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所以仁字,从二人相处,因为人不能离群而独存,别人之观念立,人之人格显,方能雍容和谐,以立己立人,发挥老吾老幼吾幼之怀抱,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物为人,而不为己,发为恻隐之心,宽裕温柔,仁也。
义: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见得思义,不因果滥取不义之财物。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所以人发为羞恶之心,发为刚义之气,义也。
礼:礼者,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释名:礼,体也,得其事证也,人事之仪则也。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礼也。
智: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
信:信者,信字从人言,言非曰,乃有定之文也,以今之概念定义可解为“学说”、“思想”。信与知对立,知宜者唯宜以行,不知宜者从他人言而信,进而守礼以近仁。因此言:必信者无义。
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 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
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曰:“仁之实事亲(亲亲)是也;义之实从兄(尊长)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背离)是也。” “性善说”,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五常”。 曰:“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举贤良对策一》)
起源
苏州评话源于宋代说话伎艺。清代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第2折《书闹》中,描述了明末清初苏州说书中演说《岳传》的情景,有表,有白,有类似赋赞的韵文,和苏州评话相同。明末清初的著名评话艺人柳敬亭,曾在苏州及其附近一带说书,与苏州评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清代中叶,苏州评话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社。在咸丰、同治年间,出现了说《水浒》的姚士章等评话名家。
“弹词”一词,始见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其中记载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陈汝衡《弹词溯源和它的艺术形式》(1983年)一文认为是“远出陶真,近源词话”。关于“陶真”,《西湖游览志余》记:“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2年)考证:“陶真和弹词同是用七言诗赞的讲唱文学,两者只有名称差异。”他认为,“就历史的发展说,元明的陶真是弹词的前身,而明清的弹词又是陶真的绵延,两者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兴盛
清代初年,随着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弹词在苏州已经盛行。康熙末年定居于苏州的浙江吴兴人董说在他的《西游补》小说中,就描写了盲女弹词使用苏州方言演出的情况。至乾隆年间,关于苏州弹词形成的记载日益增多。知名的代表人物有外号“紫癞痢”的王周士。王周士擅唱《游龙传》,吸收昆曲、吴歌的声腔,滩簧的表演,以单档起“十门角色”而闻名。当时的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钞·赠说书紫癞痢》中对其说书的“噱”、“说”、“弹”、“唱”因素都作了评价:“恃滑稽一尺口”,“但闻喷饭轰满堂”;“妙拨丝擅说书”,“自演俚词弹脱手”;“优孟能会故相生”,“绝技俳优侍至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周士于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包括评话艺人在内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以示评弹艺术“光前裕后”之意。他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自己说书艺术经验的《书品》和《书忌》,被后来的弹词艺人奉为说书的信条。
嘉庆时(1796--1820年),苏州弹词迅速发展,此时刻印传世的书目有《三笑》《倭袍》《义妖传》《双金锭》等;知名的弹词艺人增多,弹词发展史上的“前四名家”(具体说法不一)即于此时出现。他们发展了王周士的书艺,丰富了上演书目,创造了流派唱腔,拓宽了技巧思路,奠定了后来的苏州弹的基本形式。
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年),苏州出现的女子弹词以常熟人为多数,弹唱的开篇、书目、曲调和当时流传的大体相同,但多数不会说唱整部,只会说“书中的一段”。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在开篇《阴盛阳衰》中有较为具体的反映:“苏州花样年年换,书场都用女先生”。王|《瀛孺杂志》记当时弹词女子弹唱“其声如百转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因而“每一登场,满座倾倒”。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的从艺人员激增。据民国16年(1927年)统计,当时光裕社拥有社员200人,而未入光裕社的艺人有近2000人,艺术竞争十分激烈。表现为书目上求新、唱腔上创新、表演上革新、演出场所上标新。这一时期流派纷呈,弹词的演出形式,也起了很大变化。随着女子弹词的重新兴起,双档已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又出现了三个档、四个档的演出。此时供苏州评弹演出的场所很多,装潢华丽、场子宽大的称“新式书场”,在游艺场占一席之地的称"游艺书场",每场演出两档弹词、一档评话的称“花色书场”,由商业电台播放评弹的称“空中书场”。
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参加登记的苏州弹词艺人有600人,其中苏州市区480人。登记后,这些艺人分别参加了各地评弹演出团体,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对书目、唱腔等作艺术改革。
艺术流派
苏州评弹大致可分三大流派 ,即陈(遇乾)调、马(如飞)调、俞(秀山)调。经百余年的发展,又不断出现继承这三位名家风格,且又有创造发展自成一家的新流派。如"陈调"的继承人刘天韵、杨振雄;"俞调"的继承者夏荷生、朱慧珍,他们均自成一家。其中“马调”对后世影响最大,多有继承并自成一派者,如薛(筱卿)调、沈(俭安)调、“琴调”(朱雪琴在“薛调”基础上的发展)。周(玉泉)调是在“马调”基础上的发展,而蒋(月泉)调又出自“周调”,如此发展繁衍形成了苏州评弹流派唱腔千姿百态的兴旺景象。
演唱形式
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两人的双档,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三人的三个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和琵琶。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击节拢神的情形。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
苏州弹词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在审美追求上, ”。
曲调特点
弹词一般评话和弹词均以说唱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演出中常穿插一些笑料,妙趣横生。弹词用吴音演唱,抑扬顿挫,轻清柔缓,弦琶琮铮,十分悦耳。
传承意义
苏州弹词的书目十分丰富,有目可稽的传统长篇有65部,新编历史题材172部,还有一些现代题材的新长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记录了大量的演出本,并作录音、录像,整理出版了周玉泉的《玉蜻蜓》和《中篇弹词选》。有关历史艺术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次第展开,出版了《苏州弹词旧闻钞》《评弹艺人谈艺录》。然20世纪末期以来,苏州弹词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亟待抢救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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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已近40年(1978-),全国新建并新增了多所音乐艺术院校及相关专业的院系,我国的声乐艺术事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声乐教学活动密不可分,其中必然涉及最重要的基本环节——声乐曲目的积累及教材建设。全国音乐艺术院校及师范大学音乐系从建立之初就有重视声乐教材建设的优良传统,例如原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现西南大学音乐学院)罗宪君、李滨荪教授与上海师范大学徐朗教授联合主编的一套高等师范院校试用教材《声乐曲选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发行至今畅销不衰,对我国声乐教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步入新世纪已近20年(2000-),我国的声乐专业蓬勃发展,要继续保持这种前进的势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声乐教学水平,声乐曲目的积累及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则日益凸显;国门开放,网络及传媒为大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及艺术视野,伴随着大批新剧目和曲目的获知与学习,需要我们在新世纪为广大声乐师生选一套更为丰富的、体系化的声乐教材以适应当下蓬勃发展的声乐教学事业及艺术实践活动。
为此,在我的大力倡议之下,旅意青年声乐家贾棣然先生,声乐艺术指导、青年钢琴家周珏女士协同海内外有识之士,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搜集整理,编写出这样一套系统完整的中外声乐教材。该教材既有意、德、法、俄和中国艺术歌曲,又有音乐会咏叹调和西洋歌剧咏叹调等,除配有中外歌唱家的范唱录音,还增加了适用于高、中、低音各个声部不同调高的版本。具体分述如下:
首先是意、德、法、俄罗斯以及中国艺术歌曲:
《意大利古典声乐作品98首》(第1-8册),选编了十七八世纪巴洛克时期的古咏叹调及独唱歌曲(包括卡契尼、蒙泰韦尔迪、亚·斯卡拉蒂、维瓦尔第、亨德尔等作曲家的作品)共98首,编译成8册音乐文献集。其主要特色是其中每一首歌曲都配有适合于各个声部不同调高的原版乐谱,且其中每个调中钢琴伴奏的编配各不相同,因为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所做的作品原稿大多只有数字低音伴奏,而现在所见的钢琴伴奏是十九世纪音乐家所添加及编写的;再有,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古咏叹调及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大多需要做“即兴演唱”,此次选编曲目大都参照国外原版乐谱尽可能附上“即兴演唱”的华彩部分,即为再现乐段提供了装饰性的经典版本;另外,我们还特意邀请了意大利播音员为全部曲目录制了歌词朗读录音,并提供了外国歌唱家的范唱录音。为了让国内的声乐师生系统掌握意大利语语音,本套乐谱还配有语音学专著《意大利古典声乐作品98首语音快速突破》一卷,附加歌词朗读录音。
《意大利浪漫时期及近代歌曲137首》(第1一6册),选编了浪漫时期的室内乐独唱歌曲(包括罗西尼、唐尼采蒂、贝利尼、威尔第、托斯蒂等作曲家的作品)、近代的创作歌曲及拿波里民歌等最具代表性的意大利歌曲,共计137首,其中每一首歌曲都配有适合各个声部不同调高的原版乐谱,以及外国歌唱家的范唱录音。
《德奥艺术歌曲108首》(第1-6册),选编了舒伯特的两部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以及一部歌曲集《天鹅之歌》;还有舒曼的三部声乐套曲《诗人之恋》《桃金娘》《妇女的爱情与生活》。舒伯特是当之无愧的“歌曲之王”,舒曼则是继“歌曲之王”舒伯特之后又一位艺术歌曲创作大师,此次出版的以上作品,都同时汇集了高、中、低声部不同调高的原版乐谱,并配有德奥歌唱家的范唱录音。为了让国内的声乐师生系统掌握德语语音,本套乐谱还附加语音学专著《德奥艺术歌曲108首语音快速突破》一卷,并配有歌词朗读录音。
《新编法国艺术歌曲134首》(第1-9册),选编了柏辽兹、李斯特、古诺、比才、马斯内、弗兰克、夏布里埃、肖松、圣一桑斯(旧译圣一桑)、德彪西、福雷、萨蒂、丹蒂、迪帕克、拉威尔直至近现代的鲁塞尔、阿恩和普朗克等二十余位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创作的134首法国艺术歌曲。之所以称之为“新编”,其最大特点是每一首法国歌曲都同时配有高音、中音及低音不同调高的乐谱,法国播音员为全部曲目录制了歌词朗读录音,全书还提供有法国歌唱家的范唱录音。为了让国内的声乐师生系统掌握法语语音,本套乐谱还配有语音学专著《新编法国艺术歌 改革开放至今已近40年(1978-),全国新建并新增了多所音乐艺术院校及相关专业的院系,我国的声乐艺术事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与声乐教学活动密不可分,其中必然涉及最重要的基本环节——声乐曲目的积累及教材建设。全国音乐艺术院校及师范大学音乐系从建立之初就有重视声乐教材建设的优良传统,例如原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现西南大学音乐学院)罗宪君、李滨荪教授与上海师范大学徐朗教授联合主编的一套高等师范院校试用教材《声乐曲选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发行至今畅销不衰,对我国声乐教学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步入新世纪已近20年(2000-),我国的声乐专业蓬勃发展,要继续保持这种前进的势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声乐教学水平,声乐曲目的积累及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则日益凸显;国门开放,网络及传媒为大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及艺术视野,伴随着大批新剧目和曲目的获知与学习,需要我们在新世纪为广大声乐师生选编一套更为丰富的、体系化的声乐教材以适应当下蓬勃发展的声乐教学事业及艺术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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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艺术歌曲400首》(第1-4册),这是全球首次出版的一套包括歌词译文、电子乐谱、演唱录音于一体的法国艺术歌曲集,堪称法国艺术歌曲的发展简史,囊括了几乎所有知名的法国艺术歌曲400首,译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资深法语专家陈伯祥教授。曲134首语音快速突破》一卷,并附有歌词朗读录音。
《法国艺术歌曲400首》(第1-4册),这是全球首次出版的一套包括歌词译文、电子乐谱、演唱录音于一体的法国艺术歌曲集,堪称法国艺术歌曲的发展简史,囊括了几乎所有知名的法国艺术歌曲400首,译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资深法语专家陈伯祥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