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钱秀玲（1912年～2008年8月1日），江苏宜兴人，早年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比利时被德国侵占，钱秀玲曾营救过近百名反纳粹的比利时人。二战后，为表彰其义举，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勋章”。曾有多名为她所救的埃克兴市市民，将市中心一条大道命名为“钱夫人”路。

亚历山大·恩斯特·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冯·法肯豪森男爵（德语：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Freiherr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步兵上将，同时亦是一位积极的反纳粹分子，与中华民国政府渊源甚深。

法肯豪森于1935年3月接替汉斯·冯·塞克特，任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最后一任领导人，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初期战事贡献颇多，直到1938年德国政府决定联日弃华而奉召回国，担任第4军区司令。1940年在德国占领比利时与法国后，法肯豪森被任命为比利时占领区军政府司令官，期间与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暗中抗衡，采取相对温和的占领政策，但对比利时境内发生的屠杀和犹太人遭受的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钱卓伦（1889年—1967年3月5日），字企裴，号延斐，江苏宜兴人。中国国民党军将领 。毕业于江苏陆军速成学校第二期、陆军大学第十期。曾历任排、连、营长及处长等职。1929年任参谋本部高参。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高参。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江宁区要塞司令部司令、广州行营第一厅厅长。1936年任少将，同年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处长、副厅长、人事部长兼中央训练团军队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保定行营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副参谋长，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铃叙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等职。1938年授中将。1946年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同年11月调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9年去台湾后，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高级参谋，兼“国防部”驻台办事处主任。

原文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6月24日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他赠送了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小说取材于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请它的作者讲述小说背后的真实故事……

　　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1943年3月12日，比利时一个叫艾尔伯蒙的偏僻小村。

　　一个充满阴霾的早晨，从广场上传来一阵悲绝的哭声，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向广场跑去，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扑倒在一张布告前，痛不欲生。

　　布告上面写着：3天后，将对本村反战青年罗杰执行绞刑，绞刑地点就在村中的广场上，全体村民必须参加！

　　绝望、恐惧、哭喊、不知所措，撕扯着每个人的神经，小村陷入了灭顶般的绝望与恐慌之中。

　　罗杰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在村里口碑极好，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警察。未婚妻是一名小学教师。两个年轻人已经定好婚期，几天后，就将走进教堂举行婚礼。这张绞刑布告瞬间撕碎了美好愿望，等待小伙子的不是婚礼，而是绞刑架。上帝留给小伙子的时间只有3天了！

　　罗杰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他在铁路线上偷偷埋地雷，准备炸毁德军军列，被盖世太保发现了。

　　罗杰被逮捕后，其父亲四处求情，连比利时国王都找了。国王和王后出面，找到布鲁塞尔的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为罗杰说情，遭到了米哈耶上校的拒绝。罗杰父母悲痛欲绝。全村民众纷纷跑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就在这时，一位身材瘦小、长相美丽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众人面前，说：“请大家不要难过，我想办法去救罗杰！”她就是国民党将军钱卓伦的堂妹钱秀玲，一位毕业于鲁汶大学化学系的博士。

　　一个无职无权的中国女人，有什么办法能救罗杰？

　　“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

　　钱秀玲，1913年3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宜兴王婆桥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绅士家庭。这个家庭曾出过两名国民党将军，出了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8位博士。钱秀玲兄姊3人，她是最小的幺妹，聪明过人。1929年11月3日，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来留学的权利，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比利时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1933年她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的成绩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心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1935年10月27日，她与深深相爱的恋人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在他们长达60年的爱情生涯中，共生育了5个子女。

　　婚后，她和丈夫原本决定回中国定居。可是，就在俩人辞去布鲁塞尔的工作，准备启程回国之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回国计划，也踏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之梦。她只好随同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

　　1943年3月12日早晨，看到绞刑布告，钱秀玲忽然想到一个人——

　　3年前，纳粹德军占领比利时不久，她在报上第一次见到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觉得这人好像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她急忙给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信，问堂兄，这位法肯豪森将军，是不是曾给蒋介石当军事顾问团长的人？如果是他，他能不能把他所了解的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如果是那样，中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

　　钱卓伦回信说：“法肯豪森虽然是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信中还说，法肯豪森将军是他要好的朋友，她有事情尽可以去找他，他一定会热情帮忙。

　　村民们听完钱秀玲的叙述，虽然半信半疑，但毕竟看到一丝希望，只好死马当成活马治了。

　　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3月12日，正是钱秀玲的30岁生日，她是在为拯救他人生命的劳顿中度过的。火车总是走走停停，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布鲁塞尔。她领着儿子匆匆来到一位华人朋友家里。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的电话。法肯豪森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让她上午来塞内弗城堡见他。钱秀玲急忙请朋友找来一辆汽车，前往布鲁塞尔郊外的塞内弗城堡。

　　上午11点15分，钱秀玲来到戒备森严、卫兵林立的城堡门前，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穿过二楼宽敞的、坐着许多官员的候客大厅，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走进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办公室……

　　只见一位身板挺拔、军装笔挺，长着一双深邃眼睛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用法语礼貌地问候：“您好，法肯豪森将军，打扰了。”

　　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而是问她：“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急忙说：“听卓伦堂兄说，您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事情是这样的……我所居住的艾尔伯蒙村，有一个叫罗杰的青年，被盖世太保抓走了，他们贴出布告，3天后要绞死他。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请您看在全村父老乡亲及罗杰父母的情面上，救救他吧！他才二十几岁，正准备结婚呢！对此，我们全村民众对您将不胜感激！”

　　她拿出村民联名写的求情信，捧到法肯豪森的面前。

　　法肯豪森迅速浏览着信件，钱秀玲的心一直在嗓子眼上悬着。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时，她听到法肯豪森说：“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的！你回去等候消息吧。”

　　3天后，果然传来消息，罗杰的死刑被改判成苦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去干苦力。就在同一天，被押在比利时波依隆小镇的另一名也叫罗杰的死刑犯，因同名而获释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利时到处都在悄悄传颂着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而且越传越神。原本并不出名的偏僻小村艾尔伯蒙，引起了比利时人的极大关注，白兰芝诊所，则成了比利时反战人士的“救难所”。中国女人，则成了反战志士的“大救星”！

　　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前来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她经常把孩子扔给丈夫，独自一人奔赴布鲁塞尔。

　　命悬一线的96名人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素不相识的反战志士，在他们两人无言的默契中，在他们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当中，获得了新生。两个人，一个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纳粹德国的将军；一个却是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本着人类崇高的正义，本着人性的善良，全力营救着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比利时人。

　　他们冒死营救的最后一批人质是96人。

　　1944年6月9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3天深夜。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相拥着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俩急忙下地，趴着窗子往外看，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3个穿戴普通、风尘仆仆的青年，焦急地站在门口。

　　白兰芝医生打开门，让3个青年进来。原来，就在昨天，距离布鲁塞尔60公里的艾克兴市，发生了一起枪杀了3名盖世太保官员的事件。其中就有布鲁塞尔盖世太保头子米哈耶上校。

　　事情是这样的，6月2日，盖世太保在艾克兴市逮捕了一个叫让比艾尔嘎里的地下游击队领袖及他的两个女儿，对父女3人用尽各种刑罚，他们始终不肯交出电台及地下游击队住所。6月8日下午，盖世太保头子把游击队领袖押回艾克兴市住所，企图通过他查出电台和游击队的去处。游击队领袖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但通往地下游击队的秘密通道却完好无损。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押着游击队领袖开车返回布鲁塞尔监狱。汽车驶到艾克兴市中心广场，突然枪声大作，3名盖世太保头目当场毙命。只有一个胳膊受伤的司机侥幸逃跑，随即引来一场疯狂的报复！

　　第二天，也就是6月9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当人质，声称：“36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36小时之后，将开始枪毙96名人质，每次毙15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盖世太保将96名人质关进布鲁塞尔监狱。艾克兴市笼罩在一片悲绝的哭声中。这时，有人忽然想到那个传说中的中国女人。

　　“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

　　面对3个陌生人的到来，钱秀玲感到十分为难。

　　她说法肯豪森的处境很难了，1944年2月，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家属来找她，求她出面去营救医生。她去找法肯豪森。法肯豪森没有出面，派秘书接待她，说法肯豪森将军遇到了麻烦，不便见她，法肯豪森将军让转告她，请她再不要来找将军了，将军的处境已经无法帮助她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肯豪森还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位医生由死刑改判成了苦役。

　　3个年轻人哀求说：“钱女士，请您看在96条生命、96个家庭的情面上，请您无论如何再跑一趟吧！即使没有希望，也求您做最后一次努力吧！”

　　听到3个年轻人的恳求，她对丈夫说：“亲爱的，我必须去跑一趟，否则，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的。”

　　白兰芝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为有这样的妻子而感到骄傲，但他为妻子及腹中的小生命担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久，双方激战正酣。炮弹可不会因为你的善良就可怜你。他只好向3个年轻人发出死令：“你们必须把我的妻子平安地送回我到身边！”他叮嘱妻子：“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呀！我和孩子都在家里等你，盼望你平安归来呢。”

　　就这样，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甲壳虫般的雪铁龙，装豆包似地挤满了4个人，一个是怀有5个月身孕的中国妇女，3个是人高马大的比利时男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炸飞的危险，颠簸在比利时的夜幕下，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向着160公里外的艾克兴市驶去。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才赶到艾克兴市。此刻，她并不知道法肯豪森将军能否见她，更不知他能否同意帮她？

　　下午，3个青年开车护送钱秀玲，向塞内弗城堡驶去。道路被封，几步一个关卡，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来到塞内弗城堡。钱秀玲急忙让警卫通报法肯豪森将军，说她有要事求见！却迟迟不见回话。钱秀玲心急如焚，她知道，每过一分钟，15名人质距离死亡又近一步！

　　午夜11点30分，法肯豪森的秘书终于来告诉她，法肯豪森将军正在开重要军事会议，脱不开身，让她明天上午11点30分来见将军。

　　“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第二天，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只见法肯豪森跟一位中年将军坐在沙发上，正神秘地交谈着。法肯豪森跟过去判若两人，情绪低落，面容憔悴。

　　她歉意地说：“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妻儿老小，3名盖世太保的官员并不是他们打死的，请您无论如何想法救救他们！”

　　法肯豪森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一下子凉了，心想：完了！法肯豪森将军不可能再帮我救人了！他自己身陷绝境，哪还有心思管人质的事呢？

　　就在她大失所望之际，却听他说道：“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谢谢您，法肯豪森将军！太谢谢您了！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

　　她起身，向法肯豪森深深地鞠了一躬，哽咽道：“法肯豪森将军，我代表96名人质及亲属，真诚地谢谢您！我们将永远感谢您……”

　　法肯豪森却摇摇头：“不用感谢，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那些人本来就不该被处死，他们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战斗，我很敬佩他们！遗憾的是，我没能……好了，就到这里吧。我还要去陪隆美尔将军。再见了，钱女士！”

　　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

　　7月29日，一个叫卡那力斯的长官从柏林来到塞内弗城堡，以通知法肯豪森前去柏林参加军事会议的名义逮捕了他。法肯豪森的秘书当天自杀，66岁的法肯豪森被关进集中营。

　　其实，法肯豪森很早就认清了希特勒，认为希特勒带给德国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秘密组织……

　　1945年5月4日，意大利南提罗尔下多夫监狱的警察头子，宣布将关押的大批犯人全部处死，其中就包括法肯豪森。这时，美国盟军打进来了，法肯豪森侥幸活下来，被盟军继续关押在战俘营里。

　　“钱秀玲之路”

　　1945年7月21日，比利时的国庆日。艾克兴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缅怀英灵、表彰英雄大会。会上，请来了钱秀玲及其全家。她一到来，会场顿时沸腾了。91名(5名死于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质及其亲属，纷纷拥抱他们的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对艾克兴市有着再造之恩。他们说，没有钱秀玲，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就没有他们90多个家庭的新生与团聚！

　　从布鲁塞尔专程赶来的政府官员，代表比利时政府讲话：“多少条生命，都因为钱秀玲女士的努力而幸存下来。多少个家庭，都因为她的奔波而重新获得了团聚！她是比利时人民的英雄，是比利时和中国人民永远的骄傲……”并将一枚国家英雄银质奖章佩戴在钱秀玲胸前。

　　艾克兴市长宣布：“为了让艾克兴市人民永远记住中国人的名字，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钱秀玲女士对艾克兴市的再造之恩，我宣布将抓走96名人质的街道，命名为‘钱秀玲之路’！”

　　后来，我根据钱秀玲和法肯豪森将军的故事为素材，撰写的电视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请来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他在发言时讲道：“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比利时母亲，一位是中国母亲。没有钱秀玲女士，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的父亲就是96名人质之一……”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就是在艾克兴市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就是艾克兴市民。

　　“我要说出这一切！”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3年零8个月的法肯豪森，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比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纷纷要求绞死他。期间，他的妻子维德考帕病逝。

　　钱秀玲前往监狱探监，安慰他：“法肯豪森将军，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相信，比利时很多人都是非常感谢您的。请您相信，比利时人民会公正地对待您，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法肯豪森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家庭，没有财产，只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命，怎么处置都无所谓了。”

　　“法肯豪森将军，您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是否感到后悔？”

　　“不，丝毫不后悔！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如果可能，我还会做得更多些。”

　　“法肯豪森将军，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要发表文章，让全社会都知道您帮我所做的一切！”

　　钱秀玲觉得自己救了许多比利时人，获得了最高荣誉，获得了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法肯豪森将军却被关在监狱里，接受着生死未卜的审判。她像当年营救96名人质一样，立刻行动起来，全力去营救这位纳粹德国的将军！不怕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反战人士联合签名，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

　　我在1948年比利时的报纸上，查到了钱秀玲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

　　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他虽然是纳粹将军，但他是一个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之人。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为法肯豪森大声疾呼

　　钱秀玲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是亲纳粹分子，骂她是假英雄！她的文章却引起了包括法官在内的通达人士的关注，而且打动了一位反战女英雄的心。

　　一位40多岁、身材高挑的女人来找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1926年5月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来离婚了。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被法肯豪森那种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因为她曾被盖世太保逮捕过，是朋友找到法肯豪森求情救了她。她疯狂地爱上了法肯豪森将军，多次跑到监狱去探望他，不让进，她就把食品留给看守。西西拉温特请钱秀玲转交给法肯豪森一封信，说她爱他，无论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钱秀玲将这封信交给了法肯豪森。法肯豪森却摇摇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呢？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的证言都对法肯豪森不利。

　　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说：“尊敬的法官大人，这位德国将军不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他从人道主义出发，从1943年我第一次去找他开始，他一次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想出种种办法，赦免了许多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战士，拯救了许多反战志士的生命！就在他被撤职的前一个月，他还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拯救了96名人质……”

　　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艾克兴市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

　　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法肯豪森那颗心灰意冷的心。这不仅是为他呼唤公正的判决，更给他万念俱灰的心灵带来莫大慰藉！使他感到人世间尚有真情与友谊，让他感受到世间尚有正义的呼声！

　　结局

　　1951年3月9日，在监狱里关押了7个年头的法肯豪森将军，等来了最后的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

　　半个月之后，他却被告知：“法肯豪森将军，你可以出狱了。”

　　原来，比利时与德国的关系缓和了，法肯豪森将军提前获释了。

　　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一心要嫁给他的西西拉温特，回到了德国波恩，后来搬到拿骚市，直到1966年病逝，享年88岁。

　　钱秀玲后来从事过化学研究工作，开过中国餐馆，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起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出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这故事告诉人们：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却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它还告诉世界：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不仅在亚洲战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欧洲战场上也做出了贡献！

       来源：人民政协报 张雅文

　　作者小传：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百佳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

《钢琴教师》（德语：Die Klavierspielerin、英语：The Piano Teacher）是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的作品，发表于1983年。《钢琴教师》也是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首部翻译成英语的小说^[1]。《钢琴教师》是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半自传体小说^[2]，也是她最具争议的一部作品。

Die Klavierspielerin ist ein Roman der österreichischen Schriftstellerin Elfriede Jelinek, der 1983 im Rowohlt Verlag veröffentlicht wurde.

Wie der Stahl gehärtet wurde (russ.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Kak sakaljalas stal; wiss. Transliteration Kak zakaljalas’ stal’) ist ein Roman des sowjetischen Schriftstellers Nikolai Alexejewitsch Ostrowski. Er ist eines der bekanntesten Beispiele für die Literatur des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und hat nach Einschätzung des 1963 erschienenen DDR-Lexikons der Weltliteratur „bei der sozialistischen Erziehung in der Sowjetunion und bei der sozialistischen Bewußtseinsbildung der fortschrittlichen Jugend in der ganzen Welt eine bedeutende Rolle gespielt.“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语：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33年写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讲述了保尔·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的成长历程。本书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为苏联红军骑兵服役，在1920年秋于波苏战争的战斗中负重伤，23岁时全身瘫痪，24岁时双目失明、脊椎硬化。但其毅力惊人，凭着口述请人纪录写成这部基于本人经历的长篇小说。  小说写成后被出版社多次退稿，后经朋友们的努力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分11期于1932年至1934年连载发表。小说受到评论界的冷遇，但得到了广大苏联读者的追捧。1935年马克·科利佐夫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介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报道，造成全国轰动。同年10月，奥斯特洛夫斯基授予国家级最高荣誉列宁勋章。在之后的两年，小说以各种语言重印重版了五十次。

《高加索灰栏记》（德语：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是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戏剧，于1948年首演，素材源自中国元代李潜夫所作杂剧《灰栏记》。本剧采用戏中戏的结构，故事发生于格鲁吉亚，主要讲述一位女佣救下总督的儿子后发生的故事^[1]。本剧被广泛认为是布莱希特的代表作品之一。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Theaterstück: ein Vorspiel und fünf Akte, Drama und Verse) von Bertolt Brecht entstand 1944/45 in Santa Monica (USA) und wurde am 4. Mai 1948 in Northfield (Minnesota) im Nourse Little Theatre, Carleton College, uraufgeführt. Erst am 7. Oktober 1954 kam es im Theater am Schiffbauerdamm in Berlin zu der ersten Aufführung des Stückes in deutscher Sprache, mit Helene Weigel in der Hauptrolle. Der Erstdruck war in Sinn und Form 1. Sonderheft Bertolt Brecht, Berlin 1949; die Erstausgabe in Stücke Bd. 10, Berlin 1954; Mitarbeit: Ruth Berlau; Musik: Paul Dessau.

《高卢战记》（拉丁语：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凯撒描述自己从前58年到前50年担任高卢行省省长时遭遇到种种事件的随记。

全书共分成8卷，每章各描述整年凯撒遭遇的种种大事，其中包括战事、举办祭典、巡回裁判等行省大事。前七卷（即前58年至前52年这七年）为凯撒本人亲笔著作，最后一卷（即前51年与前50年这两年）则由凯撒的幕僚兼好友奥卢斯·伊尔久斯（Aulus Hirtius）补充。

公元前52年—前51年，凯撒压制住高卢领袖——维钦托利所发起的联合作战，高卢基本平定。而同时他在罗马的政治地位也开始动摇，前三头同盟之一的克拉苏于安息战死，庞培表面虽没跟凯撒决裂，却在共和派元老贵族指摘凯撒时不为其辩护而袖手旁观。《高卢战记》即是凯撒为了反驳共和派元老的政治攻击，并作为自己在罗马的拥护者的宣传守则。书中对于每次战事不得不爆发的原因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用以辩护凯撒多次违反了他自己在担任罗马执政官时通过的《尤理亚反贿赂法》的问题。

Als 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 (deutsch Bericht über den Gallischen Krieg) oder De bello Gallico (deutsch Vom Gallischen Kriege, Über den Gallischen Krieg) wird ein Bericht des römischen Feldherrn Gaius Iulius Caesar über den Gallischen Krieg (58 bis 51/50 v. Chr.) bezeichnet. Der Name Commentarii ist indirekt aus mehreren antiken Berichten belegt. Demnach hatte Caesar sein Werk Commentarii rerum gestarum Galliae (lat. Berichte zu den Errungenschaften in Gallien) bzw. Commentarii Gallici belli (lat. Chroniken des Gallischen Krieges) genannt.^[1] Das Werk stellt die Hauptquelle zu Caesars Feldzügen dar, ist allerdings von starken Eigeninteressen des Verfassers geprägt und daher als objektive historische Quelle umstritten. In literarischer Hinsicht ist das Werk ebenfalls von großer Bedeutung. Es entwickelte eine erhebliche Breitenwirkung und gehört bis heute zum Hauptkanon der lateinischen Literatur.

Gottfried Keller (* 19. Juli 1819 in Zürich; † 15. Juli 1890 in Zürich) war ein Schweizer Dichter. Keller verlor mit fünf Jahren seinen Vater und wurde mit fünfzehn wegen eines Jugendstreichs von der höheren Schulbildung ausgeschlossen. Vor die Berufswahl gestellt, entschied er sich für die Landschaftsmalerei. 1840 zog er nach München um sich im Umkreis der Kunstakademie weiter auszubilden. Von dort kehrte er nach zwei Jahren erfolglos in seine Vaterstadt zurück, wo er unter dem Eindruck der politischen Lyrik des Vormärz seine dichterische Begabung entdeckte und betätigte. Als Stipendiat der Regierung des Kantons Zürich wandte er sich 1848 nach Heidelberg und 1850 weiter nach Berlin. Dort entstand die Erstfassung seines Romans Der grüne Heinrich und der ersten Band seines Novellenzyklus Die Leute von Seldwyla (mit Romeo und Julia auf dem Dorfe und Die drei gerechten Kammmacher). Diese Werke begründeten sein Ansehen als Schriftsteller, gewährten ihm jedoch kein ausreichendes Einkommen. Ab 1856 lebte er bei Mutter und Schwester in Zürich und arbeitete weiter an den in Berlin entstandenen Entwürfen. In dieser Zeit erschien von ihm neben Festgedichten die Erzählung Das Fähnlein der sieben Aufrechten, die er später in den Zyklus Züricher Novellen aufnahm. 1861 berief ihn die Regierung zum Staatsschreiber des Kantons Zürich, ein Amt, das er bis 1876 bekleidete, das ihn der Geldsorgen enthob, ihm aber zehn Jahre lang kaum Zeit zu literarischer Tätigkeit ließ. Im letzten Drittel seiner Amtszeit vollendete er die Sieben Legenden und den zweiten Band der Leute von Seldwyla (mit Kleider machen Leute); nach der Niederlegung des Amtes die Züricher Novellen, die zweite Fassung des Grünen Heinrich, den Novellenzyklus Das Sinngedicht und den Roman Martin Salander.

Keller beschloss sein Leben als einer der erfolgreichsten deutschsprachigen Schriftsteller des 19. Jahrhunderts. Er gilt als Meister der Novellendichtung und als einer der bedeutendsten Erzähler des bürgerlichen Realismus.

戈特弗雷德·凯勒（德語：Gottfried Keller，1819年7月19日—1890年7月15日），瑞士诗人、小说家，19世纪德语文学“诗意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凯勒年轻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其诗歌充满革命热情。激励了许多音乐家将其改编成音乐。其以小说集《塞尔德维拉的人们》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人物丰富多彩，细节描写丰富生动，批判了社会风气对人民淳朴天性的腐蚀，特别是其中的《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已成为德语文学中的杰作。凯勒的长篇代表作《绿衣亨利》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流露出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被认为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姊妹篇。

Gao Xingjian (chinesisch 高行健, Pinyin Gāo Xíngjiàn; * 4. Januar 1940 in Ganzhou, Provinz Jiangxi) ist ein chinesischstämmiger Erzähler, Übersetzer, Dramatiker, Regisseur, Kritiker und Künstler mit französischer Staatsangehörigkeit. Im Jahr 2000 erhielt er den Nobelpreis für Literatur.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江西赣州出生，法籍华裔剧作家、小说家、画家、戏剧和电影导演、摄影家，1980年代末前往欧洲，现为法国公民。因“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而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亦是翻译家，尤著于翻译塞缪尔·贝克特和欧仁·尤内斯库的作品。而当中的意识流作品及当中的流亡意识对其他作家有很大的启发^[2]。

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 (* 15. November 1862 in Ober Salzbrunn in Schlesien; † 6. Juni 1946 in Agnetendorf/Agnieszków in Schlesien) war ein deutscher Dramatiker und Schriftsteller. Er gilt als der bedeutendste deutsche Vertreter des Naturalismus, hat aber auch andere Stilrichtungen in sein Schaffen integriert. 1912 erhielt er den Nobelpreis für Literatur.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 22. Januar 1729 in Kamenz, Markgraftum Oberlausitz; † 15. Februar 1781 in Braunschweig) war ein bedeutender Dichter der Aufklärung. Mit seinen Dramen und seinen theoretischen Schriften, die vor allem dem Toleranzgedanken verpflichtet sind, hat dieser Aufklärer der weiteren Entwicklung des Theaters einen wesentlichen Weg gewiesen und die öffentliche Wirkung von Literatur nachhaltig beeinflusst. Lessing ist der erste deutsche Dramatiker, dessen Werk bis heute ununterbrochen in den Theatern aufgeführt wird.

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德語：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年1月22日—1781年2月15日），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剧作和理论著作对后世德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莱辛处在普鲁士在弗利特利希二世统治下迅速进行军国主义化的时代，亲历过德国在英国怂恿和支援之下打法国的七年战争（1756—1763）。当时德国 封建势力的残酷和腐败日益暴露，资产阶级也日益觉醒。他以高度的要求改革现状的爱国热忱，坚忍不懈的努力和犀利的文笔，向德国腐朽势力进行全面的进攻：在 《爱米丽亚·迦洛蒂》剧本里揭露德国封建暴主的荒淫和残暴，在《明娜·冯·巴恩赫姆》剧本里“鞭挞专制制度最致命的地方”（梅林语），即普鲁士的军国主义 的残酷；在《反歌茨》论文和《智者纳旦》剧本里攻击路德正统派的教义，提出当时资产阶级的在宗教上的“宽容”和团结的理想，在《文学书简》和《汉堡剧评》 里痛击高特雪特从法国贩来的新古典主义。他毕生不遗余力地做“启蒙”的工作，特别是企图通过民族戏剧的建立，来唤醒当代德国人，为扫除旧势力和民族统一进 行准备。 　　就美学领域来说，莱辛的贡献主要在两方面：首先是通过他的名著《拉奥孔》，他指出诗和画的界限，纠正了屈黎西派提倡描绘体诗的偏向和文克尔曼的古典艺 术特点在静穆的片面看法，把人的动作提到首位，建立了美学中人本主义的理想。其次，通过他的《文学书简》和《汉堡剧评》，和法国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互相呼 应，建立了市民戏剧的理论和一般文学的现实主义的理论。

Der Canzoniere (Liedersammlung) [kantsoˈnjɛːre] (lateinischer Originaltitel Rerum vulgarium fragmenta, dt. ‚Bruchstücke volkssprachlicher Dinge‘^[1]) ist eine Sammlung von italienischen Sonetten und Kanzonen, in denen Francesco Petrarca seiner Liebe zu Laura und seiner Trauer über ihren Tod im Jahr 1348 Ausdruck verleiht.

Der Zyklus besteht aus 366 Gedichten: 317 Sonetten, 29 Kanzonen, 9 Sestinen, 7 Balladen und 4 Madrigalen. Er enthält nicht alle Gedichte von Petrarca, sondern diejenigen, die er sorgfältig auswählte. Andere (sogenannte extravagantes) sind verlorengegangen oder wurden in andere Schriften eingefügt. Die Sammlung wurde von den Verlegern zweigeteilt: Gedichte, die zu Lebzeiten Madonna Lauras und solche, die nach ihrem Tod entstanden. Die Forschung^[2] datiert die ältesten Fassungen einiger Texte auf 1327 (Jahr der Begegnung in Avignon mit ‚Laura‘, Pseudonym gemäß antiker Tradition für – sehr wahrscheinlich – eine reale Dame); die meisten Gedichte sind nach dem Codex Vaticanus 3196 von 1336 bis 1369 entstanden.

Der Canzoniere ist eines der drei grundlegenden und vorbildhaften Meisterwerke, auf die in der italienischen Literatur seither immer wieder Bezug genommen wird: Dantes Commedia, Petrarcas Canzoniere und Boccaccios Decameron.^[3]

《歌本》（意大利文：Il Canzoniere，英文：Song Book），又称《薄雾集》或《雾凇稀疏》（意大利文：Rime Sparse），但最初的题目为《Rerum vulgarium fragmenta》。是一本诗集，由意大利诗人、人文主义作家法兰西斯科·佩脱拉克编辑而成。

1327年，一位名为劳拉的女士在亚维侬的圣克莱教堂（Sainte-Claire）出演 Rime sparse（“离散的旋律”）的身影，激起了他持续很久的创作冲动。于是，他写了366首诗，其中大部分为十四行诗，占317首。^[1]后来的那些沿袭他风格的文艺复兴诗人把这366首诗的合集称为《歌本》。^[2]虽然佩脱拉克常用拉丁文写作，并认为意大利语用于吟诗作文还不够成熟，但《歌本》的语言却使用意大利市井常用的白话。