旧房，另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

新建筑于1882年动工，至翌年春建成，耗资10772元，后被称为李秋坪病房。李秋坪的慷慨捐赠产生巨大反响，许多中国士绅和外籍人士纷纷出手相助，给医院捐款、捐物。

在文恒理的经营下，同仁医院已初具规模。据记载，到1883年时，医院库房中已备有大量购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外科器械和仪器设备；所有病房均配有用钢丝棚的铁床，上置清洁床垫，并供应床单、枕头、毯子、脸盆架、脸盆、肥皂及毛巾；床头侧配有床头柜及椅子；病房中有桌子两张，可移动的木质屏风若干个，必要时用以围绕病床遮蔽病人而不影响空气流通。

之后的几十年里，同仁医院不断壮大发展，逐渐成为了旧中国颇有影响的一所教会医院。

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不少关于同仁医院的图文电子档案，为我们了解它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线索。

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站在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一角，摄于1890-1910年。

同仁医院男子住院部位于BOONE ROAD（以文惠廉英文姓氏命名，即现今塘沽路），路牌清晰可见。

同仁医院女子住院部位于SEWARD ROAD，摄于1890-1910年。

SEWARD ROAD（即现今长治路） 路牌清晰可辨。

同仁医院，摄于20世纪20年代。

1925年前后，当时的同仁医院负责人威尔逊（Wilson）先生正伏案工作。

同仁医院内科医生塔克（Dr. Tucker）和护士兼护校教育女执事摩根森（Kirsten Marie Mogensen）

20世纪20年代中期，塔克医生正在研究病历。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实验室里，麦克蕾（Anne McRae）坐在显微镜前，四名中国医务人员聚集在她的周围。

塔克医生正给一位静脉输液的病人做检查。

1925年前后，同仁医院手术室，手术进行中。

同仁医院门诊部内，医生正弯着腰给患者治疗。

百余年来，秉承“同心同德，仁怀仁术”的院训，同仁医院始终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发展与人民健康的保障。19世纪末开展本市第一例眼科手术、卵巢切除术，20世纪初即装备了现代化手术室、第一台救护车和先进的X光设备，上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胃镜……同仁医院在现代医学研究和创新、祖国医学传承与发扬等方面所奠定的基础和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资料来源：

《近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先驱的“上海样本”——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历史变迁》，作者：陈挥，原载于《健康报》2012年5月4日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官网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史》（上卷），《上海交大报》2016年3月28日刊

前言

就在我打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则不算新的新闻让我为之感动。看到都江堰支援抗疫的新闻让我十分感动。虽然这已经是过去1个多月的事情了，但是有些地方的人还是感念上海人和上海人的恩情的。曾经上海支援了全国建设或许你的家乡曾经也受过上海的恩惠。但是你可能忘了。

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对全国各地支援的历史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几十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从上海工厂内迁、交大西迁、“三线”建设、支援治淮、唐山抗震救灾、援藏、援疆、援滇、汶川地震部分重建，援建都江堰等。无数的上海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构筑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些恩情被遗忘，很多上海人的父辈祖辈可能永远留在了他乡，也有的已经融入了当地。

对于老上海人来说，这段往事是艰苦的。而那些付出过的老人们可能现在还蜗居在十几平的老破小里。所以上海人不太愿意提及那些往事，但就和日本否认侵略历史一样，历史不容篡改。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人用最后的倔强保护了这个国家仅存的精血。上海工业第一次大搬迁

上海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然而当战争来临时，上海表现出了令举世瞩目的不屈。

　　不屈服的上海人意识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力图将支撑国家长期抗战的能力保存下来。就在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有限时间内，一场向内陆搬迁工厂企业的行动大规模地展开了。

　　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多布局于沿海各省，以上海最为集中。1937年在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6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4市者达2998家，占全国总数的76.2%；其中苏、浙、沪工厂达2336家，占总数的59.4%；上海一市工厂达1235家，占全国总数的31.4%。淞沪战事爆发后，作为民族工业中心的上海遭受巨大损失，被毁坏的工厂达905家。就行业而言，纺织、造纸、印刷、火柴、盐酸、制碱、矿山机械等行业损失尤为严重。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以及上海的企业家们力主将重要工业设施向内陆转移，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制订出详尽的转移计划和办法：各厂迁移机件、材料以武昌为集中地，然后分别转移至宜昌、重庆、西安、咸阳、岳阳和长沙；广东方向的工厂转移至云南和广西；上海工厂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等一律装箱运走，运费由国民政府补贴。

　　淞沪战事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海的工人开始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拆卸机器并装箱，由于轰炸火车不能运行，汽车也大多上了前线，于是主要利用水路运输。

　　1937年8月23日，第一批工业设施，即顺阳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四家工厂拆卸下来的设备，分装在二十二条船上，冒险通过苏州河运出上海。随着需要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断地调整政策。

　　截至上海市区完全沦陷前，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件一万四千六百吨，技术人员两千五百名。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国大搬迁。无数的中国人——企业家、资本家、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工人、苦力、船工以及无以计数的各界志愿者，在炮弹和子弹的弹雨下，把每台机器、每个螺丝钉都拆卸下来，装在木箱子里，然后喊着号子搬出厂房。

　　在通往中国内陆的大江小河，马达轰鸣的货轮和无数条摇橹的木船拥挤在一起，承载着这个国家最后的精血，缓慢但却是异常顽强地向着中国的腹地而去——中国人的这一壮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不要说正在前线拼死冲杀的中国官兵，仅凭这蚂蚁负重一般依旧坚持前行的中国人，这个民族的生存韧力、忍辱负重和绝不屈服，在抗战的初期就宣示出这样一种前景：无论战争还要打多久，无论这片土地被战争蹂躏到什么程度，只要整个民族的意志坚强不屈，他们的敌人企图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可能性即为零。

新中国建立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看，上海工厂的内迁在时间分布上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尤其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间，《解放日报》集中刊登了一批企业内迁的报道，而这正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相对应。

当年铅笔厂广告

　　1949年8月，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设备迁往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全市产业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反封锁六项方针号召的第一家厂。该厂总经理吴羹梅之前在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过程中，亲眼目睹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情形，特别是了解到哈尔滨当地制造铅笔主要原料供应丰富、气候干燥宜于制造铅笔，是建设铅笔工业的理想地区后，决定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

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知后，极力促成此事。经过接触，双方在合营形式、分配比例等方面达成意向协议。此后，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制药等行业的20多家私营工厂以行动响应内迁号召。9月，私营上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海产业界第二家开展内迁的工厂。截至1949年11月，共有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寰球内衣织造厂和康乐烟厂4家企业完成内迁任务，国信纺织厂、龙华烟厂、新华烟厂3家正在拆卸机器和装箱待运，另有10余家处于筹备阶段。但随着反封锁各项举措的实施，上海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放缓。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内迁。仅《解放日报》公开报道已经启动内迁或正积极筹备内迁的上海工厂便达52家，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织、制药、机电等10余个行业。其中，除个别工厂如景福衫袜厂虽然“就市场言，已合乎北迁的条件，但制造卫生衫所需的六支纱原料，天津还没有厂家纺制，因此就不得不缓步行动”外，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成了内迁。

工厂内迁也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迁入地区而言，上海工厂的迁入不仅能够迅速扩大当地的工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的开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迁入地人民的就业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从当时开封市民对内迁企业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给解放不久的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仅仅是填补了开封没有纺织企业的空白，一包包的大棉花包，如何变成了纱，也使许多开封人感到新鲜。三三两两，要跑到厂里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使开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希望，工业的兴起，这仅仅是开始……”

　　进一步而言，内陆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旧中国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内陆，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各种大小工厂多设置于沿海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4个城市的工厂就占全国总数的70%，工人数也占全国69%，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内陆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逐步改变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镜报

三线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拉开支持全国建设序幕，大量工厂外迁，技术人员人员转移

建国后至1952年，上海为了支援东北和西北建设，输送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先后共达9.9万人。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重点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达21万多人，其中有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21万名4级以上熟练技工。1958～1966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有23.86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支援全国各地建设。60年代起至1977年止，上海机电局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

上海金山工人从上海出发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于“沿海紧缩战略”，上海未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建设范围，但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不仅搞好了本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还积极地支援了全国经济建设：

（1）支援国家重点建设，为各地工业生产进行协作。五年内，上海为鞍钢协作生产78种装备；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43种装备；为玉门油田生产400多种机械配件；为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等10余处水利工程，提供40套闸门和100多台启闭机等。还为外地发展纺织工业制造156万枚纱锭的细纱机和5.9万多台自动织布机，以及造纸、印刷、橡胶、制药、肥皂、牙膏等生产设备共1000多种。上海工业为全国提供的机械配套设备有：电站用汽轮发电机56台、26.48万千瓦，交流发电机124.06万千瓦，矿山设备1.1万吨，机床1.89万台，汽车外胎49.9万套。此外，为支援全国农业，1956年上海突击生产了双轮带铧犁25万台。在抗美援朝中，上海担负26000多亿元（旧人民币）的军需生产任务。

（2）为全国市场供应大量商品。五年内，经过商业系统调往各地的工业品202.7亿元。主要商品调出量为：卷烟643万箱、胶鞋2.24亿双、肥皂1025.82万箱、自行车93.57万辆、缝纫机48.24万架、棉布57.55亿米和收音机27.87万台等。全国约有1／3的棉纱、棉布、卷烟，一半以上的药品和日用百货，都由上海供应。

（3）为国家创造外汇。五年中，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工业品出口28.4亿元，占45.2％，共换回外汇17.44亿美元。上海出口产品品种有：轻工业品340种，纺织品40多种。

（4）为国家积累大量建设资金。五年中，上海各经济部门为国家积累资金189.4亿元，相当于全国 一五 基建投资总额的36％。上海工业企业上缴利润33.8亿元，是同期国家对上海工业投资的6倍。

（5）为国家输送大批建设人才。五年中，上海为国家培养大学毕业生3.3万人、中专毕业生2.5万人。支援外地建设28万人，其中专业工程技术人员3.2万人，熟练工人13.8万人。还陆续将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和一些商业迁往甘肃、河南、安徽等省，支援内陆工业发展。”（注：《上海计划志·一五计划执行结果》，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资料。）

当时上海总人口700多万，上海对外输送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近30%

上海当年

上海部分外迁工厂现已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部分企业已经成长为全国骨干企业

西秦川机床厂——现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汉口无线电厂——现在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缝纫机厂——现在是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嘉陵机器厂——现中国嘉陵集团

南京电子管厂
株州机械厂

由上海援建的：
江西钢铁厂
四川钢铁厂
昆明钢铁厂
安徽八五钢厂
江西吉安
庆江化工厂
东风、黎明制药厂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重庆军工103厂
贵州军工906厂
甘肃白银军工884厂
江西德兴军工701厂
江西9396军工厂...........

不仅如此，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也是巨大的，为国家的财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交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很多网友一直说是全国支援了上海建设，但是老上海们的心中都明白一个事实，上海和当时的东北一样支援了全国的建设，1949-1990年期间上海只占中国1%的人口却上缴了全国近3成的税收收入

上海部分税收占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来源：《上海支援全国》

数据来源：上海地方志，税务志

交大西迁，拉开支援中西部教学建设的序幕

“南洋公学”，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起源之一。1896年，洋务派大臣盛怀宣在上海筹款建新式学堂，1897年南洋公学正式创立，1911年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1937年8月，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管辖，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交通大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

1955年4月5日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位于北京的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陆学校，提前在内陆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

1956年8月10日，对交通大学来说，注定载入史册。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教授们卖掉房产毅然西迁1959年，由于考虑到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规模都较大，距离又远，行政上要实现统一管理，有诸多不便。1959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学校都为全国重点大学。彭康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谢邦治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至此，迁校历程圆满告一段落。

西迁师范乘车证

致敬，西迁老教授们。

交大西迁开始后又一批知名院校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也是一所985高校，同样是坐落于古都西安。不过这西北工业大学没有西交大那般根正苗红，它和上海的关系主要是当初上海的交通大学参与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然后这华东航空学院又西迁，直到组成了西北工业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全国沿海的城市一共就那几个，是以能够开办海事大学的城市真不多。而上海就是这不多的城市之一，当初上海有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还有交通大学，于是就组建了海运大学。此后这大学又外迁到大连，然后在大连被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之后上海虽然又组建了海事大学，但是实力上却是不如大连海事大学的。

以上这几所高校是和上海有着最直接的联系的，上海外迁高校不止三所但是其余的由于历史的愿意或多或少不如上述三所那么根正苗红

同济大学医学院→武汉市,华科大同济医学院；

东南医学院→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

上海船舶学校→镇江，江苏科技大学；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南京艺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上海一医拆分迁建，

蚌埠医学院，上海二医六院迁建。

厦门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学院南迁

华东交大也是由上海铁道学院+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相关系科迁建。

当然纵观这些学校，基本已经去除了上海外迁的这段历史，翻看报道也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有迁校的纪念

厦门水产大学纪念上海外迁60周年报道

江苏科技大学纪念上海迁校50周年

安徽医科大学纪念内迁报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内迁精神报道

新世纪下的对口支援，定向扶贫。支持中西部发展

从1979年起，上海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承担了对口支援云南、宁夏、新疆、西藏、三峡、青海、贵州等中西部民族省区的任务。

上海市对口支援四川都江堰，三峡重庆库区的万州区五桥移民开发区(原四川省万县市五桥区)、三峡湖北库区的宜昌市夷陵区(原湖北省宜昌市宜昌县)，
还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拉孜县、定日县、亚东县、萨迦县，
还对口帮扶云南省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地区、迪庆州，
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温宿县、阿瓦提县、乌什县。还有莎车。
 

1979至1982年，上海与云南、宁夏共签订各类协作项目251个，其中技术支援项目236个。云南来上海进行技术考察、培训已达512人次，上海去云南传授技术、现场指导的达312人次;上海教育、卫生系统派出讲学团和教师赴滇讲学、任教，并培训各类人员673人次，其中大学进修教师100人次。

上海有48个企业与宁夏的45个企业建立了对口支援协作关系，并为宁夏36个单位培训技术人员425名，派出23批66名专业技术人员去银川各有关企业进行具体帮助和现场指导，向宁夏提供设备155台（套），图纸、工艺设计、配方等资料45套，派出支宁教师53名。[3]至1987年6月，上海与新疆两地间的经济、技术协作项目已突破300项。

全国1/7的希望工程是上海援助的

2001年—2012年上海共投入无偿援助资金21.96亿元，援建对口支援项目2711个;签署经济技术合作项目444个，协议资金609.23亿元;组织实施人员交流、人力资源培训超过8.5万人次。其中，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投入资金6.27亿元，援建“安康工程”等帮扶项目331个;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投入资金4.15亿元，援建抗震安居房等帮扶项目355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8.55亿元，实施整村推进等帮扶项目18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等三峡库区，投入资金2.99亿元，实施移民就业基地建设等帮扶项目222个。至2004年8月，上海完成安置三峡移民的任务，共有7519位三峡移民成为“新上海人”。此外，投入82.5亿元，实施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项目117个，三年援建任务两年完成。2010年实施对口支援喀什四县试点项目79个，安排资金1.7亿元。

工作在都江堰的上海建工的建设者，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为都江堰的明天乐于奉献

2012年至今上海市对口支援力度不断加大，投入资金是“十一五”期间的6倍多。在10个对口地区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35亿余元，实施项目3423个，力度全国领先;选派干部330人次、技术人才2300多人次，组织实施人力资源培训约7.5万人次。启动对新疆克拉玛依干部人才支援工作，深化了对独龙族的帮扶工作。在新疆喀什，投入资金92.34亿元，援建“安居富民”和定居兴牧房等项目772个;

在西藏日喀则，投入资金15.08亿元，援建移民安居工程及相关配套建设等项目462个;在青海果洛，投入资金9.36亿元，援建高原特色农牧业扶持等项目239个;在云南文山、红河、普洱、迪庆四州市，投入资金13.42亿元，援建以水、电、路、气、房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等项目1624个;在贵州遵义，投入1.62亿元，援建新农村和民生示范帮扶等项目103个;在重庆万州和湖北宜昌夷陵，投入3.23亿元，援建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的产业和民生等项目223个。2017年，上海加大帮扶云南的力度，结对关系拓展至昆明、文山、红河、普洱、迪庆、曲靖、保山、楚雄、西双版纳、大理、德宏、丽江、临江等13州市、74个贫困县。

新冠疫情，上海最早出动医疗队支援武汉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上海援鄂医疗队最早集结出征。1月24日除夕夜，上海52家医院的136名医务人员组队紧急驰援武汉。上海先后派出9支医疗队共1649名医务人员支援武汉，与全国的医疗队同舟共济，日夜奋战，承担救治重任。随着武汉和湖北疫情的缓解，4月10日，最后一批上海援鄂医疗队员完成各项任务，回到上海。

注：摘自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黄金平《上海对口支援的历程考察与经验启示》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长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情意重

玫瑰玫瑰情意浓

长夏开在荆棘里

玫瑰玫瑰我爱你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心的誓约 心的情意

圣洁的光辉照大地

玫瑰玫瑰枝儿细

玫瑰玫瑰刺儿锐

今朝风雨来摧残

伤了嫩枝和娇蕊

玫瑰玫瑰心儿坚

玫瑰玫瑰刺儿尖

来日风雨来摧毁

毁不了并蒂连理

玫瑰玫瑰我爱你

上海滩歌星姚莉演唱

凤飞飞演唱

老上海爵士乐团

Frankie Lane

闪光灯频闪，带有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面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堵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这是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生的一幕。记者们围堵的中心人物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听后没有回答，却仰头大笑，笑得淋漓尽致，感染了会场里的记者。笑过后，乔冠华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次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亮相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乔冠华代表中国发言后，前来与他握手祝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居然在走廊排成了长队，而乔冠华则一直面带笑容，不时呵呵大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神童美名，16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联系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发觉后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获得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到卡尔·马克思，以体系繁茂、晦涩艰深著称，乔冠华却只用了一年多就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正是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的战争气氛浓厚，各国都在备战，局势日趋紧张，军事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乔冠华对军事也很有兴趣，开始研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思考国际形势。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乔冠华放弃了德国的优裕生活，同时也打消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时事晚报》的总编辑，用笔作武器，撰写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号称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一大群中外记者聚在香港一家咖啡店里，讨论时事，同时也交换对战局的猜测和设想。精通日、德、英语的乔冠华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争论。听了一会，他站起来打断所有人的争论，大声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则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乔冠华的预言让所有的记者吓了一跳，著名记者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也都不以为然，但乔冠华非常肯定地掐灭烟头，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咖啡馆预言过后刚三天，法国果然投降了，巴黎上空飘起了纳粹旗帜。乔冠华准确预言了欧战战局，一举成名。

乔冠华随即发表了《法国的崩溃》一文，用诗化的语言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哲学博士的深度与游学日德的经历让乔冠华的军事分析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许多文章让乔冠华的笔名“乔木”名动一时。文学家冯亦代曾回忆自己每天都要读《时事晚报》署名“乔木”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当时有两个笔名都叫“乔木”的才子，都是江苏盐城人，都有一手好文章，人们习惯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

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当初延安在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ZEL也认为乔冠华人才难得，中共中央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十几天后，香港就宣告沦陷。中共南方局指示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夏衍等人尽力营救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乔冠华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从企岭乘武装船只偷渡到大鹏湾，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见到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乔冠华奉命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每隔几天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就这样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港大营救”。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乔冠华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乔冠华一看不妙赶快走掉了。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乔冠华的电报，幸亏有友人报信，乔冠华得以撤到重庆ZEL身边。1943年，在重庆，乔冠华与ZEL外事秘书兼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结婚，※※※形容是“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乔冠华筹建并负责管理新华社香港分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之职。

在外交部工作，乔冠华仍然保持写作时喝一点酒的习惯，几杯酒入口，思维更能摆脱原有的羁绊，常常才思泉涌。后来，同事们也都熟悉了他这个特点，看见“乔老爷”工作时手边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茅台、雪茄、浓茶这三样常伴随知识分子思考的东西，都是乔冠华的爱好。酌一口酒，一面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构思过程念出声来，类似于西方流行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这样旁边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思考，随时讨论。

1970年※※※要起草一封贺信，外交部起草的文章被※※※形容为“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即点名叫“乔老爷”重写一篇。当晚的餐桌上，乔冠华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写出了气势磅礴的“5·20声明”初稿，※※※看完很满意。

板门店谈判智囊

ZEL总理特别器重乔冠华的外交才华。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政策委员会组建，ZEL任主任，就指任乔冠华为副主任。1951年，年仅38岁的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此时，他还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对外公布是：朝方是南日、李相朝，中方是邓华、解方，但幕后的谈判负责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安全起见，代号分别为“队长”和“指导员”。两个人，经常是李克农口述大意，乔冠华倚马成文。不过乔冠华也发过牢骚，在一次酒醉后，他摔了杯子，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雄文最后都只署了李克农一个人的名，感到委屈。不过事后，乔冠华被周总理批评，被责令去向李克农道歉。李克农却说人无完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为乔冠华开脱，事后两人和好，合作更为默契。

在谈判期间，中方九名军事警察在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巡逻时，被三十余名韩国武装人员偷袭，带队的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

中方强烈抗议，并为姚庆祥烈士布置了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克农觉得虽有这么多的挽联，仍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于是对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不一会就脱口而出一副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将姚庆祥与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对仗，很能揭露事件的本质，李克农连声称好。

果然，在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引起了各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使韩国军方枪杀姚庆祥、破坏谈判的事实传播到海外，在道义上置美韩谈判对手于不利的境地。

谈判陷于困境时，中央指示：“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中方谈判人员也做好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但由于大家来时还是盛夏，没料到谈判会拖到冬季，因此随着天气转凉，缺少御寒衣物，乔冠华急了，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难以想象王炳南拿到这封催办函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乔老爷”的不羁风格倒是显露无遗。谈判中断后，ZEL特意安排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去板门店探亲，回京后，龚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朝鲜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1953年2月，※※※和ZEL商量是否需要主动提出复会，在谈判桌上谁先主动谁就会吃亏，谈判双方有时甚至需要掷硬币决定谁先打破僵局。乔冠华认为美国人事实也挺不了几天。对此，乔冠华分析提出我方应该“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在乔冠华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即1953年2月22日，美国人绷不住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交换战俘。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在中断了六个月零十八天后终于重新启动。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外交斗争，谈判终于圆满完成。

王府井卖报

“文革”时期，乔冠华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长段街道两旁都是报摊，而卖报的摊贩有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同志，乔冠华也被迫在街边卖报。冯亦代回忆，“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因重庆“二流堂”被批斗的唐瑜回忆，他当时也被迫卖报，发现乔冠华后眼睛一亮，看到他的报摊似乎生意不佳，便挤过去商量。两人一起把报头主题吆喝出来，结果生意还真好了些。

王府井附近比较繁华，出入的外国人也比较多，乔冠华恳求造反派：“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于是乔冠华在造反派看得不严时干脆“溜了号”，他在白区工作过，有的是斗争经验。乔冠华把报纸点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然后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挨到快到收摊时间，拿出一元钱让酒馆换成角票、硬币，伪装成卖报所得上交造反派，造反派惊奇乔冠华的报摊生意还挺好，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1970年5月，与乔冠华相濡以沫的妻子龚澎突然在家中晕倒，不能动弹，到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7月，龚澎的友人、著名旅美作家韩素音回国，前来探望，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

妻子去世后，乔冠华孤独一人，在家中经常一个人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有一次哀痛难忍时，他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打电话：“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大国家，大人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我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派团出席联大会议。外交部门虽然对这个喜讯已有准备，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是不是要派团出席都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抗美援朝中与联合国军打过一仗，又是在“文革”氛围中，联合国一直被宣传成为受美苏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谁都不敢去，外交部讨论后，甚至主张暂不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联大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红色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这种高级别国际组织上亮相，能代表中国出席将是一名外交官的闪耀勋章。

乔冠华主动请命，据说，外交部的一些同事为此觉得“乔老爷”好事争先，太不谦让了。最后还是※※※拍板，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冠华听到任命后非常兴奋，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站上发言席是多么了不起呀。乔冠华又点起了香烟，喝起了茅台酒，连熬数夜赶写了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出发前两天，陈毅老总不顾病体专设家宴为乔冠华饯行，临行前一天，※※※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说道：“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在首都各界的四千多群众以及六十多个国家的驻京外交使节的欢送下，乔冠华率团抵达纽约联合国驻地。一下飞机，乔冠华就马不停蹄，先是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乔冠华态度谦和，真诚沟通，一举打破了国民党代表散布的所谓“预言”，即“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现印象良好，连乔冠华的外籍司机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友好的人，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乔冠华走上发言台时，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目光有神，还未张嘴，全场就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乔冠华不得不两次高举右手向众人示意感谢。在联合国的议题中，乔冠华还驳斥了苏联提交的裁军提案，轮到苏联代表马立克登台辩解时，已经坐到台下的“乔老爷”听了一会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马立克连辩解也没了底气。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各个社交场合，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微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讥讽的笑，他的笑也感染了其他人，他的个人魅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对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开展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纽约一家大报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题目是“大国家，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指乔冠华，乔本人的活动和他的个性特点也登上了外媒头条，纽约市长特意宴请了乔冠华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的成功外交也得到了国内的肯定，1971至1976年一共六届联大，乔冠华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完成使命回国后，乔冠华收获了平生以来最多的鲜花和掌声，也登上一生外交生涯的顶峰。

1973年底，乔冠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结婚，1974年1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两年后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1983年9月22日上午，因癌症抢救无效，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作者：周斌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 转自《衲解史上今日》】

~~~~参考阅读~~~~

乔冠华魂归何处

原载：《世纪》2008年第1期

作者：吴镕

早年有篇文章说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之所以安葬于苏州，是因为与苏州有些特殊渊源。文章是善意的揣测，但绝非事实。我想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以告慰乔冠华在天之灵。

事情要追溯到1983年初。乔在告别人世前，◇◇◇、陈丕显等同志曾到病榻前慰问他并说明中央对他是清楚的。他是含笑而逝，并祈求魂归江苏盐城建湖县的故里东崔庄。

遵循乔的遗愿，章含之奉骨灰到了盐城。此时盐城地委向省委办公厅请示。

盐城地委领导问：章含之同志捧乔老部长的骨灰来到盐城，请示如何接待？

省委办公厅一负责同志答：“热情接待，但规格不要过高。”

又问：“骨灰问题如何处理？”

又答：“你们看着办吧。”

盐城地委随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开始是沉默冷场良久。后来一位副书记发言说，乔的问题恐怕搞不清楚。“四人帮”在台上时，他当外交部长，现在回来安葬恐不大适宜。随后没有人表示什么意见，就以“暂不同意”定案。（当时虽已进入八十年代，但人们还未从“文革”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也不足为奇。）

于是，章含之无奈回了北京。

此时，江苏吴县（现吴中区、相城区）县委书记管正获悉此事，心中大为不平。他义愤地说，乔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折冲中有大功。即使有什么错也不能死无葬身之地。他的故乡不要，我看中国哪里都可葬这么一位功臣。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之滨，洞庭山上，他夫人愿葬什么地方就葬什么地方。

真是绝处逢生。章含之十分激动地接受管正邀请，到苏州并选定洞庭东山避风向阳三南坡，为乔找到了安魂之处。

因此，乔葬苏州，非因其他“渊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斗转星移。历史纠葛逐步清晰，人们的心态也在改变。盐城二乔（另一乔为胡乔木）毕竟是著名的人文资产。盐城市委、市政府在盐城闹市命名了“冠华大街”，建湖县在东崔庄乔诗冠华故里兴修红色旅游纪念地，并提出“魂归故里”安葬的要求，故乡人民也欢迎“三爷”归葬。

我因为在江苏省政协做统战工作，又与乔家乡的一些同志和章含之同志熟悉。盐城和建湖的负责同志找我“协调”此事。我专程到苏州与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商议。他们十分热情，找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开会，并以苏州市人民政府名义给我发了专函，表示当时由于特定情况乔墓落在苏州。现在家乡人民要求魂归故里是合情合理的，应予以支持。但因乔墓在苏已多年，国内外年年有人来瞻仰、扫墓，迁坟后可立一碑并保留部分遗物，署明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乔冠华同志，曾安葬于此。我即将苏州函件交给盐城同志，算是完成了这次协调任务。后面的工作，就是故乡党政同志与乔的亲属商处了。

时间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上海福寿园搜集中国名人搞安魂雕塑群，从曹荻秋等政要到阮玲玉等名伶，均有雕塑，蔚为大观。乔冠华也在被征集之列。经老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大手笔，以乔在联合国会上哈哈大笑这张获普利策奖的摄影原作为基础，塑了一座乔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的全身像。2003年乔九十诞辰，一批中外友人在福寿园参与塑像落成典礼。乔夫人章含之提了个要求：今天不要悲悲切切，大家看老乔笑得那么开心，我们也要开心地与他交谈。

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年长，黄与乔同年。因此他第一个走到乔像前直呼乔的小名：“狗蛋，老朋友苗了和郁风来看你来了……”一下子把气氛活跃了起来。接着资深外交家冀朝铸也对乔说：“小冀来向你报到，往事是多么难忘呀！”中外来宾纷纷发言，苗子还挥毫“江南春雨”等，记此盛事。乔的女儿乔松都也参加了典礼。典礼成为一个阴阳无间的谈心会，别有一番风味。

在乔的雕像下，也安放着乔的部分骨灰。

发布于 2021-09-24 1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